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和发展新型政党制度

我主要讲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如何理解新型政党制度；第二个问题，新型政党制度面临的挑战和问题；第三个问题，如何进一步坚持和完善新型政党制度。

一、如何理解新型政党制度

　　2018年3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两会”期间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的民盟、致公党、无党派人士、侨联界委员，并参加联组会，听取意见和建议。他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我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伟大政治创造，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新型政党制度。

这是我国领导人第一次使用“新型政党制度”这个词。其实这个制度我们自1949年就已经建立起来了，并逐步发展，只是第一次用“新型政党制度”去概括它。

说它是新型的，有三个“新”：第一个“新”，它把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同中国实际相结合，能够真实、广泛、持久代表并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代表并实现全国各族各界的利益，避免了旧式政党制度代表少数人、少数利益集团的弊端；第二个“新”，它把各个政党和无党派人士紧密地团结起来，为了共同的目标而奋斗，避免了一党缺乏监督或多党轮流做庄恶性竞争的弊端；第三个“新”，它通过制度化、程序化、规范化的安排，集中各界意见建议，推动决策科学化、民主化，避免了旧式政党制度对党派利益、阶级利益、区域和集团利益决策施政导致社会撕裂的弊端。

新型政党制度是以西方没有领导党、“多党竞争”的旧式政党制度为比较参照的。从制度自身来看，它具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两大结构性特征；从其形成的基础看，具有清晰的历史和理论逻辑、深厚的文化基因，与西方政党制度相比具有明显的制度优势与制度效能。这一制度为世界政党政治乃至民主政治的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提供了中国方案。

第一，从制度结构的角度看，新型政党制度最鲜明的制度特征就是“领导”与“合作”，这是理解和坚持新型政党制度的“结构之维”。西方以竞争性选举为主的多党轮替的政党制度。与之比较，新型政党制度的结构特征就凸显出来了，就是“领导”与“合作”。在西方的竞争性的选举当中，西方的政党结构体系：第一，它是多元的，没有领导党；第二，它是竞争的，相互攻击、相互对立，甚至为了对抗而对抗。中国政党制度的结构特征，第一个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第二个是“合作”，就是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我国的政党关系当中没有反对党，只有领导党和被领导党，执政党和参政党，这是我们特殊语境当中的政党概念，我们是一种合作关系。领导与合作是我们政党制度结构的一体两面。这就跟西方政党结构当中的多元和竞争形成了鲜明对比。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中国的这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政党结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显著、最鲜明的体现，是一个基本的政治制度。

第二，从历史的角度看，新型政党制度的形成发展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必然选择，这是我们理解新型政党制度的“历史之维”。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无数仁人志士都在为中国的独立与富强而探索和奋斗。在资产阶级革命政权刚刚建立后就出现过政党林立的局面，当时的一些理想主义者从西方世界的经验出发，认为政治制度的理想模式是两党竞争，并着力开展了组建两大政党的活动，但终遭现实的痛击而流产。在抗日战争及其胜利后的一段时间里，一些中间党派积极推行中间路线，试图实现竞争性政党政治，最后亦以失败而告终，中间党派自身也发生分化。中国近代的政党史表明，多党制道路在中国走不通。诞生于多灾多难的近代中国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努力奋斗，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最终确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可以说，这种新型政党制度是中国人民历经劫难、屡次试错后，最终坚定而又慎重的历史抉择。

第三，从理论的角度看，新型政党制度的形成与发展的深层次根源在于近代中国政党与国家的关系，这是我们理解新型政党制度的“理论之维”。中国面临的很大问题是，我们已经做得很好了，也很对，但老是被西方人说我们做的是错的。我们要解决这个“挨骂”的问题，就要建构自己的话语体系，找到自己政党存在的理论根基。有些学者只看到西方所谓的建筑上面的高塔多么辉煌壮丽，却不看它们的地基。西方政党的建立是国家先于政党，就是在基本的宪政结构当中，新兴资本主义和旧贵族之间可以相互争夺国家领导权，但不至于造成国家分裂，是一种妥协的竞争性的政党政治。中国共产党是先于国家出现的，它是以政党的力量去建构一个新国家为己任的使命型政党，跟选举型政党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在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个执政集团，它担负着为民族谋复兴，为人民谋幸福的双重使命。可以说，不同的政党责任和价值观念、不同的阶级性质，从根本上决定了我们政党与政府、政党与社会不同的关系模式，形成了与西方截然不同的政党制度。所以，中西自然驶向了不同的历史发展轨道。

