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五四运动是有着5000年灿烂文明历史的中华民族在近代发生的伟大政治文化运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立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推进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五四运动以来我国发生的三大历史性事件，是近代以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三大里程碑。这是对五四运动的高度评价。这三大历史性事件是一以贯之的，它的关键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有了这一个伟大历史性事件，后来两个伟大历史性事件才会接踵而至。也就是说，后两个大事件是第一个大事件历史的和逻辑的延伸。为什么能够产生第一个大事件呢？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五四运动时期对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这是中国共产党创建的理论之源。没有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就不可能有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也就不可能有后来的其他历史性事件。因此，尽管五四运动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是个老话题，但这个老话题所具有的极端重要性，决定了对它还是有重新认识之必要。

一、五四运动是比较系统传播原真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起点

在学界，广义的五四运动包括1915年兴起的新文化运动和1919年五六月的广泛群众性爱国运动两大内涵，因为1915年兴起的新文化运动对1919年五四爱国群众运动起了启蒙、觉醒作用，是其重要的思想躁动阶段。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新文化运动的思想躁动就没有五四这样空前规模的爱国群众运动，也不可能形成独特的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五四精神。我们说五四运动对近现代中国产生了具有深刻影响的三大历史性事件，说五四运动的马克思主义传播是创建中国共产党的理论之源，这都只有从五四运动广义论维度来言，才能全面揭示。

从五四运动的广义论看，对马克思主义有比较系统性、原真性的传播应当从新文化运动说起，即是说五四运动是比较系统传播原真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起点。

第一，对马克思主义大量比较系统的传播是从新文化运动后的五四时期开始的。

晚清末年的1899年上海《万国公报》第121期刊载的《大同学》一文，用中文提到马克思和恩格斯，还引用了《共产党宣言》著作。这可能是马克思名字和马克思主义学说首次出现在神州大地。1902年9月至1906年间，维新派领袖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发表多篇文章谈及他不赞同的马克思及其思想轮廓。在孙中山主持成立同盟会3个月后，1905年11月革命派先驱朱执信在新创办的《民报》第2期上发表《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的文章，以6000多字长篇介绍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和他们的学说，这表明了革命派的倾向。孙中山本人，还有宋教仁、廖仲凯等革命党重要领导人在演说或文章中都提到过马克思其人。一些宣传无政府主义的刊物也涉及到马克思、恩格斯。但是，以上介绍较多地是片断的，有的是零碎的，还有曲解和持批判立场的。这些介绍的范围窄、读者少、说不上有多大社会影响。

五四新文化运动掀起后的情况大不一样。在文化觉醒和思想启蒙过程中，有两大事件对新文化运动的发展方向产生了重要影响。一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将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的矛盾暴露无遗。战争的极端残酷、欧洲参战国的衰败和社会混乱，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更加痛苦不堪。还有，战争期间，西方列强疯狂掠夺中国资源和大量征集中国人去欧洲战场充当劳工，其劳动条件和生活环境极其恶劣。这些都促使先进的中国人对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认识走向觉醒，开始反思和批判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二是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特别是其先进分子。中国国情与俄国有相似的一面，尽管俄国的工业和资本主义经济比中国发达许多。在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和列宁领导下，工农大众推翻沙皇和资产阶级政府，建立起新型社会主义国家，成了社会的主人。这使在苦苦求索救国救民真理、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感到失望的中国先进分子在茫茫黑暗中看到了光明。

以掀起新文化运动的《新青年》为主要代表，各种期刊大量地、比较系统地介绍马克思主义。《新青年》开辟了持续半年之久的《马克思研究》专号。还有《每周评论》、《民国日报》、《建设》，以及毛泽东创办的《湘江评论》、周恩来参与创办的《觉悟》等一批报刊，都纷纷介绍马克思和他的学说。在那时的400多种新刊物中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达200多篇。杨匏安（广东籍留日生）在《广东中华新报》连载19天次发表的《马克思主义》一文，对马克思主义产生的历史及其三个组成部分作了简要阐述。李达（湖南籍留日生）在翻译多本宣传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同时还撰写了多篇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李汉俊（湖北籍留日生）通晓日、德、英、法四国文字，发表了60多篇译文和文章，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上述期刊和作者文章都有不小影响。这样集中地介绍国外的一种思想理论，在中国近代报刊史上极其少见。

