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习近平经济思想统领新时代经济论争

 

2017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正式提出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特别提到要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思想。下面，我从马克思相关的理论出发，联系国内外的论争和大家关心的问题，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理论，做一些探讨性的讲解。

一、关于科技引领生产力发展

马克思高度重视生产力，邓小平讲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也来源于马克思的著作。生产力是一个系统，这个系统里面有三大实体要素，在《资本论》里马克思就论证了劳动力、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这三大实体性要素。除了这三大实体性要素之外，实际上还有几个渗透性要素，比如说科技、管理、教育等等，这些都渗透在三大实体性要素之中。“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渗透到劳动者，就是说每个劳动者掌握的科学技术水平不一样；渗透在劳动工具中间，就是劳动工具的科技含量不同，如现在发明智能化生产工具；渗透在劳动对象里面，就是土地等劳动对象的科技含量不同，如土地有肥沃程度的区别等。管理就是怎样把这三个实体性要素高效有机地结合起来。现在我们强调生态文明，其实学术界早就有依据马克思的论述概括生产力内有的“三力”：劳动力、自然力和科技力。这又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概括生产力系统，因而生产力的内容还是比较丰富的。我们中国独创了一门学科叫生产力经济学，国外是没有的。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的相关经济思想，提出要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推进科技创新，必须破除体制机制障碍，使创新成果更快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强调人才是创新的根基，创新驱动实质上是人才驱动，要择天下英才而用之，集聚一批站在行业科技前沿、具有国际视野和能力的领军人才；指出关键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最关键最核心的技术要立足自主研发、自主创新、自立自强，市场换不来核心技术，有钱也买不来核心技术，应扭转“造不如买、买不如租”的传统观念，而自主创新也不是都关起门来搞研发，要坚持开放创新，正确处理原始创新、集成创新与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之间的关系。

我国现代化建设目标十分明确，就是到2050年建成世界科技创新强国。没有人否定生产力要发展，也没有人否定科技重要，但是对它的重要性、紧迫性的程度有争论。我从1999年开始关注中国是不是世界工厂这个国内外热议的问题。什么叫世界工厂？我研究的结论是，当时中国不是世界工厂，而只是世界加工厂。真正的世界工厂是什么呢？只有在大量核心技术上掌握了自主知识产权的国家，才是真正的世界级工厂。比如说历史上最早的英国，后来的德国、美国、日本，包括苏联过去的自主创新都是很多的。现在我仍然主张要超越西方经济学讲的比较优势和上世纪90年代美国波特教授提出的综合竞争优势。我并没有否定比较优势有一定道理。我国原来生产鞋帽等一般日用品，这些低端附加值的商品还要不要生产呢？可以生产出口，但作为国家的主要发展目标，就绝不能限于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

上世纪90年代末，一位国外的经济学家提到发展中国家要防止陷入“比较优势陷阱”。我决定写进2000年上海财大出版社出版的《现代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这样就有了不同的思路，我们是要防止陷入“比较优势陷阱”，还是要防止陷入所谓“自主创新陷阱”？自主创新陷阱的意思是说自主创新成本收益有时候是不合算的。怎么来评论这个观点呢？成本收益肯定是要算的，但问题在于怎么算？是根据单项成本和单项收益的短期算，还是长期算？是不考虑整体效应、溢出效应、带动其他技术和产业发展的单项技术单算，还是综合相关技术和产品一起算？只要这样来讨论问题，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判定“自主创新陷阱”的论据有片面性。成本收益要算，但不是单项算，而是相关的技术和产品一起算；不仅要算短期的，还要算长期的。比如说最典型的高铁，高铁带动的其他技术和产业是很多的，虽然说我国现在的高铁并不是百分之百掌握了核心技术，控制系统还是靠引进，但是它的国产化比例较高。以前有一位海归经济学教授说，中国7亿件衬衫换美国的一架大飞机，这就是中国的比较优势。这样的认识是不深刻，不全面的。十三五规划纲要里面有一句话说得对，加快培育新的发展动能，改造提升传统比较优势。单纯根据现有中国资源禀赋和人财物的结构形成的一种优势，往往是劳动密集型优势。

