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外交思想与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

 

2018年6月22日至23日，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正式提出习近平外交思想。这一思想对中国外交进行了系统设计，是新时代中国外交工作的基本遵循。

一、习近平外交思想的基本内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国在努力推动建构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其最终目标就是要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当前中国外交的一个总体框架。

1.对国际形势的基本评估

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变革大调整之中”，“当代中国同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中国的前途命运日益紧密地同世界的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这强调的是一个“变”字。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持续推进，科技革命孕育新突破，全球合作向多层次全方位拓展，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整体实力增强，国际力量对比朝着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方向发展，保持国际形势总体稳定具备更多有利条件”，这强调的是一个“化”字，在变化过程中进行转化。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中进一步强调这个变化过程，“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变革加速推进，各国相互联系和依存日益加深，国际力量对比更趋平衡，和平发展大势不可逆转。”这其中特别强调的一个关键词就是“变革”，它比变化更进一步，认为国际关系要进行一种变革。

当前，国际形势的基本态势仍然是总体和平、总体缓和、总体稳定，中国外交存在着大有可为的空间。在总体稳定的国际形势之下，国际关系发展的两大趋势决定着国际关系的未来。第一大趋势是国际关系“全球化”。虽然现在世界上一些地方出现了战乱冲突，有的西方国家搞逆全球化，但总体来看，国际关系的全球化发展趋势仍然在继续，各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密切联系为一个整体。第二大趋势是区域合作“一体化”。环顾世界，各区域都在通过区域合作来建构“共同体”，从双边的、小多边的、多边的乃至于整个区域的融合。虽然有些地方也出现了逆一体化的趋势，比如欧洲一体化进程中出现了英国脱欧事件，但这并不影响世界仍然朝着相互合作与协调一体化方向发展的大趋势。

在深刻把握国际关系发展的两大趋势之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今天的人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条件共同朝着和平与发展的目标迈进”“什么样的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对世界好、对世界各国人民好，要由各国人民商量”。“全球化”仍然是能够为世界各国人民带来光明前景的时代潮流，我们应该顺应国际关系发展的大趋势，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把自身建设好，争取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积极的引领作用。

2.习近平为中国外交理论设定的框架

新时代中国外交追求的总目标就是“明确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要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基于这个目标，“中国将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恪守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政策宗旨，坚定不移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同各国的友好合作，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这是中国外交的方向。“各国人民同心协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这是中国外交的方式。我们把清洁美丽这样的词汇放在中国外交中，实际上是希望推动全球生态文明建设，带给人类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这不同于工业社会的西方式外交。

习近平主席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愿景是站在世界人类史的高度来看待未来世界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把中国梦和世界各国的梦想结合起来，是基于人类文明这样一种大框架的建构来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外交的理念也有别于西方国家，强调在外交工作中要坚持正确的义利观，把国际公平正义同国家利益、人民利益相结合，把中国传统文化中所强调的人与人之间“亲诚惠容”的关系和国际间“亲诚惠容”的关系相结合，使中国外交更具亲和力。我国周边外交的基本方针，就是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坚持睦邻、安邻、富邻，突出体现亲、诚、惠、容的理念。要树立“地球村”意识，国家之间、人民之间守望相助，共同发展，在区域合作中多予少取，推进同周边国家的安全合作，共享繁荣发展，实现互利共赢。

 

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不断发挥中国负责任大国的作用，在“一带一路”建设、新型国际关系发展、区域合作一体化过程中主动承担责任，这要求我们要以自身的国力建构为基础。首先，增强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使中国强起来，不但要加强实力建设，同时要注重国家软实力建设和国家形象建设，使中国道路、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成为世界各国发展的一个重要参考。其次，坚持陆海统筹，加快建设海洋强国，实现陆地大国向陆海强国的转变。再次，积极推动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并使之真正成为一种安全政策、理论指导。最后，我们要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经济合作架构，使世界各种力量处于一种相对平衡的状态,以此来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中国不与世界上的任何国家为敌，所有国家都应该成为中国的合作伙伴，我们要构建系统有序的全球伙伴关系。总之，中国站在全球视野来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坚持经营周边，立足亚洲，建构欧亚，从而实现全球治理。这是一个相互协调、具有内在逻辑的有机统一整体，为世界新型国际关系建构贡献了中国方案。

