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开放与中国的经济发展

 

2018年9月30日，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了9月份的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数据，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这是一个阶段整个经济发展的晴雨表，九月份的PMI为50.8%，比上月回落0.5个百分点。

10月4日，美国副总统彭斯在华盛顿发表演讲，从经济、政治、文化、军事、外交等方面攻击中国，用词之尖锐被国内外媒体认为是冷战以来之最。这件事对我们影响很大。美国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要继续遏制中国，并打压中国追赶美国的信心。

10月19日，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前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650899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6.7%。分季度看，一季度同比增长6.8%，二季度增长6.7%，三季度增长6.5%。整个的GDP形势在持续下滑，这也是给我们一个警惕，可能第四季度，乃至2019年的GDP整体情况还是下行压力非常大的。

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来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就不能仅仅只是简单庆祝一下40年取得的辉煌成绩，最重要的是，要从40年改革开放的历程当中，总结出改革开放成功的主要经验，客观分析出需要吸取的教训，更往远看，这些经验和教训对于下一步的改革开放，对于下一步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所具有的意义和启示。

一、改革开放与中国经济发展的历程回顾

（一）改革开放的背景

1976年，党中央粉碎四人帮，结束了“文化大革命”。之后，全党全国在指导思想上，还是以“两个凡是”为主导，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在政治上，提出抓纲治国，即以阶级斗争为纲来促进治理国家。在这样一种大环境下，想要在整个社会营造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氛围，就不可能了，这样下去中国的发展可能还要滞后一些年。

在经济上，客观的讲，粉碎四人帮以后，对外开放在当时已经初见端倪。一些领导人出访西方国家，回来以后有一些反应，1978年我国打算从西方国家集中引进22个成套设备项目，这些拟引进的新技术和成套设备分三批，总规模达到了180亿美元。大家热血沸腾，急于希望改变中国经济的落后面貌。但是这种在固定的体制机制下的经济冲动，造成的是经济上的更加不平衡，经济上出现了徘徊前进的局面。

国际环境上，1978年前后，因为苏美两个超级大国在争霸权，美国希望把中国拉到自己的阵营当中去，所以对中国的发展持支持态度，而且那时候中国在整体实力上相对较弱，美国就对中国特别友好。1972年尼克松访华以后，日本和欧洲等国相继跟中国改善关系，整个外部环境对中国是特别有利的。西方国家正好处在结构升级的阶段，大量的陈旧技术设备需要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中国是最大的市场，同时也有利于中国的发展。在这样一种大的背景下，1978年发生的几件事情促成了改革开放局面的形成。

一篇文章，两次出访，三次会议。一篇文章是《光明日报》5月份发表的一篇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现在看来很平常的理论探讨文章，在当时的中国大地上激起了思想波澜，从理论上打破了“两个凡是”的痼疾，为思想解放提供了理论基础，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奠定了思想基础，有着相当重要的历史地位。

两次出访，一次是1978年5月2日至6月6日，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谷牧率团访问法国、瑞士等西欧五国，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出访西方发达国家的政府经济代表团。临行前，邓小平特意叮嘱谷牧说，很需要出去看看，了解一下我们与人家的发展差距，也看看他们的经济工作是怎么管的，资本主义的先进经验、好的经验我们应当把它学回来。

另一次就是1978年10月22日至29日，邓小平同志踏上日本国土，对日本进行正式友好访问，成为首位访问日本的我国国家领导人。邓小平对日方表达了此次访问日本的三个原因：第一，交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批准书》；第二，向日本友人近几十年来为改善中日关系所付出的努力表示感谢；第三，像徐福一样，寻找“长生不老药”。邓小平继续解释说，他所谓的“长生不老药”实际上是如何实现现代化的经验，他希望学习现代技术和管理方法。邓小平在日本感触是非常深的，有一张很著名的照片是邓小平在乘坐日本新干线，当记者问他有什么感想时，他说，“就像推着我们跑一样，我们现在很需要跑。”亲身体验到日本发展的迅速，同时也急切感到中国需要加快发展，这更坚定了他建设现代化中国的决心。

三次重要的会议。第一个会议是在谷牧率领的代表团回国后，根据安排立刻向政治局会议汇报了出访情况，大家了解到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差距是如此巨大。代表团把汇报材料整理成正式的书面报告，国务院立刻召开了“四化建设务虚会”。会议从1978年7月6日一直开到9月9日，研究如何利用新的机会引进西方技术和资本。

