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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伟：改革开放40年中国外交发展历程

2018年07月20日 21:10

宋伟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1978年，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这场前所未有的大改革大开放，使当代中国同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也使中国外交进入了崭新的历史时期。改革开放40年以来，我国的多边外交、主场外交、首脑外交等，越来越多。如今，我们走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开启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征程。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宋伟教授做客宣讲家网将带您回顾改革开放40年以来的我国外交发展历程。

主持人：宋老师您好，欢迎您来到我们的演播室。

宋伟：主持人您好。

主持人：改革开放是基于什么作出的战略判断？

宋伟：改革开放是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的重大决策。为什么在这次全会上中国领导人要作出这样一个重大的战略决策呢？主要是基于一个新的时代主题作出的判断——世界发展的主题已经从“战争与革命”变成为“和平与发展”。

在上世纪70年代末以前，世界发展的主要潮流还是“战争与革命”。战争，主要指的是帝国主义战争；革命，更多指的是民族解放运动和社会主义革命。但是，到了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国际形势发生了实质性的大变化，导致时代主题也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

那么，国际形势的变化表现在哪几个方面呢？

第一个方面，核武器的出现。核武器是一种防御性的武器，而且是一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所以，核武器出现以后，在核大国之间发生战争的可能性就大大降低了。中国也是一个有核国家。我们有足够的能力来保护自己。中国整体的安全环境逐步得到了改善。我们对安全的担心在上世纪60年代、70年代的时候是非常严重的。因为1969年发生了中苏珍宝岛军事冲突，苏联在中苏边境部署了百万大军，我们的压力非常大。但是，随着中美关系正常化以及中国核力量的不断增强，我们在安全上的顾虑就减少了，安全环境改善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第二个方面，到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时候，随着技术进步，不仅有核武器，还有常规性军事武器，而且这些常规武器的杀伤力越来越大。各国认识到，发动一场战争，就算成为了赢家，但也会付出巨大的代价。所以，对于国家间的竞争来说，从原来更多的通过战争方式逐步演变成为新的方式。比如，通过贸易或其他领域的竞争来达到自己的目标。

第三个方面，也与技术进步相关。上世纪80年代的新技术革命，导致原有的生产要素的重要性发生了变化。以前，土地和人口非常重要，所以很多国家为了争夺土地、争夺人口发动了战争。但是，随着技术的进步，一个国家通过对外贸易、通过经济合作就可以获得更多的收益。所以，国家间的竞争也从原来的军事力量的竞争逐步演变成为以经济和科技力量为核心的综合国力的竞争。

特别是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世界被划分成为两个市场：一个是西方国家的市场，一个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市场。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各国打开国门发展经济，相互依赖的程度越来越高，逐步出现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现象。一个国家的发展更多地与别的国家的发展联系在一起，一个国家的命运也更多地与别的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这种和平与发展的大趋势也是我们今天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础。

现在，世界分工是非常细致的。以前是不同国家之间的产业分工，有的国家可能制造业比较强，有的国家可能农业比较强。后来，慢慢地发展到产业内的分工，同样一个产业每个国家处于不同的生产环节，有的是上游产业，有的是下游产业。到今天，随着跨国公司大量出现，甚至出现了公司内的分工。例如说苹果手机，它在一个国家完成设计过程，但是最后可能在中国生产组装，出现了我们说的企业内分工。所以，整个世界正在成为一个越来越密不可分的整体。

第四个方面，在国际社会发展的时代主题从“战争与革命”演变成为“和平与发展”的大背景下，第三世界国家正在崛起，和平的力量正在增长。在当前的国际社会之中可能还存在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现象，但是第三世界国家已经不再像以前那样任由帝国主义国家主宰、欺负。和平的力量在不断地增长，遏制战争的力量在不断地增长。

由于以上原因，中国领导人敏锐地捕捉到了国际社会正在发生的这些深刻变化，在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作出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这意味着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发生转移，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起来。

