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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要痛下猛药整治形式主义

2019年04月03日 13:30

以史为鉴,古为今用。这是新时代新气象新作为必须坚持的立场观点方法的根本问题。本文先从一个古代“治虚”的故事说起:明朝洪武八年前后,全国各地接连发生了洪水、地震等自然灾害,朱元璋皇帝下诏让朝臣上书议论朝廷政策得失,以便改正。时任刑部侍郎的茹太素写了一份奏章,洋洋洒洒长达17000多字。

看到这份奏章,朱元璋皱了一下眉头,便让中书郎念奏章。中书郎接过奏章便一字一句地念了起来,念到约16500字时已口干舌燥,而此时朱元璋尚未听到重点,于是勃然大怒:“虚词失实、巧文乱真,朕甚厌之!”立即令人将茹太素召至殿上当面责骂,并暴打了一顿板子,以示惩戒。

尽管茹太素在剩下的500字奏章中,提出5条建议被朝廷采纳了4条,但却因为奏文冗长挨了一顿暴揍。《明史·茹太素传》记下了朱元璋的感慨:“太素所陈,五百余言可尽耳。”此后,朱元璋下令制定行政文书规范:“颁示中外,使言者陈得失,无繁文。”

从这个故事使我们联想今天整治“会议多”中的形式主义。这东西之所以屡受群众诟病却又屡禁不止,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虽然大家人人深恶痛绝,可又往往缺失痛下猛药的决心和对策。正是从这个角度想开去,茹太素“虚词失实”挨暴揍的教训就有了现实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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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经历过20世纪40年代、50年代的人,大概都知道这样一句民谚:“国民党税多,共产党会多。”会多,曾经是我们党实行民主、顺应民意的一个标志性景象。不论是战争时期还是和平年代,不论是中央还是地方,大事小事都要开会研究。

开会干什么?一是集思广益,民主决策;二是“洗澡”“洗脸”,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三是学习贯彻党和国家方针政策,明白大是大非。开会,既是民主集中制的表现形式,也是上下级、同志间互相沟通、求同存异的最好方法。发扬民主,调动群众参政、议政、监督的积极性贯穿其中。其重要意义,诚如那首《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所唱的那样:“他实行了民主好处多”。显然,这个“会多”是一个正能量。

然而,凡事皆有度,物极必反。1952年秋,中共中央西北局调查组发现,咸阳一区7月至10月,区干部因经常开会及配合各方面工作太多,导致中心工作没有按期完成,干部们有怨言。这事引起了毛泽东同志的高度重视,1953年3月,亲自起草了中央《关于解决区乡工作中“五多”问题的指示》。1960年3月30日,他又亲自写下了《反对官僚主义,克服“五多五少”》的党内指示,其中列举历城县委在70天的时间内,县委及县委各部门召开各公社党委书记和各部门负责人参加的会议184次、电话会议56次的典例,明确指出,这种情况是不能继续下去的,物极必反……从这开始,“五多”问题一直为我们党改进工作作风所重视。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出台了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提出反对“四风”和“三严三实”的具体要求,都把纠治“五多”作为了重点内容。

然而,值得高度警惕的是,“会议多”的问题一直到今天也没有因我们的强烈反对而消停,而是像割韭菜一样割了一茬又长出一茬,甚至在一些地方成了“臭豆腐”:一边吆喝“精简会议”,一边把开会当了“妙招”;一边要求“减少陪会”,一边将“开设XX个分会场XXX人参加”当作了成绩,把“中心组学习带机关、带直属单位”当作了经验;一边表示“下决心把会议减下来”,一边宣扬“逐级开会贯彻”“层层统一思想”。于是,报上便出现了新的“景观”:某贫困县的县委书记仅一个上半年,就参加了上级召开的几十个会议,加上县里召开的各种会议,粗略算了算,平均下来几乎一半的时间在开会;地处西部边疆的基层连队,连长、指导员在27天里,参加了26次各种会议……

于是,听领导干部抱怨:“要么在开会,要么在去开会的路上”,想深入基层也深入不下去;听机关干部喊累:“领导开会,机关遭罪”,既要整理领导发言材料,又要处理日常工作,“加班加点”成了常态;听基层干部叫苦:“上级要求我们狠抓落实,蹲点一线解决矛盾和问题,但我们却被上级召集的各种会议‘缠住了’”;而群众则戏谑:“领导干部的主要工作就是开会”。其负面影响,正如坊间一副对联——上联是:“今天会明天会天天开会”,下联是:“你也讲我也讲大家都讲”,横批:“谁来落实”?!