第二个会议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按照惯例,先召开中央工作会议。这次“规模很大，规格很高”的中央工作会议，于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在北京召开，历时36天。由于当时的指导思想还没有发生根本改变，此次会议原本安排的主要是讨论经济工作，并不涉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的根本问题。如果按照这个思路开会，十一届三中全会就不可能发生重大转折。

关键时刻，邓小平再一次发挥了关键的作用。他提出应该在讨论经济工作之前，首先讨论一下全党工作重点转移的问题，这一建议得到了中央政治局大多数常委的支持。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会议进展很快，工作重点转移的问题顺利地得到了解决，会上又提出了很多新的问题，需要及时地作出回答，例如：如何评价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如何解决重大冤假错案平反以后一些群众提出的进一步要求，如何处理全面拨乱反正、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和维护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实现安定团结的关系，如何解决会上提出的人事变动的要求以及可能会由此引起的国际反应，等等。这些问题不解决，认识就不能统一，全党就不能很好地团结起来、顺利实现工作重点的转移。

邓小平在会议闭幕式上作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这篇讲话，不仅提出并回答了中央工作会议与会者关注的事涉历史转折的一系列根本问题，为中央工作会议作了总结，而且为十一届三中全会提供了指导思想，因而它实际上成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为随即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了充分准备。

第三个会议是最重要的十一届三中全会，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在北京举行。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全面认真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果断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作出了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

 

（二）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绩

改革开放以来，GDP持续增长，经历了几个阶段。1978年的时候只有3645亿元人民币，1986年就上升到1万亿元，1991年达到2万亿元，2000年突破10万亿元大关，2006年超过20万亿元，2017年超过80万亿元。

产业结构方面，在改革开放初期，工业占的比例是最大的，大概不到50%，农业占到将近30%，第三产业服务业的比例就更小了。但是随着这些年的发展，基本上形成了一个合理的三次产业的比重结构，农业的基础地位更加稳固，已经由原来单一的以种植业为主的传统农业转向农林牧渔等全面发展的现代农业，在GDP中的比重呈现持续下降的态势。工业的比重经历了不断波动的过程，但长期稳定保持在40%-50%之间，工业内部结构得到升级，向高端迈进。同时，第三产业成为新的增长引擎，1978年的时候比重为24%，2017年已经达到51.6%，将来还会更大。第三产业将会在我们的国民经济当中占有主要的地位，紧随其后的就是强有力的高端工业结构和基础扎实的现代农业结构。

需求结构方面，初期因为我们经济结构比较薄弱，看不出什么规律来，前些年中国的高速发展主要是靠投资来拉动的，现在相对来讲比较稳定了，内需为主，投资在一个相对合理的水平，在此基础之上不断扩大对外出口。

区域结构方面，在改革开放的前一阶段，东部占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半壁江山，进入新世纪以后，出台一系列促进西部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东部率先发展的改革创新举措，逐步缩小了差距。近些年来我们特别强调区域间的协调发展，还有要重点实施的“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三大战略，这是近年来新的增长引擎带动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举措。

城乡结构方面，从国家统计局2018年9月10日发布的报告来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水平显著提高，城市人口快速增多，城市综合实力持续增强，城市面貌焕然一新。统计显示，2017年末，我国城镇常住人口已经达到8.1亿人，比1978年末增加6.4亿人，年均增加1644万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58.52%，比1978年末提高40.6%，年均提高1.04%。城市人民生活水平跃上新台阶。

供给方面，以交通运输为例，1978年我国铁路里程只有5.17万公里，那时候交通运输跟国民经济的关系紧张得不得了，严重滞后国民经济的发展。到2017年，全国铁路营业里程达到12.7万公里，其中高速铁路营业里程达到2.5万公里。1978年我国公路里程是89.02万公里，到2017年已经达到477.35万公里，其中高速公路已经达到了13.65万公里。

出口方面，目前，我们整个贸易规模在迅速扩大，1978年货物进出口总额才206.4亿美元，2017年全年货物进出口总额277923亿元。我国的服务贸易是从1982年才开始有的，当时只有43亿美元，2017年我国的服务进出口总额已经达到46991.1亿元，稳居世界第二位，但跟第一名的美国相比，差距还是非常大的，这实际上体现出的是软实力的差距。对外直接投资迅速扩张，2016年首次跨越第二位，2017年对外直接投资额(不含银行、证券、保险)8108亿元，按美元计价为1201亿美元，其中，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额144亿美元。外商直接投资也在不断增加，改革开放一项重要的内容就是大量吸引外资来弥补我们建设资金不足的问题，到2017年已经达到1310亿美元，居于世界第二位，同样跟美国的差距还是比较大的。

