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耀桐：中国政治体制改革40年来的发展——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

 

许耀桐  国家行政学院一级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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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已持续进行了40年，迈入了不惑之年。改革是全面的改革，涵盖六大体制，即：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和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在这六大体制改革中，政治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经济体制改革和其他方面体制改革成功的关键，更为整个改革事业提供了国家制度的保障。

2018年是改革开放40年，我就这40年来中国政治体制的发展，讲五个个方面的问题。

一、政治体制与政治体制改革的要义

1.国体和政体的涵义

国家，包含国体和政体两个基本问题。国家体制，即国体，是指社会各阶级各阶层在国家中所居的地位状况，由此体现国家的类型和根本性质；政治体制，即政体，是指政权的组织形式，是国家体制的表现形式。政治体制不仅受到国家政治性质的影响，而且受到本国的习俗、文化和传统的深刻影响，具有灵活、可变、多样的特点。政治体制的文明进步，在于能够不断地进行改革、调整，使其不至于保守、僵化、落伍，能够充分地体现国家治理的民主、公平、责任、效率的精神。

2.政治体制的分类

两千多年来，对于政治体制涉及的政权组织形式问题，人类有着不断深入的分析。

古希腊时期的亚里士多德将政治体制依照不同的标准进行分类。一种，以德性的高低来分配权力，分为三类：统治者为一个人称作“君主政体”；统治者为少数人称作“贵族政体”；统治者为多数人称作“共和政体”。这三类政体为正体体制。另一种，以财富多寡来分配权力，按照统治者的人数也分为三类：一人统治称作“僭主政体”；少数人的统治称作“寡头政体”；多数人统治称作“平民政体”。这三类政体为三类正体体制的变体体制。中世纪时期的托马斯·阿奎那根据国家的目的将政体分为两大类。一类，国家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全社会的公共利益，该政体是正义的。根据统治者人数的多少，正义的政体又可以分为君主制、贵族制和共和制。另一类，国家的目的只是维护统治者的自身利益，该政体就是非正义的。非正义的政体又可以分为暴君制、寡头制和民主制。文艺复兴时期的马基雅维利将政体分为六类，即君主政体、贵族政体和民主政体，它们的变种分别是专制政体、寡头政体和暴民政体。从17世纪开始，启蒙思想家以“天赋人权”和社会契约论为理论武器，冲击了封建时代的王权和神权，为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奠定了思想基础。由此，自近代西方资产阶级革命以来，主要形成了三种政治体制：君主制，即以世袭或者推选产生的君主为国家元首，并终身任职，但不具体负责国家事务管理；共和制，即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和国家元首由民主选举产生、权力受到制约并有一定任期；委员会制，即由议会选举产生政府委员会，集体行使政府权力。

3.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体制

19世纪中期，马克思主义诞生后，马克思、恩格斯主张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实行共和制而非君主制，实行民主共和制而非贵族共和制。恩格斯曾经明确地指出，“如果说有什么是毋庸置疑的，那就是我们的党和工人阶级只有在民主共和国的这种政治形式下，才能取得统治。”而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主义国家由于各国情况不同可以有不同的具体形式。社会主义国家成为现实后，主要形成三种政权组织形式：第一，巴黎公社；第二，苏维埃；第三，人民代表大会。我们知道，人民代表大会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权组织形式。

4.政治体制改革针对着什么

从上述关于政治体制的论述和定义中可知，政治体制作为国家政权的组织方式（其中包含着怎样进行领导、管理的运行方式），都是由政治制度组成的，表现为一整套的关于政权组织方式、运行方式的政治制度体系。因此，当代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就是针对着政治制度的改革。

 

5.中国政治制度的层级

既然政治体制改革涉及政治制度本身，那么，当代中国的政治制度是什么情况呢？制度，可以分为宏观的、中观的和微观的不同层级。以当代中国的政治制度为例，与宏观、中观和微观相对应，可以分为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和具体制度三个层级。中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基本政治制度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具体政治制度则有选举制度、决策制度、监督制度、政务公开制度、协商民主制度等。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具体制度这三个层级，构成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的系统结构。在政治制度的系统结构中，根本制度，指的是方向性、总体性的规范制度；基本制度，指的是原则性、基础性的规范制度；具体制度，指的是细节性、常规性的规范制度。

