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握历史性机遇 建设新时代的现代化经济体系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党的十九大提出的重大战略任务。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在“2018年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要求和政策取向”中，把“围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作为坚持工作总基调的重点之一。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必须深刻把握当前的国际国内环境、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把握新时代、新机遇，大力推进科技、文化、制度多方面创新，努力建设创新强国。

一、当前的国际和国内环境

当前，经济全球化在艰难中前行。主要存在三个突出问题：

一是，缺少增长动力。全球增长动能不足，难以支撑世界经济持续稳定增长。这次经济复苏是世界历史上最缓慢的一次。2009年以来，全球人均GDP年均增速仅有1.1%，为1990年以来最低。与此同时，新工业革命向前发展，但却出现全球劳动生产率减速的趋势。根据国际清算银行的数据，2015年全球劳动生产率增速只有10年前的7成，主要发达国家只有10年前的3成，2017年，全球经济出现全面复苏态势，并且复苏基础遍及各种经济体，但仍然存在较长期的风险。美国是市场经济最成熟、宏观监控能力最强的国家，它的创新能力、法治能力以及人才的能力都是最强的，但是在1990年以来的开放期内，它的高技术制造业比率持续下降，大搞金融、房地产、建筑。从2000年以来美国专利商标局发布的数据看，美国所有技术领域的发明专利申请增长率大幅下降。美国最好的加州理工博士、麻省理工博士不愿意去高新技术制造业，不愿意去搞创新，而愿意去华尔街，因为华尔街带来的收益远高于高科技、远高于搞技术创新，以至于美国经济一步一步地走向了空心化、泡沫化、虚拟化。

二是，全球治理供给不足。存在着三大难题。第一，如何消除全球治理存在的赤字，有效提高全球治理水平的难题；第二，推动全球治理民主化，改变全球治理长期由少数发达国家主导，不能体现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诉求与全球经济格局变化的难题；第三，如何解决全球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发展缺位”、有效推进落后国家发展的难题。目前，这“三大难题”不但没有得到缓解，反而越来越严重。美国综合实力最强，却不愿意担当大国对全球的责任，大搞贸易保护主义、民粹主义、孤立主义，欧盟则深陷英国“脱欧”、民粹政治、保护主义泥潭。

三是，世界发展失衡。1990年以来，发达国家普遍陷入“有增长、无发展”的困境。1%的金融寡头获得了最大的增长红利，99%的民众承担了科技泡沫、金融、楼市泡沫破灭的代价。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深受1990年以来全球化伴随的两场大的泡沫经济之苦，还不得不承受金融危机后美、日、欧先后采取的各种类型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外溢性负面影响，以及近年来发达国家退出量化宽松、加息、减税、缩表等宏观政策调整的代价。在缺少良治的世界里，最容易被忽视的是弱势人群、弱势地区、弱势国家。2016年的“G20”杭州峰会，中国为世界贡献了三个重要议题。第一个是发展的主题，将那些被边缘化的人群、地区和国家的发展放到全球治理舞台来讨论、来关注、来解决。第二个是把联合国2030年议程——全球脱贫的执行和实施，摆在全球治理的重要的议题上。第三个把撒哈拉以南沙漠世界最贫困国家、最不发达国家的工业化问题摆上全球治理的重要议题。

历史上，人类社会曾经历过三种类型的全球化。第一种是基于自然的全球化，如地理大发现、古代丝绸之路等标志性跨境交往活动，推动人类社会跨境活动的普遍开展。这一类型的全球化充满了曲折、反复和冲突。第二种是工业化、现代化以来的全球化，也就是基于西方规则的全球化。第三种是基于开放包容的全球化，这种新型全球化正在逐步替代传统标准意义上的全球化，建立基于规则多极、开放包容、创新驱动、绿色低碳的全球治理新体系。

