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永军：任全良和他的《畅言集》

中国作协会员，原宿迁市作协副主席、沭阳作协主席任全良的再版《畅言集》，读完有些时日了。我想写点读后感，却迟迟未能动笔，不是书难评，而是人难描。

我与全良兄相知于上个世纪80年代初。那时，我们经常一起讨论问题，在我眼里，他一直是我们“同辈男女”中的佼佼者，并不是因为他在内长山要塞区宣传处工作时就已经发表了大量文章，而是源于他才思敏锐，语言犀利，同他一起探讨问题，总能溅出思想火花；从他那儿出手的材料，思想辩证，文笔凝炼，端得“一把好刷子”；尤其难得的是他不唯书、不唯上，不仅有独到见解，且敢于直抒胸臆。

1985年，部队百万大裁军，全良主动要求到地方工作。1986年春天的一个早晨，我送他登上了回家的汽车。

从那以后，我们天隔一方。这些年间，我们彼此间虽然少了联系，但战友情深加上共同爱好，我始终留意他在报刊上发表的文章。一经发现，工作再忙，也要挤时间读完，犹如当年一起对话，每每生发出一种思想认同的共鸣。今天，置于我案头上的这本《畅言集》，便是他结集出版的多个集子之一。这本书部头不大，但读过之后，感觉含金量颇高。

全良战友极善写杂文。他的杂文，大马金刀，针砭时弊，言之有物，从不搞无病呻吟，更无“拍马”文章，尤以揭露抨击社会热点、痛点问题见长，这本集子中不少杂文篇什都堪称上乘之作。最令业界击节的是他1989年发表于《求是》杂志第16期上的那篇《“代写专业户”的彷徨》，该文抓住“笔杆子”违心为他人作嫁衣的苦恼和彷徨，揭露政治、文化领域中的乱象，发出了“消除形式主义、弄虚作假的流弊”，“形成文人重文、社会敬文的良好风气”的呐喊，让人读过之后，感觉畅快淋漓，直呼过瘾。因此，文章荣获了“星海杯”全国杂文征文大赛最高奖。而他发表在《光明日报》上的另一名篇《“当代名人”的困惑》，则斩获了1993年度全国报刊文章评比二等奖。这对于一个在小县城工作的机关人员来说，无论从那个角度上，皆不失为一个“当惊全县殊”的荣耀。

全良战友的理论思维成果同样丰厚。长期从事宣传理论工作的职业浸泡，他炼就了一副超前思维的头脑和眼界，无论捕捉问题还是分析问题，从不人云亦云、随波逐流，而是秉持“以我手写我心”，因此这本书中的不少篇目都显现了见微知著、慧眼独具的眼力。比如《谨防过头的“否定”》《消除对待改革的“心理过敏现象”》《“从五湖四海”到“五洲四海”》《力求看准》等，都思想辩证，前瞻性很强。文章虽然发表于20多年前，但其中的观点拿到今天，依然经典，透着智慧的光亮，可谓经世之作。

全良战友的时政评论亦有许多扛鼎之作。“惟古于词必已出，降而不能乃剽贼。”写评论尤其是政论性评论，很容易出现照搬红头文件、剽套领导讲话观点的空泛议论。《畅言集》中的评论文章，在摆脱这一惯性上作出了显著努力，不仅标题制作新颖，创造了《允许问个为什么》《提高赞成票的质量》《话不投机尤须听》《不必充当“拉拉队”》等让人一看题目便想读的“眼球文章”，就是其中的观点上也注意了讲新话，如《正确掌握和运用数据》一文，他以“注意数字的系统性”“注意数字的客观性”“注意数字的辩证性”，提出了掌握和运用大数据的关节点，既耐读又耐品咂。评论文章中常见的“板面孔”现象不见了，取而代之的则是新鲜活泼，文采的飞扬、思想的丰富辉煌，跃然纸上。

特别值得郑重一提的是，全良战友对腐败时弊的鞭挞，可谓一针见血、一刀封喉，真正具有“匕首”“投枪”的功能。在《慎用权力》《为官务正》《为官务醒》《为政应慎言》等文章中，他更对权力任性、公权私用予以警醒、劝诫，看了让人拍案叫绝，但在腐败分子眼里却成了“眼中沙”“肉中刺”，很容易“对号入座”，视为“含沙射影”。要做到这一点，没有一种血性，没有一个文胆，断然不敢造次。

“失之东隅，收之桑榆”。这本《畅言集》散发着岁月的留痕，也成就了全良战友独立的人格、文胆的本色。于是，我想起了包拯的那首《书端州郡齐壁》词：“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秀干终成栋，精钢不做钩。仓充鼠雀喜，草尽兔狐愁。史册有遗训，无贻来者羞！ ”或许，依包拯的这首词，可以为全良战友的品格描一画像。

（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中国军事文化研究会理事，山东省军企文化融合专委会会长，原济南军区司令部直工部副部长、大校）

责任编辑：叶其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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