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借鉴：法家“冷酷”文化中有精神温度

中国古代文化，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先秦文化中，法家是诸子百家中对法律最为重视的一派。法家学说的形成和实践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大致有三个阶段：一是春秋五霸到战国初期诸侯变法时期，代表人物有管仲（主要思想是“以法治国”）、商鞅（主要思想是“法”）、慎到（主要思想是“术”，中国战国时期赵国人，今河北省邯郸人，古称慎子，是法家创始人之一）、申不害（主要思想是“势”）；二是战国末期集法家之大成的韩非，提出了将势、法、术三者紧密结合的思想，构成法家思想的终极核心；三是汉武帝推行儒法并用“儒表法里”的理论治理国家。从此，独立的法家学派逐渐被排斥掉。法家学说以主张“以法治国”的“法治”为核心，提出了一整套理论和方法，为后来建立中央集权制的秦朝提供了有效的理论依据，秦汉（初）同律，汉朝继承了秦朝的集权体制以及法律体制，这就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政治与法制主体。法家也在法理学方面作出了贡献，对于法律的起源、本质、作用，法律同社会经济、时代要求、国家政权、伦理道德、风俗习惯、自然环境以及人口、人性的关系等基本问题都做了探讨，而且卓有成效。

但是，法家思想文化也有其不足的地方。比如，法家奉行极权主义、法律万能主义、法律专制主义、重刑主义，极力夸大法律的作用，强调用重刑来治理国家，“以刑去刑”，对轻罪实行重罚，甚至“刑用于将过”，迷信法律的作用。封建社会法家的“以法治国”实际上就是以刑治国，对农民采取严厉镇压的手段。尤其是“刑用于将过”，实质上是按人们的思想定罪而不是按行为定罪，这就混淆了罪与非罪的界限；有些人将法家在统一中国过程中的“富国强兵”目标等同于“穷兵黩武”；另外，法家主张“强国弱民”，无限扩大国家权力而缩小人民的利益，这无疑是法家理论的一个危机。秦始皇正是根据法家的主张，“禁文书而酷刑法”，大兴土木，劳役民众，结果适得其反，不仅没有做到“以刑去刑”，“国民无刑”，相反，“奸邪并生，赭衣塞路，囹圄成市，天下愁怨，溃而叛之”（《史记·秦始皇本纪》）。因此，也有后人将法家文化称作“冷酷”文化，倒也有几分贴切。当然，秦的兴旺与灭亡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不能全部归咎于用法家思想进行统治。

正是由于法家文化所表现出的“冷酷”特征，从古至今主流学界对法家思想文化都秉持着一种批判和否定的态度。其实，任何一种系统化的思想理论都有自身的生长点和立足点，有其论证说理的根本目的和特定的服务对象，难免存在历史局限性。人们俗话说：屁股决定立场。马克思主义从辩证法上看人类社会的本质发展，先秦时代的法家代表着新兴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其以君主为本位的政治立场、价值体系及其方法手段，这就规定了其理论的性质必然是以君主为本位的思想系统。管仲、慎到、申不害、商鞅等前期法家已经表现了对君主和权势的极大推崇，韩非则从更为精深的理论层面构建了彻底的君主本位观。对于法家的思想文化，需要我们进行批判性借鉴，发掘其中有精神温度的文化，赋予其新时代内涵，实现创造性转化，这是我们应有的立场观点方法。

我们必须承认，产生于中国先秦时代的法家思想文化不失为古代中国社会一种精深的法治理论，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确有许多闪光的法治建设理念和社会管理思想，很值得我们在新时代治国理政中认真借鉴汲取。仅以法家统一中国过程中“富国强兵”的目标为例，足以让人感受到法家“冷酷”文化中的精神温度和先进程度。

富国强兵是法家治国理政的“经方”。回顾历史，有的朝代文盛武衰、国富兵弱，成了“泥足巨人”，北宋时代就是如此，屡遭侵犯、百般受辱。痛定思痛，统治者愈加清楚地意识到，富国是强兵立国的决定因素，强兵是立国安邦的根本保证，为了保持一个安全的经济建设环境和生活环境，必须建立与国家地位相适应的国防。这是社会发展史反复证实了的客观规律，更确切地说是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最根本的规律。中国古代有许多开明的思想家、政治家和军事家对富国强兵问题有着相当深刻的认识，坚持把富国强兵作为自己全部理论和行动方案的最高目标。在倡导与推崇富国强兵的治国理政理念上，法家的作用尤为突出，值得当今深刻认识与思考。