主持人：改革开放40年，中国外交主要经历了哪几个阶段呢？

宋伟：从1978年我们打开国门搞建设开始以来，总的来讲，中国外交是一个不断融入国际社会、不断根据自身实力增长的实际情况努力去承担国际责任、作出相应贡献的发展过程。中国实力发展也有不同的阶段，对国际社会的了解也有不同的阶段。所以，中国外交的发展也有相应的不同阶段。

第一个阶段，从1978年到1989年。这10年里一些基本的外交理念逐步成型。

1972年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中国逐步打开国门，中美有很多经济合作、军事合作。但是，这个时候本质上还是所谓的“一条线、一大片”的外交战略。什么叫“一条线”呢？就是我们可以划这样一条线：从美国开始到日本，然后再到中国，然后再划到巴基斯坦，再划到土耳其。这个线的南边就是“一大片”，中国要联合这些国家一起来遏制苏联的威胁。因为1969年中苏发生珍宝岛军事冲突以后，苏联对中国构成了直接的安全上的威胁。1972年到1978年这一时期是过渡时期，核心还是联美遏苏，应该来讲这是非常成功的，不仅遏制了苏联的威胁，也为中国的经济建设和国防安全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但是到了1978年，也就是我们作出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以后，中国的对外开放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同时，上世纪80年代中期，苏联的对外政策逐步地发生变化，中苏关系也有改善的空间。1989年中苏关系实现了正常化。

所以，在1978年到1989年里，中国外交主要有两个方面主要的任务。第一个任务，真正逐步地树立一个独立自主的大国形象。这个任务我们完成的非常好。1979年中美建交，1989年中苏关系实现了正常化。第二个任务，一心一意谋发展。邓小平同志看得很清楚，当时中国实力相对弱小，所以这一时期我们的外交更多是服务于经济发展，中国的任务是先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当时，邓小平同志有句非常有名的话，“只要历史证明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就够了，别国的社会制度如何我们管不了。”我们更多的是先把自己的事情给做好。

第二个阶段，从1989年到2002年。在这十多年的时间里面，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地发展。随着实力的发展，中国也逐步开始承担一些国际责任，向国际社会展现中国负责任的形象。这里面最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发生以后，当时很多东南亚国家货币大幅贬值，经济形势非常差。在这个大背景之下，中国做了一件非常负责任的事情——中国没有让自己的货币贬值。周边国家的货币贬值以后，他们的出口变得更有竞争力了，这种情况对中国的出口来讲就会造成一定的影响。但是我们还是坚持人民币不贬值，虽然对出口造成了影响，但是中国的表现得到了东南亚国家高度认可。接下来，2001年中国和东盟开始建设自由贸易区。

在这个阶段，随着中国实力的增长，我们逐步地承担一部分的国际责任，这是中国外交一个新的发展。另一个比较大的发展就是逐步建立了广泛的伙伴关系网络。

1991年苏联解体对中国造成一个很大的冲击。之前为什么中美关系那么好？原因在于中美联合起来遏制苏联的共同的战略利益。但是，苏联解体以后，这个基础就不存在了。中国走的是独立自主的外交道路。接下来中国外交应该从什么方向走呢？这一时期中国领导人提出来一个很重要的理念就是伙伴关系。伙伴关系是一种新型的国际关系理念，与结盟关系是相对的。这一时期，国际社会出现了很多动荡，中国的对外关系也面临很多的挑战。但是，中国在这一时期通过建设广泛的伙伴关系网络来化解中国与这些国家的矛盾和冲突。这里我们以中美关系为例。1997年，中美建立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应该来讲，这是一个非常积极的定位。“建设性”，就是说中美的战略伙伴关系对整个国际社会的发展是有益的，我们不针对第三方，而是一种建设性的战略层面的伙伴关系。

