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 统筹富国强军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着眼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立足于国家安全和发展战略全局，围绕强军兴军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提出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重大理论观点、重大决策部署,深刻阐明了新形势下国防和军队建设带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的重大问题，形成了一个科学理论体系。当前，世界正发生前所未有之大变局，我国正处于由大向强发展的关键阶段，我军正经历着一场革命性变革。我们既面临着千载难逢的历史性机遇，也面临着复杂严峻的风险挑战。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实现中国梦，客观上要求我国国防实力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有一个大的提升。

一、新时代对富国强军的战略需求

印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正确性。但习近平同志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到：“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新时代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在世界上高高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我们国家力量不断增强，国际影响力持续扩大，客观上挤压着西方传统的势力影响和发展空间。同时，中国改革开放40年取得的巨大胜利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创立和发展，印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正确性。中国方案给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也带来了希望。这一点对西方国家来讲，是不能容忍的。

当前动荡的国际战略格局给我国带来了机遇和挑战，习近平同志指出：“当今世界是一个变革的世界，是一个新机遇新挑战层出不穷的世界，是一个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深度调整的世界，是一个国际力量对比深刻变化并朝着有利于和平与发展方向变化的世界。”

1.世界格局发生深刻变化，充满着各种不确定性因素。

世界格局是指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世界各国因为国家属性、历史背景、发展程度、民族利益的异同而形成的国际关系体系。简单地讲，就是在国际上谁跟谁是朋友，谁跟谁是对手。在当前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中，一个值得密切关注的动向是,世界格局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动。邓小平同志早在1985年就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并且指出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其中东西问题主要是指当时以苏联为首的华约和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这两大军事集团在政治、军事、意识形态上的对立，而南北问题主要是指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现在来讲，虽然没有华约和北约的对立了，但是西方为一个阵营，非西方国家为一个阵营的现象依然存在。在经济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鸿沟也依然存在。

2.国际上，经济领域的全球化和政治安全领域的集团化现象并存。

在经济领域，资本随着利润走，这是一条规律。哪里赚钱资本到哪里去，这个原则依然对经济全球化发挥着主导作用。尽管有些国家，如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全世界掀起了“美国优先”、逆全球化和贸易保护主义等等，但他却难以改变资本随着利润走这个总体方向。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

在冷战结束之后，政治安全领域的集团化现象依然存在于经济领域、政治领域、军事领域，西方国家在重大的经济、政治、军事问题上是抱团取暖的。举个例子，澳大利亚跟中国的经贸关系非常密切，其出口的三分之一都是面向中国的，然而在南海问题、军事问题和安全问题上，他却站在美国那一边。这体现了经济和安全的二元结构，同时也是我们观察当今世界格局一个非常重要的角度。

3.中国的国际角色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回旋空间扩大的同时，面临的压力也在增大。

中国国际角色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由一个地区大国转变为全球大国。我们国家的利益、我们的影响力、我们的活动范围，已经走出了亚洲，走向了全世界，我们的企业、公民的足迹也遍及世界各个角落。第二，由国际体系内的配角到主角。尽管我国1970年就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但中国在国际上还没有扮演主角的角色。近年来，随着我国综合实力的上升，我们在国际战略格局中的地位和影响力也在上升，国际上重大问题的解决都离不开中国。第三，由单向大国到综合性大国。我们过去讲中国，一般是人口大国、地理大国，现在讲中国是经济大国、政治大国、文化大国、军事大国，可见我国在各个方面开始发挥重要作用。

中国国际角色的变化必然给我国带来的是：我们的回旋空间扩大了，舞台更加宽广了，但面临的压力和困难也在同步增长。就像体育运动一样，过去是跑单项一百米，现在是五项全能、十项全能，这样压力一定会增大。习近平同志指出：“现在，我国进入由大向强发展的关键阶段。”这个阶段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你正在变得强大，然而你还没有强大，这是最困难的。如果你很弱，可能别的国家不太在意你；如果你很强，像美国一样强大，那谁也不敢欺负你，而现在你刚刚要变强还没有变强，这时候别人就会警觉你甚至欺负你。我们可以把这个阶段比喻成正在爬坡阶段，爬坡阶段你上升了，回旋空间扩大了，但面临的压力也增大了，而且这种压力还是全方位、多领域、多方向的。