3.对国家外交的集中有效管理

外交理论的核心入宪，体现了国家外交的集中统一领导。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将坚持正确义利观，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等内容写入党章。2018年2月25日，中共中央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写入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中。2018年3月，中国外事工作领导小组改为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中央外交领导体制有了更加完善的建构。同时，我们在《宪法修正案》中对关于外交的内容，作出部分重要修改，如“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成就是同世界人民的支持分不开的”修改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成就是同世界人民的支持分不开的”；“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坚持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后增加“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坚持互利共赢开放战略”；“发展同各国的外交关系和经济、文化的交流”修改为“发展同各国的外交关系和经济、文化交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也使中国外交的地位在《宪法》中得到突出体现。

4.习近平“外交思想”的确立

2018年6月22日至23日，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确立了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导地位。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外交思想是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中央外事工作会议比较系统地阐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10个方面：一是坚持以维护党中央权威为统领加强党对对外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这把我们党在国家外交方面集中统一领导的地位明确强调了起来；二是坚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使命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这是新时代赋予对外工作的历史使命，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和中国外交有机结合了起来；三是坚持以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为宗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把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以世界和平和发展为基本的内核强调了出来；四是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根本增强战略自信，这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以及中国文明进程有机结合了起来；五是坚持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推动“一带一路”建设，这把“一带一路”作为中国外交的重要方式，来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六是坚持以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为基础走和平发展道路，这把中国的崛起是一种和平的崛起，中国的发展是一个和平的发展这样一个过程做了明确的表述；七是坚持以深化外交布局为依托打造全球伙伴关系，国与国之间的关系都是伙伴关系，这是我们外交的一个基本判断和界定；八是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全球治理是中国外交的一个重要战略制高点，要以外交道义为基础来建构；九是坚持以国家核心利益为底线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这是把国家的核心利益作为一个外交的基本出发点来考虑，维护国家的总体利益；十是坚持以对外工作优良传统和时代特征相结合为方向塑造中国外交独特风范，这是要我们把不同于西方国家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坚持下去并发扬光大。这“十个坚持”为中国外交的整体框架做出了非常好的描述。习近平总书记在外事工作会议上还创新性地提出了中国外交的“三观”，强调中国要坚持正确的历史观、大局观和角色观。

可以说，把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作为基础，这是外交战略的出发点，也是外交战略的归宿。在这个基础上，有一个全球治理和全球伙伴关系网络作为中国外交的两大支柱，其中全球治理要顺应国际关系的全球化发展，伙伴关系建构要形成一个新型国际关系的权力结构。在二者之间，还有个“一带一路”倡议，以这种方式推动中国同周边国家、亚洲国家乃至于和世界各国建构起新型国际关系。中国外交的脊梁就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中国外交的屋顶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倡议则是个墙面。这样，在这个宏观建筑物之上，以基础、支柱、墙面、大梁和屋顶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中国外交思想体系。

二、全球化3.0与中国的全球治理

全球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中国正在顺应世界全球化趋势，成为全球化的积极倡导者。在我看来，今天已进入全球化3.0时代，中国将会引领全球化的发展。

自古以来，国际关系形态中的文明关系和国家力量的权力布局总体上是基于陆地和海洋，而权力关系的基础也是在陆地和海洋之间转换的。在古代时期的“大陆时代”，其地缘逻辑是“陆主海从”。人类文明都是基于陆地而产生的，欧亚大陆则是古代文明分布的主要地理平台，古代的“丝绸之路”就是在这个平台实现的。同时，古代国际关系的建构也是在欧亚大陆这个大平台上进行的。在近代以来的“海洋时代”，其地缘逻辑是“以海制陆”。随着西方国家对新航路的开辟和南北美洲新大陆的发现，欧洲对全世界进行殖民扩张，使西方一度居于世界的统治和主导地位。在他们看来，谁控制了海洋，谁就控制了世界。追求“海权”成为西方国家的战略目标，“以海制陆”成为近代国际关系发展的样式，像今天的美国仍在追求“太平洋时代”的领导权。

