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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深古代先哲邃智慧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2018年04月01日 16:33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政党,也是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作为自己的使命”。“中国人民愿同各国人民一道,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共同创造人类的美好未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既是一个崭新的时代命题,也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古老命题,其源头深深地蕴涵于中国先哲包括西方先哲的深邃智慧之中。
一、中国古代先哲的天下情怀和世界视野
关于天下和世界,中国古代先哲有很多精粹的见解和智慧,实际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具体可以从六个方面来把握:
第一,在古代经典《尚书·尧典》中就有“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的思想。在中国古代,“邦”是国的意思,“万邦”就是万个诸侯国。尧时有多少诸侯国不太清楚,传说夏代有诸侯三千,周代有诸侯八百,战国有“战国七雄”,诸侯之上有周天子,这时的中国是一个类似联邦制的国家,各诸侯国独立掌握兵权、人事任免权、经济权,但又听命于周天子。“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意指各诸侯国之间和谐相处,天下众民相递变化得友好、和睦。
第二,《周易·乾·彖》有“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的思想。“乾道”即天道,天道的变化使万物各得其性命之正。天所赋为命,物所受为性,万物由此而具有各自的禀赋,成就各自的品性,通过万物协调并济的相互作用,形成最高的和谐即“太和”。天道的变化长久保持“太和”状态,万物各得其性命以自全,就是“利贞”,即大利而贞洁的生命。似此,国家安定,百姓安居乐业。
第三,中国先哲关于大同世界的思想。世界大同,天下为公。《礼记·礼运》对此有完善的制度设计。“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其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这一制度设计具体有八大方面:一是,天下为公。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不是哪一个人或几个人的天下,这是大道。二是,劳动工作制度。“力恶其不出于其身也”,人人都要尽力,为人民、为社会服务。三是,经济制度。“货恶其弃于地也”,财富不藏于己,归社会所有。四是,官吏选拔制度。“选贤与能”,选拔贤明又有才能的人当官,管理社会。世界上首先采用文官制度的是中国,不管家庭背景如何,只要当了进士,就可以做官。五是,“男有分,女有归”。男女有分工,如男耕女织,这是劳动分工制度。六是,“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这是伦理制度。每一个人对自己的亲人、父母好,对别人的父母也要亲、也要好;爱自己的子女,也要爱别人的子女。七是,“老有所终,幼有所长”,这是社会保障制度。老年人要有所终,要劳保,幼儿要有所养育,能够长大成人。八是,“讲信修睦”,讲信就是讲信用,修睦就是互相之间和平相处,既适用于邻里之间,也适合于国与国之间。