4.西方国家对中国采取双面立场。

西方国家特别看好我国的市场潜力，在极力抢占我国巨大市场的同时，也对我国的经济发展进行打压，以防止我国产业对其传统优势形成挑战。在2001年12月11日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时候，有一部分成员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因此，我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议定书》第15条规定中，允许其他的世贸组织成员对华反倾销调查中使用“替代国”的做法。这本身是一种歧视性的做法，但是我们将其作为一个过渡阶段，根据规定，中国入世15年之后自然就终止了，也就是说，“替代国”做法到2016年12月11日就应正式终止。

然而，西方主要国家至今仍然不承认我们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借口我国不是市场经济从而肆意地对我国挥舞反倾销的大棒。这不是简单的经济问题，而是严肃且严重的政治问题。我们看最近的中美贸易摩擦，非常有可能引发全面的贸易战，它的本质并不像美国政客所讲的贸易逆差等等，而是在打压中国发展的潜力，特别是中国在高端产业链上的发展潜力。

5.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转型，带来了机遇与挑战并存。

十八大以来，从整个国际战略格局背景看，国际金融危机深层次影响继续显现，世界经济缓慢复苏、发展分化，国际投资贸易格局和多边投资贸易规则酝酿深刻调整，各国面临的发展问题依然严峻。党中央审时度势，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要求全面做好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各项工作。这是一个总体的系统工程和战略构想，贯彻过程中必然会遇到很多暂时性的和结构性的矛盾。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发展主要体现在速度变化、结构优化、动力转换三个特点上，其中经济增长速度从过去两位数字的高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发展方式从规模速度型转化为质量效益型，经济结构调整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举，发展动力从主要依靠资源和低成本劳动力等要素的投入转向创新驱动，应该说党中央这一系列重要举措是具有战略远见性的。但是，我们在转型过程中也面临着国内、国外两个方面的压力。内部首先有一个适应过程，经济发展模式转型必然会引发一些传统经济产业结构的淘汰，还会造成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加、就业减少、经济放缓等问题。在国际上，我们也面临着前面所提到的国际资本特别是西方国家的打压。

 

6.中国“走出去”战略与传统地缘政治学中的思维产生了碰撞。

地缘政治是政治地理学说中的一种理论，它主要是根据地理要素和政治格局的地域形式，分析和预测世界或地区范围的战略形势和有关国家的政治行为，它把地理因素视为影响甚至决定国家政治行为的一个基本因素，又被称为“地理政治学”。地缘政治学中有三大学派，陆权论、空权论和海权论。

陆权论的代表人物就是英国著名的地理学家麦金德，他主要的核心观点是谁统治东欧，谁就控制了心脏地带；谁统治心脏地带，谁就控制了世界岛；谁统治世界岛，谁就控制了全世界。他指的是你占领了世界关键的陆地地域就能控制世界。我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建设是致力于亚欧非大陆及附近海洋的互联互通，促进沿线各国经济繁荣与区域经济合作，而在陆权传统的地缘政治来看，中国就是要控制世界。习近平同志强调，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不是地缘政治工具，而是务实合作平台。空权论的代表人物是意大利空军战略理论家杜黑，这个理论更多的是体现在军事方面，主要是制空权在战争中的作用，在这里不过多来讲。

海权论对当前世界政治格局的影响甚至超过了陆权论，它的代表人物是马汉。马汉原来是美国海军军官，曾经担任过美国罗斯福总统的军事顾问，他的海权论对美国的军事战略和安全战略，甚至对美国整个国家战略思维形成的影响是其他理论难以比拟的。马汉的核心观点有以下几条：海洋是世界的中心；谁掌握了世界核心的咽喉航道、运河和航线，谁就掌握了世界经济和能源运输之门；谁掌握了世界经济和能源运输之门，谁就掌握了世界各国的经济和安全命脉；谁掌握了世界各国的经济和安全命脉，谁就（变相）控制了全世界。他指的是你占领世界的咽喉航道、运河和航线就能控制世界。我国推动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实现沿海各国的互联互通，是为了促进经济合作、达到互利共赢。然而，从传统的海权论来讲，这就被看作是扩张，控制海洋就要控制世界。