在面向未来的“新大陆时代”，其地缘逻辑将是“陆海协同”。现在的国际关系正在朝着新的方向发展，人类社会将要重新回归大陆，新型国际关系建构也将通过大陆和围绕大陆展开。因为人类首先都是陆地动物，人类社会文明的发展都是在大陆上产生的，古代是如此，今天的人类社会仍然要以大陆作为生存和发展的平台。随着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以及新兴技术的产生，过去大陆是人类之间交流的阻碍，而今天这种阻碍越来越少，甚至未来可以打破陆地的藩篱，使人类可以在陆地上更好地交流与合作，陆地和海洋将不再是矛盾和对抗的关系。

在这个前提之下，近代以来的全球化浪潮应分为三个阶段。第一波全球化浪潮是基于“权力”，这是全球化的实践开端。大航海时代使世界真正连为一体，权力为全球化提供了客观的物质基础，近代科技为全球化提供了技术手段，这是一种线性的单向全球化。西方国家通过追求权力，追求血与火的军事力量和商业力量，来实现它对全球的控制。我们把这个阶段称为权力的全球化。第二波全球化浪潮是基于“制度”，发达国家的获取和发展中国家的付出，造成了世界性的贫富差距逐渐扩大，这是一种平面的全球化。西方国家通过自己强大的力量建立起一整套制度规范和法律体系，如成立联合国、形成以美国为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等，这样形成了一个以西方为主导的世界，使得全球化向新的阶段进一步推进，我们把这个阶段称为制度的全球化。今天的世界已经进入了第三波全球化浪潮——治理的全球化。随着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崛起，非西方国家在世界国际关系舞台上的地位日益突出，国际关系不再是由西方来主导，西方的制度化建设也并不完全适应当前新型国际关系的现实，世界各国都有平等参与全球化的权利，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这是一种立体的全球化维度。我国提出“一带一路”的跨区域和区域间的网络化建设，就是一种新型的“全球治理”的方式。

 

值得注意的是，2017年1月17日，习近平主席在世界经济论坛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提出了一系列对全球化的认识，并对全球化的发展方向，以及世界各国和中国在全球化过程中怎样定位做出了非常全面的表述。他强调，经济全球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科技进步的必然结果,不是哪些人、哪些国家人为造出来的。也就是说，全球化是一个必然的、客观的发展过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它符合人类发展趋势并有利于世界各国人民。尽管西方国家极力维护自己所主导的世界秩序，但也阻挡不了全球化朝着新的方向发展。他进一步指出，我们要主动作为、适度管理，让经济全球化的正面效应更多释放出来，实现经济全球化进程再平衡；要顺应大势、结合国情，正确选择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路径和节奏；要讲求效率、注重公平，让不同国家、不同阶层、不同人群共享经济全球化的好处。中国目前在大力建设共同发展的对外开放格局,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建设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谈判,构建面向全球的自由贸易区网络。可以说，中国在推动全球化浪潮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引领作用。

三、大国博弈逻辑的转型

以中美关系为例，现在国际关系的发展正处在从传统的“权力转移”向“权力共享”转变的过程当中。

近代以来国际关系的发展，大国关系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大国关系的竞争有三种样式：第一种是决斗赛。决斗是你死我活的，这是一种非常野蛮的兽性，是一种人类之间的厮杀。近代的强权政治，西方国家的殖民扩张，帝国主义的侵略，乃至于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某种程度上都带有这样的特点。

第二种是拳击赛。拳击是两个拳手互相对打，要把对手打趴下来才能获胜。把击倒对手作为目标，这是一种人性自私自利的表现。当拳台变成了国际舞台，就成为了大国间博弈的方式。美国在某种程度上就带有这样的色彩，冷战期间，它把苏联打趴下，苏联解体了，现在美国又把中国作为它的战略竞争对手，试图对中国进行全面的遏制，以此来维护它在全球的所谓领导地位。