第二种类型的全球化一共有三次：1870—1913年，创立了国际金本位制度和自由贸易制度；1950—1973年，建立布雷顿森林体系和贸易自由化便利化体系，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后来发展为世界贸易组织（WTO）；1990年以来，建立了全球综合物流革命和供应链管理体系。但是，它的每一个开放期都很难持续较长的时间，在第一个开放期的后期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和美国经济大萧条，第二个开放期内发生了两次石油危机和全球经济滞涨，第三个开放期内，2008年发生了国际金融危机。2009年以来是全球化的间歇期。其中，人们不难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那些推动开放期的国家，最后都成了贸易保护主义的主力，这次英国脱欧，有52%的人投票，认为开放损害英国的利益。1870—1913年，英国推动全球开放，但是这一时期的后期，英国却从推动自由贸易转向保护贸易。一个重要原因是发生了第二次产业革命，出现了内燃机、电动机、电灯、电话等资本密集型产业和技术。英国曾凭借第一次工业革命技术和产业，打遍天下无敌手，但它完全无视新工业革命的到来，仅想凭借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技术和实力醉心于构建“日不落”的大英帝国，因而在第二次工业革命面前很难与美国和德国竞争。现在美国特朗普总统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买美国货”、“用美国人”、“美国优先”。如果全世界都学习美国，买本国货，用本国人，这个全球开放期就终结了，全球就很可能出现冲突加剧和风险失控的局面。

关于全球化有几个基本判断：一是“历史上的兴盛期和开放期往往是重合的”，二是“经济全球化是双刃剑”。当前的世界经济，至少10年左右是开放期走向逆全球化的风险上升期，其中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是大国不担当，转向孤立主义。在2018年的世界经济论坛上，德国总理默克尔、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仍然要推动自由贸易。美国总统特朗普却明确亮剑，要搞保护主义，推动所谓的公平贸易。美国认为德国对美国有巨额贸易顺差，就是不公平。美国也认为中国加入WTO是一个错误，因为一个快速复兴的中国经济出现了。2018年讨论问题最多的是中美会不会打贸易战，无论是美国学者，还是中国学者都认为中美发生贸易战是大概率事件。2018年3月20日，李克强总理答记者问，回答了这个问题，贸易战打下来受害的不仅仅是中国和美国，而且是全世界。世界经济刚刚经历了世界历史上经济复苏最缓慢的一次，好不容易爬出来，2017年世界经济开始向好，2018年世界经济继续向好，如果中美两个领头羊爆发贸易战，世界经济很可能像历史上20年代、30年代、70年代、80年代那样陷入一个比较长的混乱期。所以，合作是中美两国唯一正确的选择。中美之间如果零和博弈，分歧就很可能失控；中美之间超越零和博弈，掌控风险，推进合作，世界经济就会一步一步趋稳向好。但是，美国一定要挑起贸易战，中国也不怕，会奉陪到底，坚决维护自身的正当权益。

从国内发展看，中国正在进入一个历史的新方位，进入一个新时代，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未来将经历一个现代化的新征程。党的十九大报告有三个主题词：

第一个是站起来。新中国建立后，我们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独立自主、不依靠外援的现代化公共体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再偏远的农村也有赤脚医生、农村小学、农村供销合作社，建立了一个满足基本需求的社会主义经济体系。生产力得到解放，发射了卫星、爆炸了原子弹。但是这30年没有解决好老百姓吃饱穿暖的问题，没有解决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动力，没有解决好如何缩小中国和世界的差距问题。

第二个是富起来。中国人民富起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邓小平同志讲市场经济是手段，可以为资本主义服务，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改革开放就是要改变旧体制、建立新体制，采取的战略是不平衡发展战略。为了能够打破传统束缚，先让少数人富起来，再实现共富；先让东部沿海地区发展起来，再顾及中西部地区的发展大局；先扩大对西方发达国家的开放，再对发展中国家、转型中国家开放。这个战略很成功。我们的市场经济的“第一桶金”是海外华人、台港澳企业用“三来一补”方式带来的，这40年的经济模式叫“外向型经济模式”：两个轮子驱动，一个是大力推动出口，一个是招商引资。同时，我们采用的渐进式改革或增量式改革，实践证明是成功的。1993年诺贝尔奖获得者诺思来北京演讲，他说俄罗斯的改革使用西方激进的大爆炸式的西医方式，30年没戏，中国用中医的方法、渐进的方法、增量的方法、从实际出发，大有希望。

