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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群忠:传统美德的时代价值

2018年06月28日 1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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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群忠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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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传统美德是中华文化的核心与灵魂

我打算从三个方面对“传统美德的时代价值”进行阐释:

第一,传统美德是中华文化的核心与灵魂。这句话阐明了传统美德与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习近平同志执政以来,十分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传播工作,与之相应的民间“国学热”也一直在持续升温。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我们首先要了解中华文化的一大特质,就是伦理本位、道德至上。

第二,我们要讲一下传统美德的历史演变过程与基本精神,也就是从周代至今传统美德德目的发展情况。因为涉及的德目比较多,大部分我们只作简单讲解,遇到个别对加强个人修养具有启发意义的德目会着重展开,讲得深入一些。五四运动以来,人们普遍受到西方道德观念的影响,对中国自己的传统美德不够重视,所以我们会连带着把中国传统伦理精神在这部分做一个总结和着重强调。

第三,传统美德的当代价值。我会向大家说明传统美德对国家民族的复兴、人民生活的幸福,对实现中国梦都发挥着哪些重要的积极作用,以及它对个人修养的提高有什么帮助。在经济获得了极大发展的今天,物质生活的丰富促进了人们对道德问题的思考和忧虑,希望通过对这个问题的讲授,可以帮助大家有效加强参与社会道德建设的主动性和提高个人修养的自觉性。

这三个问题相辅相成、密切关联。第一个是前提;第二个属于知识的分享,也是我们重点讲解的部分;最后一个是现实发用的东西,是对前面内容的总结。

 

第一个问题,为什么说传统美德是中华文化的核心与灵魂要说明这一点我们得明确几个概念,道德、传统道德和传统美德分别指什么。从字面上看,这三个概念构成了总属关系。

大家每天都在用“道德”这个词,“道”是人与人之间相互交流的规范。比如后面我们会讲到孟子倡导“五伦”(五种人伦关系):父子有亲(亲情)、君臣有义(节义)、夫妇有别(区别)、长幼有序(主次)、朋友有信(信任),这就属于人与人之间打交道的规范。“德”是人的品德和情操,朱熹《论语集注》有言:“德者,得也,行道而有得于心者也。”就是说个人品德的形成是来源于实践的。

“传统道德”是什么?“传统”一词一般属于文化学的范畴,指的是过去的但是对今天仍然有价值的一些东西,如果它不具有现实价值或完全消亡了,那它就会变成陈列在考古博物馆中的展品,不再属于传统,而是成为了历史。除了文化学上的意义以外,它还是时间概念,指我国先哲概括创造出的道德规范。这里的先哲大多指的是民国以前的哲学家、思想家,像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倡导的女性解放、男女平权、走出家庭等,都属于现代道德观念而不属于传统道德观念。除了是由先哲创造的理论、思想观念以外,传统道德还有一个重要特点,它必须是在历史长河中为老百姓所长期践行的一种实践文化。

那么“传统美德”是什么意思呢?它包括在“传统道德”的概念里,是对“传统道德”这个总属概念作出的进一步的价值界定。所谓“传统美德”,指的是“传统道德”中那些以当今时代为衡量标准,仍然合理的成分和精华部分。单论“传统道德”的性质,它可能是好的,也可能是不好的,好的我们称为精华,不好的就是糟粕,区分它们的好与坏,就需要以今天的时代标准来开展价值厘清的工作。在区分的过程中,孰好孰坏很可能会引出分歧和争论,比如孟子讲“男女有别”,但是自五四运动以来,我们一直在强调“男女平等”,这两种观念有没有冲突?后面我们会具体分析一下。

第一个大问题主要讲的是传统道德与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道德概念基本厘清之后,再来看有关文化的概念。

文化或文明,从广义上来说是指人类在器物、制度、观念这三个维度上创造的一切成果。反过来说可能更好理解,那就是要与不由人创造的东西区别开来,即自然形成的都不属于文明,人类文明必须是由人创造的。现在我们考古发掘出来的陶器,使用的手机,修建的建筑,无论是西方的教堂还是中国的四合院,全都代表了文明发展的程度。除了器物以外,文明还包括对制度和观念的创造。我国之所以自古以来就是文明礼仪之邦,正是因为有了礼制的影响。儒家十三经里有三部关于“礼”的专著——《周礼》《仪礼》《礼记》;其中“周礼”是官制,“仪礼”是贵族的生活方式,“礼记”记载了先秦的礼制。从狭义上说的文化,指的是以人的精神活动为内核,经过历史传承积累凝聚的共有的成体系的人文精神、思想和观念。

 

文明和文化的区别又在哪里呢?文明重在强调纵向发展的程度,比如古代文明、现代文明。文化则更多地强调特点——时代特点、地域特点、民族特点等,比如北京文化跟上海文化不一样;回族、维吾尔族等少数民族跟汉族的文化有很大不同。

明白了什么是文化以后,我们再简单说一下“中国文化”,它是一个与国学互有交叉的概念。前面我们提到民间“国学热”持续升温,那么国学具体指什么呢?广义的国学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狭义的国学仅指中国固有的文化和学问,亦称“国粹”或“国故”。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学人为对抗西方文化全面泛滥,提出了“国故”的概念,它主要指文史哲领域。按照中国古代做学问的方法来讲,就是义理、考据和辞章。另外,中国的古籍文献也都属于狭义国学的范畴,按照古籍内容的不同,可划分为“经史子集”四类,大型古籍往往分成四部并以此命名,比如清代编撰的《四库全书》。

