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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宝勇:在比较中理解和坚持新型政党制度
2018年06月11日 14:40
柴宝勇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公共管理系主任
(“坚持和发展新型政党制度”学术论坛上的主题发言)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各位同志、各位同学:
我非常荣幸今天能有机会在北京市委党校就新型政党制度与大家做一个交流和分享。
今天在座的既有著作等身的学界前辈,也有冉冉升起的学界新星;还有既有理论水平、又有丰富实践的各级党政干部,所以我在这里做发言也是诚惶诚恐,权当是抛砖引玉,就我自己对新型政党制度的观察和思考提出一些个人的看法,供大家参考,也欢迎大家批评指正。
我今天给大家主要汇报交流三个问题。第一,如何理解新型政党制度,即新型政党制度的多维度分析;第二,新型政党制度面临的挑战和问题;第三,如何进一步坚持和完善新型政党制度。第二、三个问题,其实不同的学者、不同的专家,从事不同行业、不同领域的人可能都有不同的看法。所以,这两个问题我集中于一点,以政党认同理论作为分析工具,从这个点切入来谈新型政党制度所面临的问题,以及在此基础之上如何进一步坚持和完善新型政党制度。
一、如何理解新型政党制度
2018年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民盟、致公党、无党派人士、侨联界的委员,参加联组会,听取意见和建议的时候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我国一项基本的政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伟大政治创造,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新型政党制度。这应该是我们的国家领导人第一次这么鲜明地提出“新型政党制度”这个词,但是这个制度自1949年就已经建立起来了,并逐步发展。只不过我们用“新型政党制度”这个词去概括它,应该说这是第一次。
为什么说它是新型的呢?因为它有“三新”。第一个“新”就新在它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能够真实、广泛、持久代表和实现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全国各族各界根本利益,有效避免了旧式政党制度代表少数人、少数利益集团的弊端。第二个“新”就新在它把各个政党和无党派人士紧密团结起来、为着共同目标而奋斗,有效避免了一党缺乏监督或者多党轮流坐庄、恶性竞争的弊端。第三个“新”就新在它通过制度化、程序化、规范化的安排集中各种意见和建议、推动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有效避免了旧式政党制度囿于党派利益、阶级利益、区域和集团利益决策施政导致社会撕裂的弊端。有的学者也解读为:第一个“新”是新在利益代表;第二个“新”是新在功能;第三个“新”是新在效果。
《中国纪检监察报》曾约我写一篇文章,谈一谈新型政党制度以及怎么样来理解新型政党制度。我就写了《在比较中理解和坚持新型政党制度》这篇文章。我大概从五个维度给大家详尽解释为什么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新型政党制度。第一,结构的维度;第二,历史的维度;第三,理论的维度;第四,文化的维度;第五,功能的维度。
第一,从制度结构来看,我们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跟旧型政党制度尤其是跟西方政党制度做一下对比,会发现:西方以竞争性选举为主的多党轮替的政党制度,我们称之为旧型政党制度。而新型政党制度的结构特征就是“领导”与“合作”,这是我们理解新型政党制度的“结构之维”。在西方竞争性的选举中,西方的政党结构体系是什么呢?第一,它是多元的,没有领导党,没有一个党是处于领导地位的。第二,它是竞争的,政党之间相互攻击、相互对立、相互辱骂,甚至为了相互区分、相互对抗而对抗。一句话,它们是“多元”与“竞争”的。而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第一个结构特征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中国的政党制度,中国共产党也是要领导的。第二个词是“合作”,就是“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中国的政党关系中没有反对党,只有领导党和被领导党,只有执政党和参政党,这是特殊语境中的政党概念,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之间是一种合作关系。所以,“领导”与“合作”应该是新型政党制度结构的一体两面,在这个意义上就与西方政党结构当中的“多元”和“竞争”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这就是我所理解的新型政党制度的“结构之维”。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或者中国的这种政党结构,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显著、最鲜明的一个体现,所以它是一个基本的政治制度。