第四,中国先哲提倡“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张载的《西铭》言:“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张载认为,天地是人的父母,人是渺小的,与万物一样,共生于天地之间,天地之体便是人的身体,天地之性统帅人的本性。人类和自然万物都是天地的子女,因此一切人皆是同胞兄弟,一切物皆是同伴,人应该爱一切人,爱一切物。第五,中国先哲强调“修齐治平”。《礼记·大学》曰:“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古代那些要想在天下弘扬光明正大品德的人,先要治理好自己的国家;要想治理好自己的国家,先要管理好自己的家庭和家族;要想管理好自己的家庭和家族,先要修养自身的品性;要想修养自身的品性,先要端正自己的思想;要端正自己的思想,先要使自己的意念真诚;要想使自己的意念真诚,要先使自己获得知识,获得知识的途径,在于认识、研究万事万物,通过对万事万物的认识、研究,获得知识,这样意念才能真诚;意念真诚,心思才能端正;心思端正,才能修养品性;修养好了品性,才能管理好家庭、家族;家庭、家族管理好了,才能治理好国家;治理好了国家,天下就能太平,人类命运就能一体。第六,中国先哲强调胸怀广阔,“天下一家,中国一人”。荀子讲“四海之内若一家,通达之属莫不从”。《礼记·礼运》讲“圣人耐拟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者,非意之也”。宋明理学家朱熹扩大了这一思想:“天地万物本吾一体”,强调人与万物都是同类,都是平等的。王阳明讲“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其视天下如一家,中国犹一人焉。”
二、人类认识自己的过程
古希腊神话有一个“斯芬克斯之谜”。斯芬克斯是一个长着狮子躯干、女人头面的有翼怪兽。埃及最大的胡夫金字塔前的狮身人面怪兽就是他。传说他坐在忒拜城附近的悬崖上,向过路人出一个谜语:“什么东西早晨用四条腿走路,中午用两条腿走路,晚上用三条腿走路?”如果路人猜不出,就要被他吃掉,或者被他推下悬崖摔死。结果,俄狄浦斯回答出来了,是人,在生命的早晨,他是个孩子,用两条腿和两只手爬行;到了生命的中午,他变成了壮年,只用两条腿走路;到了生命的傍晚,他年老体衰,必须借助拐杖走路,所以成了三条腿。听了俄狄浦斯的正确回答,斯芬克斯羞惭跳崖而死。
人究竟是什么?人类自诞生以来,从未停止过自我反思,自我探索,中外思想家对此有很多论述,古希腊德尔菲神庙里的“认识你自己”,体现的就是人类反思、认识自我的自觉。
中国古代智者基于直觉思维,发现人与动物在形体上有差异,认为人是“两足无毛”的动物。“两足无毛”的认识当然不太准确,鸡鸭也有两只脚,没有毛倒是对的。柏拉图是古希腊很有名的哲学家,他也讲人是“无羽毛的两足动物”。这大概是人类最初对自己的认识。东汉时期的王充进一步认为“人,物也,万物之中有智慧者也”,与古希腊苏格拉底“以人有智慧”有相似之妙。中国的道教经典《无能子》认为“裸虫中繁其智虑者,其名曰人”,有智虑就是有思想。黑格尔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由于人有思想”,两者如出一辙。道家经典《无能子》认为人是社会动物,人与动物的区别是人有“夫妇之别、父子兄弟之序,有君臣之分,尊卑之节”。亚里士多德亦认为“人类在本性上,也正是一个政治动物”,具有“社会本性”。马克思则指出“人是最名副其实的社会动物”。社会是人与人之间相互联系、作用的共同体。从形态上看,社会是对一般社会关系的整合协调、融突和合,具有一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的某种共同体。
近代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Ernst Cassirer,1874-1945),1944年出版了一本《人论》,专门讲人究竟怎么样。他认为海德格尔把人定义为“会言语的动物”、“理性的动物”思想已经过时,不如将人定义为“符号的动物”。这个观点提出后,在西方影响很大。1984年我在德国同卡西尔学会会员讨论这个问题时,我说人是“符号的动物”,桌子是什么呀?符号。桌子有长的、有短的,有方的、有圆的,桌子是一个符号。若把人定义为“符号的动物”,如哈巴狗是狗,狗就是符号,便抹煞了人与禽兽的区别,否定了人的主体性、社会性、主动性、创造性、道德性、审美性、感情性等本质属性。为恢复人的“七性”,我写了《新人学导论》,把人重新规定为“人是会自我创造的动物”,后修改为“人是会自我创造的和合存在”。天地赋予人以生命,也赋予人以创造能力,这是人有别于禽兽的特殊属性和能力。人之所以有自我创造力,是因为人集天地、阴阳、五行之精华,“天地絪缊,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人是多元差异、冲突的事物,通过絪缊、媾精的融合形式,冲突——融合——和合为新事物、新生儿、新结构形态。