6.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改什么

在古今中外的改革史上，中国共产党独创性地提出“政治体制改革”这一科学概念。从总的情况来看，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的根本制度和基本制度是好的，所以我们党所提出的政治体制改革，主要针对的当然不是根本政治制度和基本政治制度，而是改革存在弊端的具体政治制度。这一点早在改革开放之初就已被邓小平同志注意到了。他指出，“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哪个好？当然是社会主义制度好”。“尽管这个制度还不完善”，但是它“将一天天完善起来”，“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这是资本主义所绝对不可能做到的”。这说明，政治体制改革针对的是制度，但不是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对于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如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等，不能去否定它、推翻它，而是要完善它、巩固它。

当然，像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这样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也可以进行改革，那是因为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往往表现为一个制度大系统，它本身也含有很多的具体制度。当我们提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等也要进行改革时，那是为了改革其中的具体制度。总之，政治体制改革针对的主要是政治制度中的具体制度，它们存在着弊端，应该对其进行改革创新。

7.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创新性意义

把政治制度分为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和具体制度，明确改革针对的是有弊端的具体制度，这对于指导政治体制改革的实践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它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长期以来把政治制度不加区别、混为一谈的思维定势，纠正了把改革具体政治制度看成是破坏、摧毁社会主义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的错误思想观念。其实，改革具体政治制度、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不会动摇、削弱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相反，只会更好地完善和发展根本的和基本的政治制度。

政治体制改革针对的是具体的政治制度，这绝非无关紧要、意思不大。具体制度和根本制度、基本制度是紧密联系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好，必然要求具体制度好；具体制度不好，也会妨碍根本制度、基本制度的发挥。邓小平同志说：“党和国家现行的一些具体制度中，还存在不少的弊端，妨碍甚至严重妨碍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如不认真改革，就很难适应现代化建设的迫切需要，我们就要严重地脱离广大群众。”因此，为了完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必须改革具体制度；只有改革具体制度，才能完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

 

二、当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历史进程

当代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在40年的进程中，大致经历了以下四个发展阶段。

1.政治体制改革的酝酿和启动阶段（1978.12—1980.7）

这一阶段主要是解放思想，启动改革。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改革开放的路线、方针，全会发表的《公报》明确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因而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改革路线一经确立，就立即提出“体制改革”的问题，三中全会《公报》首先从经济管理的角度入手，指出“对经济管理体制和经营管理方法着手认真的改革”。《公报》还进一步指出，我国经济管理体制的一个严重缺点是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领导地大胆下放，应该着手大力精简各级经济行政机构，应该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之下，认真解决党政企不分、以党代政、以政代企的现象。这里，实际上指出了由于经济体制改革而尖锐地触及到了政治体制改革。据此，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提出改革时，就包括政治体制改革。”

很显然，政治体制改革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就酝酿和启动了。三中全会结束不久，邓小平同志便一再明确地提出“体制改革”的问题。1980年2月，他说：“就全党来说，没有解决重要的问题还不少，我们要有清醒的估计。例如，我们现在的体制就很不适应四个现代化的需要。”他还说，我们要“克服官僚主义，首先还是要着重研究体制的改革”。邓小平同志十分关注机构改革、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克服官僚主义等方面的政治体制改革的具体问题。

2.政治体制改革的部署和展开阶段（1980.8—1989）

邓小平同志是我国新时期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是当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推动者。1980年8月，邓小平同志发表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系统阐述了政治体制改革的一系列实质性问题，成为政治体制改革的宣言书和纲领性文献。1982年9月，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邓小平同志提出了“进行机构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实际上这是把以机构改革为重要内容的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并列。此后，从1985年到1987年，邓小平同志多次论及政治体制改革，对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内容、评价标准、推进策略，以及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的关系，作出了全面论述。我们下面分别来看一看。

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总目标，有三条：第一是始终保持党和国家的活力，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第二是克服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第三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充分调动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内容，主要是肃清封建遗毒、党政分开、权力下放、进行机构改革和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扩大民主、加强法制建设等。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评价标准，关键看三条：第一是看国家的政局是否稳定；第二是看能否增进人民的团结，改善人民的生活；第三是看生产力能否得到持续发展。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策略，邓小平同志指出，“政治体制改革很复杂，每一个措施都涉及千千万万人的利益。所以，政治体制改革要分步骤、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关于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的关系，邓小平同志指出：“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比较二者，政治体制改革比经济体制改革更为重要，邓小平同志说，“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根据邓小平同志的这些重要思想，党的十三大报告对政治体制改革作出了周密的部署，推动政治体制改革达到新高潮。