当然,我们还可以再扩展一下。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是维护人民根本利益的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这实际上跟我们的新型政党制度是密切相关的。尤其是最后一个“最管用”是国家治理和政党治理的一个效用问题。世界上有十几个人口过亿的国家,有发达国家,有发展中国家,而中国的治理绩效至少在发展中国家甚至在一些西方国家中,应该是非常值得赞许的。当然,西方国家也面临一些治理困境。
第二,从历史的角度看,新型政党制度的形成发展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必然的选择。这是我们理解新型政党制度的“历史之维”。自鸦片战争以来,为了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人民幸福,中国人探索过很多道路,像林则徐、洪秀全、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他们代表着不同阶层对中国政治架构、政治革新的思考,但最后都归于失败。我们也学习过西方的技术、制度、文化,但都遭到现实的冲击而流产。在政党制度的建设上,辛亥革命之后,我们也出现过一些理想主义者从西方世界的经验出发,认为我们的理想模式是两党竞争,进而开展了组建两党政党的活动,但最后也失败了。抗日战争之后,中间党派推行所谓的“中间路线”,也想搞两党的竞争性政党制度,最后以失败告终,中间党派自身也发生了分化。所以,从历史的角度,我们可以下一个结论:新型政党制度是中国人民历经劫难、屡次试错后的最终坚定而又慎重的历史选择。
当然,可能我们要问,历史不能决定未来。有的历史虚无主义者说,历史既不能证伪,也不能证明。这太极端了。如果历史既不能证伪,也不能证明的话,那么社会科学存在的意义都有问题。但是,我们还是要思考历史背后所蕴藏的理论问题到底是什么。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上的高歌猛进带来了政治上的一些改变。一些学者也好,思想家也好,或者是一些从其他角度来思考中国政治问题的人,他们认为按照自由主义的模式来讲,我们的改革应该是一种四元模式的改革。也就是说,按照西方的模式来讲,国家是主权的拥有者;政府是主权的行使者;社会是人类联合的共同体;政党是社会组织的一种,就像工青妇一样都是社会组织。政党通过控制政府来实现国家和社会之间的互动,这是一种典型的西方世界的自由主义的思维模式。那么,政党会退出社会吗?我认为这也是自由主义的幻象。有些学者老是看到西方所谓的建筑上面的高塔多么辉煌壮丽,而不去看他们的地基,这是一种教条主义。那么,中国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有学者谈到,中国已经做得很好了,已经做得很对了,但老是被西方人说我们做错了。我也很赞同这个说法。之所以这样,就是因为我们的话语体系还没有建立起来。因此,我们要建构自己的话语体系,找到我们的政党存在的理论根基。实际上,西方政党是国家先于政党,在基本的宪政结构下,新兴资本主义和旧的贵族以及新兴资本主义之间为了争夺国家领导权,不至于实现国家的分裂,便有了这种妥协的竞争性的政党政治。而中国共产党是先于国家出现的,它是以政党的力量去建构一个新国家为己任的使命型政党,与选举型政党是有着本质上的区别的。在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把它理解成一个执政集团也是可以的,它担负着为民族谋复兴、为人民谋幸福的双重使命。不同的政党责任和价值观念、不同的阶级性质,从根本上决定了政党与政府、政党与社会的不同的关系模式,就形成了与西方截然不同的政党制度,所以中西方自然驶向了不同的历史发展轨道。所以,这是我们坚持新型政党制度的一个理论基础,也是我们发展和完善新型政党制度的一个理论基础,我们必须基于这样一个理论和现实去完善。这是第三个维度,是我们理解新型政党制度的“理论之维”。