可见，不同的理念必然得出不同的结论。我国“走出去”战略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合作共赢，但对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来说，却被认为是在扩大影响力，挤压他们国家的传统地盘。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我国“走出去”战略必然与传统的地缘政治学说产生碰撞，这不是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7.中国维护国家的安全利益与发展利益，面临着两难困境。

中国现在面临的矛盾主要有两个：

第一，我国迅速扩展的国家利益和有限的保卫手段之间的矛盾。我国国家利益拓展非常快，我们的企业经济活动已走向了全世界，然而，我国的外交、政治、军事力量还不足以保护我们的国家利益不受到伤害。举一个简单例子，我国的国际贸易，如能源供应，主要是通过海洋航线来实现的，而且我们与世界的关系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密切。美国在1986年的作战学说中就提出必须控制世界上的16条战略要道，最为关键的是，这16条战略要道是可以封闭的，不让他的作战对手来使用，这个有时候比直接对你进行攻击更节约资本。而这16条战略要道对中国的国家安全和经济发展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我们很多贸易都是通过这些通道来进行。比如马六甲海峡，据测算，每天通过的船只近6成是中国船只。如果马六甲海峡被恐怖主义或者是被敌对国家的军事力量封锁，结果可想而知，我国的油轮、货船就不能正常航行，整个国家的经贸活动乃至国内正常的政治经济活动都要受到严重影响。

第二，增强保护我国国家利益手段的迫切性与日益增长的外部制约因素之间的矛盾。我国需要通过增强国家的军事力量来保护我们的国家利益，却被外部势力视为中国军事威胁论，并对我国进行打压。因为按照国际法与国际关系安全理论的互动与发展，每个国家在谋求国家安全的时候，都有可能成为别国安全的威胁，或者被别的国家看作是威胁。十九世纪，德国普鲁士著名的政治家俾斯麦说过一句很经典的话：“国家间的关系很像是在同一个车厢里的陌生人之间的关系，每一个人都在不间断地注视着其他人，当一个人把手放入口袋的时候，他旁边的人也准备好自己的左轮枪，以便能够首先开火。”美国也有一句谚语：“如果你手中只有一把锤子，那么整个世界看起来到处都是钉子。”美国之所以对中国的军事现代化非常忧虑，是因为他担心中国的经济发展支撑着中国军事现代化的快速发展，有朝一日中国成为一把锤子，把美国当成钉子来敲打。敲打别人很快活，而被别人敲打是很痛苦的。我们面对西方国家的压力，金盆洗手、自废武功是绝对不行的。

8.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面临的战略两难选择。

我国正在进入取得建设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在这个阶段我们面临的压力和困难也是空前的。我们的前景十分光明，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如此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而挑战也十分严峻，我国经济发展很快，是当今世界上各大经济体增量最大的，从十八大到十九大五年的时间，国内生产总值从54万亿元增长到80万亿元，稳居世界第二，我国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综合国力也进入了世界前列。然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道路上面临着三大障碍。

第一，要有效化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西方意识形态和冷战思维的对立。我们的发展不仅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也为世界共同发展做贡献。然而，西方对中国的发展产生了恐慌。德国的外交部长在前不久召开的第54届慕尼黑安全会议上称，中国正在试图“试探和破坏”西方自由主义的世界秩序。第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同霸权国家遏制企图的抗争。我们追求的是和平发展，是让中国人民过上好日子，而不是想取代美国当世界霸主。但是，美国出于一种维持霸权的本能反应，对中国进行防范、打压、遏制。所以，在这场格局转变的过程中，就有一个权力和利益再分配的问题。第三，中国快速发展与其他国家产生了利益冲突。中国的快速发展在客观上会挤压传统西方列强的部分市场份额、削弱其国际影响力。奥地利总理库尔茨在他的演讲中说，“美国在继续退出国际舞台，而中国正在填补这个‘权力真空’。如果说以前我们担心的是大鱼吃小鱼，那现在危险的是‘快鱼’吃‘慢鱼’。”我国是在快速发展，同时也在对世界和平安宁和世界共同发展做贡献，然而在西方国家看来，却是我们“快鱼”要吃“慢鱼”，对他们是一种威胁。能否处理好这三大矛盾，是我们能否打破历史上所谓新兴大国在崛起过程中会引发跟传统现存大国发生矛盾，甚至引发军事冲突和战争的关键所在。

