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宝明：我国科技创新40年的实践与探索——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

 

陈宝明 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综合发展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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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的40年，是我国科技创新取得巨大成就的40年，也是科技创新支撑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显著成绩的40年。科技创新在国家整体改革开放中，不仅发挥了先导作用，而且还成为重要组成部分和推动力。在40年的改革开放中，我国的科技体制机制改革、对外开放重大举措相继推出，促进了科技生产力的释放与发展，显著提高了我国科技创新的实力与能力。科技在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经济发展方式向创新驱动转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强劲动力。

一、改革开放40年我国科技体制改革历程

40年来，科技创新在改革开放中发挥了先导作用。1978年1月，中法两国在北京签订科技合作协定。这是我国同西方发达国家签订的第一个政府间科技合作协议，开启了对外交往中十分重要和富有活力的新领域。科技合作在一定意义上成为当时我国对外总体开放的先行者。同年，我国又相继与西德、英国、意大利等国分别签订了政府间科技合作协定。1979年1月，中美签署了政府间科学技术合作协定。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开启了科技体制改革的进程。1978年3月，党中央召开了全国科学大会，发出了“树雄心，立大志，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的号召，明确提出了“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等重大论断。此后，我国迎来了“科学的春天”。同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作出了把全党工作的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重大历史性决策。

我国科技体制改革，主要是指在科技领域或与科技相关的管理体制以及运行机制的改革。从总体上看，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科技体制经历了由启动改革到运行机制逐步成形的过程，当然，其间也经历了相当长时间的探索过程。虽然我国科技体制改革已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改革还远没有结束，改革仍在路上。

与其他领域的改革相似，我国科技体制改革主要沿着三个方向进行：一是围绕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形成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科技体制。科技体制改革是与我国总体改革进程相适应的，是总体改革要求在科技领域的延伸。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和完善，市场在科技资源配置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与之相适应的科技体制也逐步建立和完善。二是围绕国家发展战略目标和任务的实现，形成与国家发展需求相适应的科技体制。科技是国家发展战略目标和任务实现的重要支撑。随着全球经济发展向创新驱动转型的态势日益明显，通过体制机制改革，破除制约科技与经济紧密结合的障碍，激发全社会创新创业活力，就是为了发挥科技创新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支撑引领作用。三是围绕科技创新发展的基础能力与前沿发展需求，建立与科技发展规律相适应的科技体制。科技发展具有独特的运行规律，科技进步的累积性、基础性、增值性和外溢性等，都决定了科技创新要按照特定的规律进行。随着对科技创新基本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入，通过科技体制改革推动我国科技发展更加符合科技创新发展的基本规律，这也是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实行的是以计划经济为基础的科技体制，其突出特点是科技资源主要由政府拥有，通过计划手段进行分配与使用，科技与经济等其他部门相互割裂。这种体制对于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快速形成科技研发体系、推动重点领域科技快速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为我国经济发展、国防建设和社会进步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是，原有的计划管理体制逐渐不适应我国经济和科技发展的需要。与经济体制改革相适应，科技体制也进行了相应改革。

 

从总体上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科技体制改革经历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1985-1994年，是打破原有体制、推动科技服务经济建设的阶段。1985年，中共中央发布《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全面启动了科技体制改革，确定了“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的战略方针，以改革拨款制度、开拓技术市场为突破口，探索科学基金制、科研课题制、同行评议制、技术合同制，创建科技园区，鼓励技术入股以及科技人员创办或领办企业等系列重大改革举措，引导科技工作面向经济建设主战场。

这一阶段科技体制改革的主要特征是配合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逐步破除传统计划体制下的科技管理体制，探索形成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的新型科技体制。

第二阶段，1995-2005年，是深入推动市场化改革的阶段。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我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并且初步建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之相适应，国家根据发展形势需要，进一步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科技体制，作出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改革安排。199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确立“科教兴国”战略，提出“稳住一头，放开一片”的改革方针，推动科研院所分类改革。1998年，中国科学院实施知识创新工程试点。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全国技术创新大会，部署贯彻《关于加强技术创新、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决定》，提出构建企业技术创新主体、推动应用型科研机构企业化转制、建设国家知识创新体系，以及加速科技成果转化、大力发展科技中介服务机构、促进科技金融及风险投资发展等改革发展举措。截至2003年底，共有1149个研究机构转制和实行分类管理。

这一阶段科技体制改革的主要特征是按照市场化改革的要求继续推进科研院所改革，逐步确立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加速科技成果产业化，并考虑对基础、公益类科研院所的稳定支持，国家科技计划体系逐步形成。

第三阶段，2006-2015年，是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的阶段。2006年，我国召开全国科学技术大会，发布《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提出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目标， 明确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目标是推进和完善国家创新体系建设，从支持鼓励企业成为技术创新主体、建立现代科研院所制度、推进科技管理体制改革以及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等方面全面推进科技体制改革。中国特色国家创新体系建设重点包括五个方面：建设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并将其作为全面推进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突破口；建设科学研究与高等教育有机结合的知识创新体系；建设军民结合、寓军于民的国防科技创新体系；建设各具特色和优势的区域创新体系；建设社会化、网络化的科技中介服务体系。2012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作出《关于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决定》，提出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为核心，以促进科技与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为重点，进一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提出到2020年，基本建成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符合科技发展规律的中国特色国家创新体系，并系统谋划了科技体制改革新举措。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并对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作了部署。

这一阶段科技体制改革的主要特征是，把建设和完善国家创新体系作为科技体制改革的目标，强调改革要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和科技发展规律，不仅重视对科技体制改革的“破”，而且要重视系统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的“立”，对高校、科研机构进行定位，明确建设现代科研院所制度的改革方向。