 

3.政治体制改革的调整和持续阶段（1989—2013.9）

邓小平同志曾说过，中国改革已经进行10年，是总结经验的时候了。为了使政治体制改革能够有序、有步骤地健康发展，党中央进一步强调了社会的政治稳定和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性。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要继续贯彻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连语言都不变。十三大政治报告是经过党的代表大会通过的，一个字都不能动。”

这一阶段的关键是南方谈话。1992年1月至2月，邓小平同志视察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并发表重要谈话，启动了新一轮的改革潮。1992年党的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围绕着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政治体制改革步入了一个持续发展的阶段。1997年党的十五大决定“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提出了发展民主，加强法制，实行政企分开、精简机构，完善民主监督制度，维护安定团结的五项任务。十五大之后，政府机构改革，党的机构改革，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反腐倡廉工作都加大了力度，取得了明显的进展。

关于这一阶段政治体制改革的着力点，我们可以具体来看看三次党代会的提法。首先是2002年党的十六大。党十六大明确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即：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改革和完善决策机制，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推进司法体制改革，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

其次是2007年党的十七大。党的十七大提出：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以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为根本，以增强党和国家活力、调动人民积极性为目标，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要坚持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保证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坚持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坚持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实现国家各项工作法治化，保障公民合法权益；坚持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特点和优势，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为党和国家长治久安提供政治和法律制度保障。

再者是2012年党的十八大。党的十八大提出：政治体制改革是我国全面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继续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要把制度建设摆在突出位置，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优越性，积极借鉴人类政治文明有益成果，绝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党的十八大还进一步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即：支持和保证人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国家权力，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完善基层民主制度，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

4.政治体制改革的全面深化阶段（2013.10至今）

2013年10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2014年被确立为“全面深化改革的开局之年”，政治体制改革由此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在这一新阶段，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是：推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时俱进，推进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理论和实践创新，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健全立法起草、论证、协调、审议机制，提高立法质量，防止地方保护和部门利益法制化；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构建程序合理、环节完整的协商民主体系，拓宽国家政权机关、政协组织、党派团体、基层组织、社会组织的协商渠道，深入开展立法协商、行政协商、民主协商、参政协商、社会协商，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发展基层民主，畅通民主渠道，健全基层选举、议事、公开、述职、问责等机制，开展形式多样的基层民主协商，推进基层协商制度化；全面正确履行政府职能，进一步简政放权，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最大限度减少中央政府对微观事务的管理，市场机制能有效调节的经济活动，一律取消审批，对保留的行政审批事项要规范管理、提高效率；优化政府组织结构，优化政府机构设置、职能配置、工作流程，完善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行政运行机制；统筹党政群机构改革，理顺部门职责关系，积极稳妥实施大部门制，优化行政区划设置，推进机构编制管理科学化、规范化、法制化。

 

三、当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

40年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要完成的任务，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八个方面：

1.干部人事制度改革

原有干部人事制度的弊端主要在于：干部职务终身制，缺乏科学的干部分类，缺乏公开公平竞争选拔的机制，缺乏考核、升降、奖惩、辞职、罢免、退休等管理制度。现在，通过改革已经形成了一套科学、合理的干部人事制度。当代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就是以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为突破口而开始起步的，比如废除了干部职务终身制，建立健全了干部的各项管理制度，建立了公务员制度。当前，还要继续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努力形成广纳群贤、人尽其才、能上能下、充满活力的用人机制，把优秀人才集聚到党和国家的各项事业中来，建设一支清正廉洁的高素质的干部队伍。

2.选举制度改革

选举是民主的基本要求，通过选举制度才能保证人民行使当家作主的政治权利。我国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于1979年7月4日颁布，1980年1月1日实施，其后经过1982、1986、1995、2004、2010、2015年的6次修改。《选举法》对我国选民和候选人的资格，以及对于选区的划分、选民的登记、候选人的提出和产生、选举的基本程序等作出了明确规定，有力地保障了人民基本权益，保证了人民当家作主。

3.决策体制改革

决策是政治管理活动的中心环节，必须建立民主决策体制。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要“坚持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健全决策机制和程序，发挥思想库作用，建立健全决策问责和纠错制度”。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把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集体讨论决定确定为重大行政决策法定程序，建立行政机关内部重大决策合法性审查机制，建立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及责任倒查机制。