第二，对马克思主义原著有完整的翻译本子是在五四时期。

随着介绍马克思学说的广泛和深入，对马克思主义原著翻译的需求如久旱盼雨。正是从五四时期始，对马克思主义原著有较多地完整翻译。上述报刊发表宣传马克思主义的200多篇文章中，很大部分就是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译文。作为宣传马克思主义主要阵地的《新青年》，先后出版了8本马克思主义著作。《共产党宣言》先是出了若干节译本。《每周评论》在摘译《共产党宣言》第二章时加的按语指出：这个宣言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最先最重大的意见，是表示新时代的文书。但如此重要的著作仅有节译本，满足不了先进分子的渴求，社会急需完整译本。

在北京五四爱国运动转移到上海掀起新高潮后，1919年6月创刊的《星期评论》编辑部非常急切地希望译出《共产党宣言》全文。这个翻译工作交给了留学日本归来、精通日文和英文的进步青年陈望道。那时翻译进步书籍要冒很大风险，他回浙江义乌老家秘密翻译。1920年4月下旬，陈望道完成这部经典翻译，经陈独秀、李汉俊校对，于8月在上海出版。这是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在中国的第一个全译本。这个本子受到进步知识分子热烈欢迎。印有马克思头像的红色封面本子，初版千余册很快销售一空。应读者要求，9月又再版印有马克思头像兰色封面的本子1000册。这在马克思主义著作的中国出版史上是创记录的。

除《共产党宣言》外，马克思主义其他重要著作也相继出版不少。如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版序言》（费觉天译）、《＜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范寿康译），《（雇佣）劳动与资本》（食力译），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徐苏中译）、《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郑次川译）、《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恽代英译）等。那时还翻译出版了许多阐释马克思主义原理的著作。如《马克斯（思）资本论入门》（马尔西著，李汉俊译），《阶级斗争》（考茨基著，恽代英译），《马克思经济学说》（考茨基著，李达译），《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河上肇著，渊泉译），《社会主义史》（刻尔朴著，李季译）等。上述著作有全译的，也有节译的。所有这些译著都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是哺育一代先进分子的丰盈乳汁。

 

第三，研究讨论马克思主义思想团体的兴起是在五四时期。

随着马克思主义原著译作的出版，在北京、上海和全国一些大城市陆续成立了以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探讨社会改造为己任的学习团体。这些团体的主要成员都是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李大钊等在北京成立有《少年中国学会》、《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后者就是著名的“亢慕义斋”，“亢慕义”为英文Communism的英译，意为“共产主义”。陈独秀等在上海发起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毛泽东等在长沙成立有“新民学会”、“文化书社”和“俄罗斯研究会”，周恩来等在天津成立“觉悟社”，恽代英等在武汉成立“利群书社”、“共存社”，王尽美、邓恩铭等在济南成立“励新学会”，阮啸仙等在广州成立“新学生社”等。在那时，凡是学校和知识分子较多的地方，几乎都有学习和研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社团组织。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的这些团体，其成员或是依托所办刊物发表文章和译作，或在内部展开学习讨论，或是通过团体经销有关书籍、刊物，对宣传马克思主义发挥着重要作用。

从以上三个方面看，我们完全有理由说，五四运动时期是比较系统传播原真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起点。

二、李大钊、陈独秀是比较系统传播

原真马克思主义的两大领军人物

五四时期，中国先进分子通过留学接受马克思主义，是非常重要的渠道。这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东去日本的留学生，将了解到的日本宣传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著作译成中文进行介绍，并且不少人成为中国首批马克思主义者，如上述的杨匏安、李达等。二是西去欧洲主要是勤工俭学的一批留学生，到法英德等国学习时对马克思主义著作刻苦攻读和研究，其中许多人成为了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如蔡和森、周恩来等。三是北去十月革命后的不少苏俄留学生，迅速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忠实信徒，如刘少奇、任弼时等。

