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体制改革四十年

梳理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文艺发展的历程，分析探讨如何更好地发挥文艺引领风尚、教育群众、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重要作用，有助于我们继往开来、同心同德，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全面展示当代生活

十九大报告指出，社会主义文艺是人民的文艺，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在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中进行无愧于时代的文艺创造。从中国古代到中国当代社会，我们对文艺的价值和作用都有很多精辟论述。早在两千年以前，孔子在《论语》中就讲到，“《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这就是说诗歌的价值在于可以抒发情感、观察社会、凝聚人心、表达不满，诗歌于国、于君、于家都是很有益处的，同时还可以增长我们的见识。在推动新乐府运动中，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对文艺的价值有这样的概括，“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这就是说写文章的目的是为时代而抒发，诗歌也应该是表达自己的真情实感，而不是无病呻吟。中国古代对于文艺和诗歌的这些论述，一直影响着中国文艺事业的整体发展。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强调，“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文艺深深融入人民的生活，事业和生活、顺境和逆境、梦想和期望、爱和恨、存在和死亡，人类生活的一切方面，都可以在这些文艺作品中找到启迪”。

改革开放以前，我国一直强调“文艺为政治服务”，文艺作品要体现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念。按照这样一种表现方式，我们的文化产品就容易陷入千人一面的发展困境。直到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我国文艺发展面临的重要任务就是解放思想，纠正错误认识。新时期文艺工作方向就由“文艺为政治服务”转变成了“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1979年10月30日，邓小平同志在第四次文代会上强调，“英雄人物的业绩和普通人们的劳动、斗争和悲欢离合，现代人的生活和古代人的生活，都应当在文艺中得到反映。我国古代的和外国的文艺作品、表演艺术中一切进步的和优秀的东西，都应当借鉴和学习”，“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是发号施令，不是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而是根据文学艺术的特征和发展规律，帮助文艺工作者获得条件来不断繁荣文学艺术事业，提高文学艺术水平，创作出无愧于我们伟大人民、伟大时代的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和表演艺术成果”。

改革开放之后，围绕着文艺的发展，我国思想理论界发生了多次争论，这些争论形成的丰硕成果一直滋养着我国文艺不断繁荣发展。当时产生的争论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文艺有没有形式美。1979年5月至1980年10月，著名画家吴冠中在《美术》杂志上分别发表了《绘画的形式美》和《关于抽象美》两篇文章，这引发了国内关于形式问题的大讨论。他认为，“形式美是美术创作中关键的一环，是我们为人民服务的独特手法”“抽象美是形式美的核心，人们对形式美和抽象美的喜爱是本能的”。同时，他对“内容决定形式”这一观点也提出了质疑，认为形式美应该具有独立性。

二是文艺发展是恪守传统还是与时俱进。1980年前后，诗坛围绕着朦胧诗展开了一场非常热烈的论战。在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中国诗歌的表达方式是非常直白的，到了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开始出现一批朦胧诗人，他们诗歌的表达方式更加讲究艺术性，注重表达一种诗歌的通感。比如北岛那首《回答》：“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顾城在《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中说，“想在大地上画满窗子，让所有习惯黑暗的眼睛都习惯光明。”这在当时的诗坛引起了很大震动，部分著名诗人对这些诗作进行了指责，认为这表达的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情调，晦涩难懂。朦胧诗其实就是当时一批不满这些新诗人的诗歌而给出的贬义词，认为他们的诗听不懂，读不懂，所以称之为朦胧诗。与此同时，在批评的声音中也有一批评论家站出来为他们叫好，其中一个是北大中文系著名的学者谢冕。他于1980年5月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在新的崛起面前》一文，认为“当前的诗歌形势是非常合理的。鉴于历史的教训，适当容忍和宽宏，我以为是有利于新诗的发展的。”这篇文章的发表在当时引起了很大反响，认同朦胧诗的人越来越多，反对朦胧诗的人越来越少，以至于后来逐步消失。

