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外资40年：历史经验与未来抉择

 

利用外资是中国对外开放的核心内容之一，中国对外经济贸易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外商投资经济的发展。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确立了实行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中国书写出了一幅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的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回顾改革开放40年，中国对外开放所走过的历程，在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不断扩大外商投资市场准入的同时，承接全球产业转移，使中国在嵌入全球价值链体系的过程中推动了工业化的进程，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重要成就。

1978年中国吸收外资近乎是从零起步，到了2017年已经达到实际使用外资金额8775.6亿元人民币（折合1310.4亿美元）。利用外资有效推动了中国经济成长，助推了中国工业化进程和国际经济竞争力。外商投资在拉动经济增长、创造就业、扩大进出口、提供税收、增加外汇储备、倒逼改革、促进经济技术进步和经济结构升级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一、40年对外开放和吸收外资的基本经验

40年来中国利用外资的经验，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我们顺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不断冲破思想的禁锢，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持续深化对外开放，不断扩大利用外资，从而有效推动了中国工业化的进程和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

1979年4月，邓小平同志提出了办特区的设想。1979年7月，中央决定对广东、福建两省的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优惠措施。1980年8月，全国五届人大第十五次常务委员会批准颁发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正式向全世界宣布了中国政府实施对外开放的一个重大步骤——创办经济特区。

由于经济特区实行特殊的经济管理体制和政策，以市场调节为主，大量利用外资，从诞生之日起就没有纳入计划经济的笼子，这使经济特区的发展走出了一条独特的道路。体制和政策的创新使经济特区在成为经济“吸引中心”的同时，保持了超高速的增长，设立经济特区的前几年，GDP每年都以超乎人们想象的速度迅速增长。

特区经济超高速增长需要大量的投资品，又不能像计划经济那样可以通过政府和物资管理部门直接调拨来满足特区对投资品的需求，特区所需的大量投资品就只能从市场寻找。市场包括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当时由于海外营销渠道少，无法从国际市场进口大量的投资品来满足经济建设的需要，而且，即便有海外营销渠道，靠进口来满足投资品的需求也不见得是经济的。在这种条件下，经济特区很自然地把目光转向了内地市场。

内地市场是否能够满足经济特区对投资品的需求？当时内地的经济体制改革试验也悄然启动，特别是内地在实行“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体制安排，为了调动国有企业积极性，允许国有企业在完成指令性计划的同时，多余的生产能力为市场进行生产，并且为市场生产的投资品可以实行市场价格或政府指导价格，高于指令性价格销售，利润增加，企业利润实行“留成”制度，部分上缴财政，部分留归企业自主支配。于是，经济特区的投资者找到国有企业，希望国有企业把为市场生产的投资品卖给经济特区，特区愿意支付高价，这样，国有企业可以得到更高的利润。经济特区和内地的国有企业一拍即合，受市场调节的国有企业产品纷纷涌入经济特区，基本满足了经济特区对投资品的需求，支撑着经济特区超高速增长。

由此，国有企业的行为方式也悄然改变，过去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是千方百计超额完成国家的指令性计划，以追求政绩，获得精神表彰和行政提升，而今则反过来和政府讨价还价，隐瞒生产能力，声称自己根本无法接受较多的指令性生产计划任务，以便能轻易完成计划任务，有更多的生产能力为市场进行生产，卖高价，获得更多的利润留成。由于计划管理当局是企业外部人，在与企业内部人谈判计划任务时，双方信息不对称，被说服的总是政府计划管理当局。于是，企业轻而易举地完成较低的指令性计划任务后，开足马力为市场生产。

可以想象，长此以往，国家指令性计划调节所占的比重会越来越低，市场调节的比重则越来越高，计划调节还能够占据主体吗？“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板块论”将难以为继。那样，还是计划经济吗？设立经济特区并推动改革以及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不得不面对这个严肃的理论问题，重新审视改革的目标和体制模式。