通常老百姓理解的国学是中国传统文化这个广义上的国学,作为狭义国学的纯粹学术问题则需要专门研究这一领域的专家才能理解。为了更好地区分两者,请大家思考一下京剧算不算国学这个问题。京剧是我们的国粹,从广义上说它当然是国学,但它算不算狭义上的国学呢?京剧是一门学问,有自己的门道,但是作为一项艺术,它不像其他学问学科一样具有科学的形态。举一个明显的例子,我们的京剧大师和王国维、梁启超这些搞学问的人并不是一回事。因此,若要严格细分,京剧不能算是狭义国学。希望大家可以据此厘清国学和传统文化的关系。

由于意识形态、文化构成要素等的不同,文化也是各种各样的。在文化学理论上说,一般认为中国文化是一种“德性文化”,具有道德本位、道德至上的特点,这种说法是通过比较中国文化、西方国家文化及印度文化得出来的。西方普遍重视科学和理性,因此西方文化是“智性文化”;印度信仰佛教的人特别多,宗教给人一种什么感觉?神秘。所以印度文化是一种神秘主义文化。

说明了上述几个概念,我们基本可以接触到第一个问题的主题了。为什么说中国文化是德性文化?正是因为它是以传统美德为核心灵魂的文化。接下来我们会逐步论证这一观点,这个观点不是我个人的,是学界在文化学理论上达成的共识。

 

第一个大问题我主要说明两层意思:第一层,中国传统文化以儒家思想为核心,而道德是儒家思想的灵魂和根本;第二层,直到今天,中国传统道德都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国民性的形成,渗透在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首先向大家说明儒家为什么是一个道德学派。儒家最主要的经典著作中有“四书”,分别为《大学》《中庸》《论语》和《孟子》,这是由宋代理学家朱熹定下的,到了元代,“四书”更成为了科举考试的教材模板。另外,“四书”里的《大学》《中庸》最初是《礼记》49篇文章中的两篇,但朱熹认为这两篇文章尤为重要,就把它们单独与孔孟的著作并列合称,这才有了“四书”的说法。那么它的重要性体现在哪里呢?

《大学》相当于儒家思想的纲目,揭示了儒家思想的基本结构和根本要旨。一般认为,《大学》由曾子及其门人或曾子的门人撰写。曾子是孔子的亲传弟子,他的父亲也同样是孔子的学生。曾子有两部著作被奉为儒家经典,一部是《大学》,还有一部是《孝经》。《孝经》在“十三经”中涉及到的面虽然不像其他的那么广,却是最具实践意义的。

《中庸》是孔子的孙子孔伋(号子思)写的。这篇文章给儒家思想提供了形而上学的根据,提出了包括诚信、中庸等在内的一系列问题,宋儒探讨的很多东西都是从《中庸》里引申出来的。

接着回到《大学》上来,作为儒家思想的纲目,大学的基本结构是“三纲领八条目”。今传《大学》文本共有11章,第1章为总括性概述,后面10章是对第1章的分别论述。《大学》开篇的第一句话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就是“三纲八目”中的“三纲”。有一个词叫“纲举目张”,比喻做事抓主要环节,次要环节自然会被带动。“纲”本来是渔网上的扭结,这一点用渔网捕过鱼的人应该有所体会,抓着扭结可以把整张网里的鱼全都拎起来,由此可见“纲”的重要性。“明明德”是说要弘扬、彰明内心的光明善良及一切美好的道德,说的直接点就是修身,再用自身的修养影响他人的过程。“人之初,性本善”“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人的初心都是具有善性的,做学问的终极追求不过是找回丢失了的本心。“亲民”也作“新民”,这主要是因为汉儒和宋儒对这句话的理解略有不同。亲民是要亲近民众,与民同乐;新民则进一步强调要改造民众,使人民的生活越来越好,素质越来越高,《大学》里说的“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就是这个道理。

“三纲”中的第一条是道德层面,第二条属于政治范畴,把这两件事都做好就能达到第三条“止于至善”的境界,即发展成一个近乎完美的至善社会。为什么要把道德要求放在前头?这说明儒家认为道德是政治的基础。“三纲”进一步展开,于是有了“八目”,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之前所列的四个条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都是修心的功夫,修心是后面几个条目的核心。可以说修心、修身是齐家的根本,齐家是治国的根本,治国是平天下的根本,以此类推。那么说到底,“八条目”是以道德修养为核心的。《大学》里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这里的“修身”指的是对自身道德品行的修养;在中国古代,上至天子,下到黎民,都要把修身养德作为人生的第一要务。

 

《大学》文本究竟有多重要呢?古时候,《大学》就跟现在最基础的小学语文教材一样,没有读过它的人基本等同于文盲。作为儒家思想的纲要,《大学》的“三纲八目”几乎把儒家思想所关注的问题全部囊括了进来。对于它,还有一种比较通俗的说法,叫“内圣外王”之道。“内圣外王”出自道家典籍《庄子·天下篇》,但却能很好地概括出儒家思想的内涵和主题。“内圣”就是修身养德,做一个有德性的人,“外王”是施行王道来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就是儒家学者追求的最高境界。

下面我们举两条孔孟的论述。

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 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 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论语》颜渊 

子贡问孔子“足食、足兵、足信”,三者在不能完全保全的时候先去掉哪一个,最后留下哪一个。孔子回答他首先去掉的是兵,然后是食,一定要保留下来的是信。用今天的话说,“足食”代表经济,“足兵”代表军事,“足信”代表道德,前面两个属于硬实力,后面是软实力。孔子说要留下信,说明儒家思想认为在经济、军事、道德三者中,道德是最重要的。