积极参加和推动全球经济方面，国际社会发现中国是一个庞大的市场，所以在1980年恢复了我们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合法地位。2001年中国又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2003年开始进行各种国际自贸区的建设，近年来又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成立亚投行等等，我们参与国际经济全球化的步伐越来越快，幅度也越来越大。

改革开放最关键的是，GDP高速发展要让人民群众有获得感，人民群众的实惠得到提高，城乡居民的收入大幅度提高。2017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6396元，比1978年实际增长14.4倍。人均国民收入的世界排名不断提升，2017年在世界银行统计的193个国家和地区里中国排名96位，但我们和高收入国家还存在很大的差距。

消费结构也在不断变化，2017年全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增加值为34722亿元，占GDP的比重为4.2%，按现价计算，比上年增长12.8%，远高于GDP的增长。以旅游行业为例，中国已连续多年保持世界第一大出境旅游客源国地位。2017年中国公民出境旅游1.3亿人次，国际旅游支出达1152.9亿美元。以“互联网+”为主导的网络购物等新型消费形式快速发展，2017年全国电子商务交易额达29.16万亿元。2018年“天猫双十一全球购物狂欢节”交易额冲破2135亿元，通过指纹和刷脸方式完成的支付占比达到60.3%，物流订单达到10.4亿件。每年“双十一”的火爆，不仅体现出居民购买力的提升，更体现出交易市场支付、物流、云计算、大数据等方面的深刻变革。

（三）改革开放的经验和教训

第一，成熟的共产党和杰出领袖的掌舵。中国共产党在血雨腥风当中，从一个革命党夺取政权以后转化成执政党，在建设和改革实践中逐步成熟起来，最终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党也犯了一些错误，但我们党的先进性体现在它有一个高效强大的纠偏机制。比如说“大跃进”运动、“文革”，给中国人民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但是中国共产党能够及时发现错误的根源，并且及时纠正，这是我们党与世界上其他政党的重要区别。另外，我们的领导集体都有非常丰富的基层工作经验，他们知道老百姓想的什么，知道什么是老百姓拥护的，知道怎么来解决老百姓的切实利益问题，让老百姓有获得感。最后不可或缺的就是杰出领袖的掌舵，邓小平在改革开放的关键时刻起了历史性的重大作用，这是其他国家的领袖所不可比拟的，概括起来有三个方面。

其一，十一届三中全会主题——改革开放的确立。前文提到，实际上三中全会最初计划的主题并不是研究经济工作重心的，但是邓小平出国访问回来以后，结合国内外形势，毅然做出两个决定，一是把全党的工作重心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二是明确了改革开放的重大方略，这引起了后来40年的巨大变化。

其二，1989年前后，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出现了很大的问题，社会主义事业遭受了重大挫折，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办？是延续苏联模式，还是全盘按西方模式来制定中国的发展道路？邓小平毅然决然地走中国自己的路，1987年10月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以改革开放的大会而著称。大会报告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立论，提出了党在这一历史时期所必须坚持的基本路线，透彻地阐明了改革开放的总方针、总政策，并根据当时的情况和可能，向全党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方案和设想。   

其三，1989年之后，我们党面临着国际国内复杂严峻的形势，面对着来自“左”和右两方面的干扰。“左”的干扰认为改革开放是错误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也是错误的，应该回到“以阶级斗争为纲”路线的老路上去。右的干扰则鼓吹完全“西化”，完全私有化，完全资本主义化，要求走到资本主义的邪路上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究竟向何处去？成为世界瞩目的焦点。1992年，邓小平以88岁的高龄坐上了南行的列车，视察了一系列沿海开放城市，最主要的是一路上有针对性地发表关于改革开放的新言论，明确指出，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改善人民生活，只有死路一条。在这个关键的历史时刻，扭转了中国在“左”右摇摆中曲折前进的过程，同年召开的党的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第二，全社会的变革共识和全国人民的无私奉献。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实际上没有解决温饱问题，摆脱贫困和结束“文革”的动乱是全中国人民的强烈愿望。如果没有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思，就不可能有以后的改革开放，就不可能有现在这样的局面。所以，全社会对改变过去，改变贫穷的这种变革共识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同时，全国人民的无私奉献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第三，保持政治和社会的稳定。如果政治和社会不稳定的话，对经济造成的伤害直接就能从数据中体现出来，比如“大跃进”时期、“文革”时期等，所以保持政治和社会的稳定，既是我们的宝贵经验，也是我们的惨痛教训，现在中央特别强调社会稳定，也是这个原因。