又于是,一方面改革发展稳定任务很重,面临不少新问题新矛盾,要求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撸起袖子加油干,最大限度地提高时间的含金量;另一方面大家却被“会多”困在会议室里,泡在“会海”中动弹不得,相当一部分时间被各种各样的会议占据了。这表明,“会议多”已经成了党和军队事业的大敌、顽症,确实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

我们必须正视这样一个拷问:为什么大家从心底里都对“会议多”不胜其扰,实际上却又自觉不自觉地被其役使?扒掉“会议多”中形式主义的马甲,不难发现,首先,它与一些领导干部迷信会议的作用有关,即思想上把开会当成了推动工作和抓落实的“灵丹妙药”:事先,开个会动员一下;事中,开个会推进一下;事后,开个会总结表彰一下,不仅省事省力,而且看起来也热热闹闹。其次,它与一些领导干部缺失担当有关,以开会敷衍塞责,将开会作为一个“安全保险”:你说我不重视,我开会传达了;你说我抓得不紧,我迅速开会了;你说我不负责任,我会上讲得很全面、要求很明确,云云,绝不会有“不讲政治”之虞。再次,它与一些领导干部喜欢“作秀”有关,以开会“秀”姿态,把开会当“落实”。看上去是在认真贯彻上级精神,其实是在认认真真走过场,目的是为了给上边看,特别是引起上面注意,以期对自己由注意变为重视、重用。套用一句古语,这叫作“‘秀翁’之意不在‘会’”,而在沽名钓誉、加官晋爵也。

开会是部署工作、解决问题的一种重要方式。反对形式主义并不是反对一切形式,整治“会议多”更不是从此不开会了。因此,这些年在解决“五多”的问题上,几乎各级都强调说,可开可不开的会议不开。问题是,究竟哪些“可”、哪些“不可”,又大都是边界不清、原则模糊。这就让形式主义有了自由腾挪的空间。这也警示我们,纠治“会议多”,必须确立清晰的治理边界。比如明确:开会必须解决问题,内容重复、形式大于内容的会,坚决不开;开会关键要“议”,没有议题、没有问题导向,易致“议而不决”的会,坚决不开;开会务必有落实举措,只有上篇、没有下篇的“半截子工程”会坚决不开,等等。

把好“不开”关,关键在有权决定开会的各级主官树立正确的立场观点方法,真正把会开好,当好“第一责任人”。1956年11月,毛泽东同志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指出,“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这一思想用于我们今天整治“会海”,就是谁搞形式主义就革他的职。尽管形式主义往往有一个政治正确的外壳,动辄打出唬人的名头,但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哪样的会是解决问题,哪样的会是形式主义;哪个会是真落实,哪个会是用貌似勤快的办法推行懒政;哪样开会是讲担当,哪样开会是用貌似担当敷衍塞责;哪样开会是讲党性,哪样开会是搞伪忠诚,群众心里有杆秤。只要将会议列出清单晒一晒,让群众评一评,就不难得出结论。最终,来一个谁搞了形式主义且“总是不改”就让谁丢官帽的导向,试看谁还能造次?!

“会议多”中的形式主义,是寄生于党的工作作风中的一个疽痈,并不是不治之症。只要我们对形式主义采取零容忍态度,紧盯其新动向新表现,上下喊打,露头就打,“会议多”中的形式主义一定会逃遁无踪。这,我们从党的十八大以来反腐败终获压倒性胜利中,看到了端倪,树起了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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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http://www.71.cn/2019/0403/1039586.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