不仅如此，经济特区的超高速增长，还需要大量劳动力。同样，在以市场调节为主的体制下，特区所需劳动力无法通过“统包统配”的办法来满足。好在中国有的是丰富的劳动力资源，经济特区改革用人制度、分配制度，广泛吸引人才，有些在农村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制后解放出来的农民进入特区，在城市找不到合适岗位的待业青年进入特区，在高速成长的特区中迅速找到了自己的位置，获得高报酬，甚至受到重用。这样的信息在新闻媒体的宣传下不胫而走，传播到国有企业职工耳朵里，引起一些风险偏好者骚动，决定停薪留职，到深圳等经济特区去闯一闯。果然，一个高速发展的经济特区到处都是机会，人才受到重视，收入也高。于是，他们回到国有企业办手续，要求调离。有的国有企业动用行政手段卡住职工流动，不给迁户口，不给转工资、档案关系，要求交出住房。但经济特区实行特殊的体制和政策，为了适应人才流动的需要，改革户籍管理制度，实行临时准住证；工资、档案关系可以重建；收入高了，又有房地产市场，可以购买住房……这说明传统的用行政手段控制劳动力就业的“统包统配”的就业制度已经失灵。

总之，无论物质资源的配置，还是人力资源的配置，传统的行政手段和指令性计划调节都难以为继。

这时，有的学者认为：既然按照“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板块论”设计的改革路径发展下去，计划调节不可能占据主体，将损害计划经济，为了维护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须回到单一的计划调节；也有学者认为：既然引进市场调节后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就应该坚持这样的改革方向，即便是将来市场调节占据主体，也应该义无反顾地推进改革。在这样的背景下，有了1983年邓小平同志的第一次视察南方。他根据亲眼所见的深圳的发展状况，作出了自己的判断：“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肯定了经济特区和对外开放、改革的伟大实践。

 

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经济学界大胆探索，并且形成了全党的共识，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意味着所有的经济活动都是商品经济活动，都要接受市场调节。《决定》明确提出“把对外开放作为长期的基本国策”，为此，“必须继续放宽政策，按照既要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又要实行统一对外的原则改革外贸体制，积极扩大对外经济技术交流和合作的规模，努力办好经济特区，进一步开放沿海港口城市”。

“利用外资，吸引外商来我国举办合资经营企业、合作经营企业和独资企业”，“充分利用国内和国外两种资源，开拓国内和国外两个市场”。

为了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推动对外开放，在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后的一系列改革中，经济特区等先行开放地区又身先士卒，大胆试验，改革计划管理体制，减少指令性计划，扩大指导性计划和市场调节的范围；改革价格体制，运用调放结合的办法最终实现放开价格，由市场定价；改革劳动用工制度，实行职工聘任制，干部能上能下；改革财税体制和分配制度，打破两个“大锅饭”，调动企业和劳动者积极性；改革金融体制，拓宽市场融资渠道；改革投融资体制，使外资经济、私人经济、个体经济和公有制经济共同成为投资主体，并且创造各类投资主体平等竞争的环境；改革国有企业管理制度，下放企业经营自主权，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制，并探索新的国有资产管理制度；改革外贸体制，放宽外贸经营权；积极培育各类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在全国率先建立起房地产市场、建筑工程承包市场、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外汇市场、技术市场、信息市场、产权交易市场等等，并谋求规范市场秩序，健全市场机制;改革政府机构设置，转变政府职能，提高办事效率，强化政府服务功能，探索“小政府、大市场”的政府管理体制……深圳等经济特区的开拓性改革，被誉为“拓荒牛”精神广泛传诵，特区的许多改革经验在全国推广，促进了整个国家的经济体制改革。

商品经济越是发展，改革越是深入，越绕不过去一个现实的理论问题——计划经济和商品经济到底是什么关系？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还是不是计划经济？发展商品经济和计划经济是否存在矛盾？二者之间有了矛盾该怎么办？这些问题的实质是当发展商品经济的一系列改革对传统的计划经济产生冲击的时候，会影响到计划经济下的既得利益者的权利，矛盾是不可避免的。