第三个是强起来。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两步走”的现代化新征程，有三个重要时间点。第一个是决胜三年，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要打三个攻坚战，一个是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第二个是精准脱贫，一个都不能少，全面迈进小康，第三个是污染防治。到2020年，按照世界银行的定义，中国基本上从中等收入国家进入到高收入国家的临界值。 第二个是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第三个是2050年，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里有三个指标：一是中国将建成现代化强国，进入制造强国前列，将成为科技强国、贸易强国和全球负责任的大国，中国会对全球规则制定、全球宏观政策协调，全球公共产品供给负责任。二是中国将成为开放型经济大国，将是价格的决定者而不再是价格的被动接受者，将是规则的制定者而不再是规则的被动追随者，将是责任的担当者而不再是被动的接受者。三是中国将成为全球包容性发展大国，坚持包容、普惠的发展理念，造福人类。西方推动的开放总会在30、40年就陷入困境。美国推动全球化，总是希望全球美国化。中华文明的精华是尊重不同的宗教、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制度、不同的国家，坚持和而不同，希望世界是多样性的世界，文化是多样性的文化，制度是多样性的制度。

二、新的经济政策框架

新征程实际是一个全新的阶段、一个新的时代，我国的经济发展进入了新常态。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国家确立了新的经济政策框架：

1、适应、把握、引领经济新常态是经济发展大逻辑。经济新常态是一个新的开始，它有三个重要支撑：一是发展模式将从过去40年强调速度和规模，转向未来更加强调质量。高速增长就一个字：快！只有一个最重要的指标， GDP增长。过去40年强调快，强调GDP增长，是因为1978年以来，我们一直强调中华民族再不发展起来将被开除球籍，10多亿人如果解决不好自己的吃饱穿暖问题将成为人类社会的包袱。现在老百姓吃饱穿暖的目标实现了，下一个阶段就要转向追求发展的高质量，强调“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推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全面发展。二是产业结构从低端迈进中高端。过去40年，中国的产业结构是在低端。我们从“代工”开始，技术不是自己的，品牌不是自己的，渠道不是自己的，从最低端开始，一点一点的向上发展。同时，有什么样的消费者就有什么样的生产者。当时的消费者舍不得花钱，企业生产出的高品质商品，消费者不买，企业只能使用便宜的材料、廉价的工人和机器生产出便宜的商品，这样的产业结构只能是低端的。新一代消费者与老一代消费者完全不同，在吃饱穿暖的环境中长大，永远要买最好的商品，国内买不到就去海外淘，2016年就有1.44亿人去海外购买了1.5万亿高品质商品，这也反过来推动我们的企业必须创新，追求高质量发展，否则没有前途。三是强调动力变革。过去40年的经济发展靠汗水驱动，未来的经济发展靠智慧驱动、靠创新、靠人才、靠全方位的国际合作。