第四,从文化的角度来看,新型政党制度内在地契合了中国和合的文化传统,这是我们理解新型政党制度的“文化之维”。新型政党制度的形成与文化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一个国家为什么会形成这种政党制度,为什么会形成那样的政党制度?即便是多党竞争的制度,法国、德国、日本也都不一样,为什么?除了所谓的选举制度的差异之外,我觉得更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文化的差异。比如说,同样是竞争性的政党制度,法兰西民族追求浪漫的民族性格形成了他们独特的变动频仍而又对抗激烈的政党两极化;日本之所以会形成所谓的“一党独大”的政党格局,与日本大和民族“菊”与“刀”的双重性格也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俄罗斯的政党之所以处于政治的边缘地位,与俄罗斯人对权威和大国的迷恋产生的宁可相信“政治强人”而不相信“政党力量”的政治观念有关系。那么,新型政党制度所形成的文化基因是什么呢?我想就是“和合”文化。
实际上,习近平总书记不止一次地提到和合文化。在《之江新语》中,他谈到了和合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精髓之一。“和”是什么呢?和谐、和平、中和。“合”是什么呢?汇合、融合、联合。这种贵和尚中、善解能容、厚德载物、和而不同的宽容品格是我们民族所追求的一种文化理念,也是在新型政党制度上的一种体现。就如同有些国际学者讲的那样,中华民族是一个尚和的、包容的民族,作为中国的敌人很安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和”文化源远流长,蕴涵着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协和万邦的国际观、和而不同的社会观、人心和善的道德观。所以,我们说和合文化对新型政党制度的形成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
如果我们再把这个问题扩展一下,如何去建构新型政党制度的话语体系?我认为需要从两个方面去思考、去寻找素材。一个方面,要从中国丰富生动的政治实践中去寻找,就是我们的政治实践,比如参政党、两会、政治协商这些政治实践,以及制度文本。当然,制度文本要基于实践,更要高于实践,产生一种内生性的理论。另一个方面,要从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当中去寻找,就是要善于从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中去寻找我们的话语体系及其概念、理论、制度、实践的支撑。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就像习近平总书记经常谈到的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等。当然,这些文化有时候当代人去理解时,会赋予它一些特有的含义。其实,任何一个社会人去理解的时候都脱离不了他所处的情境。我前段时间在做一个课题,关于新型政党制度形成的传统文化基因,我从中提炼了几个概念。我认为这几个传统概念对新型政党制度的形成很重要。一个是“多元一体”,它构成了塑造新型政党制度内在结构的重要因素。多元一体不仅仅是中华民族的特征概括,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也有一种内在的契合性。二是传统的“天下为公”的理念。这种理念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有着一种明显的契合。三是“兼容并包”,这种文化传统跟我们执政党所代表的利益基础、群众基础是密切相关、内在契合的。四是“和合文化”,它塑造了执政党和参政党内在之间逻辑关系的文化基因。这四个方面的传统文化基因对新型政党制度产生影响。
第五,从制度功能的角度看,新型政党制度的产生与发展具有民主的真实性、治理的有效性和决策的科学性,这是我们理解新型政党制度的“功能之维”。
新型政党制度具有民主的真实性。西方之所以攻击中国政党,就在于他们以竞争性的政党制度来衡量一个国家是不是民主。他们的民主有很鲜明的制度取向或价值取向,或者他们认为竞争性的选举、多党轮替构成了民主制度的核心。我们要破除这种理念,树立一种民主的价值论。衡量一种政党制度是不是民主政治的实现形式,关键不在于政党制度自身的形式是不是竞争性的,而在于它是否反映并实现了民主的价值和内容。也就是说,我们要用价值和内容来衡量形式,而不能用形式来衡量内容。一种事物可以有不同的形式,但关键的价值和内容却只有一个,它决定了事物的本质。那么,民主的价值和本质是什么呢?共产党、马克思主义者坚信:我们的民主一定要保证公民的权利,实现公民的自治和参与,并最终实现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在这个方面,中国共产党也是一直基于这样的认识和高度去做的。所以,我们要理解新型政党制度,建构我们的话语体系,首先要坚持民主价值。第二个要坚持的是人民中心论。