当理论上的争论一时还没有结果、人们的认识尚不统一的时候，改革的实践并不会等着理论争论的结论，总是以其固有的惯性向前推进，实践迫使我们必须作出抉择。

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和十三大上，采取了务实的态度，在总结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和经济技术开发区等地改革成功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运行方式就是“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计划和市场都是覆盖全社会的，计划主要是指导性的、有弹性的。这实际上是抛开了争论，从操作层面上找到了可行的改革目标。如果真的能够建成这样的经济运行方式，这实质上就是现代市场经济。

此后，在全国建立“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经济运行方式过程中，许多改革都是在经济特区等开放地区率先试验，在取得经验的基础上在全国推广的。从1987年党的十三大明确提出“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不断发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与合作”，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我国对外开放范围和领域不断扩大，全方位多层次的对外开放格局初步形成，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地区名副其实成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试验场。经济特区率先实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成功经验，构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重要来源。

1992年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看到了深圳经济特区改革开放和发展的成就，并提出社会主义国家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党的十四大把改革的最终目标定位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上，这与经济特区等地在对外开放实践中不断推进的改革探索是分不开的。

事实上，关于对外开放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过。当中国刚开始吸引外资的时候，有些外籍人员来到中国，却发现中国没有合适的涉外酒店，国内的饭店不能够满足需求，服务的标准和质量也不能够使外商满意，将来我们还要扩大利用外资，会有更多的外国投资者进入中国，既没有娱乐设施，也没有休闲场所，更没有合格的居住场所，怎么办？中央决定建合资饭店，有的人就把这等同于卖国主义，说建合资饭店是与外国资本家联合起来赚中国人民的钱，这是阶级立场问题。1986年国务院出台了《关于鼓励外商投资的规定》，才为这场争论划上了句号。

随着外资在中国获得更多的市场准入机会，不断扩大发展，有人开始担心外资经济的发展会不会冲击民族经济，威胁国家安全？邓小平同志非常明确地谈到，说三资企业不是民族经济，害怕它的发展，这不好嘛。如果不开放，经济是很难发展起来的，世界各国的发展都要靠开放，西方国家在资金和技术上都是相互融合交流的。对外开放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增强国家实力，改善人民物质文化生活。发展对外经济贸易，我国对世界市场的依赖增加，外国对我国市场的依赖也增加，这才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什么时候国家安全才最有保障？难道闭关锁国，排斥外资就有保障了？清政府闭关锁国，难道国家安全了？只有在开放中与世界各国的经济相互交融，互利共赢，全面参与经济全球化，分享经济全球化的巨大红利，同时也让外资能够分享中国经济增长的红利，才能够真正实现中国的国家安全。

在改革开放和利用外资的过程中，我们也要面对外部经济环境的剧烈变化，当外部经济环境恶化的时候，中国还要不要开放，还要不要利用外资。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中国经济上遇到了很多困难，苏东剧变，西方国家联合制裁中国，限制对华贸易，外商纷纷从中国撤资。国内也有人认为，正是对外开放导致了资产阶级自由化，对外开放是自由化泛滥的根源，中国是不是应该重新考虑对外开放的国策？面对着恶劣的外部环境，邓小平同志再次强调，当务之急是要把进一步开放的旗帜打出去，要有点勇气。

要吸收外资就必须遵循国际经贸的基本规则，遵循国际惯例，然而有人认为现行的国际经贸规则和惯例是资本主义经济的产物，社会主义国家不能接受。其实，目前已经形成的多边国际经贸规则和国际经贸的惯例，是人类在推进市场经济建设过程中所建立起来的一套符合社会化大生产要求的人类智慧的共同成果，资本主义经济在发展过程中创造的很多规则和方法并不能全部冠之以资本主义的性质。邓小平同志曾经强调，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