子贡的提问有“必不得已而去”这个前提条件,因此这种观点与我们今天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策非但不冲突,还对现实有一定指导意义。改革开放至今,我们取得了诸多建设成就,在经济水平提高,人民生活日益富足的同时,思想道德建设的水平却并没有得到与之相应的提高。儒家思想对道德修养的重视,刚好可以补足现代人在这一块的缺失。

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

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

——《孟子·梁惠王上》

孟子“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的论述,对针砭如今人人孳孳为利的社会现实很有帮助。《孟子·尽心上》里有一句话说“孳孳为利者,跖之徒也”,就是说如果你每天光想着怎么谋利,就会成为像盗跖一样的小人。当然不是说我们去发展经济、去赚钱有什么不对,但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一定要用“仁义”来限制个人利益最大化的恶性发展。为了自身的利益什么都不顾,全然不要脸面,甚至任何违法乱纪的事都可以干,那国家就很危险了。

 

从曾子、孔子和孟子的这些论述我们可以看出,儒家思想的精髓是“以德为本”。综合上述先贤的观点,道德是传统文化的核心和灵魂,就重要性来说,道德高于宗教、哲学、教育、文艺、政治、法律、军事等各种文化现象。比如古时打仗讲究师出有名,必须得是正义之师。再有,现在中国有不少人信仰佛教、基督教等宗教,但实际上中国人自身的宗教意识并不是很强,这主要是由于儒家思想代替了宗教的某些功能。以孝道为例,它将过去的祖先、现在的父母及未来的儿女天然联系在了一起。宗教是什么?它是为了获得情致勉慰和克服生命紧张而存在的。人总有一死,老年人年纪大了,看得开,不害怕,但是年轻人可能会因此紧张焦虑。西方人的宗教是怎么解决的呢?他们说只要在现实社会做一个好人,死后就能得到救赎,升上天堂,天堂是只有快乐没有痛苦的地方。中国人怎么解决?大家知道老爷爷通常都对孙辈疼爱有加,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把孙子作为了自己生命的延续。他的血在孙子的身体里流淌,所以他觉得自己不怕死了。愚公移山也是这个意思,他死了以后,还有子子孙孙继承他的遗志。孝道类似中国人的一种信仰,祖先给予子孙生命并将其视作生命的延续,子孙敬重、孝顺自己的长辈,如此就把祖祖辈辈都联系了起来。

儒家学说中蕴含的道德文化可以帮助人们处理好各种关系。我国自古就讲究礼乐文明,诗文等文学创作经常被用来颂扬美好的品行,表达个人志向。过去的许多老年人,他们的道德知识不像今天的我们,是通过学习系统知识得来的,而是受到文艺作品的熏陶逐渐形成的。比如我们家是陕西的,我的父亲小时候常看秦腔,里面的内容包括忠、孝、节、义等传统美德;另外现在我们好多人会阅读古籍,比如明清章回小说,里面不乏关于传统道德的精彩故事。文艺作品中人物的为人处事之道会引导人们形成正确的道德观念,帮助人们处理好各种关系。

传统道德观念不仅渗透到了中国古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在节日民俗和现代人的衣食住行中也都有所体现。比如穿衣,五服制度和丧服制度就是传统道德的表现。《礼记》里讲,家中老人在世时,子女着装不宜太过艳俗,以免引起老人的伤感。我小时候,就是鲁迅那个时代,大家都穿立领学生装,领口处有个扣子,上面的铁钩叫“风纪扣”。每当我的风纪扣没扣好,我爸就会说:“小小年纪,你这哪儿像个学生!”当然现在早就已经没有那个东西了。再比如饮食,我们吃的文化中也有伦理道德在里面。在我还小的时候,大概是七八十年代,吃饭时一家之长不上桌是不允许开饭的;要是去走亲戚,无论什么辈份,吃饭时都要求男女分席。再有,现在大家的日子愈发富足了,吃肉不算什么稀罕事,甚至经常会担心吃太多不利身体,但是在古代,不是所有人都有资格吃肉的,什么年龄可以吃肉是有规定的,通常只有老年人可以吃,年轻人不能吃。另外,古代祭祀有三牲——猪、牛、羊,必须有肉才能称为“祭”,如果只有蔬菜瓜果那只能叫做“荐”。住的方面就更有讲究了。老北京的人过去住的都是几进几出的四合院,正堂肯定是会客厅,如果家里没有专门的祠堂,那老祖宗的牌位肯定要摆在正堂里。此外,东房、西房、上房、下房住什么人,有什么用途,都是有严格的伦理规定的。现在大多数人住的是单元楼,很多家庭把这种传统弄拧了,大家可以反思下自家阳面的卧室里住的是老爷子还是小孙子。至于行,《礼记·王记》篇有明文规定:“道路,男子由右,妇人由左,车从中央。”《礼记·曲礼》里对伦理道德作出了非常具体的要求,比如“夫为人子者:出必告,反必面,所游必有常,所习必有业”,就是说为人子女,外出前要先知会父母,回来后要先面见父母,学习游历要有明确的目标。

 