三是文艺有没有自身的特点和规律。原来我们讲文艺为政治服务，文艺是整个革命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那么文艺到底有没有自身的特点和规律，这也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文艺界讨论的一个热点话题。当时更多的学者提出，文艺的价值首先是研究人，而人的特点是丰富性和多样性，往往都是善与恶、美与丑融为一体，我们很难对“人”进行概念性的解释。其次，文艺是要讲形象思维的，不能完全是为了政治服务，文艺的特点就是通过形象思维来表达具体的人和事，这并不代表整个社会的情感倾向。另外，艺术形象是大于表达理念的。关于这一点，恩格斯在对巴尔扎克及其创作有一段著名的论述，“虽然作为政治上保皇党的巴尔扎克,他的同情是在注定要灭亡的封建贵族方面,但他却同时辛辣地嘲讽了他们,并歌颂了当时代表人民群众的共和党英雄。”这就是说巴尔扎克从世界观上是同情封建贵族的，但是他的小说《人间喜剧》的丰富性使他看到了真正代表前进方向的却是共和党人，这就是对艺术形象大于表达理念的一个生动验证。这也是当时国内探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艺术家应该追求先进的世界观和强大的艺术表现力的统一。也就是说，艺术家不仅要强调尊重艺术的特点和规律，加强自身道德修炼、培养先进的世界观也是同样重要的。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文艺工作始终坚持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的“二为”方向，积极发挥文艺反映现实、推动发展的功能，表现出了文艺创作强大的生命力和巨大的促进作用。当前文艺表现现实的题材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领域：一类是反思历史。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出现的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通过总结过去让我们对历史有一个更好的把握，对未来有一个更精准的引领，这也反映出我们中华民族的自省精神，这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的宝贵精神品质。其实任何一个国家在发生重大变化的时候，反思往往都是这个民族的特点，比如西方在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经济萧条、劳资危机、核恐怖等等一系列世界性的灾难之后，促进了现代派文学的兴起。一类是反映改革，我们把它称之为改革文学或者改革文艺。比如1979年蒋子龙发表在《人民文学》中的一篇小说《乔厂长上任记》，他所塑造的改革家乔光谱的英雄形象，巧妙地应和了我们在变革时代渴望出现雷厉风行的英雄这样一种社会心理，被称为“新时期”改革文学的开山之作。还有一类是展现都市生活。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文艺界出现了一批展现都市现代生活的电影和电视剧，比如《渴望》，也有反映现代乡村生活的，如电影《秋菊打官司》，电视剧农村三部曲《篱笆女人和狗》、《辘轳女人和井》、《古船女人和网》，它们全面反映了我国从城市到乡村都在经历深刻变革的这样一个场景。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电影开始更多地走向商业化，比如张艺谋的《英雄》、陈凯歌的《无极》。在进入到21世纪第二个十年，反映现实、针砭时弊的影视作品又开始重新走入大众的视野，比如《我不是潘金莲》、《人民的名义》、《我不是药神》。同时，我国也出现了一类展示国家形象的电影，如《战狼》、《红海行动》，这些影视作品都获得了很好的社会反响。

改革开放以来，尽管我国在文艺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也获得了良好的社会声誉，但仍然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从长远来看，如何加强现实题材的创作，怎样更好地反映波澜壮阔的时代生活，这是文艺工作必须要承担的一个重大职责。从目前来说，现实题材缺失是当前文艺创作的一个突出问题，文艺不仅要有娱乐功能，更应该有社会担当。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就提到，要努力创作生产更多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体现中华文化精神、反映中国人审美追求，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有机统一的优秀作品。现在我们的文艺产品存在着题材失衡的突出问题，基本概括为“三多三少”，所谓三多就是宫廷题材多、娱乐题材多、玄幻题材多，所谓三少就是反映民生的题材少、反映重大社会问题的题材少、反映少数民族的题材少。以上这些问题都是当前全国文艺工作中需要引起我们重视,并需要我们认真研究解决的。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繁荣文艺创作，坚持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相统一，加强现实题材创作，不断推出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讴歌英雄的精品力作。进一步加强现实题材创作，促进文艺繁荣发展需要我们形成强大合力。对艺术家来讲，或者对文化生产单位来讲，当前很重要一点就是要把握时代脉搏和艺术创作规律。我们在表现英雄人物的时候，要充分展现英雄人物的真实性和戏剧的丰富性。因为观众现在对当代英雄人物的要求更高了，对改革的认识也更加理性了，文艺作品创作时就需要注意把正面人物平面化、脸谱化，学界有个观点叫做把英雄模范拉到常人的起点上，不能让他和常人的生活割据，要像常人一样表达自己的情感。当然也不能把反面人物简单妖魔化、喜剧化，这违反了历史真实和社会真实，不利于文化产品的价值传播。二是要把握大众的关注点和社会的敏感点。《我不是药神》之所以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它关注了民生当中人们非常重视的医药领域，特别是一个特殊的群体——白血病群体。中国目前正面临着改革的攻坚期和深水区，很多社会问题亟待解决，除了医药领域的改革，还包括住房、就业、养老等等，这些重大问题都是普通民众的关注点也是社会敏感点。把握住这些社会问题，通过戏剧、电影、绘画等艺术形式展现出来，一定会产生很好的社会效果。三是要善于寓教于乐。文艺要体现教化功能，但是这种教化功能的体现应该是通过娱乐方式让人们自觉地接受，而不是靠呆板的、严肃的说教，这是需要特别注意的一个方面。四是要深入实际，深入生活。表现现实生活，这是件难度很大的事情，它对我们的艺术家和文化企业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只有深入实际，深入生活，长期关注一个领域，才能够真正做到把握时代脉搏，抓住社会敏感点。