这是我们说的第二个阶段。这个阶段主要的特点，一个是中国逐步地承担一些国际责任；另一个是建立了广泛的伙伴关系网络，在苏联解体以后继续维持了一个相对良好的国际战略环境。

第三个阶段，从2002年到2012年。在这十年里，讨论最多的是两个词。一个词叫做“和平崛起”。因为这一时期中国发展最大的特点就是上升速度快。因为我们上升的速度非常快，所以国际社会才用“崛起”这个词。之所以上升速度这么快，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与我们改革开放的大战略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例如说，2001年中国政府作出一个重大决策——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WTO）。关于加入WTO，当时中国国内和西方都有争论。西方国家讨论的是“要不要让中国加入”；中国担心的是，加入WTO以后，我们的市场更加开放了以后，对自己国内的产业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会不会出现大量的失业。2001年，当时的中国领导人作出了这样一个战略决策，我们要坚定不移地推动改革开放，对内要改革，对外要继续开放，通过开放来倒逼国内改革，倒逼国内产业的转型升级。所以，从2001年开始，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高速增长的时期。从2001年到2009年，中国经济的发展让世人瞩目。从2010年开始，中国超越日本，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在这一时期里，国际社会对中国的看法就逐步发生了一些变化，心态也逐步发生了一些变化，他们首先担心的一个问题就是中国发展这么快，接下来会不会对别的国家构成威胁。而且我们与周边国家确实还有一些领土上的争端。所以，周边国家很担心，中国发展了以后将来想要做什么，会不会挑战现状。

因此，在2002年到2012年这10年中，中国领导人提出了两个非常好的理念。一个是和平发展。也就是，中国的发展对别的国家不是威胁。中国是现存国际秩序的受益者，不是挑战者。同时，中国希望和别的国家通过共同发展来实现合作共赢。

这期间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从2001年开始的中国—东盟自贸区的谈判。对于中国—东盟自贸区的谈判，一开始国际社会都不是很看好，一是因为中国和一些东盟国家如菲律宾、越南都有领土争端，二是中国和东盟都是发展中经济体，经济结构的竞争性比较强。但是，事实上经过10年的努力，中国和周边国家通过非常成功地在2010年建成了中国—东盟自贸区，不仅拉动了中国和东盟国家的经济增长，也改善了中国的周边环境。在很大程度上“中国威胁论”不攻自破。

同时，这一时期中国领导人继续努力稳定中国和大国的关系，像中美关系。中美关系在小布什上台的时候确实是受了一些冲击。小布什2001年上台之后不久，中美就发生了EP-3侦察机相撞事件。小布什当时把中国定位为战略对手。但是，到了当年9月份，美国发生了“9·11”恐怖袭击。事情发生以后，中国领导人表示恐怖主义是人类的共同威胁，中国愿意帮助美国一起打击国际恐怖主义。通过一系列努力，中美关系的定位还是积极的、合作的、全面的中美关系，这仍然是一个非常高的双边关系的定位。所以，这一时期我们的大国关系仍然维持稳定，“中国威胁论”不仅周边国家不支持，大国也不支持。

在这个基础之上，中国领导人又提出来一个更高层次的理念——和谐世界。和谐世界，代表着中国在自己的实力不断增长的情况之下，愿意更多地为促进世界和平、减少国际冲突作出努力的决心。中国想办法帮助那些还陷入战乱、贫穷的地区去实现和平、实现发展。所以，这一时期中国对国际社会的全球治理投入了更多的资源。例如，我们经常讲到的中国积极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维和行动花费非常高，联合国每年财政支出的70%以上花在维和行动上。维和行动是我们展现负责任大国形象最好的一个切入点。中国军队、中国警察在海地、柬埔寨、非洲等地参加了多次维和行动，并且表现非常地出色，得到了联合国的高度认可。我们是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中派出维和人员最多的国家。当然，对全球治理的投入还有其他很多方面。比如，这一时期中国积极参与应对全球金融危机。2008年发生了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中国一方面在国内采取措施扩大内需，继续拉动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在国际上与其他主要大国一起齐心协力应对金融危机。中国是二十国集团（G20）这个重要的国际组织的创始国之一。在G20的框架之下，我们向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投入了大量的资源。因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维持国际货币体系稳定，但它需要钱。中国在2009年的时候曾经一次性购买了500亿美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债券。