接下来再说说节日礼俗。比如一年中最盛大的节日春节,它是一个代表着新旧更迭的综合节日,尽管南北方的风俗不尽相同,但中国人过年却具有一个相同的伦理意义,那就是省亲。我已经是个五十多岁的人了,在我的生命体验里,如果父母亲不在了,那家就不在了,过年的时候去看望兄弟姐妹,就成了走亲戚而非回家。过去我爸还健在的时候,每一年不管离家多远,我都会回家,只有过一次例外。那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那一年我没回家,给我爸寄了五百块钱。那时候的五百块并不算小数目,但是后来我听人家说,过年的时候我爸捧着那五百块钱哭了,他说:“你看我这个年龄了,见不着儿子,要钱干什么?”我听到这话以后心里很不好受,从此以后每一年无论如何都会回家。现在再想回家,已经是无家可回了。这就应了孝道里经常讲到的一句话:“子欲养而亲不待”。包括婚丧嫁娶在内的其他节日礼俗,在这里我们就不过多赘述了。

生活中的大多数人不见得学过伦理学,却肯定知道一些与伦理学有关的耳熟能详的名言警句,这是因为口头传承的形式在文化传承

中发挥着作用。比如“但行好事,莫问前程”“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间未到”,这些话语里包含的由中华文化浸润着的崇德向善的精神,构成了中国人的民族信仰。

从老祖宗起名艺术里也可以看出,道德是传统文化中最核心的东西。一个人的名字实际上包含着长辈及他人的希冀。过去,人离世后会举行仪式——叫魂,就是不断呼唤对方的名字,所以人名文化其实折射出了不同历史时期的时代价值观念。从前,中国男性起名字普遍存在一种崇德趋向,比如马有德、刘尚智、王有仁、张忠信、赵孝义等等;现在的小孩起名则很少把道德观念考虑进去了。我看在座的听众不乏七八十岁的老先生,大家可以互报姓名交流一下,说不定名字就撞上了。另外,过去人们起名还有一个规律,叫“同辈连字”,大家族尤其注重这一点。“同辈连字”,指在同辈人中取同一个字来命名,其本身就是伦理观念的直接体现,可以用来将不同辈份的人分类区别开来。我们经常会说乱伦,其实这不光是指两性关系,僭越了辈分也属于乱伦。如果你给孙辈起名时,用了跟爷爷辈相同的字,那不是分不清楚了吗?所以过去大家族起名,最忌讳的就是这一点。记得小时候我给女儿起名字,那个音用家乡话念起来跟五叔父的名字有点接近,但普通话差得很远,五叔父就不干了,质问我怎么给女儿起了跟他一样的名字。由此可见,在传统中国,道德伦理是很受重视的。

传统美德是中华文化的核心与灵魂。2013年,习近平同志在山东曲阜考察孔府和孔子研究院时提出“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这一论断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国民道德修养的高度关切,同时也向全社会发出了重视传承传播优秀传统文化和传统美德的号召。

 

二、传统美德的历史演变与基本精神

传统美德的历史演变大致可以划分为两大历史阶段,第一阶段是从先秦到汉代,经过不断探索、积累,汉章帝时确立了“三纲五常”,传统道德的理论创造基本趋于完成;第二阶段是从汉代以后到五四运动之前,这一时期主要是对已形成的道德理念进行补充、发展和践行。

那么这个阶段是如何划分的呢?西方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提出过一个概念叫“轴心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时也引用过这个概念,指的是公元前8世纪到公元前2世纪这600年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古代希腊、古代中国、古代印度等几大文明都通过创造奠基完成了主要的文明成果。孔子生于公元前551年,卒于公元前479年,刚好在六世纪到五世纪之间;古希腊的“三圣”也是在这几百年内降生的,都属于“轴心时代”的范畴,所以这个概念是有一定道理的。但单就古代中国来说,“轴心时代”无法把公元前11世纪的周代礼乐文明包括进去,所以我们借鉴了这个概念的划分却没有完全套用。

中国自古有“商人尚鬼”的说法,这是因为商代文化指导人们精神生活的主要形式是宗教迷信、占卜、巫术等。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道德文化,主要是从周代发源的。周代作为一个小诸侯国,之所以能取代商代的统治,得益于一个重要的思想,那就是“敬德保民,以德配天”。这种思想在强调天命所归的同时,更突出了人谋划、奋斗的主体性,其中的“德”字指的是人所具有的卓越品行。这个卓越品行多指君主,即统治阶级需要具有的道德品行,如惠民、爱民、公而忘私,为天下人的生计奔波等。周代的礼乐文明奠定了儒家道德思想的雏形,开始强调要重德,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

“礼”的概念出现得比较早,它不仅指周礼,还包括夏、商的礼仪。最初的“礼”是一个宗教概念,指的是祭礼,即祭祀时的仪式和礼节。上坟是古代的祭礼,老人去世时先要举办葬礼,安顿好以后用贡品时时祭拜,以示对祖先的缅怀和对其功德的感恩。“礼”的含义非常广泛,第一层是我们上面说的宗教习俗;第二层是制度方面,包括官制、法律等,如果可以把制度层面的东西转换成由道德自觉支撑、遵守的行为规范和生活方式,那人们就不再需要受到制度的约束了,可以说道德自觉是制度发展最终的追求;另外,“礼”还指我们今天的文明礼貌、礼节和仪式。中国是文明礼仪之邦,有我们自己的一套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体系。孔夫子说的“不学礼,无以立”,就是说一个人若是不懂规矩和礼节,就无法在社会中安身立命。

“孝”的起源和“礼”一样,也非常早。研究表明,商代的“孝”是一个地名,从已知的文献中看不出其中含有伦理意义;周代的金文中出现了“孝”这个字,且已具有了一定的伦理意义。“孝”大概有三层含义。