对公众来讲，遵循文艺自身的特点和规律，全面认识文艺作品的价值也是至关重要的。当代社会中文艺作品有两个方面值得我们去深入思考，一是要正确认识那些反思历史、暴露社会问题的文艺作品的价值。改革开放以后，对于这类作品，社会上其实一直存在着两种声音，至于这些观点正确与否，涉及到我们怎样去理解正能量的问题。所谓正能量，就是文艺作品能够通过反映社会现实来激发民众投身社会、创造历史的激情。现在我们往往有一种错误的看法，认为只有歌功颂德的作品才是有正能量的。其实批评现实有时候也是一种正能量，只要我们是站在积极的立场上，客观地去进行评价，那么反思历史、暴露社会问题的文艺作品同样也是存在正能量的。像鲁迅的小说具有最清醒的现实主义精神, 其内容大都是在揭露上流社会的堕落和下层社会的不幸。问题是时代的声音，我们发现社会问题，暴露社会问题，引起公民注意，就是为了推动社会的发展。比如，李克强总理就《我不是药神》作出了批示，抗癌药是救命药不能税降价不降，相关部门也在加快落实进口药降价保供等措施，这就很好地显示了文艺引领风尚、教育群众、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重要作用。二是要正确看待国际艺术交流活动，正确认识外来文化的影响。大多数人有一种看法，认为外来文化对中国的消极影响比积极影响多。其实不然，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开始在美术上跟国外有所接触，特别是民间举办了很多艺术活动，这恰恰在推动西方对中国深入了解方面产生了积极作用。1986年，“开门之后：中国当代艺术展”在洛杉矶帕萨迪纳市亚太博物馆举行，基辛格指出：“中国在70年代再次开放是20世纪历史上的一件里程碑式的政治事件。而在打开国门之后，中国社会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这是西方世界十分关心的问题，对于这一点，没有什么比来自新一代中国艺术家的作品更能说明这种发展的了。”艺术是直观展示时代特点的一种表达形式，可以很好地展示中国的形象，中国的艺术，中国的创造力。

对于管理部门来讲，怎样完善我国文化内容管理也是一个有待深入思考和认真研究的问题。我们在内容审查标准上要做到宽严适当，具体明确，有章可循。因为当代大众艺术的发展有两大很重要的特点，一是要保证文化产品体现正能量，或者起到教育人民的作用；二是当代文化产品生产特别是大众电影和电视的生产投入高、风险大，要有效保护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这是我国文化内容管理需要考虑的两大问题。也就是说，文化产品既要在思想上、价值观上体现正能量，又要考虑其生产过程中存在的高投入、高风险。比如《中国电影产业促进法》，对于那些不利于整个社会发展的内容做出了明确界定，如伤害民族情感、破坏民族团结，侵犯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或者损害未成年人生命健康，宣传暴力恐怖或者传授犯罪方法等等，这些内容是不允许在电影题材或者表现方法中展现出来的。但这毕竟是一些原则性的规定，怎样让这些规定更加具体化，那么就需要通过建立数据库来使我国的艺术家和文化生产机构真正做到有章可循。同时，对于内容审查标准要如何保持稳定性和可持续性，我们在起草文化产业促进法的过程中可以通过召开听证会的方式来广泛听取各方意见，确保促进法内容科学、合法合规、符合实际。

