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总理周恩来：律已和尽责的楷模

军委习近平主席强调指出：在新的历史时期，要传承我党优良传统，抓好战斗精神培育，锻造具有铁一般信仰、铁一般信念、铁一般纪律、铁一般担当的过硬部队。目前，在改革强军的征程中，大力弘扬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努力建设“四铁”的部队，是我们的历史责任。笔者认为，周恩来总理对自己、对家人的严格要求，对工作的态度和对人民的情感就是最好的启示。今年是开国总理周恩来诞辰120周年，离开我们已42年的总理，用他跨越时空的人格魅力和精神风范，教育和引导着我们在新的征程中履行好自己的职责使命。

一

圣贤的历史，本质上是一部“克己”的历史。生活中，在内心深处，周恩来是一个最低标准甚至不够标准的平民，是世界上最平民化的总理。一次他出国访问，内衣破了送到我驻外使馆去缝洗。大使夫人抱着这一团衣服时，泪水盈眶，她怒指着工作人员道：“原来你们就这样照顾总理啊!这是一个大国总理的衣服吗?”总理的衬衣多处打过补丁，领子和袖口已换过几次，一件毛巾睡衣磨得像一件纱衣。总理一入城就在中南海西花厅办公，一直住了25年。这是座老平房，又湿又暗，工作人员多次请示总理，总理都不准维修。终于有一次，工作人员趁总理外出时将房子小修了一下，于是《周恩来年谱》便有了这一段记载：1960年3月6日，总理回京，发现房已维修，当晚即离去暂住钓鱼台，要求将房内的旧家具全部换回来，否则就不回去住。

“自居于领导，自居于改造别人的人，其实自己首先需要改造”。1972 年6 月, 年满74 岁的周恩来在一次长篇报告中说: 这几年, 我常说, 学习马列主义和毛主席思想, 做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 但做起来也并不容易。把读好马列主义和毛主席的书同革命实践结合起来, 不断改造我的思想, 提高我的工作能力, 改正我的工作作风, 发挥集体领导能力, 这对我永远是一个改不完的任务, 这是他的肺腑之言。总理身居高位长达半个世纪, 始终不沾、不染、不惑, 这需要多么顽强的毅力啊! 他所说的“学”和“ 改造”， 最主要就是坚持公心的培养和私心的自我约束, 也可以说是克己奉公, 这就是他的党性修养。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时，设在美国纽约联合国总部门前的联合国旗降了半旗，这是非常罕见的事。一些国家感到不平了，他们的外交官聚集在联合国大门前的广场上，言辞激愤地向联合国总部发出质问：我们国家的元首去世，为何没有这种待遇？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站出来，在联合国大厦门前的台阶上发表了一次极短的演讲，总共不过一分钟。他说：“为了悼念周恩来，联合国下半旗，这是我决定的，原因有二：一是，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她的金银财宝多得不计其数，她使用的人民币多得我们数不过来。可是她的周总理在外国银行没有一分钱存款！二是，中国有十亿人口，占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可是她的周总理没有一个孩子。你们任何国家的元首，如果能做到其中一条，在他逝世之日，总部将照样为他降半旗。”说完，转身离去，广场上的外交官们哑口无言了，随后响起雷鸣般的掌声。

二

周恩来历来严格要求亲属，一律不容许搞特殊化。他自己带头，并要求高级领导干部要做出表率。他在讲“亲属关”时指出：“对亲属，到底是你影响他，还是他影响你，一个领导干部首先要回答和解决这个问题，如果解决得不好，你不能影响他，他倒可能影响你。……我呼吁我们的领导干部，首先是我也在内的这四百零七个人应该做出一点表率来。不要造出一批少爷。老爷固然要反对，少爷也要反对，不然我们对后代不好交代。”

总理同胞兄弟三人，他是老大，老二早逝，他与三弟恩寿情同手足。恩寿解放前经商，为我党提供过不少经费。解放后安排工作到内务部，总理指示职务要安排得尽量低些，因为他是我弟弟。后恩寿胃有病，不能正常上班，总理又指示要办退休，不上班就不能领国家工资。曾山部长执行得慢了些，总理又严厉批评说：“你不办，我就要给你处分了。”

他从不把权力用于照顾自己的两个弟弟和几个堂兄弟的晚辈们，对他们明确规定和实行了十条家规：一是晚辈不准丢下工作专程来看望他，只能在出差顺路时看看；二是来者一律住国务院招待所，住宿费由他支付；三是一律到食堂排队买饭菜，有工作者自己买饭菜票，没有工作者由他代付伙食费；四是看戏以家属身份买票入场，不得用招待券；五是不许请客送礼；六是不许动用公家的汽车；七是凡个人生活上能做的事，不要别人代办；八是生活要艰苦朴素；九是在任何场合都不要说出与周恩来的关系，不要炫耀自己；十是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