第四阶段，2015年至今，是构建面向创新驱动的新型科技体制和推进科技创新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阶段。2015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实施《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实施方案》，提出以构建中国特色国家创新体系为目标，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进科技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实现发展驱动力的根本转换奠定体制基础。同时提出，到2020年，基本建立适应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要求、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和科技创新发展规律的中国特色国家创新体系。围绕建立技术创新市场导向机制，改革国家科技计划管理，推进军民融合创新体系建设，创建国家实验室，改革创新人才培养及评价和激励机制，加快科技成果使用、处置和收益管理改革，打造区域性创新平台，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等，提出了143项重大改革任务。《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实施方案》标志着我国全面推动构建中国特色国家创新体系。

2015年初，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化中央财政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管理改革的方案》，启动了我国科技计划管理体系的改革，以改变我国科技资源配置碎片化、孤岛化以及效率低等问题，推进科技创新治理，使科技项目资金管理更加符合科技创新的基本规律。2015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围绕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从全面创新的角度提出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意见，目标是到2020年，基本形成适应创新驱动发展要求的制度环境和政策法律体系。为激发科技人员积极性，2015年10月，《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2015年修订）》发布实施，推动科技成果使用权、处置权、收益权改革；2016年1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实行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分配政策的若干意见》，对深化科技人员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进行部署。2016年5月，《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发布，提出“双轮”驱动的战略布局，即科技创新和体制机制创新两个轮子相互协调、持续发力。体制机制创新要调整一切不适应创新驱动发展的生产关系，统筹推进科技、经济和政府治理三方面体制机制改革，最大限度释放创新活力。

此后，围绕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和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要求，在科技奖励制度、院士制度、科技评价、科研诚信等方面深入推进改革，比如2017年发布《关于深化科技奖励制度改革的方案》，同时，院士制度改革逐步达到预定目标，让院士头衔回归本位。2018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科研诚信建设的若干意见》；7月，印发《关于深化项目评审、人才评价、机构评估改革的意见》。在打造战略性科技力量上，积极构建国家实验室，并且积极推动科技资源共享。

总体上看，这一时期科技体制改革的主要特征是构建与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相适应的体制机制，在破除长期制约科技创新发展体制机制障碍上取得突破性进展，充分激发全社会创新创业活力，在改革过程中以“立”为主，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支撑引领作用，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构建长远制度基础。

综上所述，我国科技体制改革经历了由被动到主动转变的过程， 从最初的被动跟随，按照市场经济要求进行体制机制改革；到强调改革要符合科技发展规律，逐步建立适应科技发展要求的体制机制；再到党的十八大以后，按照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要求，加强顶层设计，主动对科技体制进行改革部署，强调发挥科技创新在全面创新中的核心作用，甚至发挥科技体制改革在全面深化改革中的突破带动作用，改革更加系统，力度前所未有，措施更加有力，实现科技创新治理现代化、构建适应创新驱动发展要求的改革方向更加明确，向着既符合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科技创新基本规律，又有利于推动创新驱动发展的目标稳步推进。

 

二、改革开放推动我国科技创新发展步入历史新阶段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科技创新能力显著提升，科技创新发展为我国经济发展、国家安全、社会进步、民生改善和文化进步提供了重要支撑，在一些重要领域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科技创新的高度重视、战略谋划和实施力度前所未有，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开启了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新征程。我国科技创新发生了整体性、格局性、历史性重大变革，着力催生新动能，带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支撑引领经济社会发展，创新型国家建设取得丰硕成果，为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和建设创新型国家、推进全面小康社会建设奠定了良好基础。

（一）科技创新水平正在向世界第一方阵迈进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确立以创新为首的新发展理念，鲜明提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的重大论断，提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发布《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对科技创新进行战略性、全局性、长远性系统谋划，推出一系列奠基之举、长远之策，开拓了科技事业发展新局面。

我国科技创新的整体能力显著提升，科技创新格局发生历史性转变：科技发展水平从以跟踪为主步入跟踪和并跑、领跑并存的历史新阶段，这是近代以来未曾有过的重大改变，表明我国科技发展站上全新的历史起点；创新能力从量的积累向质的飞跃、点的突破向系统能力提升转变，为塑造更多发挥先发优势的引领型发展蓄积强大动能；科技创新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从“面向、依靠”到“深度融合、支撑引领”转变，推动我国迈上向全球产业价值链中高端攀升的通道；创新主体从科研人员的小众向大众创新创业转变，科技创新与“双创”融合共进，汇聚起创新发展的磅礴力量；我国在全球科技创新格局中的位势从被动跟随向积极融入、主动布局全球创新网络转变，成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的科技大国。

我国科技创新主要指标进入世界前列，科技创新的系统能力显著提升。我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研发投入大国和第二大知识产出大国。40年来，我国科技投入规模不断提高，2016年全社会研发支出达到15500亿元，比2012年增长50.5%。全社会研发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2.08%。我国研发人员队伍持续扩大，2016年达381万人，居世界第一位。科技进步贡献率增至56.2%，科技创新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引领作用显著增强。

不断增加的科技投入使科研基础条件大为改善，形成了包括大科学装置、大型科学仪器、国家重点实验室、自然科技资源库、科学数据库文献库、行业技术平台、企业研发中心等较完备的科研基础条件，一批世界瞩目的大科学工程，如黔南最大单口径射电望远镜（FAST）、合肥“人造太阳”核聚变装置、上海同步辐射光源装置、大亚湾中微子实验室、西南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库等相继投入使用，构筑起了我国科技发展的新基础。