 

第一层是尊祖敬宗。周代时,“孝”最初的意思是尊重祖宗,当时的孝道不仅是子德,更是整个家族的族德,体现了血缘与政治的联系。人为什么要尊重自己的祖先呢?这是基于对生命的原始崇拜。有一首歌里唱得好,“你从哪里来,我的朋友”,其中就包含着对生命发源的探求。每个人都是被父母带到世界上来的,父母是由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带来的,这样一直往上追溯,就到了我们的祖先那里。祖先给了我们生命,如果把一个家族比作生命树,祖先就是树根。我曾在《光明日报》发表过一篇专门谈论孝道的文章,题目叫《把根留住》,“百善孝为先”,孝是中国文化的根本。中华文化中有“九族”的概念,九族有两种解释,纵向来说指九代,即从高祖父母到玄孙和玄孙妇,也是我们现在常说的九代;横向来说就是兄弟姐妹及堂兄弟姐妹等。现如今的家庭越来越小了,多是由父母及子女组成的核心家庭,几乎没人细分这些东西了,但是从古代的划分我们仍能看出中国人是非常讲究宗族的,这体现了对家族成员间血脉联系的重视。过去的一家之主被称为宗子,他不仅执掌了定夺家族大小事务的权力,同时可能也是整个家族的道德领袖。比如说贾府,贾母的辈份是最高的,相当于大家长;再有就是王熙凤,负责管理财务,颇具领袖风范;另外每到祭祀的时候,都是由长房长孙来带领大家的。正是因为对祖先和宗子的尊重,对宗族的重视,整个家族才能像金字塔结构一样保持团结和稳定,许多家风、家规、家法由此形成,这就是我国古代社会的宗族制度。尊祖敬宗最重要的意义是叫人们报本返初,如果一个人连自己的祖先都不认的话,那就是数典忘祖,是最没道德的人。

第二层是善事父母。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解释篆体“孝”字说:“善事父母者。”“善事父母”指要对爸爸妈妈好,这一条非常适合我们目前核心家庭的结构,即父母亲带一到两个孩子,由两代人组成的小家庭。把这一点跟“尊祖敬宗”结合在一起看,就是既要孝敬父母亲又要孝敬爷爷奶奶和姥姥姥爷一辈的人,指对所有长辈的孝顺。

第三层是生儿育女,传宗接代。孟子讲:“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现在时代发展了,好多年轻人都不打算结婚,有的结了婚还是丁克,不打算要孩子,总之只要不违背法律,没人会干涉你,但这在中国古代却是万万不能的。按古代的孝道来讲,妇人如果不生小孩就犯了七出中的“无子,为其绝世也”,男方可以以此为由休妻。不过此条也有附加条件,是对女方的保护:如果女方的娘家绝门了,女方的生活没有着落,则男方不能休妻。古时候讲母凭子贵,往往一个妇人生了儿子,在家里的地位就提高了,这是为什么呢?古代中国属于农业社会,发展农业需要很多青壮劳动力,因此人丁兴旺就是家庭兴旺的表现。反之,如果媳妇不能为家族传宗接代,把夫家的香火断绝了,以致整条脉系断绝,没有后代人能给祖先上坟,这就是大大的不孝了。

中国古人的孝道把过去、现在、未来及天地都联系在了一起。去世的祖先会被后人奉为神明,人们相信只要我们好好修缮坟墓,时时祭奠,祖宗神就会保佑家族长盛不衰。过去,万一家里出现什么意外,人们也会不由自主地跟祖坟联系在一起。当然现在从科学的角度讲这可能是种迷信,但它其实源于尊祖敬宗的传统信仰和美德。如果说尊敬祖先连接了人的过去,那生儿育女则连接了未来。“积谷防饥,养儿防老”这句老话就揭示了一个非常朴素的道理。丰收之年囤积点儿谷子,遇上大灾之年我们就不怕饿肚子。生养儿女也是一样,儿女小的时候没有生存能力,要靠父母养活;当父母老了干不动活儿了,子女就该赡养他们了,在以自然经济为主体的农业社会尤其如此。现在城市中的一些老年人,退休金可能比年轻人的工资还高,子女不需要在金钱上履行多大的义务,但仍需陪伴和照料老人。

春秋时期讲究忠信。“忠”是传统道德里非常重要的德目,最初指的是做人的道德,后来才逐渐演变成臣子对君主的臣德,希望大家不要只做狭义理解。“尽己为人”是已故的中国当代著名哲学家、教育家冯友兰先生对忠恕之道的简要概括,即一个忠诚并懂得宽恕的人势必是倾尽所有帮助他人的人。忠厚老实的人做事从不偷懒耍奸。大家都要做一个对人、对事忠诚,对党忠诚的人。“信”就是人言为信,讲信用在现代社会的重要性丝毫不亚于古时候。孔子在儒家五常里特别强调了“信”的重要性,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古代中国所指的“信”主要是一个人的品格,春秋时期合纵连横,文人变节的事偶有发生,这就违背了信的基本要求。现代社会的信成为了社会生活的基础和制度,是维护社会生活正常运转的要素之一。

 

说到春秋时期的德目,我们不得不提的一个人物就是孔夫子。孔子生于春秋末期(公元前551年),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他提出的道德德目非常之多,比如《论语》里的“温良恭俭让”“恭宽信敏惠”“仁、勇、孝、信”等。一般认为孔子的思想以仁和礼为核心,其中“仁”表现为一种内在的情感,礼属于外在的行为规范。除了对德目的挖掘和创造以外,儒家思想的文献中还有一个重要的提法叫“三达德”,即天下人普遍适用的三种道德标准。《论语》里说:“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中庸》提到:“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由此可见,“三达德”指的是仁、智、勇这三个德目,那么怎样才称得上是仁智勇呢?