第四，从文化的角度看，新型政党制度的形成与发展内在契合了中国“和合”的文化传统，这是我们理解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文化之维”。一国的政党制度与国家的政治文化有着非常密切的关联。同样是竞争性的政党制度，法兰西民族追求浪漫的民族性格形成了法国独特的变动频仍而又对抗激烈的政党两极化态势；俄罗斯人对权威与大国的迷恋而产生了相信“政治强人”而不相信“政党力量”的政治观念。“和合”文化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的核心和精髓之一则成为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最有力的文化支撑。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我们的祖先曾创造了无与伦比的文化，而‘和合’文化正是这其中的精髓之一。‘和’指的是和谐、和平、中和等，‘合’指的是汇合、融合、联合等。这种‘贵和尚中、善解能容，厚德载物、和而不同’的宽容品格，是我们民族所追求的一种文化理念。”他还指出：“中华文化崇尚和谐，中国‘和’文化源远流长，蕴涵着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协和万邦的国际观、和而不同的社会观、人心和善的道德观。”和合文化，对我们政党制度的形成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我们要建构新型政党制度的话语体系，就要从两个方面去思考。一方面，要从中国丰富生动的政治实践当中去寻找，包括两会、协商，等等这些政治实践。另一方面，要从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当中去寻找。比如，习近平总书记经常谈到的优良的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等等。

简单概括一下，有几个传统的概念对我们政党制度的形成很重要。第一，“多元一体”。“多元一体”不仅仅是中华民族的一个特征的概括，我们在思考政治体系、政治制度的时候，也会不自觉地受到这样一种影响。第二，“天下为公”。这种理念跟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执政理念也有着明显契合。第三，“兼容并包”。这种文化传统跟我们执政党所代表的利益基础、群众基础也是密切相关的，内在契合的。第四，“和合文化”。它是塑造我们执政党和参政党内在之间逻辑关系的文化基因之一。

 

第五，从制度功能的角度看，新型政党制度的产生与发展具有民主的真实性、治理的有效性、决策的科学性，这是我们理解新型政党制度的“功能之维”。西方攻击中国政党最多的一个问题就在于他们以竞争性的政党制度来衡量一个国家是不是民主。他们认为，竞争性的选举、多党轮替构成了民主制度的核心。我们要破除这种理念，树立一种新的民主的价值论，就是衡量一种政党制度是不是民主政治的实现形式，关键不在于政党制度自身的形式是不是竞争性的，而是在于它是否反映并实现了民主的价值和内容。

我们要理解新型政党制度，建构我们的话语体系，第一要坚持民主价值。民主的价值和本质是什么？我们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者坚信，我们的民主一定要保证公民的权利，并最终实现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我们一直基于这样的认识和高度去做。当然，在制度方面还需要继续完善，那是另外一个问题。第二要坚持“人民中心论”。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人民的主体地位和人民中心论，他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的讲话，4000多字的内容，84次提到“人民”：“人民是真正的英雄”“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等等。

谈到治理的有效性，从经济发展、社会福利、安全感受等多方面衡量，我们的治理绩效都是很好的，而且避免了西方那种政党轮替带来的政策的不稳定性。现在谈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我认为需要思考政党治理的现代化。

在决策的科学性方面，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通过“商量民主”的形式，有效避免了政党间的恶性互斗，实现了执政党与参政党的良性互动，建构了政党政治的新形态。执政党通过制度性的渠道与方式，在作出决策之前，充分听取各民主党派的意见，民主党派也充分发挥其建言献策、民主监督等政治功能，这样就能够凝聚各阶层智慧，保证国家政策的一贯性和高效率。在这个意义上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能称之为最真实、最广泛、最管用的民主。

“大厦之成，非一木之材也；大海之阔，非一流之归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应该不忘多党合作建立之初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把我国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坚持好、发展好、完善好。”作为有根、有魂、有能的新型政党制度，我们一定要在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来思考中国的政党治理现代化问题，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在坚持和加强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下进一步强化党的纪律监督，进一步完善政党协商制度，推动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

二、新型政党制度面临的挑战和问题

对外，面临着西方国家对我们政党制度的误解、非议，乃至责难。他们用他们的标准来衡量我们的政党，我们面临着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构建的问题。新型政党需要构建一个具有四个维度的话语体系，即概念、理论、制度和实践，这四个维度应该是能够相互结合、相互衔接、相互解释、相互印证的。

对内，我们面临的挑战可能更多，经济、政治、文化、社会方方面面。比如，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社会阶层分化，网络社会来临等，给我们党带来很多挑战。

下面，我着重从政党认同的理论来分析一下新型政党制度所面临的一些问题。2013年，我做过一个中国共产党执政的青年群众基础的课题，主要是以大学生作为基本样本，从认知、情感、评价、行为四个维度设计问卷，发现了一些问题。总体上说，大学生对政党政治表现出较强的理性认同，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持支持和肯定态度，但仍旧有一些大学生对竞争性的政党制度心向往之。调查结果还表明，大学生对执政党认同度比较高，对参政党认同度明显比较低。很多学生甚至都不知道我们有几个民主党派，能够说出民主党派的指导思想、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当然就更少了。