第四，坚持市场化改革。这一点对于现在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仍然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承认和保护个人以及企业对经济利益的追求，这是市场化改革的前提之一，重视发挥市场竞争的作用，重视保护知识产权，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是中国渐进式改革的主要经验。从农村改革到国企改革，再到税制改革以及金融体制改革等等，凡是改革成功的地方都让市场发挥其该有的作用。比如，市场经济实行初期，企业家阶层还没有形成，政府在培育市场，促进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政府和市场，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的关系就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从成功的经验看，凡是政府重视发挥企业家的作用，重视市场调节作用的地区，经济发展得就好，特别是东部沿海地区和南方的一些城市省份。

第五，坚持对外开放和良好的外部环境。改革开放初期正好赶上了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全球经济处于转折期，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已经无法承受高福利带来的成本负担，大量的产业需要转移，世界迫切需要中国庞大的市场，同时中国也具备了接纳产业转移的良好条件，只要坚持改革开放，就能够纳入到国际分工体系当中去。

第六，国家人力资源等各种比较优势充分发挥作用。工业化加速产生的巨大市场规模，特别是在二三十年前，几乎呈现出劳动力无限供给的优势，劳动力红利在刘易斯拐点以前一直发挥着非常充分的作用。还有国际资本的大量流动，不同地区的资源和区位优势，比如广大华侨非常深厚的经贸文化等比较优势。

第七，优秀的传统文化发挥重要作用。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特别是中庸文化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值得一提的是中庸文化好像是老好人，谁也不得罪，无所作为，其实不然，中庸文化的核心是不走极端。在这样的文化指引之下，中国没有像俄罗斯那样采取休克疗法，而是采取了渐进式的改革方式，秉承以和为贵的思想，与全世界共赢多赢。

第八，民营经济的快速发展发挥重要作用。改革开放促进了民营经济的发展，民营经济的发展又反过来推动了整个经济的发展。民营经济吸纳就业的能力快速上升，比国有企业要大得多，这是民营企业自身的优势所带来的。

二、改革开放发展过程当中面临的问题和挑战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经历过三个阶段的变迁，1956年，党的八大报告指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个主要矛盾实际上是解决温饱问题的矛盾。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历史决议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做了规范的表述：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实际上是要在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以后，要解决逐步富起来的矛盾。2017年，习近平同志在十九大报告中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从国家的角度就是解决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到强起来的矛盾，从老百姓的角度就是从饱起来到富起来到美起来的矛盾。

从远虑来讲，发展不平衡主要是社会经济结构问题，表现在六个方面。

一是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不平衡。2017年金融业占GDP的比重有点大，达7.9%，美国和英国是服务于全球的两个金融大国，金融业在GDP中占比才在7%左右。大量的资金在金融系统内部循环，脱实向虚的现象比较突出，潜在泡沫很大，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有待进一步提高。

二是城乡发展不平衡。尽管我国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增长速度高于城镇居民，但是整体上的差距仍然是比较大的。

三是区域发展不平衡。从GDP的增长速度和发展水平来看，从1978年开始到现在，东部沿海地区从经济总量到发展速度再到人民生活改善等各方面，都是居于前列的。东北地区作为我们国家最重要的重工业基地，整体的经济状况发展并没有排在很靠前的位置，这样的情况就需要我们高度重视。

四是收入分配不平衡。我国2017年的基尼系数是0.467，远远高于警戒线。基尼系数是衡量收入差距的指标，基尼系数介于0和1之间，越大表示收入分配越不平衡。从国际比较来看，我国收入分配不平衡问题甚至比大多发达国家还要严重。大多数发达国家的基尼系数在0.24-0.39之间。收入分配不均衡带来的贫富悬殊，已成为社会矛盾的主要根源之一，影响社会和谐稳定，引发一些社会矛盾和冲突，影响社会风气，造成人们价值观的扭曲。

五是社会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看病难、看病贵、择校难、上学贵、养老难、养老贵等问题，仍然是人民群众的操心事、烦心事。

六是经济与生态发展不平衡。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已深入人心,但人民群众对美好环境和生态产品的需要日益增长，与生态环境总体不佳的矛盾仍很突出。大气、水、土壤污染挑战十分严峻，2017年全国338个地级以上城市，空气质量达标的仅占四分之一。

