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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为公、守望和平:世界最美好声音

2018年06月11日 17:05

 

2018年6月9日,农历四月二十六,岛城青岛,清朗阔远,风光旖旎,正是一年中最美的季节。这里以大美风光迎接上合组织青岛峰会的八方嘉宾,吸引了全世界投送来的羡慕目光。然而,比风光更美的是人的心灵,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欢迎宴会和峰会上两次重要讲话中所传递出的“天下为公”、“建设和平”、“守望和平”的满满正能量。

9日晚,习近平主席在欢迎宴会祝酒辞中指出:“儒家思想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家倡导‘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主张‘协和万邦,和衷共济,四海一家’。这种‘和合’理念同‘上海精神’有很多相通之处。‘上海精神’坚持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强调求同存异、合作共赢,在国际上获得广泛认同和支持。”10日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上,习近平主席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继续在‘上海精神’指引下,同舟共济,精诚合作,齐心协力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携手迈向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这里,既精辟凝练地阐述了中华民族一以贯之的思想和行为方式,向全世界敞开了中国积极推动“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携手建设共同家园”的内心世界和大国胸怀,又为进一步携手建设和推进“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世界”奉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给世界带来了新时代的信心与力量。在万众瞩目的国际舞台上,这无疑是中国最美好的声音,也无疑是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之最美好声音!

著名人类学家兰德曼有句名言:“文化如同人体内的血管系统是属于人的一部分,而血管里流淌的是主观精神的血液。”古往今来,“天下为公”“天下太平”始终是中国人民心中最美的憧憬,爱好和平、建设和平、维护和平,始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范畴,内藏于心、外显于行,就像华夏大地上的清新空气,无处不在,无时不有,渗透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宗教等各方面,体现在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国家与国家等各种关系之中,不仅在古代中国发挥重要作用,而且也继续在现代中国发挥着更大的作用。

“天下为公”“守望和平”的思想深深嵌入了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今天依然是中国政府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理念。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和合”的理念源远流长。在处理国与国关系上,从上古开始,就秉持着一个基本理念和准则,叫做“协和万邦”。“协和万邦”,语出《尚书·尧典》篇:“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於变时雍。”意思是,首先把自己的宗族和国家治理好,然后把各国团结起来,让天下万国的各族人民和睦相处。这里所赞颂的是帝尧的德行。远古唐尧所倡导的“协和”的精神,对中华各民族的涵化、融合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也是今日中国坚持和平发展、积极推动上合组织成员国乃至世界各国融合发展的实践引导。

“协和万邦”,目的是为了“和合万国”,是为了“保合大和”,实现“万国咸宁”和“天下太平”。儒家认为,坚持“协和万邦”原则,实现世界的普遍和平,是建设好国家和强国、富国的重要条件。通观人类发展史,人类由原始氏族发展为部落、部落联盟、酋邦、国家,是不断融合发展的。而融合的形式不外乎两种:一种是“以德服人”,一种是“以力服人”。前者主要依靠涵化融合的方法;而后者则主要通过战争兼并的方法。“协和万邦”的理念,显然张扬的是“以德服人”,否定“以力服人”。现代考古成果表明,大约距今六七千年前后,中华大地就已经逐渐繁荣起来。上古时中国部落众多,正所谓“诸侯万国”、“天下万邦”。那么多的人口,那么多的部落,相对集中地生活在一定的区域内,不可避免地要产生许多部族矛盾和社会矛盾,正是得益于“协和万邦”的整体和谐观,牵引了中华民族在涵化、融合中建立起“大一统”的国家。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不断协调融合、不断谋求统一的国家历史。

把“协和万邦”作为对外关系的文化准则,必然需要回答国家的军队建设和对外作战,这是一个与“协和万邦”原则有紧密联系但又似乎矛盾的现象。理解这一现象的关键,就是认清对外作战和建设军队的目的以及用兵作战的原则。与“协和万邦”相应,中国传统文化中还有个非常重要的理念:“止戈为武”。它是春秋五霸之一的楚庄王首先提出来的,他说:“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者也。”意思是,战争的目的就是为了制止暴乱,消弭兵灾,使国家稳定,有利于发展生产、增多财富。唐朝重臣房玄龄也有个同样的观点:“兵恶不戢,武贵止戈。”这表明,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种共识,就是用兵作战、建设军队并不必然与和平、“协和万邦”相对立。从一定意义上来说,这二者本质上是一致的,用兵作战、建设军队的目的是维护和平,是使“协和万邦”原则得以实现的重要手段。可以说,以“和谐”取代对立,以求天下太平,是中华民族处理国内外一切争端的总原则和基本的情感倾向。这种思想深深嵌入了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在今天依然是中国政府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理念。今天,中国坚持和平发展之路,孜孜以求“天下为公”“天下太平”,积极与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携手建设“清洁美丽世界”,从根本上说,就是对这种价值观因子的承延。