在众多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者中，有两位巨人最具号召力和影响力。他们是李大钊和陈独秀。为什么说他们是“比较系统传播原真马克思主义”呢？这是相对于此前对马克思主义的介绍比较零碎、带有随意性乃至曲解的解释而言，故强调他们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系统性和原真性。

首先讲李大钊。他在东渡日本留学3年回国后，思想处在急剧转变之中。一是在反对袁世凯的斗争中成为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其两篇关于“青春”的文章，可视为这一转变的代表作。他在1916年8月担任《晨钟报》主编的创刊号上发表《晨钟之使命》中提出《晨钟报》的任务，就是要担当创造“青春中华”的历史使命，为“青春中华”理想的实现而奋斗。一个月后，他在《新青年》第1号发表的《青春》一文，可视为《晨钟之使命》姊妹篇。李大钊寄历史重任于广大青年，要他们“为世界进文明，为人类造幸福，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资以乐其无涯之生”。二是受俄国十月革命的巨大影响，由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坚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1918年发表的《法俄革命之比较观》，指出俄罗斯之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同法国大革命预示着世界进入资产阶级革命时代一样，俄国十月革命预示着社会主义革命时代之到来，是世界的新文明之曙光。在是年发表的另两篇文章《庶民的胜利》和《Bolshevism的胜利》中，进一步指出社会主义革命是世界历史的潮流，什么皇帝、军阀、军国主义、资本主义，“遇见这种不可当的潮流，都像枯黄的树叶遇见凛冽的秋风一般，一个一个的飞落在地”。【李大钊：《Bolshevism的胜利》，《新青年》第5卷第5号，1918年10月15日。】这三篇文章是先进的中国人对十月革命最早的宣传和评论。

李大钊发表的许多文章，在那时马克思主义传播运动中起着主导作用，特别是《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长文。这是他宣传原真性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代表作，在1919年10月、11月分两期发表在《新青年》上。该文充分肯定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地位，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他指出：马克思的学说“是完全自成一个有机的有系统的组织”。其中的马克思历史论揭示社会物质发展动因和阶级关系，阐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马克思的经济论阐明“余工余值说”，揭露“现代资本主义的秘密”和“资本家掠夺劳工的生产方式”，这是马克思经济学说的根本观念。马克思以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原理观察现代社会的经济状况，对资本主义经济组织进行分析研究，预见资本主义制度必然为社会主义制度所代替，而“实现社会主义的手段、方法仍在最后的阶级斗争。”由此，李大钊说：马克思的“这三部理论，都有不可分的关系。而阶级竞争说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上），《新青年》第6卷第5号，1919年5月。】该文的发表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进入系统传播阶段的主要标志，也是李大钊本人实现从革命民主主义者到马克思主义的转折标志。由此，他成为了在中国系统传播原真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

再说陈独秀。他比李大钊大10岁，留学、逃亡日本3次之多。两人在日本期间就相识，尽管一些政治观点相左。陈独秀有着反对军阀统治、谋求民众幸福的历史担当精神，是个有强烈行动气质的革命家。他早年参加过反清秘密组织，辛亥革命后任安徽省都督府秘书长，还参加了讨袁的“二次革命”。1915年9月，他在上海创办并主编《青年杂志》（次年改为《新青年》），掀起了新文化运动狂飙。他高举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为德先生和赛先生呐喊，勇敢、坚决地向传统的封建思想、道德、文化宣战，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他在1917年初被蔡元培“三顾茅庐”受聘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后，《新青年》转移到北京出刊。他不仅继续主持《新青年》编辑部工作，而且还与李大钊等创办《每周评论》，在思想战线上冲锋陷阵、勇往直前。五四爱国运动爆发后，他积极参与领导，并因起草和亲自散发《北京市民宣言》而被捕，成为名符其实“五四运动的总司令”。