实际上,我们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从毛泽东同志那一代一直在坚持这一点。习近平总书记也特别强调人民的主体地位和人民中心论。他刚刚当选为总书记之后就指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他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中多次提到“人民”,如:“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是真正的英雄”“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有人统计,4000多字中他84次提到“人民”。这套话语体系,我们如果能够好好建构的话,便能够使我们区分于所谓的西方精英的话语体系。西方的政党制度貌似很民主,但实际上它是政治精英、知识精英和经济精英联合起来愚弄大众的一种形式而已。
新型政党制度还具有治理的有效性。关于治理,其实应该有一套衡量的工具。经济发展、社会福利,包括对安全的感受,如果多个维度来衡量的话,我们的治理绩效还是很好的,而且避免了西方由于政党轮替所带来的政策的不稳定性。当然现在不太明显,但是在以前意识形态比较分化的时候,左翼政党大规模地国有化,右翼政党大规模地私有化,在政策的反复之间,无形当中造成很大的浪费。这是理解新型政党制度的“功能之维”。
当然,新型政党制度有很大的优越性,但也要避免把我们理论上的优势跟西方实践上的优势相比较。我们一定要科学地比较——理论和理论相比较,实践和实践相比较,制度和制度相比较。另外,我们也要考虑新型政党制度在发展过程中哪些地方需要进一步完善。我们现在谈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我认为它的核心就是政党治理的现代化。政党组织自身现代化了,政党组织与社会、国家、其他组织的关系理顺了,这是我们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个前提,是顶层设计。
有人说美国一拍电影都是未来战争,什么《星球大战》,说美国人看不清楚过去,说他们历史很短。也有人说中国人一拍电影都是宫廷剧、历史剧,说中国人看不清楚未来。这个说法虽然非常极端,但也提醒我们,一定要在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来思考中国的政党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问题。
党的十九大报告在关于文化自信的部分,提到了“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这样几个词,我认为非常好,我觉得这三个词也可以用在新型政党制度的完善上。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既要反对“左”,也要反对右。
二、新型政党制度面临的挑战和问题
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做不同的解读和理解,做不同的分析。
如果从系统论的角度来讲,我们可以有对外和对内两个方面。对外,我们面临着国外的尤其是西方国家对新型政党制度的误解、非议乃至责难。刚才我也提到了这个问题。西方国家用他们的标准来衡量我们的政党制度。更深层次讲,我们面临着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构建这样一个过程。新型政党话语体系的构建,我认为需要构建一个四个维度的话语体系,就是概念、理论、制度和实践相结合、相衔接的话语体系。我们要有自己的概念、自己的理论和自己的制度,还要有自己的实践。而且这四个维度应该是能够相互解释、相互印证的。我们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学界的话语体系可能跟政界的话语体系有的时候不完全一致、不在一个轨道上,这样的话建立起来就有难度。这是第一个方面。
第二个方面,对内来讲,我们面临的问题、挑战可能就更多了。经济、政治、社会、文化方方面面,比如说经济市场化给我们带来的“四大风险”、“四大考验”,比如说政治民主化所带来的政党与政府、社会关系的改变,民主党派传统的、地域的划分要不要改变?在我们的政治体系下,如何加强民主党派的政治效能、政治功能?我觉得这都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民主党派有三大职能,政治协商、参政议政、民主监督,在这几个方面我们做得到不到位?如何进一步完善这些职能?在社会层面,以前我们是工农商学兵,现在社会阶层分化这么多,我们执政党和参政党能否去兼容,能否真正去代表他们的利益、巩固他们的认同?网络社会的来临,给我们党也带来很多挑战。所以,我们党在面临现代化问题的时候,也会面临西方政党所面临的后现代主义的问题。这些问题不会让你解决完一个问题再解决另一个问题,而是所有的问题都会一起到来。
