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群忠：传统美德的历史演变与基本精神

 

肖群忠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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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美德的历史演变大致可以划分为两大历史阶段，第一阶段是从先秦到汉代，经过不断探索、积累，汉章帝时确立了“三纲五常”，传统道德的理论创造基本趋于完成；第二阶段是从汉代以后到五四运动之前，这一时期主要是对已形成的道德理念进行补充、发展和践行。

那么这个阶段是如何划分的呢？西方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提出过一个概念叫“轴心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时也引用过这个概念，指的是公元前8世纪到公元前2世纪这600年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古代希腊、古代中国、古代印度等几大文明都通过创造奠基完成了主要的文明成果。孔子生于公元前551年，卒于公元前479年，刚好在六世纪到五世纪之间；古希腊的“三圣”也是在这几百年内降生的，都属于“轴心时代”的范畴，所以这个概念是有一定道理的。但单就古代中国来说，“轴心时代”无法把公元前11世纪的周代礼乐文明包括进去，所以我们借鉴了这个概念的划分却没有完全套用。

中国自古有“商人尚鬼”的说法，这是因为商代文化指导人们精神生活的主要形式是宗教迷信、占卜、巫术等。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道德文化，主要是从周代发源的。周代作为一个小诸侯国，之所以能取代商代的统治，得益于一个重要的思想，那就是“敬德保民，以德配天”。这种思想在强调天命所归的同时，更突出了人谋划、奋斗的主体性，其中的“德”字指的是人所具有的卓越品行。这个卓越品行多指君主，即统治阶级需要具有的道德品行，如惠民、爱民、公而忘私，为天下人的生计奔波等。周代的礼乐文明奠定了儒家道德思想的雏形，开始强调要重德，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

“礼”的概念出现得比较早，它不仅指周礼，还包括夏、商的礼仪。最初的“礼”是一个宗教概念，指的是祭礼，即祭祀时的仪式和礼节。上坟是古代的祭礼，老人去世时先要举办葬礼，安顿好以后用贡品时时祭拜，以示对祖先的缅怀和对其功德的感恩。“礼”的含义非常广泛，第一层是我们上面说的宗教习俗；第二层是制度方面，包括官制、法律等，如果可以把制度层面的东西转换成由道德自觉支撑、遵守的行为规范和生活方式，那人们就不再需要受到制度的约束了，可以说道德自觉是制度发展最终的追求；另外，“礼”还指我们今天的文明礼貌、礼节和仪式。中国是文明礼仪之邦，有我们自己的一套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体系。孔夫子说的“不学礼，无以立”，就是说一个人若是不懂规矩和礼节，就无法在社会中安身立命。

 

“孝”的起源和“礼”一样，也非常早。研究表明，商代的“孝”是一个地名，从已知的文献中看不出其中含有伦理意义；周代的金文中出现了“孝”这个字，且已具有了一定的伦理意义。“孝”大概有三层含义。

第一层是尊祖敬宗。周代时，“孝”最初的意思是尊重祖宗，当时的孝道不仅是子德，更是整个家族的族德，体现了血缘与政治的联系。人为什么要尊重自己的祖先呢？这是基于对生命的原始崇拜。有一首歌里唱得好，“你从哪里来，我的朋友”，其中就包含着对生命发源的探求。每个人都是被父母带到世界上来的，父母是由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带来的，这样一直往上追溯，就到了我们的祖先那里。祖先给了我们生命，如果把一个家族比作生命树，祖先就是树根。我曾在《光明日报》发表过一篇专门谈论孝道的文章，题目叫《把根留住》，“百善孝为先”，孝是中国文化的根本。中华文化中有“九族”的概念，九族有两种解释，纵向来说指九代，即从高祖父母到玄孙和玄孙妇，也是我们现在常说的九代；横向来说就是兄弟姐妹及堂兄弟姐妹等。现如今的家庭越来越小了，多是由父母及子女组成的核心家庭，几乎没人细分这些东西了，但是从古代的划分我们仍能看出中国人是非常讲究宗族的，这体现了对家族成员间血脉联系的重视。过去的一家之主被称为宗子，他不仅执掌了定夺家族大小事务的权力，同时可能也是整个家族的道德领袖。比如说贾府，贾母的辈份是最高的，相当于大家长；再有就是王熙凤，负责管理财务，颇具领袖风范；另外每到祭祀的时候，都是由长房长孙来带领大家的。正是因为对祖先和宗子的尊重，对宗族的重视，整个家族才能像金字塔结构一样保持团结和稳定，许多家风、家规、家法由此形成，这就是我国古代社会的宗族制度。尊祖敬宗最重要的意义是叫人们报本返初，如果一个人连自己的祖先都不认的话，那就是数典忘祖，是最没道德的人。