在被问到出于何种动机加入中国共产党？大学生的回应不尽相同，有历史因素，即中国共产党有着光荣而伟大的过去；有意识形态要素，即中国共产党有着先进的政治理念；有领袖因素，即中国共产党有着先进的领导者；有组织因素，即中国共产党有着众多优秀的党员和完备的组织系统；还有功绩性因素，即中国共产党有着出色的执政或工作绩效。而认为加入中国共产党能够给自己带来好处的功利主义选择占了23.4%，占比最多。可以看出从政党认同的形成基础而言，呈现出一种多元化的趋势；而大学生选择入党更多的是一种在现行政治体制下的理性、功利选择。

理论上而言，政党认同作为一种长期的稳定的心理认同，如果其基础更多地依靠内部因素（比如政党意识形态、政党组织、政党领袖）等，其稳定性就相对较高；而如果是更多地依赖外部因素（比如执政绩效、选举策略等），其稳定性程度就相对较低。从世界政党政治的发展史来看，西方国家政党认同的形成基础从来自政党意识形态，到更多地凭借政党组织的制度化和动员力，再到更多地依赖政党领袖的个人魅力、再到更多地仰仗执政绩效、选举策略等，实际上正是西方政党政治的衰弱，政党政治的认同出现危机的一个重要标志。我国政党认同基础的多元化，认同的理性倾向和功利意识的凸显，也值得我们深入思考。

20世纪80年代以后，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以及世情、国情的变化对中国共产党的政党认同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第一，主流意识形态面临多元化价值观的冲击。对外开放和全球化使西方的各种意识形态渗透进来，市场经济的发展也使各种思想有了滋生的土壤，公众不再盲目地信仰某种主义，这必然在某种程度上消解了大众对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的信仰。随着政治世俗化对人的精神的解放，社会公众习惯于根据自己的切身利益来评价政治。这些变化无疑大大增加政党意识形态教育的难度，也对中国共产党的政党认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第二，新兴阶层的出现和利益团体的分化与多元化。中国在参与全球竞争的过程中改革经济体制，修订政策，这对不同的社会群体产生不同的影响。某些特权阶层与垄断行业的政治、社会地位与经济利益受到威胁;一些熟悉国际法律、精通高新技术的新型人才迅速致富;在外来经济的冲击下被边缘化的社会成员也有所增多。这对中国共产党的政党认同产生了一定的冲击。

第三，社会经济发展后人们对执政党的期望值提高了。如果政党不能持续满足这种期望，则势必对政党的组织认同和绩效认同产生不利影响。人们对政治民主与经济生活的期望急剧膨胀，要求中国共产党承担的责任也大幅度提升。

第四，社会转型期矛盾冲突的加剧。国内各种矛盾更加错综复杂，会对执政党的组织产生重大的影响。

三、如何进一步坚持和完善新型政党制度

全面加强党的领导是完善新型政党制度的一个基本前提。全面指的是领域和方面，经济、政治、文化、外交、国防等，以及工农商学兵、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等，是全方面、立体化的“全面”。加强指的是力度。党的领导讲的是方式和方法，要总揽各方，同时基层组织的党建工作一定要处理好，做好党建工作的“加减乘除”。“加”是要有抓手，党建+互联网、党建+社工，等等。“乘”是要发挥合力，要引导各个组织团结在我们的周围。“减”和“除”就是我们的党，尤其在基层，在某些领域，有所为有所不为，要注意领导和执政的区别。

那么，如何完善呢？回归到政党认同的形成基础，包含四个方面：意识形态的认同、组织的认同、领袖的认同、绩效的认同。

第一，强化意识形态的认同。我们要建立一个适度包容开放的意识形态系统，增强党的意识形态的吸引力。这是由我们的政党性质、政党与国家的关系、长期执政这些特征所决定的。但是包容开放也要适度，有的时候无所不包，也可能有问题。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不仅是共产党人的理想和信念，也会成为整个国家和社会所倡导的价值取向。