4.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制改革

传统政治体制在权力运行制约监督方面做得还不够，实际上使层层的“一把手”以及主要领导干部成了掌握权力的“特殊党员”，无法得到有效监督，处于“虚监”、“失监”的状态。因此，改革传统政治体制中权力运行制约监督的缺陷，就要建立权力的分开和制约制度，形成严密的权力制约监督体制。也就是说，各级“一把手”和主要领导干部如何行使权力已经不是他一个人能说了算的，在决策上是集体决策，在实施中还会受到相应监督和制约。

5.党政关系体制改革

党政关系，即政党与国家政权之间的相互关系，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环节。在党政关系问题上，传统的模式有西方国家搞的“党政分开”，还有苏联搞的“党政合一”。现在来看，这两种模式都不适合我国。我们在这方面有了新的突破，形成了“党政分合”的新结构制度。那么，什么叫“党政分合”？就是党政关系既有分、也有合的制度。其中，“分”是指党务、政务要分开，“合”，是指必须坚持党的统一领导，保持党与政需要联系的部分不分开。这主要包括，有关重大政策的决策权、重大人事的推荐权以及思想政治工作的开展和监督权，必须使党和政密切联系，实现更好的整合。

6.中央和地方关系改革

传统社会主义的一大弊端是中央过于集权，中央对地方应有相应的权力，但不是所有权力都应集中在中央。为了改变中央权力过于集中的情况，中央必须持续地向地方下放权力，比如现在的简政放权，实际上就是在向地方下方权力。当然，中央在向地方下放权力的同时，也要加强了对地方的宏观调控。

7.基层治理体制改革

传统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缺乏基层民主自治。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一个重要层面是社会基层民主建设。扩大社会的基层民主，保证人民群众直接行使民主权利，构成最广泛的政治体制改革社会实践。在改革开放中，必须建立城乡基层政权机关和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健全民主选举制度。农村村民委员会实行政务和财务公开，让群众参与讨论和决定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对干部实行民主监督。企业职代会、城镇社区自治委员会以及其他群众团体，都要在社会民主政治活动中起到积极作用。公民个人权利的发展，构成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主体，是衡量民主政治进步的尺度。公民“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原则应得到确认和发展。在基层治理体制改革中，要广泛采取协商民主形式。

8.执政党体制改革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的执政党。执政党的体制和具体制度，主要包括党的执政方式、干部制度、决策体制、权力制约监督体制、精简党的机构等。由此，在政治体制改革中，我们也必须改革党的建设制度。通过改革，实现党的领导制度规范化，要健全民主集中制，实行集体接班、集体领导制度，建立健全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保证党的集体领导和决策科学化、管理监督民主化。

 

四、当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点、原则和目的

1.当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五个重点

在推进当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进程中，作为政治体制改革领导力量的中国共产党，牢牢把握住了以下五个重点。

第一，民主改革。在宪法规定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情况下，通过改革发展党内民主，逐步建立党内的民主机制，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通过执政党领导制度与国家法律制度的整合，实现整个政治体制的民主化、科学化、法治化。

第二，治理改革。治理改革强调的是治理。40年来，我们着手改变中国政治体制框架内管理公共事务的总体模式。也就是说，我们从过去的管理转向了现在的治理。通过社会非政府组织的广泛参与建立一种政治主体多元化、管理手段多元化，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互动的、更加透明高效的政治运行机制。

第三，法治改革。建立健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和法治体系，从法律上构建政治决策、政治监督的民主机制，坚持“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原则，坚持依法治国、依规治党，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法治体制机制。

第四，参与改革。通过政策引导促进中国的社团组织和公民个人的发展，从而加强整个社会群体的参政能力，并以不断壮大的社团组织和公民个人为基础，构建中国特色的民主参与体制。

第五，基层改革。首先在基层建立以协商民主为基础的民主制度，实现村自治、乡自治，并以此为基础，逐层向上推进，逐步实现全国范围的民主政治制度和机制。

以上五个重点，也是我们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五个着力点。

 

2.当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三大原则

为了保证中国的稳定发展，在政治体制改革中必须坚持三大原则。

第一，正确处理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的关系。当代中国确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基础。市场经济发展是政治改革发展的驱动力，政治改革发展是市场经济发展的根本保证。必须坚决主张经济建设是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反对任何脱离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的实际而进行的政治体制改革。当然，政治体制改革也并非完全被动，政治体制改革对经济体制改革也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邓小平同志曾说过，“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因此，政治体制改革不能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发展，必须根据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适时加大政治体制改革的力度。

