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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力结合,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同繁荣

2019年03月15日 17:02

 

马克思列宁主义自传入中国的那天起,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就成为无法回避并着力解决的问题,在碰撞冲击、吸纳融合、相互促进发展中创新。中国传统文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提保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中国传统文化转化发展提供了坚实基础。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相互契合、融会贯通、共同发展、共同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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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是从俄国十月革命开始的。正是由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才诞生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中国革命有了正确的领导者和组织者。中国共产党的首要任务是革命,推翻压在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解放全中国。但是,此时建立新中国已绝不再是历代封建王朝的延续与更替,而是一场全新的社会形态的伟大变革。社会革命需要有科学理论作为指路明灯,马克思主义就是关于社会形态革命的学说,它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指明了一条中华民族复兴之路。

马克思主义秉持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革命理论,它把无产阶级作为自己赖以实现的物质力量;而无产阶级的觉醒必然要求科学理论的指导,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寻求解放的思想武器。于是,中国“五四运动”便出现了两种本质相同的新趋势:一是自1915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发展成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运动,二是中国工人阶级作为独立的力量登上政治舞台并且发挥了重要作用。李大钊、陈独秀等先进知识分子深刻地认识到了这一点。他们积极顺应历史的发展潮流,致力于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阶级和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结合起来。像撒播种子一样,把马克思主义传播到华夏大地,并逐渐扎下了根、开花结果。从而改变了中国的命运,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命运,书写了人类历史的辉煌成就。

(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辨析马克思主义诞生在西方,后传入中国。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传入,我们必须秉持这样的基本共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绝不是简单的外来文化和本土文化的关系,而是国家意识形态与其文化资源间的关系;马克思主义既是西欧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对欧洲文化影响的成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的过程,也是西方文化反哺中国革命的历史过程。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是德国人,他们创立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学说诞生在西方,但马克思主义却蕴含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基因。这要归功于“东学西渐”(指通过古代丝绸之路进行的东西方文化交流过程),它推动了欧洲启蒙运动的产生、发展,给欧洲当时最先进的思想家以理论启迪,最终形成了19世纪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空想社会主义三大理论成果。马克思和恩格斯继承和发展了其中的优秀部分,创建了马克思主义学说,揭示了人类发展的普遍规律,它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这说明,马克思主义是世界无产阶级和进步人民所共同拥有的科学理论,是一种具有国际意义的学说,并非是某一国家所单独拥有的专利。

还必须看清,20世纪的中国,当时的中国革命不是也不可能孤立地发生和存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从属于帝国主义的殖民体系,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新的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中国从属于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同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实质上是西方文化反哺中国的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是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世界观和方法论来接受的,而不是作为德国的文化形态来接受的,我们必须要有这样的清醒认知。

马克思主义学说从最初被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发现,到经过大量翻译传入中国,是因为它能够满足正在进行革命的中国社会的需求,可以为中国革命带来新的理论指导。这样,中国报刊上陆续出现了麦喀士(即马克思)和昂格斯(即恩格斯)的名字、生平及某些特点的介绍,马克思、恩格斯的一些理论开始为人知晓。例如1902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最先提到“麦喀士之社会主义”。但也正是由于概念不清楚、理解不准确、接受不自觉、运用不权威,以及译者出于维护本阶级利益而对原著内容人为筛选等原因,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最初尝试,以失败告终。

(二)马克思主义必须中国化。最初失败的教训启迪中国共产党人: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是互为依托的,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力量源泉。马克思主义要在中国生根并发挥其指导作用必须中国化,即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身品质所决定的。马克思主义要想成为无产阶级的理论思想和行动纲领,就必须回答和解决当时当地的实际问题。中国共产党要想成功地实践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也必须要将其同本国的实际相结合,用新的实践、新的内容、新的语言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必须首先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马克思主义化,即创建革命文化。为此,以李大钊、陈独秀、李达、瞿秋白、毛泽东等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们殚精竭虑、艰苦努力,他们翻译传播、积极论战、科学批判,为传播马克思主义作出了杰出的重要贡献。

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创始人李大钊发表过一系列介绍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经济学说、社会主义理论的文章和演说。其中最著名的是在1919年《新青年》第六卷第五号和第六号上刊登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文章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大体分为历史论、经济论和社会主义运动论三个部分,这是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篇力图全面、系统地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代表了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最初理解,在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具有开拓意义。

