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的认识与思考

 

沧海桑田巨变，人间正道。回顾历史，昭示着过去、现在和未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讲话中指出，“邓小平同志留给我们的最重要的思想和政治遗产，就是他带领党和人民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他创立的邓小平理论。”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我们深切怀念邓小平同志。党和国家能有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能快速崛起，抚今追昔，可以说，没有邓小平同志就没有改革开放。他对于开创改革开放的丰功伟业，永载史册。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冲破“两个凡是”错误思想禁锢，支持和领导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推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历史转折

由于受极左思想的影响，党内主要领导同志于1977年2月提出的“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指导方针，既使揭批“四人帮”的罪恶遇到重重阻力，又使党和国家的许多工作特别是经济建设难以顺利开展。那时还没有恢复工作的邓小平同志在4月指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应当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现在讲批判“两个凡是”、开展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缘起，邓小平同志的这篇谈话是这段历史的最初起点。

一年后，媒体发表的特约评论员文章，是打响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在前台的“开场锣鼓”。这时遇到的阻力很大。邓小平同志连续发表讲话支持真理标准问题群众性讨论。邓小平同志在1978年年底发表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讲话指出，这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他的讲话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展开，起了决定性作用。

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最重要的是涉及党和国家的政治路线和发展战略。邓小平同志在1978年11月至12月的中央工作会议指出，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随后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关系党和国家前途的五大历史性决策：一是坚决批判“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二是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提法，确定把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作出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三是提出了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任务，不允许任何人有超越法律之上的特权。四是讨论了“文化大革命”中和“文革”前发生的一些重大政治事件，解决了一大批重大冤假错案。五是增选中央领导机构成员，实际上开始了形成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上述重大决策，表明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了党和国家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党在各个领域全面展开拨乱反正，我们国家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

（二）主持制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完成了党在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起草，自始至终由邓小平同志主持。他对写好《决议》指出，最核心的是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决议》由胡乔木负责操作，经过多方征求意见和反复修改，于1981年6月提交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决议》有四大功绩。

第一，对党的历史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的历史作了科学总结，实事求是地评价了若干重大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决议》指出，党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历史，总的来说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的历史。后来，由于理论迷误和经验不足等复杂的主客观原因，犯了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经济建设急躁冒进等错误，特别是“文化大革命”这样全局性的、长时间的严重错误。但是党和国家的成就是主要的。

第二，从根本上否定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决议》指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据不符合马列主义，在一系列重大理论和政策问题上混淆了是非。它造成新中国成立以来遭受的最严重损失，不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而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但是，要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同林彪、“四人帮”两个集团的罪恶区别开来，要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同那10年历史区别开来。彻底否定“文革”的理论和实践，并不是说那10年没有任何成就。那个时期的成就不是“文革”的成果，没有“文革”成就会更大更多。

 

第三，实事求是地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充分肯定了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意义。《决议》指出，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决议》还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与他的正确思想加以区别，指出毛泽东思想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决议》对毛泽东思想多方面的内容和活的灵魂——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作了科学概括，强调毛泽东思想将长期指导党的行动。

第四，第一次对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确立的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的基本点作了概括。它包括10个方面：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必须从国情出发，有步骤分阶段地实现现代化目标；生产关系的变革和完善必须有利于生产的发展；阶级斗争已经不是主要矛盾，只在一定范围存在；逐步建立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必须有高度的精神文明；改善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民族关系；加强现代化国防建设；坚持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殖民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建设具有健全民主集中制的党。这个概括，初步提出了在中国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的提出奠定了坚实基础。

《决议》的制定，标志着党在指导思想上完成了拨乱反正的历史任务。

（三）提出三个“大政策”，为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披荆斩棘

首先就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问题，邓小平同志多次说过，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但共同富裕绝非平均发展、同时富裕。过去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实际上是共同落后，共同贫穷。改革首先要打破平均主义。目前出现的穷富差别扩大，主要是实际工作中的问题，党和政府在不断调整政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就是要缩小这个差别，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是解决共同富裕问题。