（二）科技创新能力实现大幅度提升

科技产出和创新成果是创新能力的基本标志。2000-2016年，我国国际科学论文数从世界第8位提升到稳居第2位，被引用次数从第19位上升到第2位，材料领域列世界首位，还有8个重要领域国际科技论文引用率世界排名第2位。如今，我国在量子通信、光量子计算机、高温超导、中微子振荡、干细胞、合成生物学、结构生物学、纳米催化、极地研究等领域的基础研究取得了一大批重大原创成果，并首次荣获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国际超导大会马蒂亚斯奖、国际量子通信奖等国际权威奖项。在战略高技术领域，载人航天和探月工程、采用自主研发芯片的超算系统、国产大飞机、载人深潜器、新一代核能技术、天然气水合物勘查开发、新一代高铁、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成就举世瞩目。对纳米限域催化、等离子激元光学操控、深紫外非线性光学晶体、特高压电磁环境、钢铁材料组织调控等重大科学问题的突破性研究，为国家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颠覆性技术提供了科学支撑。近年来，我国发明专利申请量连续居世界第1位，有效发明专利保有量居世界第3位。在越来越多的产业技术领域取得群体突破，涌现出一批具有创新能力、能运用前沿技术和引领产品创新的企业，如华为、腾迅、海尔、中车、国电等一批创新型企业跨入世界500强行列。在康奈尔大学、英士国际商学院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共同发布的2017年全球创新指数中，我国已升至全球第22位，位居发展中国家前列。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国家创新能力建设加强前瞻布局，强化系统部署，以宏伟的创新事业和高水平创新载体加速创新要素聚集，推动我国科技创新能力实现历史性跨越。

重大科技任务部署加快推进，蓄积先发引领势能。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在重要战略领域凝聚和培养一批建制化的科技创新力量，累计申请专利4.2万项，已获专利授权1.1万项，形成技术标准8400多项。部署启动“科技创新2030重大项目”，通过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在信息、海洋、空间等重点领域启动42个重点专项1300多个科技项目，实施“非对称”赶超战略，打造局部领先优势，为创新驱动、更多发挥先发优势的引领型发展蓄积强大势能。

基础研究加速赶超引领，原始创新能力显著增强。我国科技工作者增强创新自信，勇攀科学高峰，在全球首次通过实q验观测到量子反常霍尔效应、首次开展星地量子通信实验等。我国科学家对国际科学前沿进展和人类知识创造的重要贡献得到国际学术界高度认可，中国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高质量科技论文产出国。

国家科技创新基地和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形成新格局，构建重大创新的策源地。着眼打造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启动国家实验室建设。支持建设北京怀柔、上海张江、安徽合肥3个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与已布局建设的483个国家重点实验室、346个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形成冲击世界科技前沿、抢占未来竞争制高点的梯次布局。

技术创新工程深入实施，企业创新能力迈上新台阶。科技创新人才加速集聚成长，规模宏大的高素质人才大军加快形成。重大科技任务、科研基地、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等对创新人才发挥了“筑巢引凤”的“虹吸效应”。“千人计划”“万人计划”等重大人才工程深入实施，中央、地方、部门纵横联动，统筹推进各类科技人才发展，形成高端引领、整体发力、系统支撑的新格局，并带动形成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规模留学人才“归国潮”。截至2016年底，我国留学回国人员总数达265.11万人，其中十八大以来的回国人数占70%。一支门类齐全、梯次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人才大军，正在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新征程中加速集结、发展壮大。

 

（三）科技创新创业活力持续迸发

创新主体的结构、市场交易量、活跃度等指标体现着一个国家创新体系的活力。目前，我国全社会的研发支出份额中，78%约为企业的研发支出。2016年全国技术市场合同超30万项，成交额11407亿元。政府支持的风险投资基金约有780家，为中小企业创新创业筹集资金达1.5万亿元（2015年）。“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理念深入人心，“双创”活动密布各领域，遍及全国各地，以创业促就业正成为经济转型发展期最重要的稳定器。到2016年，全国已发展各类众创空间达4298家，同已有的3200多家科技企业孵化器、400多家加速器、17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和146个国家高新区互动互补，互联互通，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较完整的创业服务链条和良好的创新生态，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源源不断地输送新鲜力量。

（四）科技支撑发展能力显著增强

科技创新加速突破应用，推动新动能不断成长，促进传统动能改造提升，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支撑引领作用显著增强，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也大幅度提升。我国产业技术创新不断取得多方面突破，高新技术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规模不断壮大。引领支撑新旧动能转化，有力促进产业转型升级。集成电路制造技术、移动通信、第四代核电高温气冷堆、第三代核电“华龙一号”、高铁、新能源汽车、特高压输变电技术、风能和光伏关键部件和设计制造技术、“数控一代”应用示范工程等，有力带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基础工业、制造业、新兴产业、服务行业等领域技术创新能力持续增强，重大产品、重大技术装备的自主开发能力以及系统成套水平明显提高，有力地支撑了三峡工程、青藏铁路、西气东输、南水北调、奥运世博等重大工程建设和举国盛事。

科技创新在调整经济结构、转换增长模式、解决“三农”问题、促进社会发展和改善民生方面的先导作用，以及在应对节能减排、气候变化、应急救险、传染病防治等重大问题方面的支撑作用都得到有力体现。科技创新为改善民生福祉提供有力保障。农业关键技术攻关取得重大突破，粮食丰产科技工程和渤海粮仓科技示范工程成效显著。自主研发的3.0T超导磁共振系统、全球首个基因突变型埃博拉疫苗、阿帕替尼抗肿瘤新药等为改善民生提供科技支撑。科技扶贫行动成效显著，以科技创新助力打赢脱贫攻坚战。科技创新已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因素。

（五）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取得积极进展

2006年发布的《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指出，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目标就是建设国家创新体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总体思路和要求，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先后审议通过一系列重要科技体制改革文件和方案，确立科技体制改革的主体框架和时间表、路线图。科技体制改革坚持问题导向，以政府职能转变引领体制机制创新，取得显著成效。

40年的不断深化改革，已将传统的科技体制转变为基本体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国家创新体系。在新体系构建过程中，企业的技术创新主体地位逐步增强，在研发投入、科技应用、成果转化、高新技术及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等方面已担当重任。高等院校在科学研究和知识转移转化方面，科研院所在前沿探索、集成创新方面的骨干和引领作用都有系统性地增强。在改革中应运而生的产学研协同创新、军民融合创新、产业集群创新网络、产业技术联盟、新型研发组织、科技中介组织、科技金融组织等规模日益壮大，功能持续完善，不断释放创新能量和活力，科技创新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越来越多的源头引领和永续支持。