 

“天下为公”“守望和平”始终处于中国古代政治家治国理政方略的优先考虑和高度重视的问题,今天依然是中国领导人全球治理观的最高目标。

2500年前,中国伟大的思想家孔子提出了“大同世界”的构想和“天下为公”的理念,广为历朝各代政治家所崇尚,并引以为治国理政的战略制高点。建设为天下人共享的太平社会,始终处于治国理政方略优先序。如先秦思想家提出了“亲仁善邻,国之宝也”的思想,西汉政治家董仲舒的《春秋繁露·郊语》中记录:“天下和平,则灾害不生。”西汉淮南王刘安的《淮南子·氾论训》记载:“天下安宁,政教和平,百姓肃睦,上下相亲。”理论进入实践,既表现于以固化标志张扬倡导,如以“和平”“太平”为年号,建立象征“和平”“太平”意义的宫殿,以及每年代序性的祭祀天地、祈求天下太平等等,更表现于确立国家战略的优先秩序上,以推崇民间社会。

著名儒家学说《论语》中有子贡“问政”一段,孔子提出的方略是:“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问:“必不得已而去,与斯三者何先?”孔子回答:“去兵。”子贡进一步问:“必不得已而去,与斯二者何先?”孔子非常干脆地回答:“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这里说的“足食,足兵,民信”,就是今日世界国家战略的经济实力、军事实力和软实力或曰文化力。“必不得已而去”,并非是真正可以去掉。一个国家的强大,当然离不开经济和军事力量,这里强调的是一种国家战略的优先价值秩序。这种秩序的道德基石,就是实行“仁政”,通过“仁”而王,实行王道而不是霸道。所以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内圣外王之道”,始终是一个理想高地。所谓“内圣”,就是你要有最高的道德修养,成为道德最高尚的人;而道德高尚的人,并不只是独善其身,而必须把崇高道德向更大范围播洒,进入“治国”、“平天下”、保天下太平。因此,中国社会历朝各代的政治家总是把“天下为公”、“天下太平”作为治国理政的最高目标。中国的发展崛起,一直都把“仁政”作为立国之本,秉承着“统而不一”、“和而不同”的王道之治。中国历史上的“统一”,都是在文化异质性包容共存下的统一,“崛起”是在文化多元下的和平相处,就像“一个温和的老太太带出了个大家族”(余秋雨语)。今天依然是中国领导人治国理政的核心价值观。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所指出的:“中国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倡导国际关系民主化,坚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支持联合国发挥积极作用,支持扩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中国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不断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今天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全方位打造休戚与共、安危共担的命运共同体,为建设太平世界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正是基于全球治理观的必然选择。换句话说,中国既然秉持“天下为公”,就必须选择实行“仁政”的文化道路,就必须选择和平发展。这一道路选择本身,是中国历史文化和国家意志秉性的“内在规定”,而不是外在的。

“天下为公”“守望和平”是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世界生活法则,今天仍然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

“天下为公”是一种思想胸怀,同时也是规制人们和谐生活、和合共存的法则,自古以来就有着鲜明的中华民族的特色。中华民族起源于黄河、长江流域,这里一直是世界上屈指可数的大农业区。生存环境决定大陆自然经济状态下的农耕文化必然在中国古代占支配地位,它以土地为生活的根本,秉自然界的时序、韵律、节奏发展,以敬畏、顺从、亲近自然为基本法则,而崇尚“和平”、维护和平、保卫和平,也必然成为中华文明“以农立国”的最重要的文化基因。现代著名思想家、教育家钱穆先生认为,中国是“举世惟一的农耕和平文化最优秀之代表”。这就决定了中国人的精神家园所流淌和灌溉着的必然是“天下为公”的“和合”文化之水。正如2014年3月28日习近平主席在德国科尔伯基金会发表演讲阐述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时所指出的,中国“‘以和为贵’、‘和而不同’、‘化干戈为玉帛’、‘国泰民安’、‘睦邻友邦’、‘天下太平’、‘天下大同’等理念世代相传。”从古代到现代,一以贯之,一脉相承,源远流长。