第三种是田径赛。比如刘翔、博尔特，他们获得世界冠军，并不需要把对手击倒，而是大家共同向前跑，我力量最强，我得第一，同时也带动了别的选手向前跑，使得整体的田径赛成绩提高，大家都可以获益,通过各自的提升，实现互利共赢。我认为,未来的大国关系就应该通过这种田径赛的方式来实现。

过去西方国家基于它的强权政治，认为国际关系的发展总是要经历一个大国的兴衰过程，而大国的兴衰伴随着权力转移，大国衰落的同时是新型大国的崛起。新型崛起大国和老旧守成大国之间的关系就是一种从竞争到对抗，甚至冲突的过程,其结果往往是走向战争，通过战争的方式把对手打下去，新的力量才能崛起。

回顾近代以来的西方世界，权力转移确实是一种基本的逻辑。从葡萄牙、西班牙到荷兰、法国、英国，乃至于德国、日本、美国的崛起，相当程度上都是一种权力转移的过程。但是这个过程有一个突出的特点，都是在西方国家之间来实现的，日本实际上也是一个脱亚入欧的国家，是以西方逻辑来推动其国家行为的实现的，所以权力转移是一种西方大国间的关系逻辑。

但是，今天的国际关系是一种新型的全球化，西方不再主导世界。令人遗憾的是，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仍然以一种强权政治逻辑来认识和处理中美关系。它认为，现在美国是一个守成大国，中国是一个崛起大国，崛起大国一定会对守成大国进行挑战，挑战的结果可能要通过战争的方式来解决，新的大国崛起以后最终成为一个霸权国家。

美国要维护自己的霸权，必须以强力的方式打击、压制中国的崛起。所以美国对中国掀起一场贸易战，甚至某种程度上还有武力的成分，比如美国在军事上加强对西太平洋的部署，前不久公布的美国《国防授权法》里面大幅提高了下一年度的国防预算。特朗普提出所谓的“印太战略”，是以一种全方位的方式来应对中国这个战略竞争对手，实际上就是想限制中国的发展，压制中国的崛起，甚至某种程度上考虑未来可能西化、分化中国，让中国重新形成一个衰落的状态。这就是美国非常自私的，甚至非常不道德的战略性思维。

对于中国来说，我们认为这种思想已经过时了，不仅是冷战的思维，也包含着近代以来的强权政治思维，这都不符合当今国际关系发展的大趋势。权力实际上是共存的，因为现在西方国家不可能消除中国，也不可能消除其他发展中国家，现实是中国正在崛起，其他的发展中国家也在群体性崛起，这是一个不可改变的现实。

权力共存是一种国际关系的现实，在这个状态下，国际关系的管理应该怎么办？按照西方的逻辑，就是权力间的竞争，最后谁变成老大谁就来管理世界。但是今天权力并存的结构所导致的国际关系，使得权力由大家共享，各国都有自己的地位，都有自己的作用。各个大国在各自所在的区域，都可以发挥促进稳定、和平、发展、繁荣的积极作用。

中国并没有意图要和美国竞争，取美国而代之，中国永远不称霸,中国永远不做超级大国。美国对中国的认识不符合中国自身的外交理念和外交战略。正因为这样，中美之间还需要不断地进行沟通和交流，想办法让对方更多地认识和理解中国。当然有些方面，美国以其传统的思维逻辑认识不到这些问题，我们只有让国际关系正常向前发展，逐渐让美国不得不接受国际关系的权力共存和共享以及新型国际关系和新型大国关系的结构，使它不得不调整外交方针和姿态。

中美之间，尤其在亚太地区，确实有相互竞争的关系，但是这个竞争是理念的竞争。美国强调新区域主义，认为在亚太地区美国是主导，其他国家应该顺从于美国的经济、政治、安全利益的需求，实现美国主导下的所谓的霸权稳定。特朗普提出的“印太战略”就是要通过跨区域的方式来实现美国对太平洋乃至于整个印太地区的主导。中国强调的是开放区域主义，我们认为区域需要有自己的区域界定，中国处在东亚，所以要和其他东亚国家进行合作，建构一个东亚区域一体化的框架，以此为基础再进行跨区域的合作。以这样的方式把过去分裂的东亚重新整合起来，进一步扩大东亚整体的跨区域合作，实现泛太平洋双层构架。