9.复杂多元的挑战呼唤总体国家安全观。

在当前的国际战略格局中，我们国家周边的安全以及我国与世界主要国家的关系互动，都面临着很大的风险和挑战。

第一，中美关系处于新的十字路口。一是中美的国家目标有相似

之处，特朗普讲：“让美国再次伟大”，而我国是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二是，中国整体处于上升阶段，国家安全利益和发展利益在拓展，我们采取的是战略进取，美国则是全球战略收缩；三是中国和美国有一个结构性矛盾，按照西方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话语体系来讲，美国是现存大国、霸权国，中国是上升大国、崛起大国。尽管我们想要和平发展，不想挑战美国，而美国出于本能一直对中国进行打压，这个结构性矛盾是难以避免的。特别是在特朗普上台之后，使中美关系处于一个新的十字路口，他在竞选阶段说过很多敲打中国的话，美国的政治精英就担心在他领导下可能会对中国形成挑战，从而引发中美关系的动荡。我们是希望中美关系实现“软着陆”，同时也要做好“硬碰硬”的思想准备、政策准备、方案准备和力量准备。中央也采取了积极主动的态度，促进了中美元首2017年的两次会晤，为中美关系的总体稳定作出了重要贡献。

 

我们也要看到，中美关系非常复杂，在政治上有合作有竞争，经贸方面有摩擦，甚至导致贸易战，但不管怎么吵架，买卖还是要做的。而在军事上和安全上却不一样，这里还存在一种“零和”色彩，就是一方的强大意味着另外一方的削弱。中美军事关系有个特点，你盯着我，我看着你，都不愿意跟对方打仗，但必须为可能与对方发生的战争而做好准备。美国在军事上是锁定了中国的，2017年12月18日通过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以及2018年1月19日通过的《国防战略报告》，非常明确地把中国定位为一个“战略竞争者”，你想躲也躲不开。当然这个“战略竞争者”并不意味着是敌人，也不意味着中美所有的问题一定要通过战争来解决，中央提出了努力争取中美关系在特朗普政府正式运作之后能够扩大合作，管控分歧、避免冲突，实现双赢。但是美国盯上你了，这个事实是难以改变的，特朗普此次发动贸易战，其背后的目的就是要遏制和延缓中国的发展，我们必须看到这个战略本性。

第二，日本目前是处于一个非常危险的政治转型期。他有战略上的双重性，既有战略冒险性，也有战略投资性。日本正好巧妙地利用美国对中国的防范打压，背靠美国借船出海，一方面想实现自己成为政治大国、军事大国的目的，同时借口中国的威胁来扩大日本的军事力量。中日之间有结构性矛盾，明治维新后，日本曾经一直是亚洲的领头雁，而现在中国已经全面超过了日本，他的心里不可能舒服。中日之间在地缘战略上有个天然的结构性矛盾。在我国海域外围有两条天然形成、弧形伸长状十分明显的“岛弧”，这就是人们经常提到的第一岛链和第二岛链。这两条岛链，就是两道封锁线，把中国包围封锁，而日本恰恰在北部，是个桥头堡。近年来，日本不断地扩大军事活动范围，从周边到南海，到更大的范围。可见安倍的政治野心是非常大的，我们必须对日本的走向保持清醒的关注。美日正在强化联合作战一体化，提出的口号是“无缝隙对接”。什么叫“无缝隙对接”？从最高统帅部到战区再到一线作战部队，统一规划，混合训练，联合作战，无缝隙对接。2017年11月，特朗普访问日本，双方又推出了新的所谓“印太战略”。所以，将来最严重的一种可能是，我们不但要面对“虎豹”，还要面对“豺狼”。