魏晋之际,人们围绕“才性”(人的才能和禀性)展开了辩论,其中有一位叫刘邵的思想家写了一本书叫《人物志》,里面记载了作者对英雄的看法,书中提到:“聪明秀出,谓之英;胆力过人,谓之雄。”“聪明”就是智慧,有智慧的人都可以被称为英才;“胆力”是气魄和勇气,智勇双全便是英雄。但按照“三达德”的要求,英雄还需要道德约束,那就是仁爱之心,如果把胆略、智慧都用在歪门邪道上,那就不是英雄而是枭雄或奸雄了。

关于“三达德”,清初思想家颜元有个有趣的比喻。汉高祖刘邦之所以能够坐拥天下主要仰仗三个人,第一个是智多星张良,他代表着智;第二个是宰相箫何,他负责延揽人才、预备粮草等事务,且为人宽厚,代表着仁;第三个是大将韩信,代表着勇。一个人想要成就一番事业,就需要具备这三种道德品质。

孔子之后,儒家又出现了一位圣贤——孟子。唐朝以后,孟子被尊称为亚圣,其思想对王阳明心学的形成具有启示意义。另外儒家还有一位代表人物是荀子,他和孟子的道德观点存在着比较明显的分歧。以义务为例,荀子认为的义务是人负己责。因为人是需要社会关系的,所以人的欲望必须受到约束,于是就要通过身份或礼仪制定来达到约束欲望的目的。孟子认为心外无物,不管是义务还是其他都要反求诸己、由心而发,一切改变都要先从改变自己的内心开始。《三字经》的开头“人之初,性本善”其实是孟子的思想。这里大家可能会有点困惑,为什么第一句话不是祖师爷孔子的而是亚圣孟子的呢?这主要是因为中国老百姓更愿意相信人性善的理论,毛泽东同志有一句诗说“六亿神州尽舜尧”,满大街都是圣人,可见我们中国人一直以来都对人性充满了自信。

孟子相信人生来就具有种种“善端”,主要是“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这“四端”,分别对应了“仁、义、礼、智”四种道德准则。

 

“恻隐之心”是仁之端,“仁”是儒家伦理文化里三纲五常中的五常之首,在儒家道德文化里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它是一种特殊的道德情感,代表了爱别人的感情。佛门经常讲人要具有善根、慧根,其实指的就是存有爱心,除去恨心。爱与恨是处于源头的两种互相对立的道德情感。佛教戒除“贪嗔痴”。“贪”是贪欲,是对喜好的过分偏执;“嗔”是嗔怒,指暗暗地恨人,是对讨厌的过分偏执;“痴”是愚昧无知,指在尚不明白事物的具体实相时就做出的或贪或痴的表现。爱人之心是人道德的起点,如果对人没有一点爱心,就会变得冷漠无情、麻木不仁。那么,爱心从哪里来呢?

孔子认为爱别人的心是从爱父母的心扩充出来的。爱父母的心是什么?是孝,是爱敬忠顺。人一生下来最先接触到的人就是自己的父母,并从父母的爱中学会了爱,所以一般有爱的家庭更容易培养出一个人格健全的孩子。教育学里经常强调爱的教育,如果一个家庭中的父母亲成天当着孩子的面争吵打架,孩子会觉得世界上没有爱,反而充满了恨,久而久之极有可能造成反社会倾向,这种身教要比老师的言教厉害得多。

孟子认为这种对别人的爱心源于人天生的恻隐之心,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同情心。假如你突然看到一个两岁小孩往没盖井盖的井边爬,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管你是不是认识这个小孩的爸爸妈妈,或者有没有“誉于乡党”的意图,你的本能反应肯定是赶快救他。

“羞恶之心”是义之端。从内心道德修养的角度来说,“羞”是为自己做错的事感到羞愧,“恶”是对别人做错的事感到讨厌。之所以会有这种感受是因为人有与生俱来的良心和正义感,如果面对自己的过错脸不红心不跳,面对别人的过错无动于衷,那无疑是一种道德缺失。

“辞让之心”是礼之端。前面我们也说了很多礼的含义,内容多且杂,大家不必全都记下来,关键是要掌握孟子讲的“礼”的两个精神实质:第一是辞让、谦让;第二是待人要恭敬。做到这两点,基本上就是一个懂礼貌的人了。

除了上述纲目以外,孟子还提出了五伦,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五伦将家庭关系、政治关系、社会关系等全都包括了进去,但仍有不全面的地方,它缺少对处理生人关系的指导。有时候我们会觉得社会公德缺失,这正是因为人们在处理社会关系时还是生熟两张皮,具体表现为对熟悉的人特别好,一旦到了生人社会又成了另一种做派。比如乘坐公交车的时候,人们往往会给自己的亲戚朋友让座。而面对生人,即使对方是一名孕妇,有些人也会无动于衷,有些人即使让座,在让座之前可能也会先做下思想工作才会起身。《三字经》里的五伦十义,如父慈子孝、兄爱弟敬、朋友有信、夫和妻顺、君礼臣忠等,每一条都是在人伦关系中应当遵守的道德规范,要求我们要有自我美德,要讲伦理义务。