 

对于中国来说，我们现在仍然认为中美作为两个世界上最大的国家，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其全球性影响早已超越了双边关系范畴。要坚持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出发，以积水成渊、积土成山的精神，不断推进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设。

习近平强调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是希望不要以传统的大国间的竞争对抗和权力转移的方式来解释的中美关系，我们的新型大国关系应该是以“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方式来构建。这种新型大国关系使得中美两国可以共存，求同存异，包容互鉴，共同进步。

中国提出新型大国关系的建构，目前并没有被美国所接受。事实上，中美关系是可以相互协调的。正如习近平指出，太平洋足够大，容得下中美两国发展。

打个比方，过去一台计算机由一个CPU来控制主导，能够很好运行起来，但是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一个CPU已经带动不了计算机的运作了，如果无限扩大CPU的功能，其结果必然导致计算机的毁坏。这个计算机原理同样适用于美国，过去美国主导着太平洋，但是随着太平洋国际关系的发展，各种复杂的状况层出不穷，美国已经无法解决太平洋的事务，仅靠一个国家是不行的。如果再这样继续下去，很有可能导致世界的混乱。现在太平洋地区需要再加一个CPU，达到“双核模式”，两个CPU共同推动亚太地区国际关系的发展和整个太平洋国际关系的建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是美国主导建构起来的，中国现在也非常认可亚太经合组织，同时也在其中积极发挥作用。一直以来，中国和其他东亚国家共同努力推动东亚区域合作一体化，东亚峰会（EAS）是涵盖了“10+3”（东盟10国+中日韩）之外国家的首脑会议，为促进地区和平与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各国也都非常肯定中国在东亚峰会上所展现的积极影响。APEC和EAS两者相向而行，相互结合，形成了跨太平洋的区域合作组织。这是中美两国各自推动的跨区域合作的融合，是双核作用的良好体现。

总体来看，在双核模式框架之下，中美之间仍然有很大的合作空间。中美关系现在好像比较紧张，也出现了很多问题，但是通过领导人之间一系列的高层沟通以及各种层次的深入交流，是可以超越矛盾，最终达成共识的。

现在美国掀起了贸易战，我们也不得不做出强烈的反应，但是中美在经济上的融合度已经非常紧密，难以分开，美国贸易战的结果只能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很多美国人对特朗普的贸易战是持反对态度的，中西部地区的农业州、老工业州都希望和中国合作，美国的一些汽车企业甚至想来中国投资。

美国过去是一个海权国家，通过控制海洋形成了美国的主导地位。现在美国发现，过度向海洋扩张，导致国内空虚，国内经济出现了很大的问题，国内产业空心化，传统工业衰落，新兴工业得不到发展。所以特朗普强调美国第一，要重振美国的强大，他是要让一些产业回归美国本土，同时加强基础设施的建设。美国是一个海洋大国，但同时也是一个陆地大国。现在，美国好像用战略扩张来挑战中国，实际上是一种战略的收缩。从长远来看，中美之间可以形成一种大国间的战略平衡，也就是新型权力结构的实现，使中美超越今天的对抗和竞争，在全球权力结构当中达成权力共享。

四、中国的周边外交进程

中国作为一个亚洲大国，在亚洲发挥了非常积极的主导性作用。建国以来的中国周边外交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睦邻”阶段。中国在前30年更多的是和周边国家尽可能建立一个稳定的关系，使我们能够集中精力对抗美国和后来的苏联。第二，“安邻”阶段。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主张立足于亚太，和周边国家实现相互稳定的关系建构。第三，“富邻”阶段。从十九大以来，我们通过自己的发展给周边国家带来了机会，通过“一带一路”让周边国家共同富裕起来，实现合作共赢的周边关系。