二、坚持以市场为主配置文化资源，激发文化创造活力

在建国以后很长一段时间，直到改革开放之前，我们整个国家实行计划经济，文化领域也是按照计划的方式来配置文化资源。按照计划配置文化资源有两个特点：一是国家组织文化产品生产，像电影、图书、电视剧、美术作品等，都是由国家财政拨付资金，同时国家成立专门的机构，让报社、出版社、电影公司来复核这些文化产品的生产。二是国家负责文化产品的销售，就是这些文化产品生产出来以后，它的销售不是一个市场行为，是由国家专门组织特定的渠道来负责文化产品的销售，比如新华书店、电影发行公司等。也就是说，改革开放以前，文化产品的生产和销售都是由国有单位来负责的。这样一种文化生产方式的好处是便于管理，但同时也存在很大的问题，就是不利于激发文化创造活力。所以，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党和政府在推动文化领域的改革中采取了一个重要举措，就是从原来的以计划为主配置文化资源转到了以市场为主配置文化资源，让文化产品自由流通，以满足市场需要。

我们现在来看看中国文化市场的发展历史。早在1978年，当时《人民日报》等八家媒体联合向财政部提出申请，实行“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原因是这些报纸起初是由国家财政拨款，但改革开放初期国家经济建设压力非常大，政府对媒体的支持相对来说也不能完全适应媒体的发展，一些权威媒体就开始申请实行“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他们可以有权自由刊登广告，有权做一些市场化经营的事情。另外，我们往往把1979年广州开办音乐茶座作为我国文化市场乃至文化产业发展的一个起点。当时广州一家白云宾馆开办了一个收费音乐茶座，主要目的是为参加春秋两季广交会的外商服务，尤其是港商和台商。这件事情在全国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也是批评声音不断，因为茶座违反了当时在计划经济的两条纪律，一是音乐茶座是个文化活动，在以前只有文化单位才能够有权开办，宾馆是没有权利的。二是音乐茶座请了港台的歌星来唱歌并向观众收费，这个收费行为本身也引起了很大非议。1985年，上海开始出现了第一个盈利性舞厅，全国各地也都纷纷效仿，一夜之间，舞厅、卡拉OK厅、影视录像厅等遍布全国各地。当时文化部、国家工商局还曾经专门发文禁止盈利性舞会的开办，但随着整个国家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这种禁令也逐渐被打破。直到1988年，文化部、国家工商局联合发布《关于加强文化市场管理工作的通知》，正式提出了“文化市场”的概念，同时明确了文化市场的管理理念和管理原则。电影领域也是一样，1985年，国内开始出现第一家民营电影公司，到1998年前后，现在非常有影响力的华谊兄弟传媒集团和光线传媒电影公司也已经开始创办。可见，从按计划配置文化资源转到按市场配置文化资源的一个很大特点就是，允许和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文化产品生产，能够激发出强大的文化创造活力。

除了媒体领域之外，艺术领域也是一样。原来我国的艺术家都是在国有院校培养，之后要么到高校当老师，要么到国有文化单位任职。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有一批年轻人开始不满足于在国有文化单位任职，他们更期望做自由艺术家，于是相继出现了圆明园画家村、宋庄艺术区。而作为艺术区画廊的集聚地，北京798艺术区可以讲是最有名的，2003年曾被美国《时代》周刊评为全球最有文化标志性的22个城市艺术中心之一。它原为国营798厂等电子工业的老厂区，后来这个工厂代码就成了艺术区的名字。798艺术区是世界上规模较大的艺术区之一，拥有新潮、前卫、独创的当代艺术，是一个民间化的艺术展示空间，是北京一个重要的现代文化品牌，也是中国思想开放的一个重要窗口。现在，我国在全球各个艺术市场的交易份额已经超越美国，居于首位，这反映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当代艺术和传统艺术在国际的地位也得到提升。

我国国有文化单位改革也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中。国有文化单位从性质上说，是事业单位而不是企业；从职能来说，主要是为了完成党和政府的宣传文化任务，而不是为市场提供文化产品，满足市场需求。囿于体制机制的束缚，他们却难有作为。前面已经讲到1978年《人民日报》等八家媒体开始联合向财政部申请实行“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1988年,文艺院团也开始实行以“双轨制”为核心的改革，国营院团大力鼓励社会力量参与举办剧团演出。国有电影制片厂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改革，到90年代完全推向了市场化。报纸在90年代也开始出现《都市报》，主要是为市民提供服务。上世纪90年代末，国内开始出现了卫视，特别是湖南卫视，这些节目主要是为了满足市民娱乐生活的需求。