 

“父子有亲”是说家庭关系要讲亲情,这种感情是根据关系亲密程度的不同而有所区别的,需要特殊的关爱和照料。一个母亲爱自己的孩子胜过爱别人的孩子是很正常的,如果她爱侄子比爱亲儿子更甚,那就有问题了。不管是她的儿子不够孝顺还是她本身就偏爱侄子,这种情况的家庭都是不够和睦的。《三字经》里说:“养不教,父之过。”那为什么我们还需要老师这个职业呢?古语有“易子而教”“亲不择善”的说法,这是因为亲子之间,话说得太过是很伤感情的。有时候话还没说完,孩子可能就离家出走了,这就是为什么处理家庭问题要讲亲情,所以把小孩子交给学校去教育还是很有必要的。

“君臣有义”说的是政治关系。现代社会没有了君臣,取而代之的是上下级关系。我们需要明确权利和义务是对等的,“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现在我们一直在倡导男女平等,“夫妇有别”就涉及到了今天的男女关系。我在贵州孔学堂发表过一篇讲女德的文章,里面提到的一种观点:今天秉持的男女关系应该以“平等有别”为准则。简单说来,男女在社会生活中的经济报偿、受教育、参政等方面的权益应当保持平等,这也是五四运动以来社会主义建设在妇女解放方面取得的成就。那么在属于私人生活的家庭生活中是怎样的呢?有智慧的人会把男女平等的现代道德价值观和男女有别的传统道德价值观结合起来。天道分阴阳,男女实际上是有区别的。比如男子一顿饭能吃俩馒头,女子不一定吃的下;男子可以一口气把煤气罐扛到五楼,女子就不擅长干体力活。另外,男子普遍需要从女子那里获得一种自尊的心理地位,现在有很多年轻夫妻的关系搞不好,有时候是因为女方太强势了。假设一名女子与她的丈夫发生矛盾,那她是哭更有效果还是动拳头跟丈夫打架更有效果呢?从美学形态上讲,女性代表了阴柔之美,老子《道德经》上说柔能克刚。我想女孩子一哭,只要她的丈夫是爱她的,是一个正派的男人,马上就投降了,赶紧上去哄哄她叫她别哭。要是动真格的打起来,她肯定打不过她的丈夫呀!现在时代不同了,过去的妇女只是一个纯粹的家庭角色,不参与政治和社会交往,每天相夫教子,没有工作压力,未见得幸福指数不高;而现在的女性要承担家庭和社会双方面的责任,两种角色的转换会把社会生活中的东西带到私人生活中,造成家庭问题。这种时候我们就可以从传统道德的智慧中汲取经验。

汉代形成的“三纲五常”标志着传统道德理论创造的最终完成。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简言之就是下级要听领导的,儿子要听父亲的,妻子要听丈夫的。讲到这里有的女同志又要不乐意了,说我挣得比他多,凭啥听他的?大家一定要注意,在中国古代,结了婚的女子是不参加工作的,自然也就没有工资。五四运动时期“打倒孔家店”所批判的就是“三纲五常”,“五常”是适用于所有人的恒常普遍的道德规范,如今已被大多数人接纳,但大家还是不认可“三纲”的观点。在儒学界看来,“三纲”是一个分工的概念,它强调的并不是谁压迫谁,好比现在我们讲“男女搭配干活不累”,从前说“我挑水来你浇园,我耕田来你织布”一样,这是人类第一次社会大分工之后出现的阴阳和谐的状态。

 

“五常”相当于中国传统道德的万里长城,在后代的实践过程中,仁义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宋明以后,忠孝节义在明清小说和老百姓的生活实践里处处能得到体现。“忠孝”维护了“三纲”中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节”是指贞操,维护了夫为妻纲。五四运动时期,胡适先生认为男人也应该讲贞操,这是男女平权思想的表现。

宋代有“八德”——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孝、悌主要是家庭关系层面的;忠、信是处理社会关系层面的;礼、义是处理政治关系的;廉、耻主要解决官员的道德修养问题,政治上要廉洁,要有荣辱感、知道羞耻。

清末民初,孙中山、蔡元培等人在宋“八德”的基础上提出了“新八德”——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并恢复了管仲四维说中的礼、义、廉、耻,形成了以“四维八德”为核心的道德观念。

上面我们讲了那么多的传统美德和德目,其价值取向及特点可以概括成四个方面的内容,帮助我们处理义利关系、群己关系及和谐竞争的问题。

第一,道义高于利益。朱熹曾经说过:“义利之说,乃儒者第一义。”义薄云天,对中国古人来说,“义”是最重要的,关公、岳飞这样的忠义之士被奉为神明受百姓供奉,正说明了这一点。现代社会的人们常常为了逐利而忘义,官员以权谋私当贪官,百姓求财逾越法律红线,那就更需要处理好义利关系的问题,以保证人们不至于走向犯罪。按照儒家的君子小人之辨,重义还是重利是君子和小人的分水岭。

第二,义务先于权利西方是天赋人权,在中国则是人负己责。一个有道德的人首先应当尽到自身的义务,只管耕耘、莫问前程。如果开口闭口谈论的都是好处、报酬和权利,是不符合中华民族对高尚人格的道德界定的。