2、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主线。推动经济新常态，主要矛盾在供给侧，技术要进步，结构要升级，体制要改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三个重要支撑点：第一，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指出，过去40年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成绩是形成了“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中等收入群体”，构建了能够基本保障老百姓生活医疗养老的“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保障网”。人民富起来后，希望生活是多样性的、个性化的、高品质的。所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目的就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第二，高质量发展。与过去40年追求快速发展不同，高质量发展体现新发展理念：创新成为发展的第一动力，协调成为发展的内生需要，绿色成为发展的普遍形态，开放成为发展的必由之路，共享成为发展的根本目的。科学把握高质量发展的内涵，需要从五个角度把握：一是在供给角度上，产业体系应该是完备的，生产组织方式应当是网络化、智能化的，具有创新力，能够捕捉百姓需求，有品牌影响力，核心竞争力强，产品和服务质量高。二是在需求角度上，要满足人民群众个性化、多样性不断升级的需求。其中，适应人才需求的多样性、个性化是下一步的巨大转变。三是在投入产出角度上，要不断提高科技进步贡献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四是在分配角度上，投资要有利润，员工要有收入，政府要有税收，并且要充分反映各自按市场评价的贡献。五是在宏观经济循环角度上，要实现生产、流通、分配、消费循环通畅，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关系和空间布局较合理，整个经济按照高质量发展的需要进行调整。第三，市场、政府、社会协同。实践证明：凡是市场的作用、政府的作用和社会的作用能够协同的地方就有活力，社会就比较和谐、比较公正。因此，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要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又要求政府在公共产品、公共服务方面更好地发挥作用。同时，社会治理、和谐，也是老百姓自己的责任，需要充分发挥老百姓的主动作用。现在上海93%是居家养老，这也是为社会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是未来发展的方向。

3、稳中求进是治国理政的总基调。涵义有三：一是实事求是，不搞民粹主义，不能为了满足老百姓的当下要求，拼命办一些超越国力许可的事。二是遵循规律，遵循社会规律，实现包容性发展；遵循自然规律，实现可持续发展。三是防范和化解实体经济风险、金融风险、房地产风险和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也就是要防范重大风险；在国际上，要防范贸易保护主义以及大国冲突的风险。第四，要有战略定力，稳定信心，稳定积极的预期，稳定对中国经济、中国社会、中国未来的预期和信心。

三、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

适应经济全球化发展需要，适应国内经济发展新常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其关键点和重点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党的十九大报告第五章就是“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2018年1月30日中央政治局专门就“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突出抓好实体经济创新驱动等五方面工作”进行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现代化经济体系，是由社会经济活动各个环节、各个层面、各个领域的相互关系和内在联系构成的一个有机整体。”这个有机整体囊括多方面内容，包括创新引领、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体现效率、促进公平的收入分配体系，彰显优势、协调联动的城乡区域发展体系，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绿色发展体系，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全面开放体系，充分发挥市场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经济体制。以上几个体系是统一整体，要一体建设、一体推进。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要借鉴发达国家的有益做法，更要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中国经济过去40年是量的积累，现在开始进入质的飞跃阶段，呈现出三个明显的变化。第一，创新驱动。现在创新驱动正在成为地方发展的主动力，这方面有很多例子、很多数据，不一一列举。第二，结构转换。这一点现在已经成为很多地方经济的最亮丽变化。如广东，它的GDP增速不如江苏、山东，工业增加值的增速不如山东、江苏，但是它的经济结构性指标，如用电量、货运量、信贷余额增长率、地方财政收入增长率、进出口增长率，好于江苏和山东。原因在于：广东没有浪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提供的机遇。当地的企业当时非常困难，但是，广东喊出了“腾笼换鸟”口号，抓紧淘汰落后产能、传统产能，转向新的产能和新的业态。从2009年开始到2018年，经过10年时间，广东的经济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现在人们在东北看到的困难，在山西看到的困难，在内蒙古看到的困难，在广东看不到，虽然广东还有广东的困难，但是它的结构转换非常明显。第三，各个地方、各个部门、各个企业的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比重开始出现变化，中国开始进入一个新时代的发展期。现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大幅度地为那些全球化最强大的企业减税，吸引这些大企业回归美国，目的就是要大力发展高科技，这将会推动美国出现新经济、新产业和新技术的浪潮，将会出现一些颠覆性的技术。中国应该怎么应对？一方面要加大自主创新，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另一方面，当世界上一些颠覆性技术突破后，要积极寻求合作。中国有产业、有制造能力、有市场、有消费能力、有大量的资金，有底气与人合作。对全球新知识、新技术和新的颠覆性创新最敏感的一定是对知识最敏感的研究机构、咨询公司和投资公司，他们会在第一时间抢抓新知识、新技术和新突破的亮点，与人合作，中国一定要抓住机会，果断出手。过去，中国一直讲比较优势、后发优势，现在开始在越来越多的领域形成先发优势，在很多新领域与他国在同一起跑线上赛跑。但是，我们最缺的是人才，是那些能够一心一意把一件事做好的知识经济时代的人才。这也意味着现在中国经济确确实实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进入了一个新征程。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还有一个鼓励外商投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国外来中国的资本可以分为三拨：第一拨是2005年之前来的成本驱动型外资，它们使用的是廉价的劳动力、廉价的土地、低标准的环境，2005年以后这拨外资大幅度下降。第二拨是市场驱动型外资，它们到中国来的目的就是占领市场，在中国投资、中国生产、中国销售。从2003年到2012年的10年间，按照汇率计算，中国新增加GDP 6万亿美元，按购买力平价计算，这10年间中国增加了8万亿美元，美国只增加了4万亿。因此，从2003年到2012年，中国老百姓进入到富起来的阶段，人们买车、买房、买手机。老百姓消费升级推动了中国经济超高速增长，房地产繁荣、重化工业繁荣、重大装备制造业繁荣。第三拨是2012年以来中国的外资，他们看中的是中国的新商机——知识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人才密集型的现代服务业商机，外资投向技术服务、研发服务、信息服务、专业服务的增长率达到90%以上。过去外资70%投在制造业领域，现在外资70%投在服务业领域，由此也产生了一个巨大的冲突和矛盾：当外商投资知识密集型、技术密集型和人才密集型的高端服务业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中国的现代服务市场化程度及现代治理能力远远达不到要求，企业的混合所有制结构远远达不到要求。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我们的制造业已经是国有企业占27.8%，民营企业占61.2%，外商投资企业占11%，形成了一个典型的混合所有制结构。但是，我们的现代服务业比如金融，国有比重高达91%，竞争不充分。下一步，我国经济改革的重点在服务业领域，要“引狼入室、与狼共舞、培养狼性”。