中国有两万多公里的陆地边界，有一万八千多公里的海上边界，300万平方公里的海洋国土。我们有14个陆地邻国，6个海上邻国，3个隔海相望的海上近邻。在国际大国中，中国的周边国家最多，周边国家的样式也非常多，有发达国家，也有发展中国家；有大国，也有小国；有富国，也有穷国。中国的周边外交在世界各大国当中是最复杂的，处理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对整体外交的局势都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为了在稳定边界的基础上，实现边界的富裕和繁荣，中国提出了一系列跨境合作的构想。到目前为止，整个中国周边已经形成了环绕中国边界的一系列跨境合作安排。比如，图们江流域合作开发项目、中俄跨境合作、湄公河流域合作开发等。我们过去强调的是边界安全，后来我们重视边境发展，现在我们强调跨境合作。从边界到跨境的管理进程，构成了“镶边外交”的框架，把中国的边界镶成一条金边，使得中国和周边国家更好地粘在一起，进行互利共盈的合作。

东南亚国家是中国周边外交非常重要的方面。中国和东南亚国家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领导人之间会进行定期或者不定期的会面和互访。但是中国在与东南亚国家的合作中也确实遇到了一些小的困境。因为周边国家相对来说比较小，有些国家经济上又比较弱，进行合作的时候，他们担心和中国这样强大的国家合作，会不会被中国所主导，为了防止被中国控制，就想引入一些区域外的国家来和中国进行竞争，比如把日本、美国拉进来进行一定程度上的对抗，使自己能够从中获益。

针对这样的问题，中国找到了一些新的方法来解决。

1.“2+1”的合作框架。什么叫“2+1”呢？现在有两种方式，一是倒三角“2+1”框架，就是中国和一个小国合作，再加一个区域外的大国。比如中越合作，大家知道，中越之间存在着南海问题，所以，一方面越南需要和中国的合作，另一方面越南总担心被中国主导。在经济上，为了平衡中国，越南就想把日本、韩国拉进来。在安全上，越南想拉美国进来。这样一来，中越合作就面临着错综复杂的关系。实际上，因为日本在越南确实有比较好的合作机制和经济上的投入，我们在中越经济合作的时候可以和日本进行协调，共同合作，而且已经有很多实际案例，比如日本公司和中国公司合作在越南进行水电站的建设。

另一种是正三角“2+1”框架，就是中日+第三国，或者中韩+第三国。过去日本老想跟中国对抗，一定程度上把中国作为竞争对手，但是现在日本发现，一方面美日间经济矛盾还是比较突出的，它也想通过和中国的协调来和美国进行博弈；另一方面，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也让日本看到了机会。所以日本现在也在考虑和中国在“一带一路”方面进行协调，这是有积极意义的，中日之间可以探讨共同的协调与合作，在第三国寻求市场和机会。

2.“3+X”合作倡议。2018年5月9日，第七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在日本东京举行，中国提出，应集聚中日韩三方优势，打造“中日韩+X”合作模式。“中日韩+X”中的“X”内涵丰富，现在来讲，这个“X”可以是一个国家，也可以是一个地区，可以是亚洲，也可以是非洲、欧洲。从实现三国优势互补与亚洲国家现实需求角度看，国际产能、基础设施、国际减贫、灾害管理等领域可以成为“3+X”新合作模式开拓的首选领域。因为中国正处于产业转型和结构调整时期，而韩国则处于从中等发达国家迈向更发达的阶段，已步入后工业化的日本也在积极探索新增长点，三国间呈现垂直与水平产业分工并存的复杂局面，同时三国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都拥有丰富经验和充足资本，我们现在逐渐在形成一种产业链的建构，推动中日韩自贸区的建设，未来共同推进与东南亚国家的合作。

 