在吸收外资扩大对外开放的过程中还存在着姓“资”还是姓“社”的争论。有人认为创办经济特区利用外资就是发展资本主义，当时邓小平同志非常不客气地批驳了这类观点，他说有的人认为，多一分外资，就多一分资本主义，“三资”企业多了，就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就是发展了资本主义，这些人连基本常识都没有。我国现阶段的“三资”企业，按照现行的法规政策，外商总是要赚一些钱。但是，国家还要拿回税收，工人还要拿回工资，我们还可以学习技术和管理，还可以得到信息、打开市场。因此，“三资”企业受到我国整个政治、经济条件的制约，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补充，归根到底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的。

邓小平同志还深刻剖析了为什么会长期存在着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他说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我们在入世之后全面履行入世前的承诺，不断扩大外商投资的市场准入，外资经济也在快速发展。有人担心外资会消灭民族品牌，冲击自主创新，认为自主创新不应该包括外资企业的创新，把自主创新和利用外资对立起来。2010年9月7日，时任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同志在厦门举办的世界投资论坛主旨演讲中谈到，中国政府鼓励自主创新的政策是覆盖中国境内所有企业的，也是适用于依法在中国设立的一切外商投资企业的，可以说，这是广泛开展国际合作条件下的开放式创新。确认外商投资企业是“中国制造”的组成部分，同中国本土资本投资企业适用同样的原产地规则，享受一视同仁的平等国民待遇。对涉及政府资金的采购和建设项目，中国政府将采取公开透明的办法，让内外资企业及其产品享受平等的待遇。

刚打开国门吸收外资的时候，我们想推进工业化进程，但是创造的财富基本上都被消费掉了，存在着储蓄缺口和外汇缺口，当时利用外资就是为了弥补双缺口。根据央行数据显示，2018年11月末，人民币存款余额177.43万亿元，外币存款余额7315亿美元，中国由双缺口转化为双剩余，那么，我们是否还要利用外资呢？在实践中，中央政府反复强调了积极利用外资的态度，因为利用外资不仅是要弥补双缺口，很多发达国家也不存在双缺口，却恰恰是吸收国际直接投资的主要国家，这是国际资本在全球的流动和重新配置，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内容，只有顺应经济全球化的要求才能够获得更快的发展。因此，2013年，中国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吸收外资，特别是对接中美双边投资协定的实质性谈判，设立了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2017年，中国又连续发布了一系列关于扩大利用外资的政策主张。

目前，世界上出现了逆全球化的倾向，我们姑且将之称为逆全球化，实际上美国在谋求去中国的全球化，把中国排斥在全球化体系之外。如果中国不能够接受美国的一些要求和主张，它就要重新建立一套排斥中国的经济全球化规则体系。针对贸易投资保护主义，针对逆全球化的倾向，中国高举开放的旗帜，坚定维护多边经济体制，推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

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一带一路”倡议，2016年杭州G20峰会成功举办，会上中国主导制订了《G20全球投资指导原则》，推动各国在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的进程中迈出了重要的一步。2018年4月，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开幕式上强调，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并且宣布了中国决定在扩大开放方面采取一系列新的重大举措，包括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创造更有吸引力的投资环境，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主动扩大进口。新时代中国的对外开放致力于建立一个高水平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推动形成全面开放的新格局。

为了推动全面开放，中国还出台了一系列新的利用外资的政策主张，2018年6月10日国务院发布了《国务院关于积极有效利用外资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的通知》，不断推进投资的自由化和便利化。6月底又发布了《2018版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进一步推动新一轮对外开放。

 

二、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和利用外资条件的变化

历史的经验是我们前行的基础，站在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和利用外资的条件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