第二个“大政策”，是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将土地所有权与经营权分开。这是个伟大创造。八亿农民获得土地经营自主权，加上其他政策调整，农业生产摆脱了长期停滞的困境，农村经济向着专业化、商品化、社会化方向发展，农民生活渐渐好起来。邓小平同志指出，农村改革的成功增加了我们的信心，我们把农村改革的经验运用到城市，进行以城市为重点的全面改革。这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

第三个“大政策”，是倡导兴办经济特区，推动形成全国对外开放格局。邓小平同志坚决支持广东和福建省委办经济特区，他说，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杀出一条血路来！他两次到特区作调查研究后指出，深圳特区是个试验，一切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方法都可采用。现在可以放胆地说，建立经济特区的决定不仅是正确的，而且是成功的。

改革开放之初上述三个“大政策”，既是提出最早的，又是影响最大的。正是有了以三个“大政策”为代表的一系列正确政策，在党的十二大，邓小平同志才信心满满地说，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上述三个“大政策”对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具有披荆斩棘的意义。

（四）提出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成为建设中国民主政治制度的历史起点

1980年8月邓小平同志发表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讲话，石破天惊，振聋发聩。他指出，我们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个好制度，必须坚持。但是，现行的一些具体制度包括组织制度、干部制度，还存在不少弊端，严重妨碍社会主义优越性发挥。如果不坚决改革这些弊端，过去出现过的一些严重问题今后有可能重新出现。为了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必须改革党和国家各方面的制度。

邓小平同志着重提出要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他分析官僚主义和特权现象的弊端，他指出，官僚主义同我们长期认为的社会主义制度必须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都实行中央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有密切关系。官僚主义尽管有思想作风的一面，但是制度问题不解决，思想作风问题也解决不了。对于特权现象，他也指出，这既要解决思想问题，也要解决制度问题。

邓小平同志提出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问题，是由对“文化大革命”的深刻反思引发的。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对于怎样改革领导制度，他特别强调两点：一是要有群众监督制度，让群众和党员监督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二是要建立干部退休制度，废除实际存在的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以保证国家治理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他指出，建立和健全党和国家的根本制度，要使社会主义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要在经济上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并且造就比这些国家更多更优秀的人才。”

《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讲话，对于建设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具有顶层设计意义。它既是提出建设中国民主政治制度的历史起点，又是提出制度治党和制度建党思想的历史起点。

 

（五）提出一切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际出发，明确“三步走”发展战略，强调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

这是关系我国改革开放40年能够创造伟业的一个带有全局性的问题，也是邓小平同志开创我国改革开放伟业最为关键的一条。

对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邓小平同志主持制定的《决议》就提出来了。1987年春，准备召开党的十三大，他肯定了大会报告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作为主题立论的设想。他会见外宾时指出，我们党的十三大阐述中国社会主义是处在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定规划。

对于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和“三步走”发展战略，邓小平同志的思想远远超乎一般人的认识。他谈到解放思想时说，不解放思想不行，甚至于包括什么叫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也要解放思想。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总不能叫社会主义，人民生活长期停止在很低的水平总不能叫社会主义。他反复强调，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我们要发达的、生产力发展的、使国家富强的社会主义。基于这个理念，他提出到21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这个发展战略，为当代中国的发展进步明确了大致的时间表和实现民族复兴的路线图。

关于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这是邓小平同志开创改革开放伟业非常重要的思想，是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政治路线的真谛。党的十三大，根据他的思想对党的基本路线作了概括。此后，他不断强调坚持基本路线不能改变，在南方谈话中明确指出，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40年历史充分证明，“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一个中心，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两个基本点，指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是使社会主义得到发展、使人民生活走向富裕的唯一正确路线。

（六）不断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强调只有两个文明都搞好，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1980年12月，邓小平同志首次阐明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内涵，既包括科学文化，也包括思想道德和革命理想。党的十二大报告以邓小平同志的思想为基础，建构起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理论的初步轮廓。在他的指导下，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明确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中的战略地位，第一次说明了共产主义理想、道德同广大群众现阶段的“共同理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基本要求（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之间的关系，把先进性的要求同广泛性的要求辩证地结合起来，更加有利于团结各界人士来建设社会主义。