有的人主张保护最重要，创新是次要的，而我的提法是：保护是基础、创新是目标，要处理好两者关系。如果中国自己核心技术不创新，所谓保护就是保护发达国家在华的知识产权及其利益。因此，要在比较优势和综合竞争优势的基础上，充分认识第三种优势理论，即知识产权优势理论。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开放的主要战略是用市场换技术，在上世纪90年代后期，我国一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就不太赞成这个战略。直到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市场换不来核心技术，有钱也买不来核心技术”，要破除“造不如买，买不如租”的传统观念。这次美国严厉制裁中兴事件，再次证明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个思想是正确的。

还有一个争论的问题就是我国的重大科技发展要不要实行举国体制。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上，受国务院委托，科技部部长王志刚作了关于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深入推进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工作情况的报告。我们能够看到科技部是认可举国体制的，尽管经济学界多数人受新自由主义影响，还是不赞成举国体制的。

概括起来说，习近平总书记从国际竞争和中国国情出发，在继承的基础上阐明人才、科技和自主创新对于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的极端重要性和总体思路。当前，我们只有深刻领会和坚决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和人才发展的基本思路，紧紧抓住作为发展第一动力的创新，从企业、产业和国家层面实施自主知识产权战略，才能围绕名牌创造、技术标准制定和科学基础理论发现等构筑企业和国家的竞争优势，实现经济结构转型升级，不断追赶和引领世界科技革命。

二、关于基本经济制度

生产关系在马克思的著作里面也叫经济制度，我们现在讲的经济改革、体制改革也属于广义的制度范围，即生产关系就是经济制度。一个国家的所有制结构形成全社会的基本经济制度，决定该国的经济形态性质和国计民生的基本格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相关经济思想，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资本论》没有过时，就从国际金融危机看，许多西方国家经济持续低迷、两极分化加剧、社会矛盾加深，说明资本主义固有的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依然存在，但表现形式、存在特点有所不同。他指出，要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推动各种所有制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同时公有制主体地位不能动摇，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能动摇，这是我国各族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的制度性保证，也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坚持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保证。习近平在2016年10月的全国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工作会议上强调，要坚持有利于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有利于提高国有经济竞争力、有利于放大国有资本功能的方针，推动国有企业深化改革、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加强国有资产监管，坚定不移把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提出“必须理直气壮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已经公开报道的就有六次。

在农村方面，因为集体所有制也是公有制的组成部分，习近平总书记阐明农村要摆正“统”与“分”的关系，统分结合，不断完善家庭承包地的“三权分置”制度，积极发展农村集体经济实力，积极发展作为带动农户增加收入、发展现代农业有效组织形式的农民专业合作社。要紧紧扭住发展现代农业、增加农民收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三大任务。

《人民日报》2018年1月22日发表了长篇通讯，介绍山东省代村是怎么从一个上访村、落后村、闹事村变成了一个集体经济强大、农民大幅增收的新型村庄，就是因为他们换上了一个党支部书记王传喜,他带领全村走上了集体经济道路。2018年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山东代表团审议时还特意提到了他，认为在农村就是要推广党组织带领搞集体经济这样的道路。这就是我国主要的发展方向，私人家庭农场可以搞、但不是主要发展方向。

改革以来，尽管邓小平以及中央文件都说要建立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模式，但是在实际工作中没有强调过集体层的经营。邓小平有一个“两个飞跃论”，1990年3月，他在谈到农业问题时指出:“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从长远的观点看，要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这是一个很大的前进，要长期坚持不变。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这又是一个很大的前进，当然这是很长的过程。”这就是一个长期的大趋势。我认为，把邓小平的“两个飞跃论”和习近平总书记的“统分结合”相结合，就是发展集体经济的最新观点。