（一）从国内来看

第一，发展阶段变了。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40年来，我们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由3679亿元增长到2017年的82.7万亿元，年均实际增长9.5%，远高于同期世界经济2.9%左右的年均增速。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生产总值的比重由改革开放之初的1.8%上升到15.2%，多年来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30%。我国货物进出口总额从206亿美元增长到超过4万亿美元，累计使用外商直接投资超过2万亿美元，对外投资总额达到1.9万亿美元。近些年来中国经济增速明显放缓，不再追求高增长而转向谋求高质量发展，这就要求外商投资要从数量扩张转向数量与质量并重，尤其要重视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和水平。

第二，工业化水平变了。初期对外开放的时候，我们正处在工业化起步阶段，而今天产业结构的升级已经替代了工业化的加速扩张。40年来，中国在利用外资扩大对外开放的过程中承接全球产业转移，我们自己也成为世界制造业的大国。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据，2017年三大产业的比重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第一产业的比重下降到7.9%，第二产业为40.5%，而第三产业上升到51.6%，已经超过半数，并且还在不断提升。这说明中国已经完成了工业化的起步阶段，但是由于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也是一个典型的区域二元结构国家，东部沿海地区和发达城市基本上完成了工业化，但是中西部广大地区特别是边远地区还处在工业化的起步阶段或者是加速发展时期，总体上中国并没有最终完成工业化。第二产业的比重呈现下降趋势，第三产业的比重明显上升，这表明我国正处在从工业化的加速发展阶段向后工业化过渡的新的历史时期，在这个时期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就成为最重要的经济课题，外资也必须适应中国总体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需要，为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服务。

第三，市场结构变了。产能过剩取代了短缺经济，计划经济遗留下的市场短缺使人民的生活水平迟迟得不到有效的改进。1997年，95%以上的产品都已经出现了供求平衡甚至供过于求，从此卖方市场被买方市场所取代。总体上形成供过于求的局面，就意味着市场竞争将更加激烈，特别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外需低迷造成了产能的过剩，国内的很多产能是为国际市场生产的，比如制造业大约40%以上产能是为满足世界需求的。同时，人民的收入水平持续增长，消费结构也在升级，但是供给结构变化的速率远远低于消费结构升级的要求。所以，那些不能够有效适应需求变化的供给就成为过剩的产能。在这样的市场结构下，必须避免外商投资加剧中国的产能过剩，对外资不再是来者不拒，而要进行结构性的调整。

第四，中国居民收入水平发生了变化。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71元增加到2.6万元，随着人民收入水平的提高，消费结构的升级，中国的市场规模不断扩大的潜力对外资产生巨大的吸引力。如果说以往40年，外商投资与中国市场是两个轮子，一个是依赖中国廉价的生产要素，特别是劳动力成本低廉而且无限供给的环境；另一个就是外资看好中国市场不断扩张的前景。正因为外资看好中国市场的潜力，看好中国快速成长的现实，只要中国扩大市场准入，外资就会在适应中国市场，满足人们追求高端时尚健康环保等消费品和投资品以及追求更高端的服务等领域找到更大的发展空间。

第五，比较优势发生了变化，高企的要素成本替代了廉价的生产要素。中国刚打开国门对外开放吸收外资的时候，恰恰利用了中国劳动力资源丰富，价格低廉的优势。而今天，不仅是劳力无限供给的状态基本上结束了，劳工成本也全面提高，其他的要素成本也在快速上涨，包括资本、土地、房产、服务、能源、环境等等。只有适应中国经济环境变迁，不再简单希望利用中国廉价的要素成本，而是契合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包括供给结构和消费结构升级需要的外资，才能够在中国获得更大的发展机会。