打造区域创新高地，区域经济增长极加快形成。北京、上海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京津冀协同创新共同体建设深入推进，长江经济带加快转型升级和创新发展，创新型省份、创新型城市建设成效显现，区域创新改革试验全面启动。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和高新区成为区域创新发展的核心载体、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引擎。启动中国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建设，推动北京中关村与贵州大数据试验区等开展深入合作。广东、江苏、山东等地研发投入已超千亿级规模，成为建设创新型省份先行方阵。我国已有61个城市提出建设创新型城市的战略目标，国家高新区、创新型产业集群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有效支撑和带动了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军民科技协同创新体系加快建立。制定实施“十三五”科技军民融合专项规划，推动形成全要素、多领域、高效益的军民科技创新融合发展格局。围绕深海、深地、深空、深蓝等领域战略高技术布局，部署军民融合重大科技项目和重点专项，军民共用技术项目一体化论证和联合实施机制进一步完善。加快论证建设一批军民科技协同创新平台，推动军民科技协同创新迈上新台阶。

 

（六）国家科技创新的开放水平和影响力日益提高

我国已成为全球多极化创新版图中日益重要的一极，在主动布局和全方位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方面不断迈出坚实步伐。国际科技合作的广度和深度进一步拓展，已与152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科技合作关系，积极参与了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反应堆（ITER）、伽利略全球卫星导航、人类基因组计划等一批标志性国际大科学工程。最近又启动实施了“一带一路”科技创新行动，同美国、欧盟等主要创新型经济体建立了创新对话机制，在国际高端学术会议、创新政策论坛、有影响的“双创”交流、重大国际科技合作项目等方面成功地主办了越来越多的重大平台性活动。我国的“科技伙伴计划”基本实现对发展中国家的全球覆盖，在国际科技合作中引领和主导作用不断加强。

（七）激励科技创新的政策法规体系及文化环境不断优化

40年来，我国的科技法规体系从无到有、由少及多，以《科学技术进步法》《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专利法》《科学普及法》《科学技术奖励条例》为内容的科技法律法规体系不断完善，为科技事业持续发展提供了体制性的框架支撑。围绕战略规划部署、重大发展、重大改革开放等议题的科技政策和管理措施系统性、针对性不断增强，为科技创新实践在全社会的深入开展提供了有效规制。

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体系建设取得重大突破。全国人大修订完成《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国务院发布《实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若干规定》，国办印发《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行动方案》，形成从修订法律、制定配套政策到部署具体行动的“三部曲”。支持各部门和地方跟进出台一批具体落实措施，形成中国特色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制度体系。不断扩大的科学普及、日益深入人心的“双创”活动，已然让越来越多的创客、爱好者以及普通民众参与到科技事业发展的大潮中来，科技创新的主体已经由科学家工程师、科技工作者转变为全社会。

创新激励政策体系成效彰显。在国有科技型企业中推行股权和分红激励政策，对股权激励和技术入股所得实行递延纳税等优惠政策，有利于激励创新的中长期分配机制初步建立。中关村先行先试政策推广至全国，修订完善研发费用加计扣除、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政策。实行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的分配政策，推进科研项目资金管理改革。

（八）政府科技创新治理能力和公共服务水平显著提高

国家科技计划是政府进行资源配置的一种重要手段。“六五”期间，原国家计委、国家科委在《1978-1985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重点项目和项目建议的基础上，编制出《“六五”国家科技攻关计划》。这是我国第一个具有高度综合性和可操作性的科技计划，它的出台标志我国科技计划从科技发展规划中分离出来，成为一种独立的资源配置和管理方式。“十一五”期间，《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发布，我国基本形成了由基本计划和科技重大专项构成的国家科技计划体系，使得科技创新整体实力全面提升，强有力地支撑了改革与发展的进程。但是，由于管理体制难以适应新形势的发展需要，各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越设越多，缺乏顶层设计和统筹考虑的问题日益突出。因此，“十二五”期间，科技部、财政部联合制定了《关于深化中央财政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管理改革的方案》，启动了中央财政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管理的改革。目前，中央财政科技计划管理改革已取得决定性进展，重大改革举措基本落实到位，新的计划体系、新的项目形成机制、新的管理流程、新的制度环境和新的创新氛围不断巩固和完善。主要表现在：

一是公开统一的国家科技管理平台基本建立并常态化运行，科技创新治理水平显著提升。30多个相关部门通过部际联席会议制度共商科技改革与发展重大事项，联合推动科技计划相关工作，科技创新资源的统筹配置能力大幅度提升。战略咨评委开展的咨询论证工作有效支撑了联席会议的科学决策。项目管理专业机构、监督评估体系、国家科技管理信息系统等为落实重大决策、组织实施国家重大研发任务提供了重要依托。政府部门下放科研项目的具体管理权，通过竞争择优方式遴选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农业农村部、卫健委所属7家科研管理类事业单位改造为项目管理专业机构，全面承接具体项目管理工作。政府职能加快由研发管理向创新服务的转变，使科技主管部门将主要精力用于“抓战略、抓规划、抓政策、抓服务”，面向社会的公共技术服务、创新创业服务显著加强。

二是科技计划优化整合基本到位，科技资源配置效率和统筹能力大幅提升。原有近百项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现已整合为五大类。这五大类国家科技计划更加有效地瞄准重点领域、聚焦重大任务，全链条创新设计、一体化组织实施，立项门槛明显提高，立项数量大幅减少，资助力度显著增强。从其构成及定位来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基础研究和科学前沿探索，支持人才和团队建设，增强源头创新能力；国家科技重大专项聚焦国家重大战略产品和重大产业化目标，发挥举国体制的优势，在设定时限内进行集成式协同攻关；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针对事关国计民生的农业、能源资源、生态环境、健康等领域中需要长期演进的重大社会公益性研究，以及事关产业核心竞争力、整体自主创新能力和国家安全的战略性、基础性、前瞻性重大科学问题、重大共性关键技术和产品、重大国际科技合作，按照重点专项组织实施，加强跨部门、跨行业、跨区域研发布局和协同创新，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主要领域提供持续性的支撑和引领；技术创新引导专项（基金）通过风险补偿、后补助、创投引导等方式发挥财政资金的杠杆作用，运用市场机制引导和支持技术创新活动，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和资本化、产业化；基地和人才专项支持科技创新基地建设和能力提升，促进科技资源开放共享，支持创新人才和优秀团队的科研工作，提高我国科技创新的条件保障能力。