陈独秀由积极宣传民主与科学升华为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受到李大钊的不小影响，在时间上无疑比李大钊晚些。他创办《新青年》，为德先生和赛先生呐喊，既是资产阶级文艺复兴运动的回响，也打上了向往欧美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烙印。他最初对俄国十月革命并不十分赞同，上述李大钊讴歌十月革命的文章给他很大启发。随着对俄国十月革命后的情况和对马克思、列宁的思想理论有了越来越深入的认识之后，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体悟愈益赞同列宁认为的“无产阶级专政”是马克思主义真谛的观点。这样，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看法渐渐发生了变化。1919年12月，他在《告北京劳动界》一文中指出，18世纪以来的民主是资产阶级向封建阶级作斗争的旗帜；20世纪的民主是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斗争的旗帜。1920年3月的《马尔塞斯人口论与中国人口问题》文章，开始谈论马克思主义，批判马尔塞斯的理论，但对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还没有完全认可。两个月后，他的思想有不小变化，在《劳动者的觉悟》演说中，表达了“劳动创造世界”、“做工的人最有用最可贵”的马克思主义观点。他指出：古人所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这句话应当倒过来说“劳力者治人，劳心者治于人”，才是正理。是年9月发表的《谈政治》一文，同《劳动者的觉悟》一起，是他从一般的评介、议论转向赞同、拥护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代表作。

陈独秀的思想由激进民主主义转变为马克思主义后，与李大钊一起，成为中国影响最广泛、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他领导的《新青年》进一步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阵地。

三、“三次论争”是马克思主义在先进分子中成为

传播主流的重要历史节点

五四时期，在鞭挞封建礼教的新文化运动中，各种西方社会思潮纷至沓来。不断涌现的新媒体竞相宣传感兴趣的思想学说，可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百舸争流”。即使被视为“社会主义”思想传播进来的，也是五花八门，名目繁多，异常庞杂。除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和俄国的布尔什维主义思想之外，还有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工读互助主义、新村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等等。由于美国哲学家杜威来华讲学和陪同他的学生胡适的大力宣传，美国实用主义也有很大影响。这种情况反映在新文化运动阵营内部，思想倾向发生明显分化。就对马克思主义的看法和态度而言，有的充满信仰，将其视为改造中国的思想武器；有的只认为它是一种学问，作单纯的学理研究；有的则将其视为“过激主义”理论，研究防范它的对策；有的直接表示鄙视、反对态度。对马克思主义的不同看法和态度，决定了在传播马克思主义时不可避免地会与其他所谓新思潮发生争论。这样的争论对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既是考试，也是考验。真理会愈辩愈明，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们考试及格、考验通过，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对马克思主义的赞同者、信仰者、践行者愈来愈多，马克思主义在先进分子中开始确立其主流地位。

马克思主义传播过程中有三次大的论争。

（一）关于“问题与主义”的论争

胡适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倡导者和文学革命的主要发起者，对于推进中国近代历史的进步起过积极作用。但是，他的思想一直倾向于所谓温和改良，反对激进革命；对五四学生爱国运动持保留态度。他在《每周评论》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在思想界引起激烈争论。该文以实验主义立论，主张多多研究这个那个具体问题，不要侈谈什么主义的新奇奥妙，声称“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事”。胡适反对人们谈论各种主义，实际上是在这种说法的掩盖之下反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反对中国需要通过革命来解决社会问题。他后来承认，发表这篇文章的目的，是让人不要被马克思、列宁“牵着鼻子走”。【胡适：《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每周评论》第31号，1919年7月20日；《介绍我自己的思想》（1930年11月27日），《胡适论学近著》第1集卷5，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645页。】

