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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考古资源成为素质教育的一部分

2019年04月11日 16:54

《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要求构建服务全民的终身学习体系,在推进教育现代化的八大基本理念中,特别强调教育要更加注重面向人人、更加注重终身学习。在这一体系的构建中,各类博物馆、美术馆、科技馆等公共文化设施理应发挥更大的作用。仅以博物馆而言,截至2019年1月8日,全国的博物馆总数已超过5000家,2018年在国内举办的各类展览超过2万个。春节和长假期间,一些博物馆人头攒动,各种以博物馆为目的地的游学活动也风风火火。简单地回顾一下历史,就知道要想达到《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中构建服务全民的终身学习体系的要求,我们还需要在理念和行动中都付出巨大的努力。

早在1950年,著名的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就发表《如何使考古成为人民的事业》一文,“考古是人民的事业,不是少数专业工作者的事业。人少成不了大气候。我们的任务正是要做好这项把少数变成多数的转化工作”。此后的数十年间,苏秉琦先生一直在践行自己所倡导的这一理念。但是,新中国刚成立的时候,百废待兴,专业的考古工作者人数很少。改革开放之后,考古事业也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时期。考古专业人数增加,考古资料大量积累,各类文博考古机构不断出现。1987年,苏秉琦先生发表《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考古寻根记》一文,在这篇2000多字的短文中,他纵论距今五六千年仰韶文化与红山文化这两个不同文化传统的共同体南北相遇,“碰撞而迸发出以‘花(华)与龙’为象征的文明火花,到距今四五千年陶寺遗址文化面貌具有的从燕山以北到长江以南广大地域的综合体性质,与史书记载虞、舜、禹时期的‘中国’观念相对应,至距今四千到二千年间夏商周三代各国的‘逐鹿中原’,到秦统一实现了中华一统概念从理想到现实的转变。”1988年,这篇文章被选作高考语文阅读题。但这更多地反映了苏秉琦先生作为一个先行者的远见卓识,却并未化作行业内普遍的行动。一直到2004年,李零先生在《读书》杂志上重提“考古围城”,他说:有的人认为,考古是个自我满足的系统,城中之人绝未打算出去,城外之人也别想进来。可是,如果没有出来进去行内行外的沟通,还谈什么“传播”。公众不读考古报告,也读不懂考古报告,这没错,但沟通并非不可能。考古需要知识的普及化和通俗化,但这不等于说,考古报告也可以通俗化。相反,他强调说,这需要转换,而且是很复杂的转换。

这种“很复杂的转换”,今天依然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难题。一方面,百年来的考古工作为我们积累了大量的田野发掘和调查材料,构成了中华文化巨大的物质文明基因库。但是,另外一方面,考古工作者通过手铲(考古工作者使用的最常见的一种发掘工具)试图解读的埋藏在广阔大地上的“地书”,却又变成了考古报告所呈现的“天书”。葛兆光先生曾说:“考古文献专用的术语概念,造成了考古与思想学术的历史的第二层隔膜,它的‘文化’‘类型’‘地层’,在发掘报告中有它特定的涵义,那种看上去规范而整齐的考古简报常常冷冰冰地使人无法运用他的想象力。多年以来,考古学尽管在大学总是与历史系有缘,但是,他们的论文和著作却始终自我封闭地在运用很接近自然科学的语言、格式,当外行人读他们的报告时,要么觉得他们的话让人难懂,要么觉得他们是在自言自语。”

近年来,随着响应中央“让文物活起来”的号召,社会各界做了多种有益的尝试,如今的情况大为改观。根据中国旅游研究院的统计,最近3年,每年入博物馆的参观人数增量都在1亿左右。但是,现在博物馆也处于“成长期的烦恼”。在笔者看来,去看了和看懂了之间还是有很大差别的。一个显著的表征就是,少数博物馆门庭若市,多数博物馆还是相对冷清。

进一步说,看是第一步的,看懂并转化为自己的知识体系是第二步的。一位国际设计师曾经说过,“美术馆只是美好人生的前奏,而不是结果。美术馆含有指引我们如何面对人生的提示,但美术馆与艺术的关系,终究就像学校与人生的关系一样,到了一个阶段,我们必须走入世界”。博物馆、美术馆、科技馆等社会公共服务文化服务机构,理应在构建服务全民的终身学习体系发挥重要的作用。我国丰富的文化遗产是我们继续前进的道路上取之不尽的源泉,正如有学者所说,“也许未来就在面前,但当我们转身,一样会看见悠久的历史为我们积累了雄厚的资源。只有能够在这两者之间从容穿行,才能够真正具有创造力”。在追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我们必须面向未来地重新审视传统文化,使之更好地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成为公民素质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

文章来源:http://www.71.cn/2019/0411/1040300.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