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中国共产党创始人陈独秀1922年在《新青年》第九卷六号上发表的《马克思学说》一文,是继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之后,又一篇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力作。首先是校正了李大钊文章的概念。用“社会制度”“阶级争斗”来表述“社会组织”“阶级竞争”,用“剩余劳动”“剩余价值”取代“余工余值”,对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具有重要意义。其次是对唯物史观与阶级斗争学说之间的关系作了进一步说明。再次是增添了“劳工专政”的新内容。把劳工专政和剩余价值、唯物史观、阶级争斗一起视为马克思主义学说的重要内容。

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教育家,中国共产党创始人李达1921年1月在《新青年》第八卷第五号上发表的《马克思还原》一文,系统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演变过程,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具有重要作用。他写的《现代社会学》,是一本系统阐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著作,通俗易懂,深入浅出,仅在1926-1933年就先后印行了14版,产生很大的社会影响。

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瞿秋白在马克思主义传播方面最突出的贡献在于,他第一个向中国人民介绍了辩证唯物论。此前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主要是陈独秀提出的四个部分,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宣传主要集中在唯物史观上。瞿秋白在《马克思主义之意义》一文中认为,马克思主义是解释宇宙一切现象的方法总论,是综合各学科的方法而说明人类知识能量的认识论。

毛泽东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典范。1919年冬,当时被称作是湖南学生运动领袖的毛泽东第二次来北京期间,热心搜索并研习中文本的共产主义书籍,建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在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他第一次明确提出“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强调“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待解决的问题”。从投身中国革命起,毛泽东便致力于探索和实践如何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正确途径,在理论和实践上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性贡献。在《矛盾论》《实践论》《论十大关系》等一大批著作中,都鲜明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让复杂的理论通俗化、大众化,深入浅出地说明问题,很接地气。例如,创造性地用“实事求是”来阐释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用“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来说明对立中有统一;用“看菜吃饭,量体裁衣”来说明具体情况必须具体分析;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来说明新生事物是不可被战胜的等,他非常善于用传统文化中的命题解读马克思主义。显然,没有对马克思主义深刻的消化与理解,没有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和继承,就不可能形成具有中华民族特色和风格的毛泽东思想。

 

(三)正确处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转眼,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已百年,深刻影响了中国的历史。百年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如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了创新发展并且形成了稳定的文化体系,成为中国历史、文化、中国社会革命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的主流文化,为中国人民所广泛接受,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自然是与中国传统文化紧密结合所分不开的。

自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那天起,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就成为无法回避并着力解决的问题。我国著名哲学家陈先达教授受冯友兰先生“旧邦新命,是现代中国的特点”观点启发,提出要“以‘旧邦新命’作为廓清迷雾、解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的一把钥匙”。这说明,在迎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今天,我们只有站在社会形态变革的高度进行审视,才能弄清当代中国为什么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以及如何处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这个重大问题。

1、马克思主义改变了中国原有的文化结构,促进了中华民族文化觉醒。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世代相传的具有民族风貌的文化。漫长的封建社会,孔子至高无上的圣人地位没有因为王朝易姓而发生根本变化。儒学在思想文化领域长期居于主导地位,其思想影响深远。传统文化中的部分内容具有极大的阶级性与落后性。就在中华民族处于危亡之际,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为“五四运动”注入了新的思想武器和精神支撑,这场反对封建制度旧道德、旧的思想传统,倡导科学和民主的启蒙运动,形成了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五四精神”,极大地促进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觉醒。它既是一次独特的思想文化革命,也是中国政治现代化进程中一个伟大的转折点,因而对中国的思想文化有着广泛的历史意义和影响。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逐渐变成中国社会意识形态的干流。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结合中国当时社会基本国情,深入革新传统文化,丰富大众文化,建立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如今,传统文化生机勃勃,社会主义文化百花园争奇斗艳。

2、马克思主义给中国传统文化增添了科学元素,丰富了其内涵。建立在农耕文明基础上的中国传统文化,很难跳出“耕读传家”思维模式。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对人类文明成果批判性继承的结果,深刻揭示了客观世界特别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作为一个严密而完备的科学体系,不仅指出了检验真理的客观标准,还为人类提供了科学的研究方法。这个全新的文化价值体系,给中国传统文化增添了许多科学元素,撑起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筋骨,曾令当时许多有识之士“眼前一亮”,并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现代史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产生的每一次历史性飞跃所结出的伟大硕果,比如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诞生,都极大地丰富了传统文化的内涵。民族化、大众化使得马克思主义不再是唯一一个“高大上”的理论,而是让人们易懂易接受、具有“亲和力”的理论,能够很快融入民众的头脑,是其意识形态的一部分。