胡适的文章发表后，李大钊、蓝公武等撰文提出异议。先是参加过辛亥革命并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的蓝公武在其担任过社长的《国民公报》发文表示不同意见。胡适文章刊出一个月后，李大钊也在《每周评论》上发表《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与之商讨。李大钊与胡适都是新文化运动的主角，他们的个人关系不错，但不少政治观点相左。李大钊在文中明确表示：我是喜欢谈布尔什维主义的，它的流行是世界文化的一大变动。我们应该研究它、介绍它，把它的实际情况昭告人类社会。他指出：我们的社会运动固然要研究实际问题，同时也要“宣传理想的主义。这是交相为用的，这是并行不悖的”。一方面，研究问题必须以学理为根据，有主义作准则，“一个社会问题的解决，必须靠着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运动”；要想使一个社会问题成为多数人共同的问题，“必须先有一个共同趋向的理想、主义”，因此谈主义是必要的。另一方面，“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而我们只要把主义拿来作工具，用以为实际的活动，它“会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生一种适应环境的变化”。【李大钊：《再论问题与主义》，《每周评论》第35号，1919年8月17日。】

“问题与主义”之争，尽管是进步知识分子内部对中国思想发展和近代中国历史命运的讨论，但它实际上是中国需要不需要马克思主义、需要不需要革命的论争。胡适劝说人们少谈些主义，宣扬中国不需要经过深刻革命就能解决他所说的问题。李大钊明确指出：社会革命就是阶级斗争，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重要内容，如果不重视阶级斗争，不去用这个理论作根据启发广大工人觉悟，联合起来进行实际的运动，那么经济的革命恐怕永远不能实现。在这场论争中，李大钊和各地年轻的马克思主义者依据当时的认识水平，论证了马克思主义适合中国的国情需要，阐述了在中国进行一次彻底社会革命的必要性。这对于推动人们进一步探讨如何用马克思主义改造中国社会起了重要的积极作用。

 

（二）关于“社会主义问题”的论争

由于谈论社会主义的人越来越多，“问题与主义”的争论还没有完结，关于“社会主义问题”论争的锣鼓敲响了。参加过“研究系”、主编《解放与改造》半月刊，并与梁启超等成立讲学社的张东荪，早些时就介绍过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反对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的文章。从1920年9月起的10个月内，他在陪同英国哲学家罗素来华讲学期间，又多次发表文章对罗素劝告中国“暂不主张社会主义”，当务之急是“开发中国资源”、发展实业的言论表示非常赞同。他在上海《时事新报》撰写的《由内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等文说：救中国只有一条路，就是增加富力，开发实业。其方法之最能速成者，莫若资本主义。随后，梁启超发表文章支持张东荪的观点，反对中国实行社会主义。他俩同罗素一样，自称信奉基尔特社会主义，实际上主张发展资本主义。基尔特是英文Guild的译音，意为“行会”。基尔特社会主义认为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需要的，依靠职工的行会组织就可以改变资本主义国家的性质。这是一种借社会主义之名来维护资本主义制度、欺骗工人阶级的思想理论。在他们看来，中国经济落后，大多数人民无知识，“绝对不能建立建设劳动阶级的国家”，也不能建立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只可“冷静研究”，宣传“亦可少做”，否则就是制造“伪劳农革命”。他们认为，中国必须依靠“绅商阶级”来发展资本主义。应当指出，张、梁提出的发展实业、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主张，有符合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要求的合理因素，但他们只是消极地静待资本主义的兴起和发展，并不明白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下，中国资本主义无法获得充分发展，只有通过革命手段，完成反帝反封建任务、实现国家独立和人民民主后，才能充分发展实业和实现国家富强的目标。他们怀着十分恐惧的心情，极力反对在中国宣传社会主义和建立马克思主义政党，这是完全错误的。