为什么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主要原因是公有制的效率。它不仅在公平性上明显超过私有制，而且在宏观社会效率和微观企业效率上，都可以达到并超过私有制企业。这是有统计资料可以分析证明的，但这类科学分析资料相对较少，而大量粗制滥造的资料都片面地证明公有制效率低。人们要问：在劳动者合法权益的保护方面，是公有制企业做得好还是私营企业做得好？比如，中国的民营企业每天平均劳动时间都要达到约10小时，而公有制企业就是8小时。私营企业劳动者多干2小时，经济效益和利润自然就高了。又如产品质量问题，每次抽检都是公有制企业的产品质量最高，那最差的当然是私营企业。再如税收方面，公有制企业不敢偷税漏税，而私营企业有偷税漏税的动力，偷税漏税自然能使利润提高。解决就业问题也是如此，国有企业、集体企业没有盈利,不是必须注销解散或停业，因为它是人民政府或劳动者集体办的，首先是要解决就业，能发出工资，其次有利润最好，没有利润也不一定解散。而如果是个人投资的私人企业，没有利润的话，就会停业，员工就会失业。

 

有一家杂志发表了二三十篇主张私有制效率高的文章，它都是拿国企用银行贷款占70%而创造GDP不到70%这个指标来印证，而不进行国企与私企在收入分配、劳动时间、合法交税、产品质量、解决就业、环境保护等方面的指标比较，从而得出错误的结论。但马克思主义学者也写了不少文章来证明公有制效率在微观上也不低。现在我国一些公有制企业进入了世界五百强，也能证明公有制企业是高效率的。

我举个例子，假定有三个饭店要你选择工作：第一个饭店是国有企业,第二个饭店是合作企业,第三个饭店是私人老板投资办的饭店。再假定这些饭店的地段、技术、经营管理水平情况等都差不多，现在请问大家，你最愿意上哪个饭店去工作？大家普遍会选国企或合作企业。在哪个饭店里工作主动性、积极性最高？劳动积极性最高的应是合作经济，因为它一旦利润多了，马上就能给本饭店的职工分红或加薪。国有企业利润还要有部分上交，最后是要在全国人民中间协调的，不一定到个人手里。而劳动积极性最差的肯定是私营企业。这就推翻了那些认为私企效率高的主观臆想理论。

如果不从各个企业角度分析，而从宏观角度分析，公有制的高绩效就更没有问题了。社会主义国家宏观管理比西方成功，不太可能发生经济危机，最多是有一些产能过剩，那也是由于没有及时调控造成的。如果调控及时，产能不会大规模过剩，库存也不会大规模积压。如果国家调控及时有序有力的话，整个国民经济及其宏观经济效益不会出现人为的严重问题。

尽管大家都看到房价在上涨，但是不同的经济学派对房价为什么上涨，以及如何解决房价上涨的理论、政策解释和对策，都是不一样的，甚至是相反的。曾经有位教授说马克思主义到中国来“中看不中用”，后来受到批评。实际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政治学等，是既中看又中用的，它的实用性强。但如果不愿用、不会用，那就实现不了它的实用功能。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依宪治国，《宪法》在这个问题上的规定有两条：一是以公有制为主体，二是强调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关于国有经济、集体经济、合作经济的发展思想,我们要深刻领会和落实。

可见，习近平总书记重点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优越性，阐明公有制为主体、国有经济主导、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重要性。目前，我们必须认真领会和坚决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定力思维，尤其要促使国有企业成为贯彻新发展理念、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力量，成为实施“走出去”战略、“一带一路”建设等重大战略的重要力量，成为壮大综合国力、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力量，成为我们党赢得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胜利的重要力量。