三是符合科技管理规律的项目和资金管理方式逐步形成，国家科技计划管理全链条一体化部署显著加强。国家科技计划管理改革突出以人为本，在“放、管、服”中深化科技计划管理改革，注重遵循科技创新内在规律和要求，切实解决科研人员反映的突出问题。整合形成的新五类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围绕科技创新链条，形成各有侧重、相互衔接的梯次配置格局，按照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产业发展等各环节进行一体化设计，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创新链完善资金链，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创新动力。

四是科技计划开放程度不断加强。新型科技计划管理体系在任务部署上更加突出国际化，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中设置国际科技合作专项，重点支持双边和多边科技合作项目。在管理过程中，更加重视充分利用国际创新资源，强调国内外创新资源的协调与互动，鼓励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及其任务（课题）承担单位与境外科研机构开展合作研究。我国积极参与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平方公里阵列射电望远镜、对地观测组织等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工程，并拟进一步牵头组建以我为主的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工程。

 

三、改革开放40年我国科技创新的基本经验

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就已开始摸索，改革开放之后正式开始了在全球化视野下的探索过程。我国科技创新发展之所以能取得如此显著的成就，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基本经验。

第一，坚持党对科技创新工作的全面领导，紧紧把握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大方向。党的领导是我国科技发展取得成效的根本保证。习近平总书记在两院院士大会上强调：“我们坚持党对科技事业的领导，健全党对科技工作的领导体制，发挥党的领导政治优势，深化对创新发展规律、科技管理规律、人才成长规律的认识，抓重大、抓尖端、抓基础，为我国科技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强政治保证。”正是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我国科技发展始终牢牢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要求，坚持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动科技体制改革取得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进展。

第二，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我国科技体制改革适应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本要求， 坚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改革中始终尊重科技人员的首创精神和创新实践，发挥市场各类主体的探索作用，诞生和形成一批高科技企业。不断建立和完善市场机制，深化科研院所的分类改革，推动应用型科研院所面向产业提供服务，强化企业技术创新的主体地位，到2017 年，企业在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中的比重达到77%。通过建立和完善公平竞争的市场机制，激发科技创新的市场原动力。正是由于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我国科技创新发展的效率和效益不断改善，形成科技创新成果充分涌流、经济社会发展技术基础不断提升改善的良好局面，这是我国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根本基础。

第三，遵循科技创新的基本规律。任何事物发展都有基本规律，改革的目的就是发现和遵循基本规律，并采取有效措施进行引导，使其能够更好实现预定目标。科技创新独特的运行规律主要体现在科技活动的累积性、创造性以及不确定性等方面。推动科技创新发展，就要重视科技研发的长期积累，尊重科技人员的创造性活动以及在管理上留有空间。除了这些规律，科技创新在与经济紧密结合、发挥第一动力作用上也存在着一些基本的规律。我国在不断发现和认识这些基本规律的基础上，通过体制机制改革不断释放科技创新活力，建立与科技创新发展要求相适应的体制机制。包括，加大对公益以及基础性科研机构的稳定性支持力度；通过改革科研项目和资金管理，建立符合科技创新发展需要的管理体制；调动科技人员成果转化和知识价值创造的积极性，既强调科技创新的目标导向，又允许科技人员自由探索等。由此可见，遵循科技创新的基本规律，就是解放科技生产力，促进科技创新生产的根本保证。

第四，紧密围绕国家发展的战略目标和任务需求。国家发展战略目标和任务是科技创新发展的根本目的，是科技创新能够发挥战略作用、体现战略价值的重要方面，也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对科技创新的基本要求。我国科技体制改革始终把支撑实现国家发展战略目标和任务作为根本方向，根据不同历史阶段的发展需求，从科学技术要面向经济建设，到新时代的“三个面向”，即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国民经济主战场，通过精心设计和大力推进改革，明确科技创新主攻方向和突破口，让机构、人才、装置、资金、项目都充分活跃起来，形成推进科技创新发展的强大合力。改革开放40 年来，正是由于紧密围绕国家发展战略目标和任务实施深化科技体制机制改革，才能使我国集聚全社会科技创新资源，不断解决制约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瓶颈制约，推动国民经济立足科学发展前沿不断构筑先发引领优势，这是科技创新发展的根本价值体现。

第五，全方位推进开放发展，与各领域改革协同推进。开放是我国科技创新取得快速发展的重要途径。通过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扩大国家创新体系的开放力度，融入全球创新网络，为我国科技创新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通过破除制约科技对外开放的体制机制障碍，使科技人才和各类创新主体能够积极开展对外交流与合作，推动创新资源双向流动，显著提升我国的科技创新能力。在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同时，注重统筹中央和地方改革部署，强化部门改革协同，注重财税、金融、投资、产业、贸易、消费等政策与科技政策的配套，加强工作衔接与协调，形成改革合力，从而更大范围、更高层次、更有效率地配置创新资源。

 

四、我国科技创新发展面临的新形势与新机遇

站在改革开放40年的起点上，来看我国科技创新发展面临的新形势与新机遇，从国际来看，主要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从国内来看，主要是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5月28日两院院士大会上指出：“我们迎来了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同我国转变发展方式的历史性交汇期，既面临着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又面临着差距拉大的严峻挑战。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有的历史性交汇期可能产生同频共振，有的历史性交汇期也可能擦肩而过。”