中国和东盟国家的关系可以概括为：一条河流，一片海洋。一条河流指的是澜湄合作机制，一片海洋指的是南海非传统安全合作。中国曾经提出一个“一轴两翼”的区域经济合作新格局，一轴是指从南宁到新加坡经济走廊，它以铁路、高速公路和高等级的公路为载体，把6个国家、9个城市串联在了一起。两翼中的一翼，是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区，以澜沧江、湄公河为载体，涵盖中国、越南、老挝、泰国、柬埔寨和缅甸六个国家。两翼的另外一翼，是泛北部湾经济合作区，以海洋为载体，包括中国、越南、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文莱和菲律宾。后来中越两国达成一致建设“两廊一圈”，即“昆明-老街-河内-海防-广宁”、“南宁-谅山-河内-海防-广宁”经济走廊和环北部湾经济圈，积极推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合作框架下的次区域合作。现在我们有了澜湄合作机制和南海非传统安全合作，进一步实现了中国和东盟的深度融合。我把这种融合称为M型战略和Y型战略的合作。M型战略是中国的“一轴两翼”，往下延伸；Y型战略是“两廊一圈”，往上衔接，更好地实现中国和东盟国家的相互合作。

东亚区域合作的模式也发生了转型。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日本通过产业分工的方式成为了亚洲的“领头雁”，形成了别的国家跟着日本走的新型区域经济合作的“雁行模式”。随着中国的崛起和发展，中国已经成为一个非常庞大的经济体，特别是我们的产业结构非常完整，使得中国非常容易和周边国家的各种技术产业都可以进行合作，而这种合作是一种横向的，立体的“平轴模式”的合作。

自古以来东亚国家就是一个整体。从地缘文明上来看，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历史、宗教、安全、生活方式，都是相互连接在一起的。更重要的是，东亚经济的产业链已经变成了一个大的产业循环体。中国的产品实际上并不是真正中国制造，它是中国和东亚国家共同协调合作来形成的产业链。从生产、贸易、投资、金融、旅游、人力资源、智慧财务权等各个方面，使得中国和东亚国家变成了一个整体的产业结构。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努力打造东亚区域合作的双层结构——“胡桃模式”，以东亚为核心，和域外的大国，像印度、澳大利亚、美国、俄罗斯，相互协调，以这样的方式实现东亚和整个太平洋地区的合作与发展。

五、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关系

周边国家之外，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和发展中大国有着很多大的合作平台和非常密切的网络化建构。

1985年3月，邓小平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关系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关系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现在来看，这当中的南北关系应该说是我们经济发展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向。我国非常重视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通过帮助他们解决贫困问题，实现他们更多的稳定和安全，促进他们的发展和繁荣。

中国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是我们非常重要的外交方向，有几方面原因：首先，我们相互承认与支持。中国也好，发展中国家也好，都共同面临着西方国家的一些挑战和压力，需要通过相互支持来共同应对。其次，中国和发展中大国及其他发展中国家都有着很重要的共同利益，都面临着维护和平、实现发展的大目标，需要通过相互尊重、互助互利的方式来实现共同发展。所以，我们通过一系列制度化安排，包括高层互访和制度化建设来实现中国和发展中国家的协调与合作。

中国和非洲国家的合作是个很典型的例子。我们和非洲国家一直有着传统的友好合作关系，今天的中非关系有了一个新的内涵，就是在“一带一路”的大框架下，非洲是中国和发展中国家实现共同合作与发展非常重要的平台，中非关系是中国和发展中国家相互协调与合作的重要典范。这当中，“一带一路”是中非关系中一个新的发展战略空间。我们把非洲视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和自然的延伸，“一带一路”的重要节点。通过和非洲国家的合作，我们可以实现共同发展、集约化发展、绿色发展、安全发展以及开放发展。在“一带一路”这个大框架下，我们在非洲国家进行了很多重大项目的建设。比如，我们通过修建埃塞俄比亚的铁路，为中非间基础设施的建设树立了非常好的典范。

我国和发展中国家的合作，还有一个典型代表就是金砖五国。“金砖”这个词首先是西方国家提出来的，它强调中国和其他一些发展中大国群体性崛起的现象。事实上，我们现在把金砖五国变成了一个制度化安排，形成了一年一度的金砖五国峰会，以这种方式把发展中大国连接了起来，形成一个群体性的力量，共同发声，在世界舞台上发挥作用。经济上，我们推动建立了金砖银行，进行一系列大型项目的建设，推动金砖五国专门制定了《金砖国家经济伙伴战略》。金砖五国的合作成为发展中国家新型伙伴关系建构的样板。可以说，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所承担的责任以及应该发挥的积极作用，通过金砖五国的合作方式很好地体现了出来。