三、关于基本分配制度

马克思主义分配理论是生产决定分配，所有制决定分配方式。在马克思生前有些左翼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认为私有制生产方式不能改变，只能在第二次分配（国家再分配）中通过累进税来调节贫富差距，马克思对此是加以批评的。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的相关经济思想，认为美国等西方国家不平等的缘由，就在于表层的分配问题和根本的所有制问题，阐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由于生产力相对不发达，就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因而必然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各种生产要素凭借产权参与分配这一基本分配制度；强调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为了增强发展动力，增进人民团结，就要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发展成果更多地由人民共享，精准扶贫，消灭贫困，增强人民的获得感；要求缩小收入差距，坚持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劳动报酬提高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健全科学的工资水平决定机制、正常增长机制、支付保障机制，完善最低工资增长机制。

 

在分配方面，社会各界有些争论。第一个争论是如何看待当前的中国贫富分化？根据西方的统计标准，最近十几年中国基尼系数始终是在0.4到0.5之间,而西方经济学一般认为在0.3左右是比较好的，超过0.4就不太好，说明分化比较严重。另一个指标是财富分配指标,比如说，占美国家庭总数1%的最富家庭拥有全美家庭净资产1/3的财富；占全美家庭总数9%的较富家庭拥有全美家庭净资产的1/3多的财富。换句话说，占全美家庭总数10%的富裕家庭拥有全美家庭净资产的将近80%。家庭净资产包括了房产、有价证券、股票、首饰、现金等等。可是，由于西方经济学的阶级局限性，他们所有的教科书都不引用这类美国统计的资料。我查过萨缪尔森、斯蒂格里斯、曼昆的三本西方经济学教科书，每本都达到100万字，都很喜欢在书中引用案例和统计资料，而在这个问题上，他们就是不用，只用一个基尼系数。基尼系数是判断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指标，并不能反映财富分配问题。

事实上我国现在的基尼系数、家庭金融资产、家庭财富占有的社会差别都已经接近美国的数据。马克思主义者强调不仅要缩小收入差距，还要缩小财富差距。因为财富是衡量贫富差别的首要指标，收入只是第二个指标。西方经济学在谈到收入差距时常常用“五等份”的方法，用其中20%收入最高的家庭和20%收入最低的家庭比较，来说明社会成员之间的贫富差距。这个指标也是有缺陷的，有资产阶级局限性，用“五等份”而非“十等份”或更多等份，指标设定本身就有掩盖贫富差别的目的。由此也顺便提一下，有人说经济学没有阶级性和国度性，这显然是不对的,说这类话的人，一般都是赞成西方理论的，并把西方经济学理论说成是世界上唯一的现代经济学，而否认马克思主义性质的现代政治经济学。

第二个争论是如何进行个税改革？今年6月底，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草案)》进行了审议,并将《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草案)》在中国人大网公布，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我有几点看法，和大家交流一下。第一，建议有关部门再广泛征求社会各界的意见，把这个复杂的问题再认真仔细地推敲，可以暂缓进行复杂化大改，避免改革草案问题太多，难以操作。第二，回应广大人民的热切期待，把个税和稿费的起征点提高到10000元，暂时不要搞什么教育、大病等项目的退税了，现在的草案起征点比较低，然后再调节，就很复杂，不便于操作。已经有澳大利亚经济学家认为“综合收入”起征额从3500元提高到5000元，只提高40%，而私人经营所得起征额提高了5倍，这是不合理的。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私人经营所得含有部分占有他人劳动，其起征点一下提高5倍，这就等于广大工薪阶层完全靠劳动获得的收入反而要多交很多税，私人经营所得却少交很多税，这与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一致。

可见，习近平总书记继承马克思的相关经济思想，主要拓展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分配制度及其优势。目前，我们要深刻领会和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阐明的共享新理念和共同富裕原则，遵照基本分配制度来改革财富和收入的分配体制机制，处理好分配领域公平与效率的互促共进关系，打好扶贫攻坚战，进一步提升广大劳动人民的满意度和幸福感。

四、关于基本经济调节制度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构成现代社会的基本经济调节制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的相关经济思想，认为在没有达到共产主义社会之前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应该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坚持辩证法、两点论，继续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上下功夫，把两方面优势都发挥好；提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方向，就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就是“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都要用好；强调既要积极稳妥从广度和深度上推进市场化改革，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又要更好地发挥政府的职责和作用，主要是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保障公平竞争，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推动可持续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弥补市场失灵。