进入21世纪，文化体制机制不适应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面临的国际形势，2003年以后，我们开始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对文化管理、文化政策法规做了大幅度的调整和完善。这场改革力度很大，我国在进一步推动文化体制改革的过程中确立了文化产品的两种属性，既有意识形态属性，也有商品属性。原来我们只讲意识形态属性，不讲商品属性，或者说不重视商品属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产品意识形态属性往往通过商品属性体现出来，文化产品商品属性的价值越突出，那么它的意识形态的传播效果才会越好。文化的功能也是一样的，原来我们更多地突出文化的教化功能，往往忽视文化的娱乐功能，其实人的需求是多方面的，既有教育的需求，同时也有娱乐的需求，而且更重要的是，寓教于乐是最能够传达文化的社会功能的。我们还把国有文化单位分为公益性文化事业与经营性文化产业两类。公益性文化事业会继续得到国家的支持，承担着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职能，主要传播与弘扬主流意识形态；另外一部分国有文化单位通过转企改制，成为经济性文化企业推向了市场，积极参与市场竞争。我们也提出来要实行政企分开，管办分开，做大做强国有文化企业。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改革并不是否定我们过去所有的做法，其中三不变就是在深化文化体制改革中需要坚持的三个方面的内容，即党的喉舌性质不变，党管干部不变，正确的舆论导向不变。

深入推进文化体制改革过程中，我们在推动国有文化企业做大做强方面取得很大的成绩，比如江苏凤凰出版传媒集团。中宣部组织开展了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百城百县百企”调研活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一行人专程去调研了江苏凤凰出版传媒集团，这一家企业是国内出版行业的龙头企业，连续八年在全国新闻出版业总体经济规模和综合实力评估中位列第一，而且连续十年入选全国“文化企业30强”。江苏凤凰出版传媒集团还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走出去的步伐非常的坚实，也广受关注。2014年，凤凰传媒收购了全世界最大的儿童图书出版商之一——美国出版国际有限公司的童书业务项目，组建了凤凰国际出版有限公司，创下了迄今为止中国出版业规模最大的一次跨国并购。通过这一系列的文化体制改革，我们引导和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文化产品生产，推进国有文化单位转企改制，使得中国文化产业得以迅速发展。过去五年，中国文化产业年均增速超过13%，几乎是GDP年均增速的两倍，文化产业在国家各个行业中呈现出快速增长的态势。

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在文化市场发展过程中暴露出的一些短板。一是我国整个文化市场的区域化分割和行业化分割不利于企业“走出去”，也不利于企业自身继续做大做强。管理人员的结构也越来越行政化，难以建立科学有效的公司治理机构，国有文化人才流失问题也很突出。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我们要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加大市场建设的力度，比如积极营造良好的创意环境，完善联动机制，打破区域化分割和行业化分割，建立统一的文化大市场，提高管理层的专业化和职业化水平，引进员工持股制度，建立科学合理的激励机制等。二是我国文化贸易结构不平衡。从文化产品来讲，我国近年来总体是保持顺差的，但从文化服务来讲，我国一直是处于逆差的状态，以2017年为例，我国文化产品顺差达到了792.6亿美元，文化服务逆差达到170.5亿美元。这从侧面体现了我国文化产品的核心价值——知识产权价值在国际上的竞争力还不强，拿电影产业来讲，国产电影的海外票房收入跟我们国内票房收入的增幅完全不成比例，国内票房收入按照30% 的速度往上递增，国际票房收入的增幅却一直是非常缓慢，甚至出现过负增长，这也更加说明怎样提高文化产品质量是当前我国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