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纷纷撰文批驳张、梁言论。1920年12月，陈独秀通过《新青年》将张、梁等“研究系”人的言论汇集一起，开辟了《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专栏，正式拉开这场论争的帷幕。他反对张、梁观点，明确指出：要“使中国人‘都’得着人的生活，非废除资本主义生产制采用社会主义生产制不可”。“此时我们中国不但有讲社会主义的可能，而且有急于讲社会主义的必要。”【陈独秀：《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新青年》第8卷第4号，1920年12月1日；《社会主义批评——在广州公立法政学校演词》《广东群报》1921年1月19日。】他还写道：中国遭受外国帝国主义侵略和掠夺的现状，“除了中国劳动者联合起来组织革命团体，改变生产制度，是无法挽救的”。“中国劳动（农工）团体为反抗资本家资本主义制度而战，就是为保全中国独立而战。只有劳动团体能够达到中国独立之目的”。【陈独秀：《独秀复东荪先生底信》（1920年12月），《新青年》第8卷第4号。】李大钊发表多篇文章指出：罗素等人鼓吹只有资本主义才能发展实业，其谬至极。今日在中国想发展实业，非由纯粹生产者组织政府，依社会主义的组织经营实业不可。“中国实业之振兴，必在社会主义之实行”。【李大钊：《社会主义下之实业》，《曙光》第2卷第2号，1921年3月。】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素有研究、翻译了《马克思经济学说》和《唯物史观解说》等书的李达撰文进一步指出：中国是万国的商场，是各资本国经济竞争的焦点，“各资本国在中国培植的经济势力，早已根深蒂固，牢不可破。当着产业万分幼稚的时代又伏在各国政治的经济的重重势力之下的中国，要想发展资本主义和各资本国为经济战争，恐怕要糟到极点了。”【李达：《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新青年》第9卷第1号，1921年5月1日。】

在这场论争中，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对资本主义发展实业采取完全否定态度，表明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还带有幼稚性，不能完全从中国具体实际出发来看待资本主义。他们在那么短时间接受马克思主义，这是难以避免的。难能可贵的是他们将世界的社会主义流派分为5种，逐一地进行比较分析。陈独秀旗帜鲜明地指出：“只有俄国的共产党在名义上，实质上，都真的是马格斯（马克思）主义”。这是对各种社会主义思潮的一次清理和总结，对于先进分子摆脱形形色色非马克思主义影响，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创造了有利条件。这也是关于“社会主义问题”论争的重要历史意义。

（三）关于与无政府主义的论争

无政府主义在被引进的新思潮中影响很大，许多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曾经都憧憬过无政府主义。中国是一个小资产阶级人口众多的国家，大批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满现状，能反抗旧制度。无政府主义以革命的面貌出现，很适合他们的口味。在各种思想流派蜂涌而至时，马克思主义传播未在进步思想界内取得主流地位以前，它在青年知识分子群中很有市场。不仅陈独秀曾经对这种思潮很感兴趣，而且他的两个儿子在相当长时间是无政府主义的信徒。客观地说，无政府主义者对于揭露和批判封建军阀的专制统治，启发人们的思想觉悟起过积极作用。但是，这种思潮鼓吹个人绝对自由，鼓吹无政府状态和绝对平均主义，反对一切国家和一切权威，反对一切政治斗争和暴力革命，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和无产阶级专政，因而成为扩大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一大障碍。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与张、梁关于社会主义的论争还未结束时，另一场同黄凌霜等无政府主义者的交锋开始了。

这场论争同样是由对方主动挑起的。北京大学的刘师复、黄凌霜是宣扬无政府主义思想的主要代表。刘病逝后，黄继承刘的衣钵，宣扬克鲁泡特金否定阶级斗争的“互助论”（其迷惑性很大，追求进步的不少青年知识分子曾热衷于它），指责马克思主义是“集产主义”，声称只有无政府主义才是“共产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学说，攻击社会主义压制个人自由、各个人不能尽亨平等幸福，云云。

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无政府主义的批判，主要围绕着革命的形式、国家的本质以及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等问题展开。他们论述了无产阶级国家同剥削阶级国家的本质区别。一方面指出，中国无产阶级在帝国主义和资本家的掠夺之下，早已痛不堪痛，忍不堪忍，具有通过暴力革命夺取国家政权的强烈要求；另一方面又指出，只有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才能保护劳动者的利益，对于封建军阀、资产阶级的国家必须彻底推翻，而对于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则必须巩固和加强。这是资本主义通向共产主义的正确道路。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还批判无政府主义者的“绝对自由”思想，指出：在人类社会中，自由总是相对的，所谓“绝对自由”是根本不存在的。