第三，我国在南海面临的严峻挑战与压力。进入2018年以后，南海的形势有逐渐升温的趋势，除了其他因素之外，我国南海岛礁建设完全完成，相关的必要防御手段也部署完毕，更加刺激并引发了美国的战略关注。近年来，我们对已经控制的岛礁进行扩建加固，从2013年开始动工到现在三千米长的跑道已经建成，民航机可以在那里起飞降落，前不久我们空军最先进的轰炸机轰-6K也能在那里起飞和降落了，这就意味着它成为我们保卫祖国的一个新的立足点。美国因此不断扩大在南海地区的军事行动，四星上将也亲自出马，一次又一次地派出军舰和航母对我们进行骚扰、施压，显示美国有所谓航行自由的权力。在中央的领导下，我国进行了坚决抵制，在外交上不承认，在军事上展开相应的演习，以显示我们保卫祖国领土和海洋权益的坚强决心与强大力量。

第四，朝鲜半岛动荡曲折。长时期以来，朝鲜半岛一直处于一种

紧张对峙状态，美朝双方恶语相加、互相举行演习、相互刺激，曾经有一段时间达到了剑拔弩张的地步。尽管特朗普与金正恩于2018年6月12日在新加坡会晤，使朝鲜半岛出现了缓和迹象，但它的结构性矛盾并没有完全解决。特朗普跟金正恩的会见，更多地来讲应该是一场政治秀。对特朗普来讲，他想把这作为增强自己国内政治资本的筹码，而对金正恩来讲，这个行动使他争取了很大的外交主动。2018年2月9日，朝鲜在平昌冬奥会上展开“魅力外交”，派出了美女啦啦队。2018年4月27日，朝鲜南北双方最高领导人实现了会晤，这是朝鲜半岛缓和的一个积极迹象。2018年3月25日至28日，金正恩对中国进行非正式访问，中朝高级领导人协调立场，我们对朝鲜跟美国对话给予了支持，同时表示，在半岛问题上，我们坚持实现半岛无核化目标、维护半岛和平稳定、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我国在推动朝鲜半岛缓和稳定、无核化方面发挥了难以替代的积极作用，特朗普跟金正恩此次在新加坡举行会谈签订的协议，也被西方媒体解读为这是中国的方案，他们认为这实质上就是我国几年以前提出的关于并行推进半岛无核化和建立半岛和平机制的“双轨并行”思路以及朝鲜暂停核导活动和美韩暂停大规模军演的“双暂停”倡议。可以说，中国的积极主张得到了落实。但是，前进的道路还是曲折的，只要任何一方做了一些不理智的做法，都有可能引发另外一方强烈的反弹。

第五，台湾岛内特别是民进党蔡英文当局拒不承认“九二共识”。特朗普在“一个中国”的问题上十分冒险，美国的政策实际上是要不断提升跟台湾的实质性军事关系和外交关系，包括前不久通过的《台湾旅行法》和《国防授权法案》。美国跟台湾的军舰、飞机互相停靠对方的码头等等，都是严重挑战中国主权的行为，这是一条红线。我国外交部做出了庄严的抗议，驻美大使馆的公使李克新郑重地宣布：“美国军舰抵达高雄之日，就是我解放军武力统一台湾之时。”这体现了我们中国人民的意志、决心。日本也搞了一些动作，把日本驻台湾的地下大使馆偷偷摸摸改了名字。面对这种复杂的局面，我们必须做好各方面的准备，包括军事方面的准备，一旦出现分裂祖国的冒险行动，我们必须按照《反分裂国家法》的规定，果断采取一切措施，我们是有决心也有能力维护国家主权的。

二、全面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加速推进富国强军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富国强军是推进民族复兴大业的战略需求，站在这个战略高度，加速富国强军的进程，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和平发展营造更加有利的国际环境，维护和延长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有力的保障。