因为这些问题都非常大,我这里选择一个点来展开,以政党认同理论来分析一下新型政党制度所面临的一些问题。我从博士就开始研究政党认同这个问题,出过一本书叫《政党认同问题研究》。什么是政党认同呢?我认为,政党认同既有理性的因素,又有非理性的因素。简单来讲,就是我们公民也好,党员也好,对政党的一种积极性的心理反映和行为表达。那么我们为什么要认同政党呢?为什么要拥护它、认可它呢?世界各国政党形态不一样,不容易一并去概括。但是,我认为可能有四个主要的形成因素,需要我们去注意。比如说,政党意识形态、政党组织、政党领袖、政党绩效。我这里把意识形态做了一个中性的定义。简单来说,可能是因为这个政党给我一个美好的蓝图,符合我的价值观,我去信仰它;可能是因为这个政党是廉洁的、动员有力的,我去认可它;可能我认为这个政党的领袖是富有魅力的,是有卓著功勋的,我爱屋及乌,去拥护它;也可能因为这个政党发展了经济,保障了我的利益,我由利益到认同。这是我概括的一个理论框架,就是说从四个方面去认同。如果用这个认同理论做一个实证研究的话,你就会发现当今中国在政党认同方面的一些现状和挑战。
我原来做过一个中国共产党执政的青年群众基础的课题。在2013年的时候,我把因为什么因素来认可这个党从认知、情感、评价、行为四个维度进行分类,然后再设计问卷,最后进行一个分析。这里简单地给大家做一个呈现,就会发现我们在坚持和完善新型政党制度方面需要从几个方面去着手的一些问题。
我的这个问卷的对象是青年人,以大学生作为一个基本的样本。懂政治的人知道,青年的政治观念比较激进,大学生在青年当中也是比较激进的。所以我们可以管中窥豹、可见一斑,来分析我们的一些现状。
第一,大学生对政党政治的认同度比较强。那么,认同政党政治是什么?其实,我们可以把政党认同分为三个层次。首先你要认同政党政治,就是你认为在未来发展中政党在政治生活当中是不可替代的。大家认为在中国不存在这样一个问题,认为我们的执政党要长期执政,要带领我们走向一个又一个胜利。但是,在西方竞争性的政党中,这个问题是存在的。上世纪90年代,西方出现了一个明显的所谓政党衰落的论断。大家都认为这个政党有可能不能够代表我的利益了,然后政党认同度就下降了,大家分裂投票增多了,党员人数下降了,这叫政党的衰落。但是,我在做问卷调查的时候,发现在中国不存在这个问题,我们还是认为未来的民主政治的基本类型或者是政治体制的基本类型还是政党政治。
第二,大学生对政党制度的认同还是比较高的。我们做过一些问卷,按照西方政党的分类,展望一国政权的主要政党的数量多少,我们可以分为一党、两党和多党。但是,这种一党、两党、多党的分类方式不适合我们,我们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但是,我们回过头来思考这个问题,当理论不能分析实践的时候,你的分类不能囊括世界上所有的政党的时候,我们会反思是理论错了,而不是实践错了。所以,我们又从政党的内部结构关系去看,竞争性的、垄断性的、合作性的,我们属于合作性的政党关系结构。这样的话,我们再去问学生,我们的现行政党制度是不是符合我们的国情,我们得出的一个基本结论是什么呢?就是大部分的学生对我们的政党制度是非常认可的。
第三,大学生对执政党的认同度比较高,对参政党的认同度明显比较低。大学生对执政党的效能,包括意识形态还是比较认可,但是对于民主党派的认可度比较低。很多学生不知道我们有几个民主党派,不仅仅是学生,甚至是我们的政治学或者其他学科的教授们,都能够把八个民主党派按照顺序说出来吗?我估计也不会太多。能够说出民主党派的指导思想、民主党派的领导人的,肯定就更少了。
第四,你为什么要加入共产党?这里面有很多比如说历史的因素、意识形态的要素、领袖的要素,甚至还有工具性的要素。而其中,带来好处的功利主义的选择占了23.4%,比例最高。所以我写了一篇文章叫《理性与功利:当代大学生政党认同的特征与现状》。大学生在政党认同这个问题上非常理性,但也非常功利。所以,这个问题实际上对我们坚持和完善新型政党制度具有认识基础的作用。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其实原因很简单。第一,改革开放以后,经济的全球化,包括国际形势的变化、国情的变化,对我们的政党制度、政党认同提出了非常严峻的挑战。比如说,意识形态相对多元,冲击了我们认同的意识形态基础。政治民主化的过程是一个政治世俗化和民主化相伴相生的过程。政治世俗化的过程意味着我们更多地以利益作为参与政治的一种动力,而不再盲目地相信某种价值理念或者信仰。而政治民主化的过程使得公民也好,青年也好,越来越相信自己的公民权利,越来越多地对政府的权力可能保有一些警惕,这就使认同教育的难度加大了。第二,新兴阶层的出现、利益集团的分化冲击了我们的社会基础和阶级基础。现在有这么多的社会阶层,工作做起来肯定比以前要复杂得多、困难得多,而且各个阶层的需求跟以前也有明显的不同。70后的农民工,需求可能很简单,他们就想到城市打工,然后回到农村给孩子盖房子、娶媳妇。但是,现在姑且不论90后、00后有没有农民工,如果有的话,他们的要求、权利诉求其实跟上一代已经完全不一样了。第三,社会经济的发展提升了我们对政党的期望值。如果政党不能持续满足这种期望,也会对我们的组织认同和绩效认同产生影响。第四,社会转型期矛盾的加剧,也将对中国共产党的政党组织产生重大的影响。比如说腐败问题。反腐败到底是巩固了认同还是削弱了认同?从长期来看,我认为肯定会巩固我们的新型政党制度、巩固我们的认同。但是从短期来看,我认为还要从不同阶层、不同群体对腐败的认知角度去看,可能对不同阶层来讲是不一样的。