建国初期组建政务院，很多党内外人士都推荐邓颖超到政务院担任部长，总理斩钉截铁地说：“只要我当一天总理，邓颖超就不能到政府里任职！ ”全国妇联恢复之际，大家又推荐邓颖超担任主席，他还是不同意。1955 年评定工资级别时，邓颖超本来定为五级，周恩来又“出面干预”，把她下划定为六级。1959 年国庆节上天安门城楼的名单里，本来有邓颖超的名字，他看到后又划掉了。1974 年12 月筹备全国四届人大会议时，毛泽东同志把组阁的人事大权交给了周恩来同志，中共中央政治局建议安排邓颖超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并得到了毛泽东的亲笔批准，周恩来压下了毛泽东的这个批示，又一次限制邓颖超“升官”。直到总理逝世后，邓颖超才担任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职务。1982 年4 月，邓颖超对侄辈们说，现在我当副委员长，又是中央政治局委员，这些工作都是党分配的，如果你们的伯伯在世，他是一定不会让我担任的。”

三

周恩来曾多次表示：“对人民，我们要如对孺子一样地为他们做牛的。要诚诚恳恳、老老实实为人民服务。……人民的世纪到了，所以应该像条牛一样努力奋斗，团结一致，为人民服务而死。”这是他对工作的态度和对人民的感情真情流露。　　

革命战争年代，周恩来忘我的工作，为建立新中国做出重要贡献。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作为一个大国的总理，要管理的事务更加纷繁复杂、千头万绪，工作的繁忙程度是无法用笔墨描写的。对于此，李先念在《和人民一起——纪念周恩来同志》一文中概括了周恩来一生勤奋工作的精神，他说：“周恩来同志勤奋刻苦的工作精神，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在‘文革’以前的几十年中，他平时每天工作都在12 个小时以上，有时每天只休息五六个小时，专心一意，日夜操劳。……中国共产党确实因为有周恩来同志而增添了光荣，中国人民确实因为有周恩来同志而增添了自豪感。”总理作为人民的公仆，为人民无私奉献了自己毕生的精力和才华，可以说已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可是，就在他生命垂危之际所惦念的仍然是死后如何为人民服务，这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

由于 “左”的错误和自然灾害的影响，1959 年至1961 年国民经济极其困难，粮食大幅度减产，城乡粮食供应普遍紧张，大批人患浮肿病，甚至非正常死亡。1960 年春夏之交的存粮，北京只能供销7 天，天津只能供销10 天，上海几乎没有大米库存。面对如此严峻的“粮荒”形势，周恩来忧心如焚，寝食难安，一面参与调整农村政策，恢复和发展粮食生产，下决心大量进口粮食，一面亲自组织安排粮食的调运工作。据文献档案记载， 1960 年6 月至1962 年9 月的两年4 个月中，周恩来同志关于粮食问题的谈话就有115 次。从现存的总理办公室退给粮食部办公厅32 张表格中，周恩来改动的笔迹有994处，仅《一九六二年至一九六三年度粮食生产产量和征购的估算》这张表格，周恩来用红蓝铅笔做的标记就多达145处，调整和修改数字40 处，批注数字70 处，批注文字7处，在表格旁边计算数字6 处，真实地再现了周恩来关心人民疾苦的拳拳爱心。

1972 年5 月18 日，周恩来被确诊患了膀胱癌。得了绝症之后的周恩来，依旧完全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殚精竭虑地用病危之躯支撑共和国的大厦，化解党和人民的危机，尽其所能地减轻“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损失。总理有时还坚持连续几天每日工作24个小时，直到1974 年6 月1 日才住进医院。周恩来在生命的最后19 个月里，一面治疗（包括输血89 次，做大手术6 次，小手术8 次），一面工作（包括在党的“十大”作政治报告，在全国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作政府工作报告，会见外宾63 次，与人谈话233 次）。有时躺在病床上一边输液一边工作，有时甚至在输液过程中拔掉针头去工作，体重由原来的130 斤下降到只有几十斤……说总理为人民操劳至死，决非虚言。

伟大的人格如河汉星辰，直可穿越时空而光芒长存。当年，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接受采访时感慨：是周恩来的人格力量说服了我。今天，在全面实施改革强军战略的征程中，我们总是常常想起他、念叨他，从他光辉的一生中感悟到共产党人的人格力量。

作者：罗元生，男，1969年10月生，安徽宿松县人，中共党员，现为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卫生管理、工商行政管理硕士。业余时间致力于党史、军史的研究和写作。著有《开国将帅的临终时刻》《三位特殊的开国将帅》《王震与陶峙岳》《吃出战斗力》《百战将星王尚荣》《共和国首任总参谋长徐向前战传》《长征中的名战名将》等，获原总后勤部第六至十一届军事文学创作奖。鲁迅文学院第32届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学员，系中国作家协会、传记文学学会 、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中国散文学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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