第六，体制条件变了，帕累托改进式的改革逐渐被全面改革攻坚所取代。初始，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相互促进，而改革本身就是一种帕累托改进式的变革。我们在维持社会稳定的同时，没有接受华盛顿共识实行彻底的私有化、市场化和自由化，而是在渐进式改革的过程中不断进行帕累托改进。在改革中，政府甩掉了包袱，企业管理者掌握了企业的控制权，职工获得了更多的工资和奖金，社会各个利益群体的福利都在增长。但是进入到全面改革攻坚阶段，好改的地方基本上都改了，剩下都是难啃的硬骨头。不论是政府官员、企业的管理者还是社会公众，都希望改革，但是改到自己头上的时候往往又成为阻力。改革的阻力在增加，化解阻力的成本在上升。开放倒逼改革，这是过去40年来的重要经验，是中国经济取得成功的宝贵财富。今天我们站在体制转轨的新的历史起点，仍然需要通过扩大开放，利用外资，倒逼国内的改革，带动中国经济的发展。

第七，吸收外资环境变了，双剩余取代了双缺口。早期我们利用外资的时候存在着双缺口，而现在的双缺口早已被双剩余所取代，那么吸收外资的功能就从过去的弥补双缺口转化为倒逼改革，促进经济技术进步和经济结构升级，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第八，开放的重心变了，渐进式开放逐渐转变为全面开放。党的十九大提出，要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在开放之初，我们选择设立经济技术开发区，实行沿海发展战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我们全面参与经济全球化，不断通过渐进式的区域开放走向了全方位开放，从主要在工业领域中利用外资扩大到农业、服务业以及更广泛的领域。在全面开放的过程中外资同时面临着区域发展和产业发展的新的历史机遇和新的挑战。

（二）从国际来看

第一，从生产力的角度看，经历了上世纪九十年代互联网的发展，信息化时代已经发展为以智能化生产服务体系为代表的新一轮工业革命。在新一轮工业革命方兴未艾之际，我们需要在扩大开放和利用外资中广泛发挥外资的技术外溢效应，推动中国的自动化生产体系建设，避免在新一轮工业化过程中被快速发展的技术进步和快速演进的经济结构变迁所淘汰，这是中国快速成长的机遇，也是中国在高质量发展过程中难得的历史条件。

第二，谋求改变经济全球化格局，替代了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建立起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曾经为经济全球化奠定了制度条件，上世纪九十年代人类社会处于苏东剧变、信息化加速发展以及经济全球化快速突进同时并存的特殊历史时期。我们抓住了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机遇，承接全球产业转移，嵌入全球价值链体系，中国经济在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同时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而今天，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在谋求改变国际经贸规则，重塑新型的经济全球化，美国在高举高打中试图逼迫中国做出重大让步。面对这样的格局，中国应该大胆地自主开放，构建自己的朋友圈，同时联合一切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和投资保护主义的国家与地区，共同维护经济全球化的利益。

第三，制造业大规模外溢转变为制造业回流。上世纪九十年代之后，中国终于成功抓住了第三次全球制造业转移的机会。我们承接来自于日韩等国转移出来的制造业，成长为世界制造中心。但是今天，制造业的大规模外溢，正被发达国家谋求制造业回流所替代。在生产和投资全球化发展过程中，无论是老牌的英国资本主义国家还是后来崛起的美国和日本，都没有逃离对外投资加速扩张之后制造业空心化的状况。反思之后，以美国为代表，从奥巴马时期就提出重振制造业计划，特朗普则更明确地通过降税等方式推动制造业回流。发达国家进入了积极争夺国际直接投资的行列，而我们大规模吸收外资的外部环境将面临着激烈的竞争和挑战。

 

第四，跨国公司从欢迎中国开放转变为惧怕中国开放所带来的竞争。中国打开了国门，外资感觉到中国潜藏着巨大的机会，他们在试探之后更大规模向中国投资。但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成长为世界巨头，比如在电信领域，中国的华为、中兴等等，都是世界上赫赫有名的重要企业。在世界五百强中，中国企业的数量越来越逼近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在这种环境下，很多跨国公司都感觉到在中国赚钱已经不像以往那样轻而易举，因为中国企业的竞争力全面提升了，甚至一些外资企业被挤出了中国的市场，他们开始担心和惧怕开放的快速成长的中国所带来的严峻挑战和激烈竞争。