第二层是善事父母。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解释篆体“孝”字说：“善事父母者。”“善事父母”指要对爸爸妈妈好，这一条非常适合我们目前核心家庭的结构，即父母亲带一到两个孩子，由两代人组成的小家庭。把这一点跟“尊祖敬宗”结合在一起看，就是既要孝敬父母亲又要孝敬爷爷奶奶和姥姥姥爷一辈的人，指对所有长辈的孝顺。

第三层是生儿育女，传宗接代。孟子讲：“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现在时代发展了，好多年轻人都不打算结婚，有的结了婚还是丁克，不打算要孩子，总之只要不违背法律，没人会干涉你，但这在中国古代却是万万不能的。按古代的孝道来讲，妇人如果不生小孩就犯了七出中的“无子，为其绝世也”，男方可以以此为由休妻。不过此条也有附加条件，是对女方的保护：如果女方的娘家绝门了，女方的生活没有着落，则男方不能休妻。古时候讲母凭子贵，往往一个妇人生了儿子，在家里的地位就提高了，这是为什么呢？古代中国属于农业社会，发展农业需要很多青壮劳动力，因此人丁兴旺就是家庭兴旺的表现。反之，如果媳妇不能为家族传宗接代，把夫家的香火断绝了，以致整条脉系断绝，没有后代人能给祖先上坟，这就是大大的不孝了。

中国古人的孝道把过去、现在、未来及天地都联系在了一起。去世的祖先会被后人奉为神明，人们相信只要我们好好修缮坟墓，时时祭奠，祖宗神就会保佑家族长盛不衰。过去，万一家里出现什么意外，人们也会不由自主地跟祖坟联系在一起。当然现在从科学的角度讲这可能是种迷信，但它其实源于尊祖敬宗的传统信仰和美德。如果说尊敬祖先连接了人的过去，那生儿育女则连接了未来。“积谷防饥，养儿防老”这句老话就揭示了一个非常朴素的道理。丰收之年囤积点儿谷子，遇上大灾之年我们就不怕饿肚子。生养儿女也是一样，儿女小的时候没有生存能力，要靠父母养活；当父母老了干不动活儿了，子女就该赡养他们了，在以自然经济为主体的农业社会尤其如此。现在城市中的一些老年人，退休金可能比年轻人的工资还高，子女不需要在金钱上履行多大的义务，但仍需陪伴和照料老人。

春秋时期讲究忠信。“忠”是传统道德里非常重要的德目，最初指的是做人的道德，后来才逐渐演变成臣子对君主的臣德，希望大家不要只做狭义理解。“尽己为人”是已故的中国当代著名哲学家、教育家冯友兰先生对忠恕之道的简要概括，即一个忠诚并懂得宽恕的人势必是倾尽所有帮助他人的人。忠厚老实的人做事从不偷懒耍奸。大家都要做一个对人、对事忠诚，对党忠诚的人。“信”就是人言为信，讲信用在现代社会的重要性丝毫不亚于古时候。孔子在儒家五常里特别强调了“信”的重要性，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古代中国所指的“信”主要是一个人的品格，春秋时期合纵连横，文人变节的事偶有发生，这就违背了信的基本要求。现代社会的信成为了社会生活的基础和制度，是维护社会生活正常运转的要素之一。

 