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同志就提出“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思想。1992年发表南方谈话，他将这个思想应用到两个文明建设，指出“广东二十年赶上亚洲‘四小龙’，不仅经济要上去，社会秩序、社会风气也要搞好，两个文明建设都要超过他们，这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不仅是对广东的要求，也是对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更为具体的要求。这是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经验的重要论述。

（七）创造性地提出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指明了方向

 改革开放40年最大的理论成就，就是挑战了社会主义搞市场经济的不可能，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改革开放40年，我们国家从经济发展相当落后的窘迫状况一跃而起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得益于发展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首先要归功于邓小平同志，是他成功地开辟了创新理论和创新实践。

长期以来，社会主义被认为只能实行计划经济。老祖宗是这么讲的，苏联社会主义是这么干的。我们国家也是这么做的。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同志没有被社会主义只能实行计划经济的“紧箍咒”束缚住，一直在不停地探索这个问题。从1979年到1992年的南方谈话，他对这个问题的谈话至少12次之多。他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我们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别，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不要以为搞点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道路，没有那回事。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都是方法。计划和市场都得要。只要对发展生产力有好处，就可以利用。它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社会主义的；为资本主义服务，就是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社会主义要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

邓小平同志对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的鲜明回答，为随后召开的党的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此后，我们国家掀起了新一轮更加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浪潮，经济社会发展走上了快车道，越来越多的普通百姓开始富起来。

（八）提出“一国两制”构想，推进了中华民族和平统一大业

“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构想的涵义有三。首先，“一个国家”，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个国家”是实行“一国两制”的根本基础。其次，“两种制度”的一个主要方面，作为国家主体的是社会主义制度，这是不变的。第三，“两制”的另一个方面，就是社会主义国家里允许香港、澳门和台湾等特殊地区搞资本主义。这不是搞一段时间，而是几十年、成百年。

“一国两制”构想是由解决台湾问题提出，用于解决香港和澳门问题获得成功。香港、澳门是英国、葡萄牙殖民主义者侵略中国造成的历史遗留问题。1981年12月，中共中央作出1997年7月1日收回整个香港的决定。1982年9月，中国政府与英国政府开始就解决香港问题举行谈判。1984年6月，邓小平同志对来访的香港知名人士阐释了“一国两制”的构想和对香港问题的基本立场。他说，我国政府在1997年恢复行使对香港的主权后，香港现行的社会、经济制度不变，法律基本不变，生活方式不变，香港自由港的地位和国际贸易金融中心的地位也不变，香港可以继续同其他国家和地区保持和发展经济关系。北京除了派军队以外，不向香港特区政府派出干部，这也不变。我们派军队是为了维护国家的安全，而不是去干预香港的内部事务。他还指出，对于香港来说，这个高度自治权还包括实行“港人治港”。这个“港人”，应该是爱祖国爱香港的香港人，并由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来治理香港。

 

由于邓小平同志反复阐明中国政府对香港问题的立场，并直接指导关于香港问题的中英谈判，1984年12月中英两国政府在北京正式签署了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关于澳门问题同葡萄牙政府的谈判比较顺利。1987年4月中、葡两国政府签署了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随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分别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一国两制”构想迈出了从理论转化为实践的关键性一步。

邓小平同志在直接推动香港、澳门回归祖国的同时，也在为台湾怎样实现“一国两制”构想和改善大陆与台湾的关系，积极开展工作。台湾政局动荡多变，两岸关系面临许多不确定因素。邓小平同志为解决台湾问题而提出的“一国两制”构想，将会继续推动两岸同胞共同反对一切分裂国家的活动，为实现中华民族的统一而奋斗。

（九）在国际风云的急剧变幻中，邓小平同志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和一整套指导我国外交战略的基本方针

邓小平同志作为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直接负责制定党和国家的外交战略，指导一切重大对外关系活动。这对于推进改革开放伟业，有四大贡献。