（一）我国科技创新发展面临的形势与机遇

1.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形势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推进，科学研究酝酿重大突破，经济社会发展的技术基础正在发生历史性替代，新商业模式、新业态不断涌现，科技创新正在从根本上改变人类生产、生活和社会组织方式。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科学研究和探索向深度和广度拓展，对物质世界认识和发现的重大突破正在形成。科学探索从微观到宇观的各个尺度上向纵深发展，学科交叉融合不断深入，新理论、新学科不断涌现，科技领域相互黏合渗透达到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基础科学的重大突破将极大深化人类对自身和自然的认识，彻底改变人类思维的空间和时间维度，推动人类生存和获取资源的空间向宇宙和极地拓展，对人类未来的社会和文明形态产生深远影响。

二是科技创新对人类生产和生活方式将产生巨大影响。以信息技术革命为核心，生物、新能源、新材料等领域群体性突破加速推动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兴起。经济社会发展的技术基础得到全面提升，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成为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的基础技术，人类利用信息和信息技术精细调控物质和能量的时代已经到来。大数据、云计算、移动互联、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广泛应用和渗透，可再生能源、非常规能源、传统能源清洁高效利用等新能源技术改变动力结构，机器人、无人化工厂、3D打印等先进制造技术对生产、制造带来以智能、绿色、服务为主要特征的根本变革。新材料实现原创突破和全面提升，生物育种、工业生物等生物技术改善人口健康和生活方式。新技术广泛应用、科技成果加速转化，推动产业组织方式、商业模式不断革新。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技术开发和产业化的边界日趋模糊。金融资本与技术创新深度融合，加速知识资本化、技术商业化，推动新兴产业快速成长。个性化、多样化、定制化的新兴消费需求成为主流，智能化、小型化、专业化的产业组织新特征日益明显。大众创新、微创新推动全民创业日趋活跃。新兴技术公司不断催生，企业依靠新技术成长的空间更加广阔。

三是创新要素全球流动加速，创新全球化进程日益深入。技术、知识、信息、资本、人才等创新资源在全球加速流动，科技人才和创新成果在全球配置。全球技术移民人数快速增长。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设立研究发展机构，掌握全球70%的技术转让与80%的创新成果，其每年研发投入占世界科技经费的三分之一以上，其三分之一的研发活动在海外进行。全球发展面临的一系列重大共同挑战，恐怖主义、食品安全、气候变化、防灾减灾、网络安全以及能源安全等全球性问题，成为影响全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主要国家共同组织一系列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协调各方面力量应对全球性挑战。

在新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推动下，全球创新竞争格局发生深度调整。一是全球创新格局新版图加速形成。美国长期保持全面领先地位，德国、日本、英国等在高科技领域形成突出优势。但近年来，全球创新重心东移，亚洲成为世界创新版图中重要一极。近十年，美国占全球研发投入总量的比例由37%降至30%，欧盟从26%降至22%，而东亚、东南亚和南亚经济体的份额从25%升至34%。亚洲的专利申请量和商标申请量占全球的比重分别从45.1%和25.7%上升到47%和37.2%。

二是世界主要国家加强科技创新战略部署，深化体制改革，把营造创新生态作为提升创新能力的关键。各国积极制定创新战略，加强重点领域部署。比如，美国实施《美国国家创新战略》，抢占载人航天、卫星探测、脑科学、先进制造等新兴领域的战略制高点；日本《第四期科技基本计划》将生命科学、信息通讯、环境、纳米材料等八大领域作为发展重点。各国积极推行科技体制机制改革，加强创新治理。法国大力推行数字化研发网络，建立国家级网格设施平台，实现研发资源共享。

三是各国积极营造创新生态，强化对人才、资本、专利等战略性创新资源的争夺。欧盟2015年计划推出1.3万亿欧元的投资清单；韩国政府研发预算占GDP比重已达1.14%；美国出台新的移民改革法案，对优秀外国人才颁发签证；欧盟建立蓝卡制度，吸引亚非拉高层次技术人才；韩国、法国设立专门的专利运营机构。

从总体上看，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推进是高质量发展的重大战略机遇。历史上科技领域的每次革命性突破，都会引发生产力、生产关系和国际格局的重大调整。能抓住并引领科技革命大势的国家，就会成功迈向更高水平的发展阶段并成为国际秩序的主导力量。由此可见，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为我国推动高质量发展开辟了广阔新空间，我们绝不能再重蹈历史上与科技革命失之交臂的覆辙，必须在全球科技竞争中抢占先机，为高质量发展占据“桥头堡”和“制高点”。

 

2.高质量发展的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201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也进入了新时代，基本特征就是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是我国经济在多年高速增长之后突破结构性矛盾和资源环境瓶颈，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我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是能够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是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发展，是生产效率高、经济社会效益好、资源环境成本低的发展。它体现在商品和服务质量不断提升，生产效率和和经济效益不断提高。

发挥科技创新作用是高质量发展的本质特征和根本途径。科技创新是提升经济质量和效益的根本途径，是推动经济发展提升效率和效益的关键。经过前一阶段的高速增长，我国经济规模得到显著提升，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再靠要素的大规模投入、实现高速增长已经不现实。商品和服务质量不适应国内外需求已成为我国经济明显的短板。在高速增长阶段，伴随粗放型增长模式的是投入产出的较低效率，突出表现是资金利用效率下降。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着力解决经济失衡问题，扩大优质高效供给，提高供给体系整体效率。要着力加快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促进经济结构持续优化升级，提高整体经济的结构效率。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必须适应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引领我国产业结构朝着高级化、现代化的方向发展，在国际产业链、价值链的阶梯上持续向中高端攀升。

科技创新是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素与特征。当前，人们对科技创新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的认识不断深化。从根本上说，与资本、劳动力、土地等一样，科技创新是经济体系的内在构成要素，但是与资本、劳动力、土地等有形资产不同的是，科技创新在经济增长中的要素作用日益突出，甚至已经对经济增长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如果说在21世纪初的一段时间里，全球仍能通过扩大投资与出口而保持较高速的经济增长，那么，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则已经宣告了传统以有形资产投入支撑的粗放式增长方式的终结，未来的经济增长必然主要依赖于科技创新所带来的增长动力。新增长理论从技术进步的内生性上认识到其要素收益递增的规律，为经济持续、长期增长找到了可靠的源泉和动力。