1.推进富国强军，必须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统领。

习近平同志在十九大报告中强调：“必须坚持国家利益至上，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统筹外部安全和内部安全、国土安全和国民安全、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自身安全和共同安全，完善国家安全制度体系，加强国家安全能力建设，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这段话全面系统地阐述了我国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内涵。对于发展和安全的关系，习近平同志自十八大以来多次深刻阐明，发展是安全的基础，安全是发展的条件，富国才能强兵，强兵才能卫国。因此，我们必须坚持对内固本强身，加强我国各方面的建设，对外谋篇布局，营造一个有利的外部安全环境，做到突出重点、着力支点、冷静布局、塑造态势，形成一个总体的国家安全观。

习近平同志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对当代国际政治的重大贡献。2013年3月23日，他在访问俄罗斯发表演讲时，首次提出“命运共同体”的概念。2017年1月18日，习近平同志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发表了题为《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旨演讲，正式以中国方案的形式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这一理念又被写入联合国决议，这是联合国成立之后，中国的理念第一次被写入了联合国决议，是具有历史性影响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概念在2017年10月召开十九大的时候写入了党章，2018年3月11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宪法修正案，“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被正式写入宪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共产党的崇高使命，我国积极履行负责任大国的历史担当，在重大的国际问题上成为一个引领者、倡导者、推动者，在国际事务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同时我们也对世界经济发展作出了贡献，2013年-2017年连续五年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超过30%，在当今世界所有大国中的贡献是最大的。我们还推动成立亚投行、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等等，这些都是具体落实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促进合作共赢的重要战略举措。

 

2.推进富国强军，必须坚持战略统筹。

习近平同志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到：“坚持富国和强军相统一，强化统一领导、顶层设计、改革创新和重大项目落实，深化国防科技工业改革，形成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格局，构建一体化的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这段话从整体上说明了我国国家安全、国防和军队建设、经济发展的一个战略总框架。我们把国防和军队建设纳入了国家总体发展的战略部署当中去，与国家的总体建设是同步推进的，力争到2035年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把人民军队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

习近平同志在十九大报告中论述了我们的三大历史任务，推进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这是我国人民军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武装力量的神圣使命。我们人民军队对内守护我们人民的利益，对外维护世界和平。2006年，我在参加中央机关政策咨询会的时候第一次提出“硬实力的软使用”这一概念，就是我们的军事力量要在塑造中国的国家形象方面、软实力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积极参与地区和国际安全合作。我国是联合国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中派出维和部队最多、作出贡献最多的国家，而且我们的维和部队表现非常好，每次基本都受到维和部队领导机构的表彰授勋。我国从2008年12月26日开始向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派出了舰艇护航，为中国过往的船只和其他国家包括国际组织的船只提供护航、打击海盗，这是对国际上的重大贡献。我国海军医院船也曾为哥斯达黎加提供人道主义医疗服务,在国际上赢得了普遍的赞誉。为了应对中国威胁论，我们应该在继续加强军事力量的同时，以新的思维做好增信释疑工作，我们的军事力量要积极参与国际合作，对外友好交往，展现我国人民军队是文明之师、威武之师的良好形象。中国的军事力量在国际上不是实行炮舰政策，不是欺压别人，而是带去了和平，带去了友好，带去了温暖，带去了关怀。

我们促进对外军事关系要形成良性互动，应掌握几个关键的国家军事力量。对美国要以实力做基础，沟通为桥梁，利弊对抗。跟美国打交道，一定要以实力做基础，不然他会瞧不起你甚至欺负你，但同时要以沟通做桥梁，防止战略误判，避免中美军事力量的正面对抗。对日本要预防意外、危机管控。特别是在钓鱼岛附近，每当我们的军舰飞机通过的时候，我们是按照国际规则和国际惯例正常通行，日本往往派出飞机军舰对我们进行过于近距离的监控，甚至做一些危险动作，我们必须保持高度警惕，做好自身的防范工作。对俄罗斯要低调务实合作，不要过于张扬，不能形成中国和俄罗斯新的军事结盟，以免对我国在国际战略格局中的地位造成不好的影响。对欧盟要增信释疑、趋利避害，中国和欧盟在军事上安全上没有根本性的结构性矛盾。对印度要刚柔相济、有礼有节，双方妥善管控分歧，特别是边界的争端。对朝鲜半岛要内紧外松、多手准备，我们要积极促进朝鲜半岛的和平、稳定和良性发展，一旦出现危机，我们也必须有力量保卫我们国家的安全，保卫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不受到伤害。南海方向是稳中求进，只要不发生大的冲突和战争，我们的南海岛礁建设稳步进行，我们与周边国家的合作扎实推进。东海方向主要是对日本的任何挑衅，我们都要针锋相对。