第二，确保党对政治体制改革的领导和社会稳定。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在社会稳定的环境中进行。坚持和加强中国共产党对政治体制改革的领导，是保证社会稳定的需要。因此，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在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条件下进行。邓小平同志认为，中国要实现现代化，“最关键的问题是需要稳定”，“如果没有一个稳定的环境，中国什么事情也干不成”。要保持社会稳定，就不能离开党的领导，党要真正成为政治体制改革的领导核心和推动力量。

第三，必须采取渐进式改革策略。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是综合性的，无论是作为改革主体的政党、政府，还是作为改革受益者和参与者的人民以及其他的民主党派参政组织，都要明确改革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对此，都要有足够的耐心，以避免激进、冒进给整个国家带来不必要的政治风险。在40年的改革中，中国采取了循序渐进、逐步深入的策略，保持了国家和社会的稳定，避免了震荡，这是最佳的路径选择。

改革不但需要胆量，更需要智慧。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邓小平同志在开始领导中国进行改革时就一再强调，“我们的方针是，胆子要大，步子要稳，走一步，看一步”。为此，邓小平同志采取了“摸着石头过河”的方法。这就是渐进式改革。渐进式改革的主要特点在于：先易后难，先外围后中心，先体制外再体制内。实践证明，渐进式的改革是最为智慧的策略，是最奏效的改革方式。

随着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改革进入全面深化改革新时期。那么，是不是仍然需要采取渐进改革的方式呢？回答是肯定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指出，要“加强顶层设计”。也就是说，我们在强调“加强顶层设计”的时候，也不能放弃“摸着石头过河”，还需要把“加强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很好地结合起来。由此可以说，全面深化改革并没有放弃渐进式改革，而是强调要把顶层设计做得更好，因为顶层设计本身就包括了不要采取冒进、激进的策略。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到现在的全面深化改革策略时，仍然主张坚持邓小平同志的基本思路。他明确指出，“胆子要大、步子要稳。胆子要大，就是改革再难也要向前推进，敢于担当，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步子要稳，就是方向一定要准，行驶一定要稳，尤其是不能犯颠覆性错误”。这一段讲话再清楚不过地表明，我们现在的政治体制改革仍然要采取渐进改革的方式。

 

3.当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四化”目的

当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总体上要达到“四化”目的。

第一，政治的民主化。政治民主化是政治体制文明的核心和主旋律。政治现代化的进程实质上就是政治民主化的进程，公民成为政治的主体角色，享有参加政治过程的平等、自由和管理、监督的权利。

第二，政治的法治化。政治法治化是政治体制文明的制度保障，意味着政治治理从人治转向法治。政治法治化包含互为关联的两项内容：一是通过政治立法，用完备的法律体系来规范政治治理；二是运用国家法律和党内法规进行政治治理，以依法治国、依规治党实现政治治理的法治化。

第三，政治的参与化。政治参与化是政治生活活跃的表现，公民能够合法性、经常性、广泛性地参政议政。由于政治参与是自愿的、自觉的，并且是选择性的行为，因而，广泛的政治参与有力地增强了公民的政治责任感，促进公民具有政治主体意识。

第四，政治的监督化。对政治权力必须实行严密、有效的监督、制约。政治监督主要包括：法律监督、党纪监督、社会监督、舆论监督等。要建立专门的监督机构，必须把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和同级的监督，内部监督和外部监督的机制健全和完善起来。

 

五、当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总体评价

政治体制改革经过40年的洗礼，使中国的政治面貌焕然一新，显示出了生机活力。那么，我们究竟应该怎样评价这40年来的政治体制改革呢？我认为，应当从五个方面作出基本评价。

1.40年来的政治体制改革是最为成功有效的改革

中国历史上不乏改革之举，如西汉末年的王莽改制、北宋时期的王安石改革、明朝的张居正改革以及清末的戊戌变法等，不过皆以失败告终。战国时期的商鞅变法和南北朝时期北魏冯太后、孝文帝改制虽获得成功，但是改革者商鞅却落了个车裂的悲惨下场，而北魏王朝在孝文帝死后30余年便迅速分崩离析、走向灭亡。相比之下，当代中国波澜壮阔、气吞山河的政治体制改革，推动了中国的强劲发展，创造出了一个全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并且迅速成为世界上的第二大经济体。