关于这个问题，有一些不同的议论。第一，什么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直有人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市场经济。共产党领导属于政治上层建筑，并没有回答经济制度上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什么。有人说只能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市场经济，那也是不准确的。我一直是这样认为的：从经济学、经济制度上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公有制占主体的市场经济。因为有些人不赞成公有制占主体，所以把这个词拿掉，然后讲共产党领导或者抽象地讲社会主义条件。共产党领导是肯定的，但不是从经济制度上来解释。所以，还是要把习近平总书记、《宪法》和《党章》上说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市场经济相结合，这样理解才是最准确的。

第二，如何看待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因为文件没有说市场对于一切资源还是大部分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其实有些重要资源并不是市场决定的。我们来看现实，比如说石油、稀土的开采等等，是不是完全由开采的企业说了算？它愿意开采多少就是多少，愿意定价多少就是多少。所谓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按照西方经济学的说法，就是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如何定价都是所谓市场决定，说到底就是企业决定，在西方主要是垄断企业决定，因为西方垄断寡头不好意思说是大企业决定，所以说是市场决定。再如一个城市的地铁、全国高铁的线路规划和站点选址，也不是由修建地铁和高铁的公司决定的，而是由政府决定、市场化操作的。这里一定要区分一个概念，企业参加竞标后由企业生产，这叫市场化操作。市场化操作不等于市场决定，二者不能混淆。再来看我们的教育和医院，完全是由市场决定的吗？肯定不是的，因为大中小学校和医院主要是公立的。文化产业私营企业多一些，但很多新闻出版、文化团体方面，还是国家管理的。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不提倡住房完全市场化，现在改革的重要方向是发展共有产权住房，国家出资70%-80%，个人出资20%-30%，个人可以永久使用和继承，但不能直接到市场出售。所以，像这些领域都不完全是由市场决定的。

我认为，关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而又不是起全部作用，应精确化地理解为要发挥市场在一般经济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即“非全部性市场决定作用”或“非完全性市场决定作用”。主张一切经济和非经济资源完全市场化或企业化，都由市场决定，党和国家对重要经济资源的决定和调控越少越好，这是唯市场化、泛市场化的新自由主义的信条，不能提倡。前几年，在《求是》杂志上刊登的《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成绩单”》一文，用国外大量事实和资料证明，实行新自由主义对于国计民生是极为不利的。

第三，政府要不要加强事先监管？我认为，应该要加强事先、事中、事后全过程监管。减少审批是必要的，但事先监管不仅是一个减少审批的问题。那种主张在资源配置方面和国计民生领域，第一次调节只让市场去管，政府不要管，出了问题再让政府去管的“两次调节论”，是片面的。产能大量过剩、西药价格过高、课外学生家教和培训费渐高等国计民生方面出现的大多数问题，都是因为政府事先缺乏监管和对策。因为很多事情先让市场管，肯定会出问题，而必须同时管、同时调节，甚至先要让政府做出总体规划和调控，市场和企业再参照总体和年度规划来自主经营决策。这个论争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统一认识。

 

总的来说，习近平总书记侧重论述政府与市场有机结合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双重调节体系，二者的思想呈现互补递进关系。当下，应深刻领会和积极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更好地发挥市场和政府双重调节作用的思想精髓，既要用市场调节的优良功能去抑制“政府调节失灵”，又要用政府调节的优良功能来纠正“市场调节失灵”，从而推进经济由高速经济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变，加速建立现代化经济体系。