马克思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思想的论争，其规模超过前两次。除在《新青年》、《共产党》等刊物进行外，还在一些社团和进步青年中展开。经过这次论争，虽有少数无政府主义者仍顽固坚持自己的立场，导致一些社团内马克思主义者同无政府主义者分裂，但更多受无政府主义影响的人则转向接受、信仰马克思主义，成为了无产阶级的忠诚战士。陈独秀的两个儿子陈延年、陈乔年就是杰出代表。

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上述三次论争，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影响，也促进了它由思想理论传播向革命实际运动的转化。在三次论争过程中，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代共产主义者得到锻炼，进一步坚定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他们在马克思主义的广泛和深入传播中成长进步，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必要的思想准备。

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

是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内在要求

中国先进分子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鲜明特点，不是坐而论道，关在书斋里单纯地探究学理，而是躬行实践、贯彻理论，积极投身到实际斗争中去，努力用新学到的思想理论观察和分析中国社会的诸多问题。他们深入到工厂农村进行社会调查，了解民众疾苦，并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民众宣传马克思主义，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

（一）中国工人阶级的基本状况。由于外国资本的入侵，中国无产阶级先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而诞生。到五四爱国运动前夕，全国的产业工人在200万以上，日益成为近代中国的一支重要社会力量。近代中国的无产阶级，除产业工人这一主体外，还包括与产业工人处于相似地位、靠出卖劳动力生活、并与产业工人的机器大生产有直接或间接联系的各种非产业工人，包括苦力运输工人、手工业工人、农业雇工（雇农）、商业和金融业的普通职工（店员）等，总数达4000万左右。

中国无产阶级不仅具有其他各国无产阶级共同的特点，而且由于中国的特殊国情，还有不同于一般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的若干重要特点和优点：

 

第一，中国无产阶级身受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三重压迫的严重性和残酷性为世界各国少见。一是劳动时间特别长。工人一般每天工作在12小时以上，有的达16小时。二是劳动强度特别大。中外资本家经常以增加劳动定额、加速机器运转等办法来加重剥削，致使许多工人的健康恶化，有的被活活累死。三是劳动报酬特别低。同样的工种。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相比，工资水平往往不及外国的一半。四是劳动条件特别差。厂房车间简陋，缺乏必要的劳动保护措施，工伤事故频繁。五是劳动人权特别缺。各工矿企业普遍实行包身工制、童工制、养成工制等，工人的自由和权利得不到起码保障。在这样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下，中国无产阶级具有着改变悲惨境遇的强烈要求，因而是最富有革命的坚决性和彻底性的阶级。

第二，作为中国无产阶级主体的产业工人多集中在大城市和大企业。由于中国的地理环境和资源状况，也由于外国资本入侵造成的开放级差，近代工业的布局很不平衡。产业工人的绝大部分集中在沿海和交通沿线的少数大城市和大企业中。如上海、广州、武汉、天津、青岛、唐山、萍乡安源等地。仅上海、广州、武汉三市工人，在甲午战争前夕就占全国工人总数的77％以上。这样的集中状况，有利于无产阶级的组织和团结，形成相对强大的斗争力量。

第三，中国无产阶级与广大农民和手工业者存在天然联系，便于形成广泛的革命联盟。工矿企业的工人大多数出身于破产的农民或手工业者，能够充分了解无地和少地的广大农民的痛苦和底层社会群众的要求和愿望，在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中，有利于建立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革命同盟军。

中国无产阶级的这些特点和优点，必然使其成为近代中国一个革命性很强的领导阶级。

（二）五四运动创造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结合的历史条件。中国无产阶级形成后，工人的斗争也渐渐开展起来。从辛亥革命到五四爱国运动前，累计罢工150余次，超过辛亥革命前数十年的总和。五四学生爱国运动爆发后，到六月初推向上海这个中国工商业最发达、工人力量最强大的城市，发生了大规模的工人罢工和商店罢市，将五四爱国运动推向了新高潮。那时上海的产业工人近20万，加上其他行业的工人和店员共有50万。参加罢工的在高潮时达到10多万人。上海工人的罢工还推动了全国各地的罢工。罢工浪潮迅速扩展到20多个省100多个城市。这样大规模的罢工，是中国近代历史上从未发生过的事。它说明中国工人开始觉醒了。社会底层的觉醒是社会变革的先兆。工人阶级以独立姿态走上政治舞台，既充分显示工人阶级的强大力量，也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创造了条件。