第四个阶段还在进行中，就是2012年以来的中国外交。2012年以来的中国外交大国特色更加凸显。我们如果用两个词来形容的话，一个词叫奋发有为，一个词叫做大国外交，真正的大国外交。这一时期，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心。中国的实力也继续不断增长，中国有能力也有意愿在国际舞台上做更多的事情。例如，我们做的第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改善全球治理，继续向维和、应对气侯变化等方面投入更多的资源，为整个人类的发展作出贡献。在这一时期，我们做的另外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一带一路”涉及60多个国家和地区，不包括中国的话，这60多个国家的GDP只占全球的16%左右。总的来讲，“一带一路”涉及到的国家和地区都是比较落后的，他们需要资金，需要技术，需要市场。中国领导人在2013年提出“一带一路”这样一个宏伟的倡议，得到了这些国家积极响应，有可能帮助这些国家改变长期以来的比较贫穷的面貌，真正实现合作共赢。

这一时期的中国外交理念就是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充分彰显了中国希望改善全球的国际关系、实现共同发展、合作共赢的宏伟愿景。所以，在这个新的时期，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提出了很多规范性的主张。如果说以前我们更多的说中国是国际秩序的参与者和维护者，那么到了这一时期，中国就逐步成为国际秩序中的引领者、倡议者。进入新时代后中国外交所表现出来的特点、层次跟以前都不一样了。

主持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特点是什么？

宋伟：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它确实有它自己不一样的特点。

第一点就是独立自主。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点。独立自主意味着什么呢？

首先，独立自主意味着中国是一个不结盟的国家。结盟意味着一种传统的国际关系，跟一方结盟、去反对另外一方。但是，不结盟就意味着中国有自己独立自主的外交立场。我们会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来决定中国的对外政策，而不是跟着某一方走，我们有自己独立的判断，而且我们坚持自己的国家利益。用邓小平同志的话来讲，就是“任何外国人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中国有自己独立自主的政策立场。这是中国外交的一个很大的特点，我们不结盟，而是发展各种高水平伙伴关系。例如说，中国和俄罗斯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这个定位是非常高的。中俄是结伴而不结盟，双方在国际事务上有很多的合作，关系非常密切，但是在重大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上，我们首先还是从自己的国家利益以及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出发来决定我们的政策的。所以，我们有些政策与俄罗斯一致，有些也不一致。这都充分表明了我们独立自主的外交特色。

其次，独立自主意味着相互尊重。相互尊重是新型国际关系的一个重要部分。也就是说，中国自己独立自主，也尊重别的国家独立自主的权利。《联合国宪章》规定，国家不分大小贫富一律平等。中国绝对不会干涉他国内政，去搞以前的霸权主义、强权政治那一套。我们尊重每个国家的人民自主选择自己发展道路的权利。所以，独立自主，也意味着我们希望独立自主，也尊重别人的独立自主。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特点。这也包含在中国所倡导的新型国际关系理念之中。新型国际关系就是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第二个特点是合作共赢。中国的发展，取决于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中国并不想走以前的老路——强大了以后就扩张自己的势力范围、就去控制别的国家，也就是损人利己。但是我们认识到一点，当前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与以前已经不一样了，如果别的国家继续停留在贫穷落后的状态，那么中国也没有安全的外部环境。因为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之下，各国之间的商品、资本、人员的流动越来越多，在这种情况之下，很多风险也是全球流动的。在深度参与国际分工和合作的背景之下，中国不仅要实现自己的发展，也要与别的国家共同发展。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积极地参与全球治理、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的原因。中国在外交中坚定不移地走合作共赢的道路。现在，不管英国脱欧也好，还是特朗普越来越转向贸易保护主义也好，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以后，国际社会的贸易保护措施越来越多，远远超过以前。在这种大背景之下，中国要继续坚持开放，继续坚持多边主义，反对单边主义，反对损人利己，这是我们所倡导的新型国际关系的一个核心——合作共赢。