新中国成立后,基于对战争带来的苦难有着刻骨铭心的深刻记忆,中国人民更加珍惜社会生活安宁,这也成了实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一个最鲜明的本质特征。对此,开国领袖毛泽东同志宣言:“我们的国家是社会主义国家,不是资本主义国家,因此,一百年,一万年,我们也不会侵略别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指出:“十亿人的中国坚持社会主义,十亿人的中国坚持和平政策,做到这两条,我们的路就走对了,就可能对人类有比较大的贡献。”在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看来,当今世界主张和平和谐的,不一定都是社会主义者,但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必须坚决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社会主义国家如果损害别国主权,搞霸权主义,既损害社会主义在世界上的形象,又损害本国的社会主义事业。 

当今中国,昂首阔步进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面对所谓的“中国威胁论”鼓噪和中国会走“国强必霸”的担心,习近平主席代表中国政府一再向全世界宣示: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中国越发展,世界和平越靠得住。中国的发展和进步,不会对任何人构成威胁。将来中国发展起来、发达起来、富强起来了,也永远不搞扩张、永远不称霸。并且在国际场合多次直抒中国坚持和平发展的意志:“我们的和平发展道路来之不易,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经过艰辛探索和不断实践逐步形成的。我们党始终高举和平的旗帜,从来没有动摇过。”“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这既是对国际社会的一个积极回应,更是中国人民的“和合”品质和现实需求;既秉承了中华民族“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优秀品质,又体现了“要为人类发展有较大贡献”的博大情怀,目标在于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这个伟大复兴,不但应在经济上实现强大,更应在文化理念上得到世界认同,创造“四海之内,犹如一家”的和合生活。显然,这里体现的是一种文化自觉,是中国传统文化资源对解决世界生活面临的重大问题所提供的一种十分有价值、有意义的借鉴。

 

“天下为公”始终是中国人民根植于心的最美愿景,今天仍然是13亿人民致力于建设“中国梦”的孜孜追求。

千百年来,国泰民安、政通人和,一直是中国历朝历代和老百姓的美好愿望。无论是孔子推崇的“大同世界”,陶渊明描绘的“世外桃源”,还是《韩诗外传》中描绘的太平美景,都把天下为公、社会安宁、老百姓安居乐业作为目标和理想。但从中国历史来看,商周以降,社会稳定经常出现一个脉动性表征:当一个强大的中原王朝,顶住了北面(包括西北和东北)方向游牧民族的南下浪潮,彼此进行交往、战争和融合,人民则享受太平盛世、丰衣足食;当中原王朝势微衰落、内部矛盾严重时,往往爆发农民大起义和统治阶级之间的内战,而这时北方游牧民族也往往大举进攻中原,结果均造成了民不聊生、游离失所。曹操有首《蒿里行》,其中“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四句,生动描述了东汉末年董卓之乱造成的民间惨象。所以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从思想家到统治者都不主张滥用兵。老子推崇用兵“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孔子主张“慎战”,墨子则明确提出“非攻”,反对一切非正义战争。孙子则用“久暴师则国用不足”指出了滥用兵之危害。唐太宗李世民在总结历史教训时说:“自古以来穷兵极武,未有不亡者也”,并强调“兵者,凶器,不得已而用之”。这就是说,在中国传统社会里,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上均没有“好战”基因,即使战争也是迫不得已,其目的在于止战。消除战争,实现和平,让人民安居乐业,建设独立富强、民生幸福的国家,是沁入中国人骨髓血液里的文明基因,尤其是近代以来全体中国人民的集体记忆和奋斗目标。

今日中国虽然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成就,但人口多、底子薄、发展不平衡,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不断改善人民生活,努力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始终是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和奋斗目标。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营造国家“和衷共济”、“和合共生”的和平环境,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是中国实现社会稳定、国家富强、人民安居乐业的必由之路,是全国各族人民根本利益所系、根本愿望所在,也是团结凝聚全国人民为实现“中国梦”而奋斗的最大公约数。

事实表明,中国的社会性质、历史传统、时代环境、发展条件就决定了中国决不能以资本主义的方式来发展,而只能靠对内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充分调动各族人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来发展;中国的国情、中国国家的性质、中国外交的宗旨、中华民族的基因,决定了中国的发展必须秉持“和合”理念、坚持和平发展,进而必然促进世界和平力量的发展。这无疑是全人类“天下为公”愿景的福祉吉音,历史也必将作出这样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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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http://www.71.cn/2018/0611/1004086.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