3.推进富国强军，必须突出政治建设。

习近平同志高度重视我国军队的政治建设，2012年11月16日，他在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上强调：“要始终把思想政治建设摆在军队各项建设首位。”十八大以来，他也多次强调全面从严治党，核心是加强党的领导，基础在全面，关键在严，要害在治；军队守纪律首要的是遵守政治纪律、守规矩首要的是遵守政治规矩，并且标准要更高、要求要更严；增强党内生活的政治性时代性原则性战斗性，坚决反对党内生活好人主义和庸俗化倾向；坚持正确选人用人导向，把好干部选出来、任用好，建设能够担当强军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践行“三严三实”常态化长效化，绝不让腐败分子在军队有藏身之地，营造政治上的绿水青山，等等。习近平同志的这些重要论述都是具有战略性的，确立了党在强国强军进程中政治建军的大方略，为发挥政治工作对强军兴军的生命线作用，为确保我军始终在党的绝对领导下行动和战斗指明了方向和路径。

2012年12月5日，习近平同志在会见第二炮兵第八次党代会代表时，特别提出了要持续培育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弘扬我军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而且他一以贯之地反复强调。1929年12月28日至29日，毛泽东等同志在古田召开了军队的政治工作会议，提出了纠正党内不正之风的一系列重要指示，会议通过的《古田会议决议》为我们人民军队建设，特别是政治建设奠定了基础。2014年10月30日，这是我们军队建设史上的一个重要日子。习近平同志亲自提议到古田召开全军政治工作会议，这是具有特殊的时代背景的，因为红军是人民解放军的前身，这里是我们党确立思想建党、政治建军原则的地方，去重温历史上我们走过的这段路程，才能不忘本色。习近平同志提出把理想信念、党性原则、战斗力标准、政治工作威信四个带根本性的东西立起来，培养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一代革命军人，着力推动政治工作创新发展；抓整顿下大气力解决问题积弊，彻底肃清郭伯雄、徐才厚案件的影响，为推动全军重整行装再出发提供有利政治条件。习近平同志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中提到“新古田会议”时也强调：“召开古田全军政治工作会议，恢复和发扬我党我军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人民军队政治生态得到有效治理。”我们现在知道环境保护、自然生态、绿水青山，而在军队政治生态上，也要确保我们军队前进的政治方向不变色。

4.推动富国强军，必须以深化改革为途径。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以极大的政治热情和无产阶级的政治历史责任感，推动国防和军队建设。在2014年，中央成立了中央军委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领导小组，习近平同志亲自担任领导小组组长，他强调指出，“国防和军队改革是全面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标志。”整个改革不是进行简单的几十万裁军，而是真正进行体制性、结构性变革，抓住军队改革的要害，积极推动国防军队的现代化建设。

习近平同志强调指出，“军事手段始终是保底的手段。”这次他以领导管理体制和联合作战指挥体制改革为重点，亲自提出了军委管总、战区主战、军种主建三大格局。军委管总，体现了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战略决策和战略指挥权，确保我们的军队在党中央、中央军委的领导下。为了确保做到军委管总，对军委机关进行了调整，由过去庞大的“四总部”——总参、总政、总后、总装改为15个职能部门，直接为军委主席决策服务。战区主战，把七大军区调整划设为东部、南部、西部、北部、中部五大战区，各个战区统一指挥。其中中部战区是拱卫首都北京安全，同时也是战略预备队，无论哪个方向发生了军事威胁，都予以支持。军种主建，成立陆军领导机构，统筹陆军的作战、装备、人员培训、综合战斗力的提高；成立火箭军，是由原来的第二炮兵直接升级成为独立军种；成立战略支援部队，这是一支维护国家安全的新型作战力量。在这次国防军队改革当中，全体官兵体现了很强的纪律性和党性，能够做到听党指挥、高度统一、行动迅速。