第三个特点是量力而行。量力而行表现在很多方面。邓小平同志在作出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之后，我们的对外援助政策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之前，我们的对外援助，一是量非常大，二是更多的是采取无偿援助的方式。中国自己还是一个比较穷的国家，我们愿意帮助贫穷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一起发展，但是援助最终要实现双方的共同发展。所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的对外援助政策就更多的是重视平等互利、重视技术援助。也就是说，我帮助你发展起来，而不是简单的输血。到目前为止，我们的对外援助始终是这样的一个思路。

如果回顾这40年的中国外交历史的话，我们不难发现，中国承担国际责任、参与全球治理，也是一步一步慢慢地把目标提升起来的。从1978年到80年代末，更多的是埋头搞建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主要是关注国内。从1989年到2002年，中国逐步地表现出一个负责任大国的形象。比如说，在与东盟建设自贸区的时候，中国就表现的很大气，我们提出“早期收获计划”。所以，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建设非常顺利。刚才我也讲到，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中，中国也是表现出负责任的形象。从2002年到2012年，我们看到中国更多的参与全球治理，成为二十国集团的一员，并且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应对气侯变化、打击恐怖主义、应对金融危机方面，中国承担的责任是在逐步地上升的。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努力和表现也非常认可。但是，所有这一切都是与中国自身的实力相适应的。我们不能超越自己的实力去做我们做不到的事情。中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首先是要对中国人民负责，然后才是对国际社会负责。超越自己的实力去做一些事情，那就是对中国人民不负责。因此，我们看到我们在国际舞台上所发挥的作用、所承担的责任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这表明我们的外交一直是有理、有力、有节，量力而行的。

主持人：而且我们发现，我们国家的主场外交或首脑外交比以前更多了。

宋伟：对。我觉得这充分说明了中国正在接近世界舞台的中心。随着中国的发展，中国愿意去承担国际责任，愿意去推动一个开放的、多边的国际体系的继续发展。国际社会一方面希望中国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资金、技术，当然也包括中国方案。因为全球还面临很多的问题和困难，而美国等国家更多的转向保护主义、保守主义。在这种条件之下，大家都把目光投向了中国。但是，另外一个方面，我们是谦虚的。从我们主办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可以看得很清楚，中国政府是非常谦虚的，我们把它定位为一个国际合作的倡议。我们在做事情、应对挑战的时候，一定是大家一起来办、一起商量。所以，从我们的角度来说，中国外交还是要继续保持低调，我们可以做一个引领者，做一个倡导者，但凭中国一个国家的力量是不可能把这些事情都做完的。

主持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面临着新的挑战，我们应该如何应对？

宋伟：刚才我们讲了很多机遇方面的东西，比如：中国实力增长，让我们更有能力去做事情；国际社会也非常期盼中国能作出更大的贡献，等等。但是也确实有一些挑战需要我们妥善处理。