说到春秋时期的德目，我们不得不提的一个人物就是孔夫子。孔子生于春秋末期（公元前551年），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他提出的道德德目非常之多，比如《论语》里的“温良恭俭让”“恭宽信敏惠”“仁、勇、孝、信”等。一般认为孔子的思想以仁和礼为核心，其中“仁”表现为一种内在的情感，礼属于外在的行为规范。除了对德目的挖掘和创造以外，儒家思想的文献中还有一个重要的提法叫“三达德”，即天下人普遍适用的三种道德标准。《论语》里说：“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中庸》提到：“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由此可见，“三达德”指的是仁、智、勇这三个德目，那么怎样才称得上是仁智勇呢？

魏晋之际，人们围绕“才性”（人的才能和禀性）展开了辩论，其中有一位叫刘邵的思想家写了一本书叫《人物志》，里面记载了作者对英雄的看法，书中提到：“聪明秀出，谓之英；胆力过人，谓之雄。”“聪明”就是智慧，有智慧的人都可以被称为英才；“胆力”是气魄和勇气，智勇双全便是英雄。但按照“三达德”的要求，英雄还需要道德约束，那就是仁爱之心，如果把胆略、智慧都用在歪门邪道上，那就不是英雄而是枭雄或奸雄了。

关于“三达德”，清初思想家颜元有个有趣的比喻。汉高祖刘邦之所以能够坐拥天下主要仰仗三个人，第一个是智多星张良，他代表着智；第二个是宰相箫何，他负责延揽人才、预备粮草等事务，且为人宽厚，代表着仁；第三个是大将韩信，代表着勇。一个人想要成就一番事业，就需要具备这三种道德品质。

孔子之后，儒家又出现了一位圣贤——孟子。唐朝以后，孟子被尊称为亚圣，其思想对王阳明心学的形成具有启示意义。另外儒家还有一位代表人物是荀子，他和孟子的道德观点存在着比较明显的分歧。以义务为例，荀子认为的义务是人负己责。因为人是需要社会关系的，所以人的欲望必须受到约束，于是就要通过身份或礼仪制定来达到约束欲望的目的。孟子认为心外无物，不管是义务还是其他都要反求诸己、由心而发，一切改变都要先从改变自己的内心开始。《三字经》的开头“人之初，性本善”其实是孟子的思想。这里大家可能会有点困惑，为什么第一句话不是祖师爷孔子的而是亚圣孟子的呢？这主要是因为中国老百姓更愿意相信人性善的理论，毛泽东同志有一句诗说“六亿神州尽舜尧”，满大街都是圣人，可见我们中国人一直以来都对人性充满了自信。

孟子相信人生来就具有种种“善端”，主要是“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这“四端”，分别对应了“仁、义、礼、智”四种道德准则。

“恻隐之心”是仁之端，“仁”是儒家伦理文化里三纲五常中的五常之首，在儒家道德文化里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它是一种特殊的道德情感，代表了爱别人的感情。佛门经常讲人要具有善根、慧根，其实指的就是存有爱心，除去恨心。爱与恨是处于源头的两种互相对立的道德情感。佛教戒除“贪嗔痴”。“贪”是贪欲，是对喜好的过分偏执；“嗔”是嗔怒，指暗暗地恨人，是对讨厌的过分偏执；“痴”是愚昧无知，指在尚不明白事物的具体实相时就做出的或贪或痴的表现。爱人之心是人道德的起点，如果对人没有一点爱心，就会变得冷漠无情、麻木不仁。那么，爱心从哪里来呢？

 

孔子认为爱别人的心是从爱父母的心扩充出来的。爱父母的心是什么？是孝，是爱敬忠顺。人一生下来最先接触到的人就是自己的父母，并从父母的爱中学会了爱，所以一般有爱的家庭更容易培养出一个人格健全的孩子。教育学里经常强调爱的教育，如果一个家庭中的父母亲成天当着孩子的面争吵打架，孩子会觉得世界上没有爱，反而充满了恨，久而久之极有可能造成反社会倾向，这种身教要比老师的言教厉害得多。

孟子认为这种对别人的爱心源于人天生的恻隐之心，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同情心。假如你突然看到一个两岁小孩往没盖井盖的井边爬，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管你是不是认识这个小孩的爸爸妈妈，或者有没有“誉于乡党”的意图，你的本能反应肯定是赶快救他。