第五，美国从乐见中国改革开放与发展转变为担忧中国崛起。过去，美国欢迎一个开放的中国融入到美国主导的世界体系，这会更有利于加强美国对世界的控制力和领导力。但他没有想到的是，中国开放了，改革了，但是中国始终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越来越具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他看不到中国变成他所期待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的一员的这种机会。在制度竞争中美国也担心中国所带来的严峻挑战，他转而谋求遏制中国崛起，发动对华贸易战本身的意义就在于此。

三、未来的抉择

站在新时代的历史起点，中国仍要根据国内国际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条件的变化，保持定力，破除错误思想禁锢，积极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坚定走自主开放道路，这才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出路。具体而言，包括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中国需要摒弃狭隘的民族主义，抛开不必要的纷争，不断深化对外开放。在深化对外开放过程中，会伴随着国内经济利益格局的调整，对开放的认识也会存在分歧。只有以开放的心态对待这些问题，在开放中做大蛋糕，才能获得更快发展。

第二，以开放反制单边主义、贸易投资保护主义，维护多边经济体制。当有些国家选择走向贸易保护主义，排斥中国的竞争，排斥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我们该怎么办？是退出多边体制还是坚守多边规则？是扩大开放还是走向封闭？这是一个时代的课题，而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应该选择积极扩大对外开放，利用外资。在扩大开放中，广泛结交朋友，让认同建立开放型世界经济体系、致力于在推进经济全球化的国家和地区能够分享中国开放发展的机遇，使奉行单边主义、贸易投资保护主义的国家形单影孤。

举一个例子，我们都有手机，也都有朋友圈，过去中美两国都在一个朋友圈里，大家都主张推进经济全球化，在经济全球化中实现合作、互利共赢。但是现在美国退群了，他要另拉一个朋友圈，这个朋友圈是排斥中国在内的，也就是说当中美两国不能同时加入同一个朋友圈的时候，在美国做群主的朋友圈里，他动辄挥舞着贸易保护主义和投资保护主义的大棒，要挟别的国家让步，否则就加以制裁。而中国所在的朋友圈里中国在不断扩大对外开放，提供更多的外商投资准入机会，扩大进口，只要认同经济全球化就能在参与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获得更大的投资贸易等机会，这样的朋友圈当然会更有吸引力。

第三，完善由市场机制决定资源配置的经济体制。继续利用经济特区、自由贸易试验区、自由贸易港、经济技术开发区、保税区等特殊经济区开放先行的功能，在打造对外开放新高地的同时，及时总结推广特殊经济区改革开放的经验，顺应市场经济发展规律，推进构建全面对外开放新格局，避免滥用行政手段跑马圈地，使错综复杂的各类特殊开放区肢解对外经济政策的统一性，从而导致开放政策和管理体制碎片化的风险。

第四，重塑利用外资新优势。既要正视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现实，充分发挥中西部地区劳动力资源丰富，劳动力、土地等要素成本低于沿海地区，工业化还处于发展上升期的条件，推动沿海制造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集群；又要重视塑造市场优势、营商环境优势、制度优势等新的竞争优势，吸引高质量外商投资。既要化解实体经济发展面临的困难，使金融为实体经济发展服务，在稳定实体经济中巩固制造业大国地位；又要依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升全要素生产率，降低外商投资成本，减轻外商企业税费负担，提高FDI收益率，稳定外商投资。

第五，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高质量发展离不开相应的体制环境，制度是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内生变量，为此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就要顺应经济全球化要求，与国际高标准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规则对标，遵守多边经贸规则。当我们指责有些国家背离多边体制的时候，中国只有有效地遵循多边体制，维护多边经贸规则，才能够使我们更加具有话语权。改进知识产权保护，利用外资技术溢出效应，推动经济创新发展。扩大外商投资市场准入，推动经济结构升级和产业协调发展，完善外商投资区域导向政策，鼓励外商向中西部地区投资，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构建外资企业环境责任体系，带动国民经济绿色、可持续发展。引导外资企业行为，推动共享发展，使社会公众分享发展成果。