第一个方面的挑战主要是中美关系。中美关系从2009年以后确实面临着一些问题。奥巴马上台以后，改变了之前美国政府对中美关系的定位，认为恐怖组织不是美国的主要对手，像中国这样发展非常快速的国家才是美国的主要对手。所以，2009年以后，奥巴马政府就开始搞“亚太再平衡战略”。再平衡的重点就是平衡中国的影响力。特朗普上台以后，他的战略观其实没有发生变化，他在对华政策方面的看法与奥巴马是基本接近的。他认为，中国的挑战非常严峻。因为特朗普特别看重经济实力。他说过，经济安全就是国家安全。中国在军事上还不是美国的威胁，但是中国的经济发展太快，如果让中国继续这么发展下去，很可能再过一段时间中国的经济实力就会超过美国，可能就会挑战美国的领导地位。所以，特朗普的战略观与奥巴马是一样的。但是，他与奥巴马不同的地方在于，他认为中国的威胁更严峻，因为经济实力是一切其他实力的基础。如果中国在经济上超过美国了，那么美国的这种领导地位可能就会永远性失去。所以，我们看到，特朗普就任以后做了很多事情向中国施加压力，核心在于希望打压中国快速发展的势头，尤其是在经济发展方面的势头。2017年12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正式把中国界定为战略对手。所以，从中美关系的角度来看，我们现在确实面临着比较大的挑战。我们没有把美国作为一个挑战的对象来看待，但是美国方面对我们有很深的误解。他们认为，中国发展起来以后一定会挑战美国，而且这个观念已经形成并且正在逐步成为一种所谓的新的“政治正确”。这对中美关系构成了很大的影响，而且也对中国的国际战略环境造成了比较大的影响。毕竟美国现在是国际上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的影响力确确实实是不容忽视也不能忽视的。

接下来怎么样来应对中美关系的挑战呢？我觉得无非是两点。第一，我们要继续努力去维持一个稳定的中美关系。因为这关系到中国的整体战略环境，包括我们要尽可能地增信释疑，减少一些误解。例如，对于我们提出的新型国际关系，美国人的误解就比较多。美国人的看法是，你搞新型国际关系，不就是要另搞一套嘛，不就是要挑战我嘛。其实这是一个简单化的误解，因为中国所说的新型国际关系并不是针对美国主导的那一套国际秩序，我们也是这套秩序的受益者。我们说的新型国际关系针对的是以前的那些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行为。例如说，《联合国宪章》是中美等大国一起努力达成的，《联合国宪章》本质上体现了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原则。《联合国宪章》也是新型国际关系的一个缩影。所以，不能一讲新型国际关系，就是中国在挑战美国。我觉得这里面有很多的误解。第二点，在处理中美关系的时候要坚持原则，尤其是面对特朗普。因为特朗普是一个商人，他比较善于极限施压。在涉及到原则的问题上，我们绝对不会让步。经过几十年的改革开放，中美之间已经形成了巨大的共同利益。只要我们坚持原则，我们也能够对美国构成相当大的制约。所以，在涉及到我们核心利益的时候，我们要坚持原则。我觉得，经过努力，中美关系还是可以继续维持一个总体稳定的状态。

第二个方面的挑战在于我们的知识能力储备还不完全充分。国际社会期待着中国作出更大的贡献。但是我们目前来讲，可能有资金、有技术，但在人才和知识方面还比较欠缺。所以，我一直建议“一带一路”建设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项目成熟一个落地一个，最终能够实现各国共同发展、合作共赢。

主持人：世界格局在变，发展的格局也在变，我国应该如何去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实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么一个伟大的愿景？

宋伟：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确实是一个非常宏伟的愿景。它是与时代潮流相适应的。刚才我们讲这个时代依然是一个和平与发展的时代，各个国家的主要任务还是发展自己。那么，怎么样才能发展自己呢？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在这个时代，我们希望的是开放、合作，通过利用全球资源、全球市场发展自己。在和平、发展、开放、合作的大背景下，最终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依存的状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与这个时代潮流相适应的。因为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整个世界已经成为了一个地球村，大家的命运紧密相连，一个国家的风险可能会传导到别的国家。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越来越需要改善全球治理。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全球治理”多次进行集体学习。因为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也离不开中国。