在人人都在理性维护自己利益的价值多元时代，如何让公众认可一个政党的意识形态？首先，要维护公众的经济利益。公众能否认同政党的意识形态，其往往会与政党是否真正确实代表了自己的利益紧密相关。其次，要拓展公众的参与渠道，做好政党意识形态认同的民主制度保障。公众也只有在真正地、广泛地、深入地政治参与活动中，才能更加深刻地体会到当家作主的感觉，也才能有对政党制度和国家制度的认同，制度也才有生命力。最后，要引领文化潮流，建设政党意识形态认同的理性认知环境。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思想形态，要保证执政党意识形态有较高的认同度，不能只依靠强制的灌输和教育，而更多的是要靠说服和论辩，要从理论上引导文化潮流，营造一个认同主流政党意识形态的理性环境。为此，一是要自信而包容。要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对自己的先进性和意识形态抱有足够的自信，不怕风吹雨打，不怕辩论争论。包容体现在两方面，一是政党意识形态自身的包容性，二是对其它意识形态的包容性。第一个方面是指，作为长期执政的大党，意识形态必须也要与时俱进，构建一个凝聚各个阶层共识，反映大多数人利益且具有自身特色的包容性的意识形态。第二个方面是指，在保证执政党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和主动权的前提下，要对其它意识形态的存在持包容的态度，要在争论、论辩与说服的过程中让社会公众真正理性地、发自内心地接受我们的政党意识形态。

二是要示范和践行。政党的意识形态需要践行，需要政党意识形态的提出者、倡导者和拥护者的示范。落马的原山东省委常委、济南市委书记王敏曾经这样评价自己：“台上一套，台下一套，说一套，做一套；人前是人，人后是鬼。”如此这般，如何能让公众信服和认同？无论是一个组织，一个企业，还是一个政党，一个国家，其领导者所提出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就首先需要自身的带头践行，否则让公众信服和认同都将成为一句空话。三是要平实而柔和。政党的认同的传播途径和载体主要有家庭、学校、大众传播媒体、政治参与等。无论是哪种途径和载体，都需要在形塑政党认同时，一定要学会换位思考，用客体的语言，用他们最习惯接受的方式、途径、渠道等潜移默化的使之自我内化，发挥移情效果。形式平实，方式柔和，激发理性、倡导辩论，引导自觉，形成有序的政党意识形态教育与反馈系统。

第二，强化组织的认同。要发挥政党组织的制度资源作用，积极发展党内民主制度，拓宽意见表达渠道。随着现代民主政治的发展和人们主体意识的增强，人们不但对国家民主、社会民主表现出极大的关切，对政党组织内民主也有新的希望和要求。适应这种客观形势要求，通过扩大党内民主来提高党的影响力，成为当前政党政治发展的一个新趋势。

要充分发挥党员主体意识，扩大党员的直接参与，让他们具有充分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监督权、投诉权。在党的重大问题的决策方面，为广大党员提供充分的机会。如果党内民主不发达，政党不为党员提供一个充分的意见表达渠道，党员的利益和要求就会处于被压抑状态，导致政党与党员之间产生隔膜，形成信任危机，党员就会寻求其他的表达机会和解决途径，这样执政党的认同将面临严峻的考验。要改进和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尤其是要“加强基层党组织带头人队伍建设，加强城乡基层党建资源整合，建立稳定的经费保障制度”。

与此同时，还要抓好反腐败工作，用反腐败赢得党心、民心。只有以反腐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和执着，深化标本兼治，保证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才能跳出历史周期率，确保党和国家长治久安。

第三，强化领袖的认同。中国共产党的政党认同也跟政党领袖的个人魅力密切相关。在革命时期，党的领袖“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以巨大功绩和献身精神得到了人民的景仰，这为政党认同奠定了牢固的基础。我们要时刻警惕西方对老一辈革命领袖的诋毁和质疑，这会对整个中国共产党的认同产生巨大影响。我们要对政党领袖进行恰当的政治传播，让社会公众对政党领袖及其个人魅力有全面的认知，在此基础上实现情感认同。

第四，强化绩效的认同。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追求利益是人们参与政治活动的基本目标和动力。公众评价政党是否代表了自己利益的机制和方式当然是多种多样的。其中，本阶级的生活水平是否稳步提高，以及大多数政策的出台是否对本阶级有益，这往往是普通公众评价政党是否代表自己利益的最直接的途径和方式。政党在执政时必须创造能够给民众带来更多现实物质利益的条件，物质利益是生成和实现认同的物质基础和必要前提。要以执政绩效来不断满足民众的物质要求，充分体现政党对民众的关怀，进而用执政的绩效巩固政党认同，达到执政绩效与政党认同的良性互动。执政党必须充分认识到这点，紧紧抓住经济发展这个根本问题，切实解决民生问题，一定要保证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中有更多的获得感。

我们的政党制度，有根、有魂、有能，是基于我们的文化传统、历史发展、理论逻辑在中国的土壤上产生的，有着先进的理论做指导，取得了很好的治理绩效。今后，新型政党制度要强其根、聚其魂、用其能。

（根据宣讲家网报告整理编辑，未经许可，不得印刷、出版，违者追究法律责任）

（据宣讲家网站报告录音整理）

责任编辑：李贤博

文章来源：http://www.71.cn/2018/0601/1015037.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