先秦诸子百家的目标是“富国强兵”，法家也不例外。而且法家把“富国强兵”作为法治理论的基础。在统一中国过程中，按照因时而治的决策原则，法家代表人物，战国时期政治家、改革家、思想家商鞅（约公元前395年－公元前338年）提出了前刑而法、耕战并重的富国强兵之策。作为一个清醒的政治家，商鞅并没有将风俗淳朴、与世无争的太平盛世当作现实目标，而是孜孜以求富国强兵，展现出了其政治上的远见卓识。

就“富国”之策来说，富国是强军之基。在当时的农耕社会里，注定是以发展农业为首要目标，种地养殖成为政府“钱袋子”的基本来源。商鞅在《垦令》篇中提出了20条促进垦荒、发展农业的办法，它不仅对中国传统的农业政策有重大影响，而且对如何统治一个封建的农业国家也有很大的影响。其主要思想：

首先是严格治吏，保护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在对社会的考察中，商鞅发现政权机构的效率与官僚集团的素质，对治国理政方针政策实施的效果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因而将“无宿治，则邪官不及为私利于民，而百官之情不相稽，则农有余日”列为20条之首。所谓“无宿治”的意思是不得拖延公务。商鞅认为，各级政府工作作风雷厉风行，不拖延公务，奸邪的官吏就没有机会从民众的身上捞取私利，农民就能有更多的时间心情舒畅、精力充沛地从事生产劳动。在第16条中，商鞅进一步强调了法令制度的统一性和严肃性。他说：“百县之治一形，则从迂者不敢更其制，过而废者不能匿其举。过匿不举，则官无邪人。迂者不饰，代者不更，则官属少而民不劳。官而无邪则民不敖，民不敖则业不败。”这就是说，只要坚决在各县实行统一的法制，并严格要求人人恪守，奸邪的官吏就不敢擅自变更，有过失的官吏也不敢掩饰错误，这样就不会有邪僻的官吏，即使有也不敢文过饰非。替代的官吏不敢随便变更制度，官吏的编制就可以大大减少，民众也不至于频于奔命。官吏不邪僻，民众就不会游手好闲。民众不游手好闲就不至于破产。政府机构精简，赋税负担不会过重，农民就有足够的时间从事生产了。事实上，即使是今天，探究刁民的成长逻辑顺序，我们仍会发现刁民并非天生性刁，而是先有刁官后有刁民，官吏视民如草，草民必刁。今天，我们解决政府机关不作为、慢作为、懒作为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仍然可以从商鞅治吏思想中寻到有益的启示。

其次是加强调节，减轻赋税。商鞅认为，行政干预可以为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但国家干预经济的最佳方式还是运用赋税政策进行调节。在20条中有6条是关于调节赋税的。比如，“訾粟而税，则上壹而民平”，即根据收成好坏确定统一税率，使农民负担公平合理，也让贪官污吏不敢从中作弊。“上信而官不敢为邪，民慎而难变，则下不非上，中不苦官”，百姓信任朝廷，又不害怕官吏的刁难，当然能够安心生产了。比如，对贵族课以重赋。征收人口税并加重徭役，对贵族大家的无业子弟课以徭役，这样做的目的是使那些游手好闲之辈去务农；还比如，对商人课以重赋。按商人家庭人口（包括仆人）课以徭役之外，还加上了“重关市之赋”和“贵酒肉之价，重其租”两条，目的是为了实现“农逸而商劳”。这些运用赋税手段的做法，对于打击游手好闲的社会闲散人员、抑制工商业、保护农民生产积极性、确保农业发展，都起到了积极作用。此外，商鞅还提出了禁止私人买卖粮食、禁止雇工、禁止私人开设旅店、禁止私自樵采渔猎等措施，来强化重农抑商的经济管理体制。当前，面对经济发展遇到的新的下行压力，中国政府坚决采取大规模的减税降费措施，将制造业等行业现行16%的增值税税率降至13%，将交通运输业、建筑业等行业现行10%的增值税税率降至9%。4月1日起开始减少增值税，5月1日起要降社保费率。政府动用存量利益，割自己的肉，彰显体恤民生的好传统。这是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再次，商鞅继承了管仲等人安民于土的观点，进一步提出了“使民无得擅徙”的主张，因而禁止民众随意迁移，确保农民能够专心致志于农业生产。同时，还主张“重刑而连其家”，以严刑峻法来惩处那些不安心务农的人。商鞅的重农和重刑政策毫不掩饰地表明封建统治者的重民、爱民都不是为了民众自身利益，而是为了制造更加驯服的奴隶。这也证明了马克思所说的“专制制度的唯一原则就是轻视人类，使人不成其为人”的论断是何等正确。事实上，这种愚民的做法至今仍阴魂不散，目前仍有一些乡村干部仍然在使用封锁信息、隐瞒标准等愚民政策，截留和侵占国家惠民财物资金，极大地挫伤了农民兄弟的种粮积极性，党和政府应当采取切实措施加以解决。