发展不充分说的是总量和水平问题，主要指发展不足、潜力释放不够、发展中还有很多短板，发展水平特别是人均水平同世界先进国家还有不小差距。具体也有六个方面表现：一是市场竞争不充分。市场准入还存在不必要不公平限制，行政性垄断、所有制歧视时有发生，一些“僵尸企业”退出困难，地方保护问题依然存在。二是效率发挥不充分。资本投资效率逐年降低，当前每新增1元GDP需要增加6.9元投资，投资效率明显低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也大大低于我国10年前的水平（2008年-2017年增量资本产出效率平均为5.7；1998年-2007年则为4.0）。全要素生产率水平仅为美国的43%左右。三是潜力释放不充分。我国人均GDP仅为美国的14%，欧盟国家的25%，世界平均水平的80%，仍有巨大的提升空间。四是有效供给不充分。居民消费结构加快升级，而新产品和新服务的供给能力跟不上，居民个性化、多样化、服务化的需求难以得到满足。五是动力转换不充分。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和新模式不断涌现，新旧产业融合不断加快，但整体规模和贡献还相对有限，创新驱动增长格局尚未真正形成。六是制度创新不充分。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还面临一些体制机制约束，监管体系、产品质量、食品安全、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的制度缺口还很明显，有利于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制度环境还未全面形成。

从近忧来讲，有两大陷阱需要注意，第一个是“中等收入陷阱”，世界银行《东亚经济发展报告（2006）》提出了“中等收入陷阱”（Middle Income Trap）的概念，基本涵义是指：鲜有中等收入的经济体成功地跻身为高收入国家，这些国家往往陷入了经济增长的停滞期，既无法在工资方面与低收入国家竞争，又无法在尖端技术研制方面与富裕国家竞争。一个经济体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迈进的过程中，既不能重复又难以摆脱以往由低收入进入中等收入的发展模式，很容易出现经济增长的停滞和徘徊，人均国民收入难以突破1万美元。进入这个时期，经济快速发展积累的矛盾集中爆发，原有的增长机制和发展模式无法有效应对由此形成的系统性风险，经济增长容易出现大幅波动或陷入停滞。大部分国家则长期在中等收入阶段徘徊，迟迟不能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中等收入陷阱”发生的原因主要就是低端制造业转型失败，低端制造业可以带来中等收入，但是伴随而来的污染，低质低价，都是恶性循环。从低端制造到高端制造，是完全靠高科技解决，而高科技不是几十年能追赶得上的。

 

有些专家认为，中国不存在这种现象，我们现在已经突破了8000美元大关，再过几年很容易就能突破1万美元。这是一个误解，我们国家和富裕国家的差距还很大，根据2017世界各国人均收入排行榜，人均收入最高的是卢森堡，人均收入高达10.67万美元，中国人均收入为8865美元。中等收入陷阱尽管突出表现在收入上，实际上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方面面在改革过程中遇到的一道重要的坎。国际上公认的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和地区有日本、以色列、“亚洲四小龙”，但就比较大规模的经济体而言，仅有日本和韩国实现了由低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的转换。日本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1972年接近3000美元，到1984年突破1万美元。韩国1987年超过3000美元，1995年达到了11469美元，2014年更是达到了28101美元，进入了发达国家的行列。从中等收入国家跨入高收入国家，日本花了大约12年时间，韩国则用了8年。拉美地区和东南亚一些国家则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代表。一些国家收入水平长期停滞不前，如菲律宾人均收入基本没有太大变化。许多拉美国家，虽然经过了二三十年的努力，几经反复，但一直没能跨过15000美元的发达国家的门槛。要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就要翻越三座大山，一是技术创新，二是制度创新，三是妥善处理好可能引起的社会危机。