六、“一带一路”大框架与全球合作网络的建构

实际上，“一带一路”倡议和区域间合作网络化的建构，这是中国外交推动新型国际关系建构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式。通过这种方式，中国在国际关系当中扮演了一个新的角色，也为新的国际关系建构发挥着作用。

 

“一带一路”是基于历史传统和未来世界建构，很好连接国际关系发展的战略倡议，也是一个欧亚大陆网络化建构合作的设计，还是推动发展新型国际关系的一个设计。

在“一带一路”中，非常重要的是要推动陆海联动。国际关系全球化的新趋势就是新大陆时代的来临。新大陆时代就要通过欧亚大陆陆地的连接，使得欧亚大陆再次在古老文明的框架之下形成新型的欧亚大陆国际关系建构。所以，陆地丝绸之路也好，海上丝绸之路也好，甚至包括现在北极的冰上丝绸之路的建构，都是围绕着欧亚大陆，以这种方式实现陆海联动的。这种国际关系的新行为，和过去国家间的扩张、对抗完全不同，它完全是以一种互利共赢的方式来建构的，同时又和丝绸之路的传统连接起来，是一个非常好的关于国际关系的设计。

在“一带一路”框架下，中国在亚洲大陆建构了一种“四环外交”的战略框架，包括东亚经济共同体、“10+1”框架之下的建构，和西亚、中亚有上海合作组织，北亚是中国、蒙古和俄罗斯三国的协调，南亚是南亚区域合作联盟。

我们通过这四个大的框架和方向，把这四个区域连接起来，形成一个环环相扣的四环外交，以这种方式将自己很好地融入到亚洲大陆里去。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大的帽子，叫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简称亚信会议。这是由哈萨克斯坦推动，每四年举行一次的亚洲大陆峰会，通过这种方式来实现整体的亚洲国际关系的建构。

通过“一带一路”，我们再进一步延伸到欧洲。随着中欧班列，陆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构，把亚洲和欧亚经济联盟结合起来，形成一个跨欧亚大陆的秩序建构。在这当中，中国、俄罗斯、印度，还有德国和法国，相互之间形成了一个新大陆时代的大国协调体制。可以说，“一带一路”是一个跨欧亚大陆的大框架，是一个陆海协同体，也是一个中、俄、印、德、法的大国协调体。

欧亚大陆通过已经形成的各种流动，使大家紧密连接在一起，我把它叫做八大流：人流、物流、水（河）流、车流（中欧班列高铁）、能源流（主要是石油）、电流（电力）、钱流（金融的联系）、网流（网络的联系）。以八大流的方式，使整个欧亚大陆连为一个整体，把欧亚大陆各个地缘板块结合起来。将东亚、中亚、南亚、西亚、北亚和东欧，乃至于欧盟，整体形成一个大的板块结合，实现东西方文明的平衡。“一带一路”强调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推动沿线各国发展战略的对接与耦合，带动本地区以及整个世界的互联互通。“一带一路”建设的五大重点领域是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我们通过这种方式来实现国家和区域间的融合，最终实现互利共赢和跨区域间合作的网络化建构。

这样来看，“一带一路”实际上不仅仅只是欧亚大陆，也不仅仅包括非洲，甚至可以把北美大陆、南美大陆也连接起来。比如，非洲联盟和拉丁美洲以及南太平洋、大洋洲，他们各自有着自己的结合体，如果吸收这种理念，每个地区都只是自己区域合作的一个平台，各个平台之间可以再进行跨区域的连接，从而形成一个全球文明和国际社会的建构，真正构建一个人类命运共同体。这种建构，实际上就是我们已经形成的一个全球网络化的框架。未来，如果把这个跨区域的网络做实并加强，进行完全制度化的建构，一个真正的全球网络化结构将由此形成，我国所主张的非常有效的全球治理平台就由此建构起来了，世界就可以形成一个良性互动的相互协调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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