 一是明确规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包括“和平”内涵，强调集中力量搞建设需要长期的和平环境。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建设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主张和平的社会主义。我们把争取和平作为对外政策的首要任务。他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这个新界定，不仅更加突出了坚持社会主义与坚持世界和平的内在统一性，而且更加突出了国内经济建设同国际和平环境的内在统一性。

二是通过对国际形势的深刻观察，及时调整我国的对外政策。首先，改变了原来认为战争的危险很迫切的看法。认为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其次，改变了过去针对苏联霸权主义实行的从日本到欧洲一直到美国的“一条线”战略。根据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在中美建交之后，适时改善中苏关系，我国的国际活动空间非常开阔，影响力愈益增大。

三是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问题的著名论断，为确立党在新时期的中心任务和改革开放政策提供了时代依据。邓小平同志不断指出，现在世界上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我们主张所有发展中国家应该加强相互间的合作。这些年来，党始终坚持邓小平同志的这个战略思想。目前的“一带一路”倡议，推动东西南北联手发展，就是以此为理论根据提出的。

四是面对苏东剧变和西方国家制裁，提出一整套外交战略基本方针，成为我国在世界上的自处之道。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世界上出现了罕见的、急剧的国际风云变幻。面对苏东剧变，西方国家对我国实行制裁，邓小平同志高瞻远瞩地指出，西方国家正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和平演变。我们要顶住这股逆流，要维护我们独立自主、不信邪、不怕鬼的形象。他多次对中央领导同志说，对于国际局势，概括起来就是三句话：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要埋头实干，做好我们自己的事。还说，帝国主义肯定想把中国搞垮。我们唯一的办法是自己不乱，认真地把改革开放搞下去。只要这样搞下去，谁也压不垮我们。只要中国不垮，世界上就有五分之一的人口在坚持社会主义。他的一系列讲话，指明了中国在世界上的自处之道。

（十）坚持把思想政治建设摆在党的建设首位，强调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

邓小平同志密切关注和重视党的建设。为了推进改革开放伟业，他为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作了巨大努力，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强调了这样三大问题。

第一，提出为了坚持党的领导，必须努力改善党的领导。邓小平同志认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必须而且只能由中国共产党来领导。但是，为了坚持党的领导，必须努力改善党的领导。怎样改善党的领导？他认为应当着重解决三个问题：一是改善党的领导工作状况，对许多具体事务不能包办代替、干预太多，最重要的是加强政治领导。二是改变权力过分集中现象，坚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与集体领导制，坚决纠正一言堂、个人说了算等现象。三是通过健全各种制度来防止和克服党内各种错误倾向。

第二，坚持把思想政治建设摆在党的建设的首位。邓小平同志高度重视党的思想政治建设，特别强调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他不断指出要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满意不满意”、作为衡量政策对不对、工作好不好的根本依据。这“四个人民”，就是号召全党要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价值标准。他号召全党坚持群众路线，发扬党的艰苦朴素、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随着历史发展，邓小平同志的这些思想在不断得到落实，党的状况在朝着使广大群众比较满意的方向发生变化。

第三，强调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将“聚精会神地抓党的建设”作为重要政治交代。邓小平同志高度关注腐败问题，指出反对腐败是一个长期的斗争，廉政建设要作为大事来抓。要坚持“两手抓”，打击种种犯罪活动，扫除各种丑恶现象。他对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政治交代说，要聚精会神地抓党的建设、坚持不懈地反对腐败。“我们要反对腐败，搞廉洁政治。不是搞一天两天、一月两月，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这是个重要战略思想。这些年来坚持不懈地进行反腐败斗争，特别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全面从严治党，使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党和国家的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

邓小平同志的重要贡献，只是就其开创改革开放伟业的主要方面而言。40年来，党和人民正是沿着邓小平同志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践行邓小平理论，并与时俱进不断丰富和发展它，才有目前举世惊羡的成就。今后，我们党将继续沿着邓小平同志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为实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远大目标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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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刘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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