第二个需要注意的就是修昔底德陷阱，“修昔底德陷阱”这个概念由美国学者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于2012年提出，源自修昔底德的著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论述的内容。艾利森认为中国和美国之间面临着修昔底德陷阱，即一个新崛起的大国必然要挑战现存大国，而现存大国也必然会回应这种威胁，这样战争变得不可避免。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新兴国家在崛起的关键时刻往往受到守成国家的刻意打压。比如，英国在崛起过程当中先后受到西班牙、荷兰的打压，法国在发展的关键时候受到英国的打压，美国在崛起过程当中受到英国的打压。美国成为世界强国以后，对可能产生军事或者经济威胁的国家进行打压，最典型的例子，一是跟苏联的长期军备竞赛，在一定程度上拖垮了苏联，二是和日本的竞争，1985年以前日本GDP总量达到了美国的60%，美国感到了威胁，联合几个西欧国家与日本签订了著名的“广场协议”，导致日元升值很快，对日本以出口为主导的产业产生相当大的影响。为了达到经济成长的目的，日本政府便以调降利率等宽松的货币政策来维持国内经济的景气。从1986年起，日本的基准利率大幅下降，这使得国内剩余资金大量投入股市及房地产等非生产工具上，从而形成了日本经济的泡沫。这个经济泡沫在1991年破灭之后，日本经济便陷入战后最大的不景气状态，一直持续了十几年，日本经济仍然没有复苏之迹象。

艾利森有三条建议，一是中国需要在心理上做好准备，美方不会在此轮贸易摩擦后就偃旗息鼓。从“修昔底德陷阱”的观点来看，当守成大国已经对崛起大国心存芥蒂、怀有恐惧，那么容易陷入夸大、误解及错判现实的思维定式。当这种情况出现后，守成大国会难以判断“何时应该收手”。正因如此，中国要做好未来中美关系将持续处于这种“不舒服”状态中的准备。二是中国人要有自信，眼前的冲突不会从本质上阻止中国发展的步伐。从长远考量，中国应该在战术上尽早寻求和美国达成协议，解决争端。三是中国仍然需要思索如何发展壮大自己的路径，同时要承担起与其经济总量和世界影响力相应的责任。

三、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应该采取的方略

我们要进一步解放思想，保持定力，避免战略性失误。为什么新时代还要强调解放思想？最主要的原因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仍然受到很多旧的观念、旧的体制的严重束缚，解放思想本质上就是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约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想发展必须要解放思想。保持定力是指在战略上一定要坚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一点是坚定不移的。坚持中国特色的道路也是我们40年改革开放总结出来的成功经验，既不能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能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这也是我们必须保持的定力。对我们的优势与不足，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判断一定要准确，这些是决定中华民族未来发展的，不能受外来因素影响。同时，要用冷静的心态来分析形势。在战术上要灵活，要避免妄自尊大，也要避免妄自菲薄。其实，从1840年鸦片战争，西方国家用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市场以后，中国人强烈的自信心一直没有很好地建立起来。改革开放40年我们已经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现在需要全民族全社会共同振奋，树立起中华民族的自信心，团结一致共渡难关。

要更加深入进行市场化改革，全方位扩大对外开放，以市场为导向，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对内，进一步开放国内市场，尤其是金融市场。对外，开辟更广泛的国际市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只要这些能够做到位，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增长就有基本的保障。

还要不断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与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形成历史性交汇，国际产业分工格局正在重塑。必须紧紧抓住这一重大历史机遇，全面提升中国制造业发展质量和水平。为此，以促进制造业创新发展为主题，以提质增效为中心，以加快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为主线，以推进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以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国防建设对重大技术装备的需求为目标，《中国制造2025》应运而生。《中国制造2025》是一个行动纲领，明确了坚持“创新驱动、质量为先、绿色发展、结构优化、人才为本”的基本方针；坚持“市场主导、政府引导；立足当前、着眼长远；整体推进、重点突破；自主发展、开放合作”的基本原则，以及通过三步走实现制造强国的战略目标。第一步：力争用十年时间，迈入制造强国行列。到2020年，基本实现工业化，制造业大国地位进一步巩固，制造业信息化水平大幅提升。掌握一批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优势领域竞争力进一步增强，产品质量有较大提高。制造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取得明显进展。重点行业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物耗及污染物排放明显下降。到2025年，制造业整体素质大幅提升，创新能力显著增强，全员劳动生产率明显提高，两化（工业化和信息化）融合迈上新台阶。重点行业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物耗及污染物排放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形成一批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跨国公司和产业集群，在全球产业分工和价值链中的地位明显提升。第二步：到2035年，我国制造业整体达到世界制造强国阵营中等水平。创新能力大幅提升，重点领域发展取得重大突破，整体竞争力明显增强，优势行业形成全球创新引领能力，全面实现工业化。第三步：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制造业大国地位更加巩固，综合实力进入世界制造强国前列。制造业主要领域具有创新引领能力和明显竞争优势，建成全球领先的技术体系和产业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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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宣讲家网站报告录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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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贤博

文章来源：http://www.71.cn/2019/0101/1060493.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