人的本性是具有自己的类本质。人的类本质是人存在的自然条件、社会条件,也是社会发展、人类发展的结果以及人自我认识的结果。人具有两重性,一是动物性,一是社会性。《礼记》讲“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人的生命,离不开两件大事:饮食、男女。一个是生活的问题,一个是性的问题。饮食,等于民生问题。男女属于康乐问题。在《孟子·告子上》中,孟子与告子辩论,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内也,非外也。义,外也,非内也。”食、色是人的本性,是一种动物性。人如果只有动物性,并且不断膨胀,会带来灾难性后果。希特勒杀了600万犹太人,日本人南京大屠杀,杀了30万人,比野兽还厉害,比任何凶猛的狮子都厉害。人的恶的本性很多是从动物性来的,人的贪婪、贪污都直接源于动物的贪婪性、不知足。因此,人不仅有动物性,更要有社会性,要有“天下一家,中国一人”的胸怀和眼光,有爱心,爱家庭、爱国家、爱社会。似此,人的本性中的恶才会得到自觉地抑制。
三、人的命运
命运是个很神秘的问题,说不清,道不明。正因为如此,很多人求神、拜佛、算命。人对命运的关注,从古代就开始了,《周易》最初就是算卦、卜辞的书。在中国古代夏商周时,国家大事一定要占卜,出兵打仗、造城、祭祀都需要通过占卜来决定。甚至于皇帝立储,如果确定不了到底该选哪个皇子继位,就要通过占卜来确定。甲骨文现在有15万片,其实也是占卜的结果。我们看到的甲骨文是龟甲或者牛胯骨,但是在当时占卜太多了,龟甲、牛胯骨都用光了,后来就用蓍草来占卜。《周易》上的话都是对蓍草占卜结果的整理。
但是,命运究竟是什么,中国古代有很多不同的解释。孔子讲,“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他认为命是一神秘的现象,死生有命,人必然要死,这是一种必然性。正因为命是有必然性的,所以它是人力不可抗拒的力量,人不能支配。孔子还讲“知天命”。孔子很有意思,一方面认为命运是必然性的异己力,人们要敬畏它,另一方面要认知命,“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不懂得命运,怎样能做君子,强调人的主体的能动性及其作用,在《论语·为政》中,他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所谓“五十知天命”是说人到了五十岁,应该懂得今天做的事对不对,知道是非,知道自己的命运应该怎么把握。这就是知天命,不知命就不是君子。孔子讲的“知天命”,实际是通过知天命而掌握人自己的命运,显示了孔子与命运抗争的精神。
孟子继承孔子的思想,他说“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意思是不做而成的是天意,不求而至的是命数。一个老百姓要得到天下,一定要同舜、禹一样道德高尚。孟子认为人们的追求不外“在我者”与“在外者”两种,“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是求有益于得也,求在我者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无益于得也,求在外者也”。仁义道德需要依靠自我去求得,自己不努力去追求,就不能得到。富贵利达能否得到,要符合道义,才能得到,这取决于命运,从而把命运与人的道德修养相联系。
道家认为,命运是支配人的生存状况而不知其所以然的一种自然而然的力量。老子讲“归根曰静,静曰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他认为人要回归心性的精神,要恢复本来的状态,这就是常态。体认其中的道理叫做明。“夫莫之命而常自然”。命和命运是在没有外来干涉的情况下顺任自然发展的状态。庄子发挥老子的思想,说“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我不知道其所以然,就是要顺任自然的命运。“达命之情者,不务知之所无奈何”。通达命运的实情,不必去追求命运所无可奈何的东西,顺任自然而然的安排。“死生存亡,穷达贫富,贤与不肖,毁誉,饥渴寒暑,事之变,命之行也”,人生一切都是命运的使然,都是命运的自然状态,人是无可奈何的,不能支配的,不可抗拒,只有安心顺任自然的命运,这是有德性的人才能做到的。
先秦时儒墨是显学。但墨子与儒道相对恃,倡导“非命”,否定命运决定人、社会、国家的生存状况。因为,命运看不到,也听不到,“自古以及今,生民以来者,亦尝有见命之物,闻命之声者乎?则未尝有也。”因此,他认为“执有命”的话是“天下之大害也”。人的贵贱、荣辱、贫富、饥饱,社会国家的治乱、宁危,不依赖于命运的安排,而决定于主体的人的能力,“天下之治也,汤武之力也”。商汤把国家治理得很好,周武王也把国家治理得很好。“天下之乱也,桀纣之罪也。”桀荒淫无度,暴虐无道,只顾自己享乐,不顾民众疾苦,大约在前1600年,汤率领着方国部落讨伐桀,夏于是灭亡。商纣王宠妲己,酒池肉林,荒淫无度,也导致了国家灭亡。所以,国家能不能治理得好不是命运决定的,而是人力决定的。“命者,暴王所作,穷人所求,非仁者之言也”,所以信命是为君王残暴行为造成人民穷困所作辩护的言词。听信“暴人之道”,就不能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国家就不能富强、兴旺。