三、进一步坚持和完善新型政党制度
新型政党制度完善的一个基本前提是全面加强党的领导,这肯定是未来的一个发展趋势。全面指的是领域和方面。工农商学兵,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社会组织,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国防各个方面,这是全面的、立体化的。加强指的是向度和力度。以前,领导弱了,现在一定要强起来。领导指的是方式和方法。领导要跟执政区别开来,领导指的是总揽各方。基层组织的党建一定要处理好,做好党建工作的“加减乘除”。“加”是什么?指的是要有抓手。党建+互联网、党建+社工,党建+……。“乘”是什么?指的是要发挥合力,要引导各个组织团结在我们的周围。“减”和“除”是什么?指我们党,尤其是对基层来讲,在某些领域,要有所为有所不为,要注意领导和执政的区别。
那么具体如何完善新型政党制度呢?我还是回归到政党认同形成基础的四个方面:意识形态的认同、组织的认同、领袖的认同、绩效的认同。其实,我们的民主党派、共青团组织都可以从这几个维度去思考。
第一个方面,强化意识形态的认同。首先,我们要建立一个适度包容开放的意识形态系统,增强党的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因为我们的政党性质、政党与国家的关系、长期执政,这些特征决定了我们要构建一个包容开放的意识形态。但是,包容开放也要适度包容开放,有的时候无所不包可能也有问题,就像西方意识形态的中间化、兼容化所带来的深层次的认同危机是一样的。而且我始终认为,我们的政党意识形态不仅仅是政党的一种意识形态。因为我们是这样一种体制,我们是长期执政的政党,我们的政党意识形态在某种意义上对国家的意识形态、社会的意识形态是具有重合和引导作用的。
现在,进入新时代,我们有了一个新的指导思想,某种意义上来讲,也可以说是一个新的政党的意识形态的载体,就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当然,我们还要处理好意识形态的科学性、包容性、实践性,就是它一定要回答实践所提出的问题,跟实践具有互动性。这个意识形态很重要。曾经有一个西方的教授到中国来讲学,他就说柴教授,中国的实践做得这么好了,为什么你们还要抱着一个所谓的过时的政党的意识形态不放呢?我一向特别反对阴谋论者,但是他在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不禁也要怀疑他的动机。我还是认为,未来大国的崛起不仅仅是经济、科技的崛起,更重要的是一种文化连接的意识形态的崛起。反过来讲,前苏联为什么会解体?其实跟它放弃自己的意识形态有很大的关系,这是有证据证明的。而且意识形态也好,信仰教育也好,其实对我们个人来讲也有很大的作用。那些贪官们反思的时候都会反思到放松了世界观、人生观的教育。
前段时间我重读了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还是很有感触的。个人的修养、理念的坚持并不会随着知识的增多、职位的增高而自然提高,需要持续不断地去修炼。对于青年、公众来讲,意识形态教育就是要让他们认可我们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习近平总书记曾经在北京大学座谈时讲过一个“勤学、修德、明辨、笃实”的八字真经。后来我们搞了一个活动,就是如何让青年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我当时就谈了这样几点:第一点,现在社会思潮多元,首先不能把板子打在青年身上,说你们为什么不信?其次,也不能把板子打在高校身上,说你们为什么不管?我认为,这是社会转型期我们必须面对的一个必然的附属品。它需要我们的政党、政府、社会整体发力去解决这些问题。
如果从政党的角度去着力的话,让公众在理性和功利的前提下认可我们的意识形态、认可我们的价值理念。我认为要实现三步走。首先是实现利益代表,巩固价值认同的经济基础。无论是党也好、团也好,还是其他社会组织也好,你要问一问它是不是在政策上真正代表了所谓代表的整合利益。他认可了你能代表他的利益,他才会认可你的价值观。其次,要扩大政治参与,创造意识形态认同的制度前提。毫无疑问,在一个政治组织当中,我们都是有个人体验的。你的参与感越强,对制度的认同感、对组织的认同感、对组织文化的认同感也会越强。国家也是如此。最后,在价值观和意识形态认同方面,应该塑造一种理智的氛围。首先,我们要自信,要包容。其次,我们要示范和践行。由于封建文化传统的不良影响,中国在意识形态领域最不好的一个事情就是政治语言的腐败,说一套做一套,尤其是官员的示范和践行问题,我觉得很重要。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如果意识形态没有正反馈的话,就很难把意识形态在全社会树立起来。第三,要低调和平实。意识形态方面的教育一定要低调,要平实。