2017年7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六次会议，研究改善投资和市场环境、扩大对外开放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其关键点：第一，改善投资环境。第二，改善市场环境。第三，改善营商环境。根据世界银行的报告，日本、台湾、香港的营商环境分别排第32位、第15位、第5位，北京在全球排78位，与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地位很不匹配。改善外商投资环境、市场环境、营商环境，核心是实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北京的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表现在什么地方？今后的北京能不能不堵车？国外研究来研究去，发现多修路是不可能解决堵车的，能够解决堵车的唯一办法是管理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在这一点上，我们要很好地学习香港。香港的经济自由度24年世界第一，机场的货运管理全球第一，地铁不但没有要求政府掏一分钱，还给政府上交2000亿。其中的原因就是它的TOD商业模式很成功。一条地铁修成，周围房子会增值、土地会增值、物业会增值，地铁投资方可以从中分得一部分利润，从而避免了赔钱，甚至于还有赢利。现在，中国大陆也开始学习这种商业模式，推行的“一带一路”也开始学习这种商业模式。

四、努力提升创新水平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基础和核心在创新。现在的中国创新有三个板块，可以用全社会研究与试验经费支出占GDP的比例即研发强度来衡量。第一个板块是东部沿海。其中，“珠三角”地区：2016年广东研发强度2.56，一年投入创新2035亿元人民币。深圳研发强度是4.1，一年投入创新800亿。粤港澳大湾区一年投入创新2190亿，均超过富国俱乐部OECD的平均水平2.4；“长三角”地区：上海研发强度3.82，浙江研发强度2.43，江苏研发强度2.66，都高于OECD水平；“京津冀”地区：北京研发强度5.96，天津研发强度3.0，也都高于OECD的平均水平，只有河北省差一些。也就是说，“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这三个地区的研发强度都超过了世界富国俱乐部的平均水平，持续10年到20年，这些地方一定会像富国俱乐部一样，其知识密集型产业、技术密集型产业、人力资源密集产业都是世界级水平。第二个板块是中部地区。四川的研发强度1.72，一年投创新561亿元人民币，湖北研发强度1.86，一年投创新600亿，湖北是一个中部的千湖之省，一年投600亿，广东一年投2000亿，江苏一年投2000亿，江苏和广东投资创新1年，湖北要投3年到4年，意味着湖北还处于投资驱动阶段，尚未进入创新驱动阶段。第三个板块是西部地区。西部11个省、市、自治区1年创新的投资不到广东或江苏一年投资创新的一半，研发强度不到1%，尚未进入投资驱动阶段，仍然处于资源驱动阶段。按照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今年“两会”精神，我国下一步发展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东、中、西部处于三个完全不同的发展阶段。缩小不平衡、解决不协调的矛盾，正是未来现代化的新征程。