“羞恶之心”是义之端。从内心道德修养的角度来说，“羞”是为自己做错的事感到羞愧，“恶”是对别人做错的事感到讨厌。之所以会有这种感受是因为人有与生俱来的良心和正义感，如果面对自己的过错脸不红心不跳，面对别人的过错无动于衷，那无疑是一种道德缺失。

“辞让之心”是礼之端。前面我们也说了很多礼的含义，内容多且杂，大家不必全都记下来，关键是要掌握孟子讲的“礼”的两个精神实质：第一是辞让、谦让；第二是待人要恭敬。做到这两点，基本上就是一个懂礼貌的人了。

除了上述纲目以外，孟子还提出了五伦，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五伦将家庭关系、政治关系、社会关系等全都包括了进去，但仍有不全面的地方，它缺少对处理生人关系的指导。有时候我们会觉得社会公德缺失，这正是因为人们在处理社会关系时还是生熟两张皮，具体表现为对熟悉的人特别好，一旦到了生人社会又成了另一种做派。比如乘坐公交车的时候，人们往往会给自己的亲戚朋友让座。而面对生人，即使对方是一名孕妇，有些人也会无动于衷，有些人即使让座，在让座之前可能也会先做下思想工作才会起身。《三字经》里的五伦十义，如父慈子孝、兄爱弟敬、朋友有信、夫和妻顺、君礼臣忠等，每一条都是在人伦关系中应当遵守的道德规范，要求我们要有自我美德，要讲伦理义务。

“父子有亲”是说家庭关系要讲亲情，这种感情是根据关系亲密程度的不同而有所区别的，需要特殊的关爱和照料。一个母亲爱自己的孩子胜过爱别人的孩子是很正常的，如果她爱侄子比爱亲儿子更甚，那就有问题了。不管是她的儿子不够孝顺还是她本身就偏爱侄子，这种情况的家庭都是不够和睦的。《三字经》里说：“养不教，父之过。”那为什么我们还需要老师这个职业呢？古语有“易子而教”“亲不择善”的说法，这是因为亲子之间，话说得太过是很伤感情的。有时候话还没说完，孩子可能就离家出走了，这就是为什么处理家庭问题要讲亲情，所以把小孩子交给学校去教育还是很有必要的。

“君臣有义”说的是政治关系。现代社会没有了君臣，取而代之的是上下级关系。我们需要明确权利和义务是对等的，“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现在我们一直在倡导男女平等，“夫妇有别”就涉及到了今天的男女关系。我在贵州孔学堂发表过一篇讲女德的文章，里面提到的一种观点：今天秉持的男女关系应该以“平等有别”为准则。简单说来，男女在社会生活中的经济报偿、受教育、参政等方面的权益应当保持平等，这也是五四运动以来社会主义建设在妇女解放方面取得的成就。那么在属于私人生活的家庭生活中是怎样的呢？有智慧的人会把男女平等的现代道德价值观和男女有别的传统道德价值观结合起来。天道分阴阳，男女实际上是有区别的。比如男子一顿饭能吃俩馒头，女子不一定吃的下；男子可以一口气把煤气罐扛到五楼，女子就不擅长干体力活。另外，男子普遍需要从女子那里获得一种自尊的心理地位，现在有很多年轻夫妻的关系搞不好，有时候是因为女方太强势了。假设一名女子与她的丈夫发生矛盾，那她是哭更有效果还是动拳头跟丈夫打架更有效果呢？从美学形态上讲，女性代表了阴柔之美，老子《道德经》上说柔能克刚。我想女孩子一哭，只要她的丈夫是爱她的，是一个正派的男人，马上就投降了，赶紧上去哄哄她叫她别哭。要是动真格的打起来，她肯定打不过她的丈夫呀！现在时代不同了，过去的妇女只是一个纯粹的家庭角色，不参与政治和社会交往，每天相夫教子，没有工作压力，未见得幸福指数不高；而现在的女性要承担家庭和社会双方面的责任，两种角色的转换会把社会生活中的东西带到私人生活中，造成家庭问题。这种时候我们就可以从传统道德的智慧中汲取经验。