一个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是衡量一个国家发展的核心指标，代表着一国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同时也是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国防等事业的物质和财富基础。也就是说，没有GDP持续和有效的增长，其他方面的发展便无从谈起。从GDP增长的情况看，中国在改革开放前的1978年，GDP总量约为3650亿元，相当于2122亿美元。到2010年，中国的GDP达到39.79万亿元，约合6.04万亿美元，超过日本的5.4万亿美元，一跃成为在美国之后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那么，中国经济为什么能发展得如此之快、如此之好？一方面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有效推进，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卓越成效，保证了经济的快速发展。

2.40年来的政治体制改革是持续时间最久的改革

中国历史上出现的改革，时间都较为短暂，商鞅变法仅6年，王莽改制约9年，张居正改革历经10年，北魏孝文帝汉化改制前后11年，王安石变法也止于14年，而最短的戊戌变法则只有“百日维新”。那么，当代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起步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并将延续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它横跨了两个世纪，持续时间至少长达70年，而现在已经历了40年，还在进行之中。因此我们说，改革永远在路上，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若没有这样长期的坚守和发展，改革的成果是难以奏效和得以巩固的。

3.40年来的政治体制改革是最具丰富内涵的改革

中国历史上的改革，往往都是“单项式”的，对政治的改革主要集中于官吏制度改革。与中国历史上的历次改革不同，当代中国的改革是全方位的、综合式的，其中的政治体制改革也包含着广泛丰富的内涵。我们党高度重视政治体制改革，认为政治体制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成功的关键。邓小平同志曾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在今天全面深化改革的阶段，我们党更加明确了政治体制改革要为整个改革提供国家制度保障。那么，关于政治体制改革，我刚才讲到，它涉及八个方面的改革，内涵丰富，是历史上任何一次改革都不能比的。

 

4.40年来的政治体制改革是最为复杂深刻的改革

中国人对于改革，其实并不陌生。“改革”一词，源自公元前307年赵武灵王的命令，要求在作战时改华夏传统长裙长袖服装为胡人紧凑的短衣长裤。由于当时胡人服饰多为动物的毛发皮革所制，故有“改革”之说，其意为变革、革新。汉语中的“顷者因循，未遑改革”，“若依旧例卒难改革”，指的就是要变革、革新。讲到改革，还需讲到革命。“革命”这个词，是指变革天命，“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命的意思，就是改朝换代，“汤武革命”就是商汤推翻夏朝、周武王取代商朝。由此可见，古人认为，革命和改革有相同之处，就是两者都会带来改变。而两者不同的之处就在于，革命是更换一个朝代，改变起来的力度、烈度都要大一些；改革则是在自己的朝代内对自身作出适当的调整改变，和革命相比自然要轻微一些。

毫无疑义，当代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也沿用了“改革”这个词的古义，但在内涵上却与“革命”作了密切的联系，这是原来的“改革”词义所不具有的。由此，当代中国的改革赋予了“改革”以全新的蕴意。邓小平同志说：“我们把改革当作一种革命”，“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我们具体来解释一下，过去共产党闹革命是为了推翻“三座大山”，解放生产力，现在共产党搞改革也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因此，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出发，改革的性质与革命有了新的联系。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言：“改革的性质同过去的革命一样，也是为了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也可以叫革命性的变革。”这是一层意思。那么，另一层意思呢？进一步来看，今天的改革比过去的革命在某种意义上显得更加复杂、困难、持久、深刻。什么意思？过去的革命是革他人的命，推翻旧的反动阶级的统治，今天的改革是革自己的命，是刀口向内，革自身旧体制的命。革他人的命相对来说还容易些，而革自己的命就不会那么容易了，困难会成倍提升。

5.40年来的政治体制改革是最有价值意义的改革

在改革开放前的一段时期，中国的国民经济是大大落后的。但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砥砺前行、进取不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步入了向现代化发展的快车道，实现了四个方面的巨大转变：一是从未工业化国家向工业化国家的转变；二是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变；三是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四是从闭关锁国，就是关起门来搞建设，到全面开放的转变。从这四个巨大转变中，我们可以非常明显地看到当代中国改革的非凡成就与价值。由此可以说，当代中国的改革是最有价值意义的改革，而其中的政治体制改革更是厥功至伟。

今天，围绕“中国政治体制改革40年来的发展”与大家分享了我个人的一些认识，讲完了，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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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赵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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