发挥科技创新作用、提高科技创新对实体经济的贡献率是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实体经济要做优做大做强，需要科技创新的有力支撑和先发引领。因此，要大力推进互联网、大数据、智能制造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提高消费零售、医疗保健、货运物流等行业的数字化、智能化水平，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开辟新的方向。比如，共享单车集成应用了智能芯片、射频识别、位置服务、移动支付、电子围栏等多个领域的先进技术，得益于我国在卫星导航、超级计算、移动通信、智能终端和互联网等重点领域科技创新的超前部署，推动了创新创业，带动了自行车产业转型升级，是以新技术改造旧动能、培育新动能的生动例证。

 

（二）我国科技创新发展的差距与问题

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科技创新在历史积累、国际影响力、创新文化、市场环境等方面还存在一些差距，主要表现在：

一是重大原始性创新突破较少，科技创新的引领能力和国际影响力不强。缺乏原始性创新已成为中国特色创新的短板，我国率先提出的原始性科学思想和前沿探索研究方向不多，引领和应对产业技术路线重大变革的技术储备不足，具有颠覆性创新能力的企业少。我国企业科技成果承接能力较弱，企业基础研究薄弱。我国用于基础研究的研发资金投入比例为5%，不到美国、法国和日本等投入比例的三分之一。我国国际论文总被引次数尚不足美国的1/4，篇均被引次数不到美国的一半，被引次数进入前1%的高被引论文数量也仅为美国的1/4。

二是产业发展技术基础薄弱和高端技术缺乏问题并存，支撑产业向中高端迈进的科技支撑任务仍然艰巨。调查结果显示，我国总体技术水平仅相当于美国的68.4%。我国多数产业仍处于国际产业价值链条的低端环节，“四基”能力不足。我国高技术产品贸易额虽然很高，但仍以加工贸易为主，一般商品贸易仅占22.8%。产业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局面还未根本转变。从专利布局来看，国外在我国的发明专利授权量集中在制造业、计算机、通信等相关产业，而我国集中于劳动密集型产业或国有垄断的资源型产业。企业创新能力仍然薄弱，创新型领军企业较少。2015年，我国工业企业研发投入与主营业务收入之比为0.9%，与发达国家差距明显。

三是研发投入强度及历史积累与国外存在较大差距，高端人才缺乏。我国研发经费投入强度与美国等发达国家还存在较大差距，2015年我国研发投入强度为2.06%，而美国、德国约为2.8%，日韩及北欧等国家约为3%-4%。我国研发投入的累积基础更加不足，美国从二战以来就维持高强度的研发经费投入，近60年来维持在2%以上，多年都在2.5%以上，而我国研发经费投入强度在2014年才首次突破了2%。我国从业人员中高素质就业比例较低，每万名就业人员中研发人员数仅为20.9人年，仅为欧美发达国家的1/4-1/5，尤其是高层次领军人才、高技能人才十分缺乏。

四是我国创新创业的文化和市场环境尚不完善，运用并主导国际规则的能力远远不足。制约创新发展的思想观念依然存在，企业家精神比较缺乏，企业投资方向的选择仍然偏重于传统产业和成熟的短平快项目。2014年，我国风险资本投资占世界的17%，远低于美国62%的水平。一些地方在实践中仍然过于重视GDP导向。敢为人先、宽容失败的创新精神和社会文化氛围还远未形成。我国掌握和运用国际规则能力有待提高，在国际规则制定中的话语权缺失，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较弱，甚至受到国际上高技术产品出口管制、知识产权等政策的限制和打压。

 

五、新时代我国科技创新发展道路探索

2012年，党的十八大提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2016年，党中央、国务院发布《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纲要》，提出“三步走”战略目标，即：第一步，到2020年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基本建成中国特色国家创新体系，有力支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第二步，到2030年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发展驱动力实现根本转换，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国际竞争力大幅提升，为建成经济强国和共同富裕社会奠定坚实基础；第三步，到2050年建成世界科技创新强国，成为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为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大支撑。2017年，党的十九大明确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2050年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目标，并把科技创新纳入国家总体发展战略目标之中，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建设科技强国成为国家总体发展战略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

科技创新将在国家总体战略部署下，按照《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纲要》强调的“坚持双轮驱动、构建一个体系、推动六大转变”进行布局，建设新的发展动力系统。“双轮驱动”就是科技创新和体制机制创新两个轮子相互协调、持续发力。“一个体系”就是建设国家创新体系，要建设各类创新主体协同互动和创新要素顺畅流动、高效配置的生态系统，形成创新驱动发展的实践载体、制度安排和环境保障。“六大转变”就是发展方式从以规模扩张为主导的粗放式增长向以质量效益为主导的可持续发展转变；发展要素从传统要素主导发展向创新要素主导发展转变；产业分工从价值链中低端向价值链中高端转变；创新能力从“跟踪、并行、领跑”并存、“跟踪”为主向“并行”“领跑”为主转变；资源配置从以研发环节为主向产业链、创新链、资金链统筹配置转变；创新群体从以科技人员的小众为主向小众与大众创新创业互动转变。

具体地讲，要发挥科技创新在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中的战略支撑作用，全面提升科技创新能力。

一是把加强原始性创新摆在更加突出位置，夯实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根基。落实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基础科学研究的若干意见》，强化基础研究的统筹协调、系统部署、多元投入、政策支持。推进基础研究项目、基地、人才、标准等方面全面提升，加强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融通发展，提高基础研究国际化水平。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布局一批重大科技项目，建设高水平研究基地，优化基础研究区域布局，推进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支持各类创新主体依托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开展科学前沿问题研究。持续深化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管理改革，不断完善新时代中国科学基金体系，聚焦基础研究和科学前沿，注重交叉学科，支持人才和团队建设，促进学科均衡协调发展，进一步提高资助绩效。