总体来说，当前我国文化市场主要存在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艺术家心态浮躁，急功近利。关于这一点，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文艺工作座谈会的讲话中特别提到，“我同几位艺术家交谈过，问当前文艺最突出的问题是什么，他们不约而同地说了两个字：浮躁。”我们的艺术家，以及我们的文化产品生产者和企业家，很大一部分存在急功近利的倾向。他们往往是希望当年投资、当年收益，然而各方面的准备却不够充足，这是我国文化产品质量不高的一个重要原因。第二，低俗文化产品充斥文化市场。这些产品纯粹是为了迎合观众的某些低俗趣味，不断在挑战我们的传统价值观，比如某些抗战神剧、网络短视频。第三，市场行为不规范现象屡见不鲜，这也是文化市场存在的一个很大问题，比如电影偷票房的问题，影视公司和演员偷税逃税的问题，影视演员片酬过高的问题等等。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看到文化市场在推动文化繁荣发展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的同时，也存在着诸多问题，这使我们全面认识文化市场的价值和功能的任务显得更加紧迫。我们首先要对文化市场有一个正确的判断，文化市场是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不可或缺的一个平台和载体，这一点要坚定不移。

第一，文化市场的核心机制是竞争机制，这有助于激发文化创造活力。当前我国文化市场之所以有很大的活力，从根本上来讲得益于文化市场的竞争机制。法国学者马特尔曾花费大量精力去对美国的文化产业做了一个调研，调研的目的就是想了解为什么法国政府对文化支持力度远远高于美国，相反美国文化产业竞争力却高于法国。经过调查研究，他得出一个结论就是美国具有强大而完备的文化市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文化之所以有如此繁荣发展的局面，既得益于党和政府政策的大力推动，同时也得益于我国文化市场的活跃度以及竞争机制的建立，这是毋庸置疑的。

第二，文化市场机制有助于文化产品的优胜劣汰。我们通常认为市场机制总是能产生一些低俗的文化产品。在文化市场不规范的情况下，它确实成为了低俗产品产生的温床，但是在市场机制完备的多数情况下，它能够形成促进文化产品优胜劣汰的良好运行机制。因为我们消费者在接受文化产品的过程中不断地提高自己的欣赏水平，相应地，艺术家在再创造的过程中就会不断提升文化产品的价值来满足消费者的需要，这样逐渐就形成了一种优胜劣汰的机制。

第三，文化市场机制能够满足公众多样化的消费需求。各类公众对象都是有意志、有愿望、有行动的活动群体，其消费需求具有多样性和多层次性，这种多样化的消费需求只有通过市场机制才能够得到最大限度的满足。比如深圳大芬油画村，油画艺术本来是很高雅、很学院派的东西，但它其实也可以走入寻常百姓家，深圳大芬油画村的行画就满足了大部分普通家庭对于高雅艺术的需求，同时也为众多喜爱艺术的年轻人提供了一个展示自己才华的机会，有的人甚至将其作为自己的一份职业。

第四，提高公共文化服务效能需要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公共文化服务一直以来都是由政府主导的，现在我们越来越意识到提高公共文化服务效能，一方面要由政府主导，另外一方面也要引入市场竞争机制。例如故宫博物院文化产品的开发，它之所以能引起巨大的反响，并带来良好的社会效益，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引入了市场竞争机制，使故宫博物院能够和顶级的世界公司合作开发文化产品。现在，文博单位这样一个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机构，也逐渐开始为社会提供市场需要的文化创意产品。

与此同时，我们也要及时解决文化市场存在的失灵问题。一方面，要加大对文艺产品的扶持力度。市场机制并不一定会产生好的作品，前面提到我国的电影和文学在20世纪90年代经历了一个繁荣发展的重要时期，到21世纪上半叶，文化市场成熟度更高，但是优秀作品未必比90年代好，所以进一步完善文化市场相关政策，加大对文艺发展的扶持力度，这是解决市场失灵问题过程中值得我们特别重视的一点。另一方面，要建立健全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我们要精准推进公共文化服务，因为市场机制无法承担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也无法满足低收入群众的文化消费需求，更无法消除区域性公共文化服务水平的差异，同时传统艺术、实验艺术等小众文艺完全靠市场机制也是难以生存的，这些都属于市场失灵的问题。我们还要严格规范文化市场的行为，文化市场不会自发地维持社会公德。同时，要健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和市场体系。在文化领域，同样要讲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文化市场体系包括消费需求市场、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在这个领域一定是市场配置资源，要发挥市场配置文化资源的决定性作用。文化市场的支撑体系，如信用体系、市场监管、行业管理，这是政府要发挥作用的地方，需要政府更好地作为，既不缺位，也不越位。这两方面作用都发挥好了，推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健全文化产业体系和市场体系就指日可待。因此，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创新文化管理体制是当前一个紧要的任务，否则健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和市场体系也无从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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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宣讲家网站报告录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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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贤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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