怎么样才能改善全球治理，才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呢？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宏伟规划，有不同的层次，每个层次有不同的发展路径。例如，在全球层次主要涉及全球层面治理的问题，比如减少贸易保护主义，促进更加合理的、更加公平的国际贸易，打击恐怖主义，等等。全球层面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更多的是要形成一套比较有效的制度体系。相比之下，在区域和双边层次，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可以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因为区域和双边的命运共同体建设要更实一些。例如说中国和老挝的中老命运共同体。这种双边的命运共同体可以做得更实在，而不仅仅是一些制度规范建设。这就取决于双边国家之间有没有比较好的历史基础、政治基础、经济基础。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我们可以优先建成这样的双边命运共同体。区域命运共同体的建设也是这样的。我们要因地制宜，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像“一带一路”建设最终的目标就是要形成这样一个命运共同体，其核心的路径就是“五通”：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通过这“五通”把大家给连起来。所以，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宏伟的愿景，但它需要时间，也需要分层次、分阶段的进行建设。时机不成熟的时候，不能急于求成。

主持人：近期上海合作组织青岛峰会圆满召开。这次峰会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些丰硕的成果。您给我们谈谈这次峰会给我们带来了哪些新的信息？

宋伟：第一个信息，上海合作组织是有生命力的。应该来讲，上海合作组织的建立也不容易。从一开始的“上海五国”，到后来的上海合作组织（6个国家），再到印度和巴基斯坦加入（8个国家），还有一些观察员国、对话伙伴国。上海合作组织的“朋友圈”在不断扩大。这也说明它对周边国家是有吸引力的。我们仔细去看，上海合作组织成员的关系还是比较复杂的。印度和巴基斯坦一直以来有很多冲突。但是，这两个政治关系比较敌对的国家能够同时加入上海合作组织，很大程度上表明了上海合作组织的开放与包容对他们的吸引力。当然，我们也看到，将来在维护中亚和南亚的稳定方面可能会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上海合作组织刚出现的时候，国际社会普遍是不看好的。第一个原因是认为中国和俄罗斯有合作、也有竞争。而中亚一直以来是俄罗斯的势力范围。这个组织会不会最后形成两派？事实上不是这样的。中国和俄罗斯在上海合作组织中的合作是非常好的。现在，印度和巴基斯坦又加入进来，这就更说明了这个组织的生命力所在。

第二个信息，通过青岛峰会，各国正在不断夯实上合组织，把这个组织给做实。因为上海合作组织刚建立的时候，主要目的是为了打击“三股势力”——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在治安方面的合作会比较多一些。但是，这几年来，上海合作组织合作的领域正在不断地拓展。青岛峰会也通过了很多具体措施，例如说要把青岛打造成为中国－上合组织地方经贸合作示范区，提供更多的培训名额，等等。一方面可以看出中国在上海合作组织中的地位；另一方面也看到上海合作组织的合作越来越全面，越来越实在，不再是一个框架。

第三个信息，利用区域合作来推动和改善全球治理。上海合作组织青岛峰会通过了一个重要声明——《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关于贸易便利化的联合声明》。这个声明虽然没有法律效力，但它至少表明了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对于推动贸易自由化、减少各种壁垒的支持经济全球化的态度。目前，国际社会反全球化思潮、排外主义、保护主义在兴起，上海合作组织通过这样一种区域性组织发出声音，来表明在贸易自由化或者在多边的开放的经济体系里的态度，也有助于遏制国际社会最近抬头的反全球化思潮。而且我想最后肯定会得到其他国家的响应和支持。上海合作组织也会成为全球治理的一个很重要的载体。

最后一点，上海合作组织青岛峰会还继续强调了“上海精神”——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上海合作组织不针对其他任何国家，不像有一些西方战略家所认为的它的目的就是为了跟西方对抗。上海合作组织是一个开放性、包容性很强的组织，我们的目的还是要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希望上海合作组织通过不断做实、不断提升，将来能够成为我们所倡导的新型国际关系或者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个很好的范例。

主持人：我们今天也感谢宋老师来到我们的演播室，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您的学术成果。

宋伟：非常感谢，再见。

（根据宣讲家网报告整理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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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凌洁

文章来源：http://www.71.cn/2018/0720/1010135.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