就“强兵”目标而言，富国才能强兵，强兵才能卫国——能否把握好安全与发展的黄金分割点，关乎前途命运。春秋战国时期，中国是一个战争频繁的国度，面对战乱灾难，统治者和军事家意识到了“国不富则无称雄之本，兵不强则无争霸之力”的道理，迫使执政集团视富国为强兵之本、之先、之急，把富国强兵放在首要位置，十分重视发展经济和充实装备。这是正确治国理政的根本要求。

春秋时期法家代表人物，著名的经济学家、哲学家、政治家、军事家管仲（约公元前723年－公元前645年），齐恒公时任卿，他力推改革，富国强兵。在《管子》一书中，比较系统地论述了“富国强兵”思想，主要有三个方面内容：一是以富民为前提。“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治国》)，民富则国富，“国富者兵强，兵强者战胜，战胜者地广”（同上）。二是以农业为基础。“民事农则田垦，田垦则粟多，粟多则国富”(同上)。三是采取政治、经济和军事相结合的措施。“作内政而寓军令”，“定民之居，成民之事”,“士、农、工、商”各就其业、各尽其力；“参其国而伍其鄙”，“武政听属，文政听乡”，使民忙时务农，闲时习武（《小匡》）。管仲这种国防强大依赖经济发展、加强国防建设根本是发展生产的思想，使齐国平时保持了雄厚的经济、政治、军事实力，战时具有卫国制敌的坚实基础，守则固，攻则胜，最终成为春秋时期第一霸主，管仲自己则成为后世政治家极力效仿的楷模。

在富国强兵中，商鞅主张不任用，更不褒奖那些不能手执干戈以卫社稷的文学之士、游说之士，而是重赏那些为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而赴汤蹈火、征战伐敌的有功人员，以激励将士们奋勇作战。“民见战赏之多则忘死，见不战之辱则苦生，赏使之忘死，而威使之苦生”（《商君书·外内》），用这种舍生忘死追求战功的将士去作战，好比用硬弓去射飘落的黄叶，难道还有不能射穿的吗？这也许就是秦国军队战斗力强大的原因之一。

战国时期法家代表人物，杰出的思想家、哲学家和散文家韩非（约公元前280年—公元前233年）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出生在空前动荡的战国末期，诸侯争雄是社会中心问题。力强者胜，力弱者败。从而导致胜者兼并城邑日益强胜，败者割地求和。韩非亲眼目睹了韩国削弱，切望国家强大起来，曾屡次上疏，建议韩王“不务修明其法制，执势以御其臣下，富国强兵而以求人任贤”（《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但一直不被采用。于是，他发愤著书，写下了《孤愤》《五蠢》《内储说》《外储说》《说林》《说难》等十余万字的探索富国强兵的著作。在《五蠢》中，他把人类以往历史分成“上古”“中古”“近古”“当今”四世，从历史进化的角度深入探讨了富国强兵的极端重要性。秦王嬴政看到韩非的文章，极为赞赏，恨不得与之同游，说：“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以至于他出兵急攻韩国，一心想把韩非弄到秦国来辅佐其政。

如果说儒家文化充满着理想主义光辉，那么法家文化则更具有现实主义色彩。尽管韩非的治国理政思想不如儒家有远见，但更切合当时的实际，所以他的思想才受到秦王嬴政的青睐。即便是到了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的后世，韩非的势（任势不任礼）、法（用法不用贤）、术（行术不行仁）思想仍被不少统治者心照不宣地遵行着。