提升西部地区的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重点要解决三个问题：一是能力建设。西部地区落后，首先是人力资源落后，人力资源落后的关键是观念落后，因此首先要解决观念问题。四川曾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之称，交通不利、区位不利，传统上有盆地意识，很长时间内四川人喜欢打麻将、吃火锅、“摆龙门阵”，生活优哉，以至于有“少不入川”之说。现在，四川双流机场一年旅客吞吐量4600万人次。湖北省是“千湖之省”，九省通渠，武汉的天河机场一年2000万人次，不到双流机场的一半。成都的城市化指标全面好于武汉。四川的观念现在为什么比九省通渠的湖北要先进？它的观念怎么变的？过去30多年，四川开放天空，促进跨省、跨国人员往来，他们的梦想是每一个小时要有一个航班来连接四川和周边的中心城市。再者，开放电商。四川开放电子商务比谁都早，干得比谁都努力。此外，它还有“厦蓉新欧”（厦门—成都—新疆—欧洲）、“渝新欧”（重庆—新疆—欧洲）国际物流大通道的便利。现在大家都认为四川是经济发展和思想观念发生深刻变化的地方。二是体制问题。在这方面，落后的地区需要与先进地区进行区对区、点对点的合作，像宁夏这样的地方要考虑怎么与上海、深圳、北京合作，深圳怎么想，我宁夏怎么想；深圳怎么做，我宁夏怎么做，双方要进行干部互换、制度对接。与上海合作，比如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每推进一步，西部相对落后的地区都可以积极借鉴，进行合作、试验、复制、推广。三是跨境网络。比如国家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这是一个宏大的开放平台和窗口，是国家使命，对西部地区来说，世界有多大，机遇就有多大，要紧紧抓住和把握这一重大历史机遇，根本改变西部地区跨境网络落后的问题。

总之，无论是学习党的十九大报告，还是领会今年的“两会”精神，我们都要牢牢把握新时代、新起点、新征程的历史性机遇。与过去40年相比，中国经济在三个方面会发生深刻变化：一是“代工”的黄金时代结束，未来的发展要自尊、自信、自立。知识产权应该是自己的，品牌应该是自己的，全球的营销渠道和综合运作能力应该是自己的，我们的经济将从过去40年小经济体模式转变成大国模式、强国模式。二是低成本参与国际竞争的优势即将结束，要致力于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中国要走向全球价值链的中高端。三是 “山寨”、模仿、抄袭的黄金时代结束，中国要走向科技创新、体制创新、文化创新，建设创新强国。在新时代、新征程、新起点，我们要坚持三个牢牢把握：一要牢牢把握发展实体经济这一坚实基础，实体经济是中国经济的立身之本；二要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个战略支点，在中高端消费、创新引领、绿色低碳、共享经济、现代供应链等方面发展未来的新动能、新结构；三要牢牢把握“一带一路”蕴含的巨大商机，中国下一步要形成全面开放的新格局。 

（根据宣讲家网报告整理编辑，未经许可，不得印刷、出版，违者追究法律责任）

（据宣讲家网站报告录音整理

责任编辑：兴林）

责任编辑：李贤博

文章来源：http://www.71.cn/2018/0401/1004061.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