汉代形成的“三纲五常”标志着传统道德理论创造的最终完成。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简言之就是下级要听领导的，儿子要听父亲的，妻子要听丈夫的。讲到这里有的女同志又要不乐意了，说我挣得比他多，凭啥听他的？大家一定要注意，在中国古代，结了婚的女子是不参加工作的，自然也就没有工资。五四运动时期“打倒孔家店”所批判的就是“三纲五常”，“五常”是适用于所有人的恒常普遍的道德规范，如今已被大多数人接纳，但大家还是不认可“三纲”的观点。在儒学界看来，“三纲”是一个分工的概念，它强调的并不是谁压迫谁，好比现在我们讲“男女搭配干活不累”，从前说“我挑水来你浇园，我耕田来你织布”一样，这是人类第一次社会大分工之后出现的阴阳和谐的状态。

“五常”相当于中国传统道德的万里长城，在后代的实践过程中，仁义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宋明以后，忠孝节义在明清小说和老百姓的生活实践里处处能得到体现。“忠孝”维护了“三纲”中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节”是指贞操，维护了夫为妻纲。五四运动时期，胡适先生认为男人也应该讲贞操，这是男女平权思想的表现。

宋代有“八德”——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孝、悌主要是家庭关系层面的；忠、信是处理社会关系层面的；礼、义是处理政治关系的；廉、耻主要解决官员的道德修养问题，政治上要廉洁，要有荣辱感、知道羞耻。

清末民初，孙中山、蔡元培等人在宋“八德”的基础上提出了“新八德”——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并恢复了管仲四维说中的礼、义、廉、耻，形成了以“四维八德”为核心的道德观念。

 

上面我们讲了那么多的传统美德和德目，其价值取向及特点可以概括成四个方面的内容，帮助我们处理义利关系、群己关系及和谐竞争的问题。

第一，道义高于利益。朱熹曾经说过：“义利之说，乃儒者第一义。”义薄云天，对中国古人来说，“义”是最重要的，关公、岳飞这样的忠义之士被奉为神明受百姓供奉，正说明了这一点。现代社会的人们常常为了逐利而忘义，官员以权谋私当贪官，百姓求财逾越法律红线，那就更需要处理好义利关系的问题，以保证人们不至于走向犯罪。按照儒家的君子小人之辨，重义还是重利是君子和小人的分水岭。

第二，义务先于权利。西方是天赋人权，在中国则是人负己责。一个有道德的人首先应当尽到自身的义务，只管耕耘、莫问前程。如果开口闭口谈论的都是好处、报酬和权利，是不符合中华民族对高尚人格的道德界定的。

第三，整体高于个人。从古到今，仁人志士所表现出的忠义精神，无一不是为了国家、民族的整体利益而牺牲个人的利益。直到今天，我们仍然坚持集体主义导向，奉行集体主义原则。在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时候，一个有道德素养的人会优先考虑他人。子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就是要人经常换位思考，以己之心度人之心，如此才有可能设身处地的为他人着想。董仲舒说：“仁之法，在爱人，不在爱我；义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就是说仁者爱人，义者正己，要学会爱别人，懂得用义务来要求自己。明代思想家吕坤更是把“肯替别人着想”视为“第一等学问”，这里的“学问”主要指人的道德修养，不是说一个人有多么高的学问和知识水平，而是做人做得怎么样。

第四，和谐重于竞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特别强调竞争这个观念，其实竞争是个自然规律，只要人有利益诉求，即使不去倡导，人们也会参与到竞争中去。竞争是以资源稀缺为前提，把对方视为对手来设定的，并且难免会有不正当竞争的情况出现。按照传统道德的价值观念来衡量，我们中华文化倡导的是和谐、和睦、和平，在竞争过激的状况下，我们需要用传统文化中的伦理道德来维持相对和谐的状态。古有将相和的故事，有“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家和万事兴”这样的名言警句，相信大家可以从中感悟到对一个家庭、一个单位来说，和谐才是最值得珍视和倡导的价值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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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杨雪

文章来源：http://www.71.cn/2018/0621/1005819.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