荀子也是儒家,但是同孟子的很多观点不一致。荀子认为人性恶,孟子认为人性善。在天命论上,孟子主张存心养性事天,“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荀子说“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一个是要侍奉天,另一个是强调利用天,与其歌颂天,还不如控制天命而利用它为人类服务。人虽然不能抗拒天命,但是可以发挥主观能动性,利用天地变化规律为人服务。荀子的另一主张是把命和运分开,认为命是有必然性的,运是有偶然性的,“节遇谓之命”“遇不遇者,时也;死生者,命也。今有其人不遇其时,虽贤,其能行乎?苟遇其时,何难之有”。死生是命的必然性,人一定会死;一个人虽贤,不遇时运,也不能施行其贤才,若逢时运,就能施行其贤能。对运而言,时机很重要,但是时机有时是人掌握不了的,如果一个人有时运,即使能力不强也能抓住时机。有的人能力很强,时运不到也不能得到机遇。荀子这个创见,开启了哲学史上对命与运的不同诠释,命是一种必然性的价值导向,运是一种偶然性的价值导向。
西汉的董仲舒讲“天人感应”。过去,我们总是批判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是天命论、是唯心主义,以至于很多人都不了解他的“天人感应”是什么意思,但是看一看《汉书·董仲舒传》,就可以了解董仲舒为什么要讲“天人感应”。董仲舒的原意是制约皇帝的权力。在崇尚皇权的时代,皇帝的话是金口玉言,每一句话都是法律,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皇帝这么大的权力怎么去制约,怎么去限制,怎么去监督?董仲舒想出一个办法:用天威制约皇权。皇帝做了错事、坏事,上天就要谴责、警告。有些皇帝听了警告后,下罪己诏,向全国人民承认自己的错误,改正错误,上天就宽恕了。上天警告了,如果皇帝不听,还犯错误,还犯罪。上天就要降灾异,比如雷劈皇宫、蝗灾、大旱等,使国家不能安生。董仲舒的意思是皇帝是天子,既是上天的儿子,就得听上天的话,上天警告皇帝,降灾异,皇帝就得听,就得改正,如果上天三次给予警告,皇帝就是不听,就要“罢免”皇帝。所以,董仲舒强调皇帝要敬德保民,以德配天。
东汉的王充否认天是有意志的。他认为,万物之生,皆禀元气。“天地和气,万物自生,犹夫妇和气,子自生矣……天覆于上,地偃于下,下气蒸上,上气降下,万物自生其中矣。”万物怎么产生?和气,天地和气,万物产生。夫妇和气,幼儿产生。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的和思维,和生万物。中国的思维与西方的思维一开始就不一样。在源头上,西方从古希腊到费尔巴哈都是追求世界最高的本源、本体,本源、本体产生万物,就像上帝造万物一样,上帝是唯一的,全职全能的,是真理的化身。所以,西方思维求一,世界只有一个本源,具有排他性。中国思维求和,多元的,讲和实生物。先王与金木水火土杂生万物,五行合起来生万物,夫妇和起来生儿育女。天地阴阳,男女阴阳,本来是有差别的,和起来万物产生,所以具有多元性,有多元性,才有包容性,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中国的伟大就伟大在这里。
南北朝时期有个关于偶然性的比较形象的论证。南齐竟陵王萧子良与范缜辩论因果报应命题。子良问:你不信因果,世间何得有富贵贫贱?范缜回答说:“人生如树花同发,随风而坠,自有拂簾幌坠于茵席之上;自有关篱墙落于粪溷之侧。坠茵席者,殿下是也,落粪溷者,下官是也。”人生犹如同一棵桃树上的花,一阵风刮来,桃花都掉下来,有的通过窗帘,掉在褥垫上,有的通过篱笆掉在粪坑旁边。掉在褥垫上的桃花就像你——王子,掉在粪坑旁边的桃花就像我——范缜。人的贫富贵贱,就像随风而堕的花朵,落到那里,完全是偶然的,不是因果报应决定。范缜超越了天命必然性的价值导向,开辟了批评佛教因果报应论的偶然性价值导向的新领域。从这个意义上讲,人的运气确实有不确定性、偶然性,由此中国哲学提出一个很重要的观点:人可以造命。北朝的刘昼生活在北齐,与范缜相对应,主张命运的偶然性。他说:“命运应遇,危不必祸,愚不必穷;命运不遇,安不必福,贤不必达。故患齐而死生殊,德同而荣辱异者,遇不遇也。”命运与偶然性相适应与否,其后果有云泥天壤之别,患难相同而人的生死不同,德操相同而人的荣辱殊异,这与人偶然遇到的机遇、时运相关联。社会人事、自然现象,均有遇或不遇的偶然性价值导向。