精锐之师成为强国的标识。回望那些曾经在中国历史舞台上演绎出叱咤风云、战无不胜、无坚不摧之战争活剧的大秦王朝军、大汉军、东晋北府军、南北朝梁国白袍军、大唐王朝军、南宋岳家军、明朝戚家军、蒙古铁骑等威武之师，在这样一支支有灵魂、有血性、有担当的钢铁队伍的背后，无不是实力强大的国家。也正是由于有强大的国家实力做坚强后盾，才吸引和激励大批有识之士投入练兵备战事业。近代以来，训练新军最成功的非晚清袁世凯莫属，袁世凯的“小站新军”被称为中国第一支近现代的武装。自1895年袁世凯小站练兵成立新建陆军起，在中国近代史上逐步形成了继李鸿章淮军而起的一个庞大封建军事、政治集团，史称“北洋军阀”。在北洋军阀存在的33年里，这支队伍走出4位民国总统，6位中华民国总理和陆军总长，成为近代中国最大的军事政治集团。小站练兵成功的奥秘在于，袁世凯不但在训法、战术、操法等方面全新改革创新，有一套完备的练兵之法，还非常注重在思想文化方面陶冶锤炼将士，开创性地运用民本思想影响官兵的思想道德情操。袁世凯作的《劝兵歌》，人人熟记，天天传唱，倒背如流，他在拢人心、聚士气上，开近代中国军队思想建设先河，成为近代中国军队思想政治工作的雏形。

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但是天下仍不太平，世界并不安宁，和平任重道远，军队没有理由“刀枪入库、马放南山”，军人更不能高枕无忧。马克思主义告诫我们，帝国主义是战争的策源地，只要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还存在，战争就将不可避免地发生。作为一支人民军队，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战争，遏制战争，坚决捍卫世界和平，书写威武之师、正义之师、文明之师的风采。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枪杆子”捍卫和巩固政权，军队是人民安居乐业、国家和平崛起的安全屏障。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光明前景。2013年3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出席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解放军代表团全体会议时强调指出，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是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回答了为什么要强军、强军目标是什么、怎样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这个重大课题，为在新起点上推进国防和军队建设提供了根本引领。

强军目标是开启中国特色强军之路新征程的行动纲领。古田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后，全军上下举旗帜、抓思想、固根本、强军魂，坚持政治建军；猛药除疴祛疾，驰而不息纠风，高压严治惩贪，党风军纪为之一振；裁减军队员额30万，大刀阔斧改革编制体制，推进部队的编成向充实、合成、多能、灵活的方向发展；指挥层级更扁平，作战编组更灵活，合成化、模块化程度更高，战斗力快速跃升；抓基层、打基础，强基固本；全要素、多领域、高效益的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格局正在形成；组织修订军官法、兵役法，研究制定士官条例、义务兵条例；提高军人工资待遇保障水平，推进军费管理、军人工资、住房、医疗保障等方面改革；健全退役军人管理保障体制机制，构建完善军人荣誉制度体系……短短几年，政治雾霾涤荡，政治生态修复，编制体制重建，武器装备更新，战斗力恢复，人民子弟兵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人民军队临绝地而再造、浴烈火而重生、逢生机而勃发。在富国强兵的新征程中，中国军队日益成为捍卫人类和平与正义事业不可缺少的中坚力量，为维护世界和平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风正潮平，扬帆破浪。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强军思想，把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和当代中国军事实践提升到新的境界、新的高度，引领人民军队向着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向着世界一流军队阔步迈进！富国强军、治国理政、实现中国梦，这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和组成部分。中国自古以来，被人们普遍认为用儒家思想教人育人，用法家思想治国理政，相辅相成，有力地促进了中国社会的文明进步。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执政者实质把儒家和法家看作是两个类的派系斗争，就是两个意识形态争当主流地位的问题，其斗争程度是残酷的、你死我活的斗争。人类的历史长河奔腾不息，人类文明发展已进入了21世纪，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进入了新的历史方位和新的起点，展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新气象新作为。当今最为重要的是在政治思想领域的意识形态，毫不动摇地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不动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群众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统领政治思想的意识形态领域，坚持“四个自信”是根本，守住“四个意识”是关键；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统领意识形态领域，吸收借鉴人类文明成果。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行稳致远，走向光明的美好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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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刘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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