第二个方面,组织的认同。在组织建设方面,尤其是作为执政党来讲,我们的包容性比较强,但是我们的纯洁性是不是相对地降低了呢?现在我们党也意识到了这些问题,意识到党员数量的多少跟党的战斗力并不是成正比的,所以我们现在也在研究党员规模的适度、遴选党员的标准、党员的清退制度等。其实,我研究政党认同的一个最直接的认识是什么呢?就是认同一个政党,认同它的价值观,认同它的意识形态是最稳固最持久的基础,其他的都不够稳固和持久。所以,我们衡量一个好党员的标准,最重要的是他是不是认可我们的价值观,我认为这才是更重要的。我们党要加强集中统一,当然也要适度的民主性,民主和权威是一体两面。在这样的氛围下,我们的党员才会对党组织有深层的认同。所以,基层组织建设要加强,原来我们党有一个词叫“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共青团或其他群团组织为什么要改革?就是要解决“四化”——贵族化、机关化、行政化、娱乐化。还有“高位截瘫”问题,什么叫“高位截瘫”?比如,在中央机构非常庞大,到地方就没有什么人了,越到地方做基层工作的团员、团干部就越少,这就是“高位截瘫”。我们再反思一下,其实我们党的基层组织也有类似的现象。到农村的基层党组织中去看一看,党员的管理、基层党组织的设立都存在很多问题。而这些恰恰是我们政党的组织细胞和基础。对于怎么去细抓党建?我曾经去扬州做过调研,有一些案例,因为时间关系这里就不跟大家分享了。另外,机关党建要突出抓规范,因为机关党建有很强的操作规范;社区党建要抓保障,因为社区缺钱缺人;非公企业党建突出要抓效果;社会组织党建要引领;新兴领域党建要融合。尤其是新兴领域,新兴群体出现之后,我们党应该把新兴群体的党建问题通过利益表达的形式,通过制度性的渠道把它反映上来。当然,反腐败也是组织认同的一个重大方面,要建构一个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环境。
第三个方面,领袖的认同。要强化“四个意识”,强调核心意识,强化政党领袖的魅力。我们想一想中国共产党老一辈的领袖认同,其实跟政党的认同是紧密捆绑在一起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非常提防西方有些人去诋毁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因为一旦诋毁他,就会对我们整个政党产生很大的影响。在这个意义上讲,我们要强调党的政治建设,要保证全党服从中央,坚持党中央权威集中统一领导,要反对个人主义、分散主义、自由主义、本位主义、好人主义,反对宗派主义、圈子主义、码头文化。
第四个方面,绩效的认同。我们一定要保证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中有更多的获得感。世界上很多国家的大党都号称是代表了全体国民利益的。但是,怎么样去衡量?我认为还是从政策上去衡量。党的十九大提出来,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产生了转变,因此我个人判断,有可能我们在政策上也会有一些转变,有可能由以前所谓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可能转到公平优先兼顾效率,这实际上是我们延续绩效认同的一个依据。
最后,新型政党制度,我给它做了一个论断,叫作有根、有魂、有能。有根,即它是基于我们的历史文化传统、历史发展、理论逻辑所产生的,在中国的土壤上产生的。有魂,即我们是有着先进的理论和文化做指导的。有能,指的是新型政党制度是有着很好的治理绩效的。所以,新型政党制度要强其根、聚其魂、用其能。当然,我们也要进一步完善党纪监督、政党协商这些制度。在多党竞争的情况下,实际上它天然存在一个反对党,政党有一种压力。在新型政党制度下,我们的政党要时刻提醒自己自省,构建一个多方面的监督系统,这是新型政党制度建设的重中之重。
以上就是我与大家交流的主要问题。时间关系,有些问题没有展开;时间关系,可能有些问题没有表达清楚。不对的地方,还请大家批评指正。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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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荣丽
文章来源:http://www.71.cn/2018/0611/1004024.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