二是围绕支撑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大幅提升我国经济的创新力和竞争力。以科技创新支撑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找准产业跨越发展的突破口和着力点，加快重大创新突破和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提高经济增长中的科技含量，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提供新的增长动力。研究提出重大专项2020年之后的梯次接续方案，制定支持重大专项成果产业化配套政策。全面启动“科技创新2030重大项目”，做好项目实施的统筹协调。加快建立自主可控的产业技术体系，集中梳理重点领域“卡脖子”技术，系统部署受制于人的关键技术攻关，为我国的产业安全提供科技保障。深入实施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行动，推进建设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大力推动科技型创新创业，发展和完善科技金融，促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上水平。

三是强化重大科技创新的民生导向，加强针对性、差异化、系统性的科技创新供给。加快建设国家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实施乡村振兴科技创新工程，推动农业科技园区提质升级，推进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建设发展，壮大农业高新技术产业。深入推进科技扶贫“百千万”工程，继续推行科技特派员制度，推动科技特派员对贫困村科技服务和创业带动全覆盖。加强重点引智成果示范推广，助力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统筹推进创业、定点和片区扶贫。研究编制《国家生物技术发展战略纲要》。构建市场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深入推进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建设。构建平安中国科技创新体系，促进社会治理体系与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构建生命科学等基础研究与临床医学耦合互动创新体系，强化癌症、心脑血管等重大疾病防控集成攻关。

 

四是优化国家创新体系总体设计，系统提升国家创新体系的整体效能。研究制定加强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和技术创新工程总方案，对创新活动各环节进行全链条设计。以国家实验室为引领布局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先行组建量子信息科学国家实验室，启动重大领域国家实验室的论证组建工作。加快国家科技创新基地的优化整合，在前沿、交叉学科领域建设一批国家重点实验室。深入实施国家技术创新工程，在事关国家长远发展和产业安全的重点领域构建一批国家技术创新中心，推动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加快建立军民融合创新体系，强化军民科技战略统筹和一体化布局，探索科技军民深度融合的项目实施新机制。切实发挥举国体制优势，坚持自力更生，坚持开放合作，卧薪尝胆、埋头苦干，切实补齐科技核心关键技术短板。

五是深化科技体制改革，营造良好的创新生态和政策环境。研究制定扩大高校和科研院所自主权改革有关政策，建设一批世界一流科研院所。深入实施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的分配政策，落实深化项目评审、人才评价、机构评估改革和进一步加强科研诚信建设的意见。改革完善项目形成与管理机制，建立高度专业化的项目管理机构和专员队伍。落实国家重大科技决策咨询制度，组建国家科技咨询委员会。注重吸引外国人才参与国家重大规划、科研项目、重大工程等咨询论证和国家标准制定等工作。实施国家创新调查制度，全面开展国家、区域、创新主体和创新园区的监测与评价。推动公共财政投资形成的国家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大型科研仪器、科学数据等资源向社会开放。

六是完善人才发展机制，培养造就结构合理、具有国际水平的科技人才队伍。注重引进国际高端人才和培养本土高水平人才相结合，培养和锻造一大批具有国际水平的战略科技人才、科技领军人才、青年科技人才和高水平创新团队。优化科技人才专项组织实施机制，在重大科技任务攻关中培养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突出“高精尖缺”导向，加强政策创新和国家重点引智平台体系建设，大力引进培养高端紧缺人才，吸引国外顶尖科学家和团队参与重大全球性问题研究。高质量建设国家级引才引智示范基地，积极开发利用境外高层次教育培训资源，加大对科技领军人才和高水平创新团队境外培训支持力度。推动《外国人在中国工作管理条例》立法进程，拓宽外国人才来华绿色通道，健全高端外国人才服务政策体系，深入实施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制度，全面实施外国人才签证制度，开展“一卡通”试点。建立分层次多样化外国人才表彰奖励体系。

七是打造高端引领的创新增长极，提升区域协同创新发展水平。完善各具特色的区域创新体系，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创新协调发展新机制。以北京、上海科技创新中心为龙头，加快建设区域增长极、增长带，做好雄安新区科技创新顶层设计，加强与港澳全方位科技创新合作，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深入推进创新型省市建设和全面创新改革试验，进一步提高国家自创区和高新区的创新发展能力和辐射引领能力，建设一批创新型县（市）、创新型乡镇和科技创新示范村。深化中西部与东部的结对创新合作机制。在国家确定的自由贸易等各类试验区的改革实践中，积极探索更加开放的人才引进政策和更加便利的管理服务方式。落实好在扩大对外开放、促进外资增长、推动创新发展中外国人才引进的重要改革创新举措，推动引才引智与实施国家区域发展战略的有机结合。

八是加大科技全方位对外开放力度，主动布局和融入全球创新网络。以全球视野谋划和推动创新，在全球范围内优化配置创新资源，力争成为若干重要领域的引领者和重要规则的制定者，提升在全球创新规则制定中的话语权。研究制定加强创新能力开放合作的若干意见。积极牵头组织实施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进一步推动各类国家科技计划，加强开放合作。加快实施“一带一路”科技创新行动计划，开展科技人文交流、共建联合实验室、科技园区合作、技术转移等合作行动。拓展与发达国家创新对话机制，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科技伙伴关系，务实推动双多边政府间机制性科技合作。加强科技援外工作，做好对发展中国家技术和管理人才国际培训。推进重大战略性项目合作，优化国际科技合作基地布局。

40年来，中国从一个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向较高发展水平的变迁，是世界现代化进程中具有标志性和深远影响的事件。40年的改革开放，与我们搞科技、抓创新始终相生相伴，在未来它们还将相伴甚或融合在一起，为国家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永续动力。

（根据宣讲家网报告整理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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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赵苇

文章来源：http://www.71.cn/2018/0914/1017799.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