5.推进富国强军，必须狠抓战斗力建设。

习近平同志在十九大报告中对我国的军队建设提出了新的目标，“建设强大的现代化陆军、海军、空军、火箭军和战略支援部队，打造坚强高效的战区联合作战指挥机构，构建中国特色现代作战体系。”同时他也专门提出了强军的重要战略举措，包括“四个坚持”治军方略、“五个更加注重”战略指导。“四个坚持”就是坚持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兴军、依法治军，下面具体来看一看这“五个更加注重”。

一是更加注重聚焦实战。我们国家长期处于和平状态，我们军队几十年没有打大仗，在官兵当中非常容易产生一种和平时期的建军思维，重管理轻作战，为了安全而人为降低训练难度，我们要注重提高军队建设实战化水平。二是更加注重创新驱动。在现代化战争中，特别是信息化战争中，创新能力是一支军队的核心战斗力，不像以前驳壳枪一挥、跟我上，靠勇敢，靠拼刺刀，而现在一定要靠创新来提高综合战斗力。三是更加注重体系建设。现代的作战不是单纯的兵种和军种的对抗，而是构成了陆海空天电这样一个完成的作战体系。我们要形成全军整体一张网，讲究联合作战，注重作战各单元要素的统一和集成。四是更加注重集约高效。军队建设必须体现出全军一盘棋的思想，防止陆海空三军各自立烟囱，互相之间不能通用。美国讲究的就是通用性，他的导弹、弹药是陆海空三军通用，这样既节约资源而且又便于在作战时期联合作战，我们现在强调集约高效，也是出于这么一个考虑。五是更加注重军民融合。这是一个战略性的决策，确保国家的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形成一个在国家层面的融合，寓军于民，更好地利用民用技术为军队服务，而军队的现代化建设的需求，也在推动国家的创新，特别是高新技术的创新。

我们也特别注意到，习近平同志在十九大报告中有一句话：“让军人成为全社会尊崇的职业。”现在来看，这正在作为措施逐步落实，例如我们的机场、车站都有“军人依法优先”通道，这是一个很好的体现。习近平同志之所以提出这句话，不是为了简单地提升军队和军人地位，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在重塑我们的社会价值观。如果为国捐躯的烈士得不到尊崇，如果为了保卫祖国不能孝敬年迈沧桑的父母、不能陪伴妻子儿女的军人得不到尊崇，这个民族是没有希望的。让军人成为全社会尊崇的职业，就是在提倡一种热爱祖国、甘于牺牲、甘于奉献的精神。

习近平同志还特别强调，要“强化官兵当兵打仗、带兵打仗、练兵打仗思想”“确保部队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能打仗、打胜仗是习近平同志治军一个非常突出的核心思想。他担任中央军委主席之后，我们军队的建设，无论是训练还是演习，都体现了从严要求，从实战出发，沙场点兵。习近平同志在2015年1月21日视察驻昆明部队时提出，以作战的方式训练、以训练的方式作战。我们的军队是英雄威武之师，是钢铁战士，保卫祖国也必须具有这样一种勇往直前、不怕牺牲的英雄气概。我国的武器装备发展非常快，在很多领域已经达到甚至超越了世界的先进水平，而且各个军兵种的武器装备都有突破，比如我们的歼20作为世界上领先的隐形战机已经服役，我们的导弹部队东风-26弹道导弹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中程弹道导弹。2018年4月12日，中央军委在南海海域隆重举行海上阅兵，展现了我国人民海军几十年的建设成果，习近平同志亲自检阅部队并指出，建设一支强大的人民海军，寄托着中华民族向海图强的世代夙愿，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保障。

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政府、军队和社会各个层面的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我们人民军队也一定不会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以更加出色的备战状态，时刻准备保卫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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