3、马克思主义促进了中国传统文化质的飞跃,升华了其精神蕴意。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追求美好生活的梦想有很多,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小康”,它缘于三千年前老祖宗唱过的一首歌——“民亦劳止,汔可小康”(《诗经·大雅·民劳》),大意是:人民劳作也太辛苦啦,应该让他们躺一躺。孔子扩充小康的含义,将百姓最简朴的愿望演绎成一种理想的社会模式并被写入《礼记·礼运》中。然而在“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历史长河中,小康依然是水中望月、雾里看花,直到在现阶段才基本成为现实。以此为标志,忍饥挨饿、缺吃少穿、生活困顿这些几千年来困扰人民的问题总体上一去不复返了。现在的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制造业第一大国、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商品消费第二大国、外资流入第二大国、外汇储备连续多年位居世界第一、国内生产总值稳居世界第二,中国人民在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征程上迈出了决定性的步伐,成就举世瞩目解析其中,沿袭中华文化传统而诞生的五四精神、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张思德精神、白求恩精神、愚公移山精神、西柏坡精神、雷锋精神、大庆精神、抗洪精神、抗震精神、航天精神等成为成功密码。中华民族不朽的灵魂,推进中国和平崛起。

4、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厚滋养,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神、浩如烟海。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系统的思想体系。优秀传统文化为马克思主义提供了精神底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汲取了传统文化的优秀基因。首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生长环境。在提供语言、民族等环境的同时,“头悬梁、锥刺骨”的求学劲头、“不耻下问”的诚恳态度、“循序渐进”的做事原则、“格物致知”的求知方法、“学以致用”的优良作风、“实事求是”的务实品质等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前提和保证。其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思想资源。经过千百年不断演变而逐步形成的“天人合一”“修齐治平”“厚德载物”“自强不息”“礼义廉耻”等中华传统观念,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思想资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了深厚文化根基。再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精神支撑。正是由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爱国主义精神、自强不息精神、厚德载物精神、艰苦奋斗精神、众志成城精神、实事求是精神、舍生取义精神等中华民族特有的民族精神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才保持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先进性,增强了时代性。

正确处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需要在实践基础上自觉实现两者的有机结合。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根本点,就在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来辨析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充足资源。

(四)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绝不能混为一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指的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并获得一定民族形式的过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指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即具有中国特点和民族形式的科学理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过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成果。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只能产生于和发展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结晶和升华,没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没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确立和发展又反过来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二者是浑然一体、相互依存、相辅相成、密不可分的,其灵魂和精髓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不断与时俱进、永无止境、不会终结的过程。马克思主义是本源,没有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便无从谈起。我们绝不能只要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不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视为两个可以分离的不同过程,这既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也曲解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本质。

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是共同的、确定的。我们党之所以再三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意在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本质,必须毫不动摇地捍卫和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

(五)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弘扬和升华。我们党从诞生之日起,既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者和践行者,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一直坚持将马克思主义和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正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优秀传统文化不断传承弘扬,不仅在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中孕育和发展了革命文化,而且在建国后的社会主义建设、改革的伟大实践中创立和发展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推动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不断取得新成就。与此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也不断推动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越来越体现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谱写出新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新篇章。

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是一个过程的两方面,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结合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而完成中国化,中国传统文化必须通过自觉接受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而逐步迈向现代化。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条件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的良性互动,发扬传统、丰富传统,创新理论、发展理论。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国人民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吹响中华民族“强起来”的进军号角。在深入推进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的崭新的历史创造过程中,提出了一系列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形成了系统完整、逻辑严密的科学理论体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既开拓了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发展的新境界,也为人类社会发展贡献了独特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其中蕴含着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基因,深得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优秀文化传统是它的核心和灵魂。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在带领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长期历史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都注意汲取其中积极的养分。”优秀传统文化赋予了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以鲜明的民族特色、时代特色、语言特色,充分彰显出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格、实践品格与时代品格,是中国共产党的理论新飞跃、行动新指南。

“腹有诗书气自华,最是书香能致远。”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系列重要讲话,常常是引经据典、纵横捭阖,深入浅出、解惑释疑,内涵丰富、思想深刻,娓娓道来、淋漓酣畅,深刻揭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定位,系统阐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深刻体现了我们党对优秀传统文化的高度自信,开辟了近代以来传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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