宋代的程颢、程颐提出“不必言命”。“贤者惟知义而已,命在其中”,“若贤者则求之以道,得之以义,不必言命”。人们唯有求道得义,命运蕴涵在义中。“人贤不肖,国家治乱,不可以言命。”“圣人乐天,则不须言知命”。乐天知命,一循于义,国家的治乱,“人贤不肖”,都不是命运安排,也不是天命决定,因此没有必要讲命。朱熹、二程“义不言命”的观点,是前圣所未发的创新,他们把命运从天命论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人可以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
明末清初的哲学家、思想家王夫之认为人有能动性、有为性,可以改造自身的命运。他说:“君相可以造命,邺侯之言大矣!进君相而与天争权,异乎古之言俟命者矣。”邺侯李泌曾主张发挥人的主体性、能动性与天争权,任由天决定人的命运的权力,争回自己手中,老百姓亦可以造命,“一介之士,莫不有造焉。祸福之大小,则视乎权藉之重轻而已矣”。老百姓有与君相平等的造自己命运的权力,凸显了人的主体的自觉。人不能等待命运的安排,应该自己主动地起来与天争权,与命争权,自己造自己的命运。颜元也肯定命运由人自造。“或问:‘祸福皆命中造定,信乎?’先生曰:‘不然,地中生苗或可五斗,或可一石,是犹人生之命也……生命亦何定之有’”人生命运犹如禾苗,用肥料培育它,五斗可得一石,如果摧折它,一石可得五斗,这是人为造成的。人的命是有确定性的、必然性的,可以预期的。运是不确定的,也是不可预期的,是偶然性的,这是命和运的区别。
不仅中国人讲命运,外国人也一样,也算命,算星座。概而言之,外国人的命运观有三:一是认为命运是一种必然的力量,是不可抗拒的。古希腊的赫拉克利特主张火是万物的命运。他说“命运的本质就是那贯穿宇宙实体的逻各斯。逻各斯是一种以太的物体,是创生世界的种子”。逻各斯是神,是一种必然性,作为贯穿逻各斯的命运,亦具有必然性。
二是认为命运由神决定。在《伊利亚特》史诗中,就是天神宙斯来决定人的命运。《圣经》有《旧约》与《新约》之分。《旧约》是神与希伯来人签的,《新约》是希伯来文化与希腊文化融合后产生的。《旧约》是主耶稣降生前写成的,有39卷,《新约》是主耶稣降生后写成的,有27卷,合计66卷。《旧约》宣布上帝对人类的救赎计划,《新约》记载这一计划的成就。《新约》和《旧约》互相印证,和谐一致。旧约是新约的根基,新约是旧约的果子。《旧约》的第一章“创世纪”讲的就是一个人的命运也好,天下万物也好,都由神来创造。亚当和夏娃违反上帝意志,被逐出伊甸园,那就是人的命运。本来上帝告诉亚当和夏娃,伊甸园里所有的东西都是给他们享用的,但是智慧树上的果实不能吃。但是,在蛇的引诱下,夏娃和亚当吃了智慧树上的果实。结果,上帝来伊甸园巡视,他们两个赤身裸体,有了羞耻感,就躲了起来,人有了羞耻感就有了智慧,上帝于是把他们赶出了伊甸园。
三是认为人可以掌握自己的命运。弗朗西斯·培根说:“不容否认,一些偶然性常常会影响一个人的命运,例如长相漂亮、机缘凑巧,某人的死亡,以及施展才能的机会等等;另一方面,人的命运也往往是由人自己造成的。正如古代诗人所说:每个人都是自己的设计师。”培根也讲命运的偶然性,认为要抓住时机,“善于识别和把握时机是极为重要的,在一切大事业上,人在开始做事前要像千眼神那样察视时机,而在进行时要像千手神那样抓住时机。”
中外思想家、哲学家对命运都非常关注,命运问题是一个与人的切身利益相关的问题。从中外先哲对命运的解释中我们可以认识到一个问题:怎样掌握自己的命运、创造自己的命运,是关系人生前途的大问题。对国家而言善于抓住机遇,发展自己同样是一个大问题。我们国家为什么能抓住时机?就是因为对国内外大局有很好的认识,能够在复杂的格局中游刃有余,把握时机。
四、人类命运共同体
当今时代,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何以可能?天下万物都有其特殊性和共性,没有特殊性,物与物就无从分别;没有共性,就不能成其为类事物,人若无共性,就不能成其为人类。当今时代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可能的,就因为人类社会有共性存在。具体而言,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其一,人类内在的自身诉求。(1)人类是群居的。人与禽兽不同的特质是“人能群,彼不能群也。”我们看丹尼尔·笛福的小说《鲁宾逊漂流记》,鲁宾逊漂流到了荒岛上,一个人生活,非常困难。