第三整体高于个人从古到今,仁人志士所表现出的忠义精神,无一不是为了国家、民族的整体利益而牺牲个人的利益。直到今天,我们仍然坚持集体主义导向,奉行集体主义原则。在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时候,一个有道德素养的人会优先考虑他人。子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就是要人经常换位思考,以己之心度人之心,如此才有可能设身处地的为他人着想。董仲舒说:“仁之法,在爱人,不在爱我;义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就是说仁者爱人,义者正己,要学会爱别人,懂得用义务来要求自己。明代思想家吕坤更是把“肯替别人着想”视为“第一等学问”,这里的“学问”主要指人的道德修养,不是说一个人有多么高的学问和知识水平,而是做人做得怎么样。

第四,和谐重于竞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特别强调竞争这个观念,其实竞争是个自然规律,只要人有利益诉求,即使不去倡导,人们也会参与到竞争中去。竞争是以资源稀缺为前提,把对方视为对手来设定的,并且难免会有不正当竞争的情况出现。按照传统道德的价值观念来衡量,我们中华文化倡导的是和谐、和睦、和平,在竞争过激的状况下,我们需要用传统文化中的伦理道德来维持相对和谐的状态。古有将相和的故事,有“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家和万事兴”这样的名言警句,相信大家可以从中感悟到对一个家庭、一个单位来说,和谐才是最值得珍视和倡导的价值观念。

 

三、传统美德的现实意义和价值

对国家和民族来说,传统美德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精神动力,是社会人际和谐、人民生活幸福的可靠保证;从个人修养来说,它是民众安身立命、心广体胖的养生之道。

习近平总书记说:“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孙中山先生说:“有道德始有国家,有道德始成世界。”保持民族团结需要从传统美德中汲取养分。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传统文化和传统道德发表了数次重要讲话。第一次是在山东曲阜考察孔庙时指出:“对历史文化特别是先人传承下来的道德规范,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第二次是在2014年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一论述使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根基和基础。第三次是在与北京大学师生座谈时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在生物学上,基因是决定人生命体质的根基,这种说法很好地表明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中华民族的深远影响。第四次讲话是在纪念孔子诞辰的国际儒联大会,他系统地阐发了儒学的价值,向社会再次强有力地传达了重视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

他不仅是这么说的,也是这样做的。2015年元旦新年致辞的时候,习近平总书记办公室里摆放着几幅照片,有他牵着母亲的手在散步的,有他推着父亲在一旁随伺的,有他跟妻子、孩子的合影等。由此可见,他同时兼具了孝子、贤夫、慈父三种角色,他希望通过自己的身体力行给人民群众带去正面的影响。

传统美德对民族和国家的复兴作用可以分解成三个小观点:第一,小康、大同理想是实现当代中国梦的文化根基,中国梦与古代中国人的大同理想是一脉相承的。第二,心忧天下、精忠报国的责任担当意识是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坚强动力。心忧天下是义,精忠报国是忠,忠义精神是传统美德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民族发展不可或缺的东西。我们中国能有今天这样的硬实力和威慑力,归根结底是靠历史上前赴后继的爱国人士的无私奉献。我们现在讲爱国,大家的第一反应就是老生常谈,其实爱国就是中国古代讲的忠。传统美德是道德教育的宝库,如果我们肯仔细发掘,会掌握更多更丰厚的资源。第三如果每一个人都能把自己对祖国的热爱转化成认真完成本职工作的敬业精神,那大家势必会干劲十足、异常团结,发挥出更加巨大的力量。

《论语》里把敬业精神概括为“执事敬”,认真工作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近年来我们开始推崇的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的做事态度。另外,道德是可以用来协调人际关系的,如果每个人都能加强自己的道德修养,那么整个社会就会日趋和谐。古人认为道德是“齐家”的根本,即维持家庭和睦的根本。想和他人搞好关系就得讲道德修养,不能说闲话、拉是非。

现在我们的社会上存在一些问题,究其本质,都是由于道德缺失造成的。比如衣食住,食品安全不过关往往是背后的黑心商家在作祟;不结实的楼房建筑常常是由于建筑商为压低成本偷工减料。这全是因为有些人见利忘义,意识不到他们正在做着谋财害命的事情。所以说,加强道德建设对人民群众生活的幸福至关重要。

对个人来说,传统美德是帮助我们安身立命、心广体胖的养生之道。仁者寿,知者乐,德者福,人活一世不过短短几十年,总要做点好事才能令自己心安理得,活得平静。加强个人修养,做个好人,最大的受益者其实是自己。按照现在的科学研究结果来看,人做完好事之后会分泌一种有益身心健康的物质;从我们日常生活的经验来看,长寿的人大多与人为善、热爱劳动,成天乐呵呵的。还有,中医里把五行与五脏联系在一起,非常重视人的心态、心情对健康的影响。唐代孙思邈既是一位医药学家也是一位大儒,他认为道德品行好对人的身体健康非常有利。古语说的“仁者不忧”“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不是没有道理,平时不做亏心的事,内心没有冲突,晚上自然睡眠好,就不容易得病。但是如果没有德行,按照孙思邈的说法,那是服用什么玉液金丹,吃多少保健品都不能延寿的。另外,个人的道德修养有时会上升到国格的层面,我们要为中华民族道德素质水平的整体提高贡献一份力量,出境游玩的时候不要总是做一些不文明的举动给国人丢脸。

最后以《大学》中的一句话来作结:“富润屋,德润身,心广体胖。”这句话就是说财富可以把我们的家装修的富丽堂皇,但这是物质层面的,人的精神家园需要道德修养来浇灌。只有同时做到这两点,才能成为一个心胸宽广、外貌安详的幸福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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