美国在“301调查”报告中引用一些不实的事情来指责中国，发动对华贸易战制裁中国，虽然他说的那些问题大多是无中生有，不切实际，但是也提醒了我们，美国这么做是谋求建立一个高标准的投资自由化规则。一方面，我们必须按照中国自主开放的要求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另一方面，应该与国际经贸规则的演进趋向相对接。

比如，美国指责中国滥用政府补贴的行为，培植过剩产能，支持中国制造2025，支持中国企业到美国去购买高新技术企业，侵犯美国知识产权，窃取美国技术等等。虽然，所这些列举的事情并不是准确的，但客观来讲，我们确实应该有效遵守世贸组织对于反倾销和反补贴的协定。其实，根据世贸组织的《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并不是一律禁止补贴，除了被禁止的补贴，还有可起诉的补贴和不可起诉的补贴。比如，为了支持技术的进步使用了补贴，为了扶植落后地区和贫困人口所进行的补贴，都是可以的。但是，为了改革竞争能力所进行的补贴就可能加剧国际贸易上的不公平，就可能受到起诉。应该清理各种补贴，使补贴阳光化，在世界贸易组织中备案且能够查询，否则就容易授人以柄。我们还应该提供决策的透明度，世贸组织的一个重要原则是透明度原则，要求涉外经济政策要提前予以公示，接受民众的评议，吸取了全社会的修改意见之后再付诸实施。

 

我们也在努力改进和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这也是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需要。如果不努力改善，导致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盛行，谁还愿意投入大量的研发精力进行知识和技术的创新！中兴事件暴露出来我们在核心技术上的落后，使我们更清醒地看到中国存在很多技术上的短板，这不仅仅是因为作为发展中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必然存在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我们过去侵犯知识产权的问题是存在的。虽然我们在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方面有了很大进步，但是未来很可能在知识产权保护中有更严格的标准、更广泛的内容，中国应该未雨绸缪。

要调整国有企业的改革思路，按照竞争中立的原则，除公共部门之外，企业都应该平等竞争。“竞争中立”的意思是使竞争不受外来因素的干扰，意味着国有企业也不能够以低于市场价格取得各种要素资源，这就要求国有企业进行更进一步的分类改革，可以借鉴1994年金融体制改革的经验，当时为了把四大国有专业银行推向市场变成平等竞争的市场主体，采取了分类改革的做法。由于四大国有专业银行承接了大量政府的政策性业务，这些业务往往是收益低风险高的，一旦银行走向市场，在市场中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这些业务就会形成大量的不良资产，收益就会受影响。因此，为了把政策性的金融业务剥离出来，就成立了三家政策性银行，虽然剥离得不是很彻底，但是方向是对的。

按照分类改革的思路，国有企业可以进行公益性国有企业和商业性国有企业的分类，把公益性的业务尽量分离出来由公益性企业去承担，而商业性国企在市场上平等竞争，它就不是政府公共机构的延伸，这些国有企业既然也是平等竞争的市场主体，与竞争中立原则就不冲突，所以不要以为只要是实行竞争中立就会威胁到社会主义制度，只要说推进国企改革似乎就要抛弃国有企业，我们应该破除这些认识上的误区。

40年来，我国通过改革开放，抓住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机遇，大胆利用外资，承接全球产业转移，实现了国民经济高速增长。当前，国民经济正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经济高质量发展是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一致的经济发展。五大发展理念相互支持，相互促进。其中，在开放发展理念下，打造高水平的外商投资环境，积极利用外投，发挥外商投资促进创新的功能，推动经济结构升级和协调发展，带动国民经济绿色、可持续发展，使广大社会公众分享经济发展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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