信息革命时代,一个人单独生活更不可能。人的生活来源,衣食住行,都不是一个人自己能够完全创造的,都需要整个社会群体来创造。所以人是群居动物,不能单独生活。荀子讲人的力量为什么强,在自然竞争过程中能够战胜一切,原因在于:“群道当,则万物皆得其宜,六畜皆得其长,群生皆得其命”。西方哲学家,无论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还是近代的伏尔泰、孟德斯鸠都认为人不能单靠自己达到自足,人具有自然合群性,导向社会生活,是人得以共同生存的法宝。现代人,你离不开我,我也离不开你,国家也一样,你离不开我,我也离不开你,不能独善其身。在全球化时代、信息革命时代更需要互相依赖,互相依靠,互相支援。(2)人是社会存在物,有社会性。群道,具有道德理性,这是人特有的本质力量,是构成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所以然。亚里士多德说理性比其他任何东西更加重要。荀子说“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人是社会动物,讲仁义道德,仁义德行,常安之术。“礼也者,贵者敬焉,老者孝焉,长者弟焉,幼者慈焉,贱者惠焉”。人是社会动物,明事理,遵从道德理性教化,是构成常安的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内因。(3)人是有情感的和合存在者。人若无情,非人也。孟子认为“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具有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人类在实践、认知活动中,对某一事物产生一定的情感状态,如见孺子将入井,而产生怵惕恻隐的情感,体现了人的精神面貌。“中华民族历来重真情,尚大义”,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一句‘回家过年’牵动着亿万中国人最温馨的情愫。万家团圆、共享天伦,走亲访友、共祝美好,贯穿其中的就是浓浓的亲情、友情、爱情、同志之情。”这样的情是一种不虚、不私、不妄之情,它铸就了守望相助、天下同心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其二,当今时代的外在要求。(1)在全球化、信息革命时代,人类共同拥有的家园变得越来越小,牵一发而动全身。民族、国家不分大小、贫富,在全球紧密相连的世界里,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利益高度融合,彼此依存。一荣俱荣、一衰俱衰,和合则两利、抗争则两败,和则兴、斗则亡,谁也不能独善其身,全球命运休戚相关,兴衰与共。(2)人类社会面临各种危机,具体有:与自然冲突造成了生态危机、与社会冲突造成的人道危机、人与人冲突形成的道德危机、人的心灵冲突带来的精神危机、文明之间冲突产生的价值危机。五大冲突与危机,把人类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任何一国、一地区都无法单独应对、化解,唯有精诚合作才能改善。冲突与危机是灵感的源泉,人类厄运提供了共同体生活的契机。于是和合学应运而生,和生、和处、和立、和达、和爱原理,是整合、协调、化解五大冲突和危机的最佳选择,使全球取得共识,产生一定的凝聚力、向心力,形成全球某种稳定的内在秩序、共契一致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联合国社会发展委员会第55届会议主席菲利普·查沃斯指出:“当前世界各国之间相互依存程度日益提高,人类面临各种各样的严峻挑战。在这样的形势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体现了中国人着眼于维护人类长远利益的远见卓识。”“这一理念已经得到广大联合国会员国的普遍认同,彰显了中国对全球治理的巨大贡献,正在以稳健步伐迈向世界舞台中央的中国向联合国提供了可以惠及全人类的公共产品,这是中国在联合国这个世界最重要的多边外交舞台上有效争得话语权的成功例证”。现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已经写入了联合国一些决议之中,这是中国对人类社会作出的又一重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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