五、关于经济全球化和开放制度

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殖民主义在世界扩张开始，各国经济就日渐全球化，先后建立了程度和方式不一的开放制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的相关经济思想，指出要坚持双向对外开放基本国策，善于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利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积极参与互利共赢型的全球经济治理；同时坚决维护我国发展利益，积极防范各种风险，确保国家经济安全，引领国际社会塑造经济新秩序和共同经济安全；强调要继续抓好优化对外开放区域布局，防止区域开放的雷同化和恶性竞争；要推进外贸优进优出，提高国际分工的层次，加强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妥善开展自贸区及投资协定谈判，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在充分利用中资和外汇储备的基础上有效利用外资；尤其要加快“一带一路”的国际合作和建设措施，发挥好亚投行、丝路基金等机构的融资支撑作用，抓好重大标志性工程落地。

关于开放和全球化问题，存在一些不同的认识。第一，怎样认识经济全球化？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都认为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是有利也有弊的。我国40年的改革开放是利大于弊的。不过，我国过去长期不强调核心知识产权的自主创新，而强调“三来一补”和合资贴牌生产经营等做法，其综合经济收益是否大于获益极高的日本开放模式，尚值得研究。

可以针对两种片面观点进行分析：一种观点认为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化肯定是弊大于利；另一种观点认为无论采取怎样的开放战略，肯定都是利大于弊。我提出“对半式双赢”观点，假定中美合作，美国获利99%，我国获利1%，有人认为这没有问题，因为不合作，我国连1%也没有了。这是一种比较幼稚、天真的观点，而“对半式双赢”大体上要让双方获利一半对一半。如果我们获利太少，说明我们的开放、合作政策和做法需要调整。

第二，怎样研判当前特朗普发动的“贸易战”？越来越多的国内外专家学者都看穿了特朗普“贸易战”的实质，是通过技术战来遏制和控制我国大发展，尤其是点名反对“中国制造2025”计划。美国是主要靠知识产权获利的“寄生性国家”和滥印美元换取别国物质商品而又不准备还债的“霸凌性国家”，所以它本土形成了“产业空心化”和“金融膨胀化”的严重问题。我们不能仅仅反制美国进出口贸易的加税问题，一定要看到背后的两战是更为关键的要害和实质，一是科技战或知识产权战，二是金融战或货币战。

至于美国打“贸易战”，对中国也是有利有弊的。有关资料已经证明了我国的贸易顺差实际上是表面的，因为我国的很多出口，实际上是包括美国在内的外资企业在中国生产和出口的，最后钱是他们赚的。这样的经济循环，使我国消耗了大量的资源和生态环境，生产的中低档的低附加值的物质产品卖给了美国去消费，美国把印钞机开动一下（美其名曰量化宽松政策），就算用货币支付了，我国拿到形式上顺差的纸币随即买美国的国债等，而且实际还是负利率，他们也不准备还中国的债。美国这样一种经济循环是不是开放的最佳战略？值得深一步研究。

第三，金融扩大开放要不要对等？我提出要遵循三个原则：一是安全原则，二是对等原则，三是福利原则。对等开放，就是我国允许美国持股或控股中方银行、证券公司和实体性重要企业，那么美国也要对等同意中国持股或控股美国金融和实体性企业。如果美国不批准，我国也就不能批准。如果德国同意，我国就跟德国对等开放。中方银行有大量存差，不缺资本。中方金融界海归和海外受训高管比例最高，也不缺管理素质。假如我们较为稳定盈利的企业逐步被美国等外资持股或控股，也就是转移部分盈利给外资，这对人民福利有益处吗？可见，只讲一个作为开放发展底线的防风险安全原则，肯定是不全面的。

总而言之，关于经济全球化和开放，习近平总书记分析的是21世纪经济全球化的新变化，倡导和践行以“一带一路”为建构重点的公正经济全球化和对外开放的新格局。在新时代的今天，我们要深刻领会和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合作共赢新型国际经济关系的开放思维，建立更高层次的、全方位和对等性的开放型经济体系，明智应对狭隘的贸易保护主义和贸易霸凌主义、金融霸权主义、知识产权垄断主义，在维护经济安全的开放中实现国民福利最大化，加速现代化强国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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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宣讲家网站报告录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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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贤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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