这里要回答一个问题：为什么马克思主义一定要与工人运动相结合？好多年轻人都提出这样的疑问。其实，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从理论上说，马克思早就讲过：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如果说马克思主义是批判旧世界、推翻旧制度的先进精神武器，那么工人运动就可视为对旧世界、旧制度进行批判和摧毁的先进物质力量。批判旧世界、推翻旧制度光有马克思主义这个先进精神武器不够，一定要有掌握这个精神武器的先进物质力量，这就是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工人阶级。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的结合，实际上就是先进精神武器与先进物质力量的结合。而且这个结合不是外加的，而是两者在前进过程中的内在要求。

马克思在讲上面的话的同时，还讲道：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是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地，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马克思在这里讲的“哲学”，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哲学，用现在的话语来解释，可以视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或马克思主义理论。在百年前的中国，尽管工人阶级力量还不够强大，但从五四爱国运动后全国发生的大规模罢工看，中国工人阶级正在觉醒。他们要求得自身解放，并且作为一个领导阶级来领导中国革命，就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作为精神武器。在那时，中国无产阶级并没有认识到自己的这个重要历史使命。这就需要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先进知识分子去与他们结合，启发他们的觉悟，使之由自在的阶级变成自为的阶级。五四运动使这个结合由理论走向现实，或者说，马克思主义理论从此才真正接了地气。

（三）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与工人运动结合后的双向飞跃。一般地说，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是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要载体。五四运动后，许多先进知识分子走向社会，了解中国社会的实际状况。与非马克思主义的三次论争，也推动他们研究中国的实际问题。胡适尽管提出了“多研究些问题”主张，但他及其追随者却很少走向社会作实际调查和了解劳工的具体问题。恰恰是通过论争受到感悟的赞同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开始走向工农，具体考察广大劳动者的实际生活状况。这是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良好开端。所谓“双向飞跃”，即是一方面，中国先进知识分子通过“结合”开始实现自己的思想飞跃，成为中国第一批共产主义者；另一方面，通过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初步了解自己历史使命的工人阶级，开始实现由自在阶级到自为阶级的飞跃，使创建马克思主义政党有了先进阶级基础。

促进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起领军作用的还是李大钊和陈独秀。李大钊早在五四爱国运动前夜就撰文提出：“要想把现代的新文明，从根底输入到社会里面，非把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气不可。我甚希望我们中国的青年认清这个道理。”【《李大钊文集》（2），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87页。】在他的指导下，成立的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就是进步知识分子接近劳动群众传播新思想的创举。在五四运动爆发前的5月1日，他帮助北京《晨报》出版《劳动节纪念》专号，撰文指出：这一天“是工人的祝典日”，也是斗争得来的。在中国报纸上公开纪念“五一节”，这是首开先河。次年，在李大钊和陈独秀的推动下，《新青年》出版纪念专号。五一那天，李大钊还主持在北大召开有工人和学生500人参加的纪念大会，发表了关于劳动运动和社会主义问题的演讲。他领导的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先是在长辛店办劳动实习学校，帮助建立工会组织；接着出版《劳动者》周刊和《工人周刊》等，对工人们进行启蒙教育。1921年五一节后，创办的长辛店工人俱乐部成为北方劳动界的一颗明星。此外，北京共产主义小组还去郑州、天津、唐山等地开展工人运动。

在上海的陈独秀，经过五四爱国运动的洗礼，愈益感到要进行社会革命，必须到产业工人中去。他先到码头工人中了解罢工情况，到中华工业协会、中华工业总会等劳动团体进行调查。1920年4月，他出席上海码头工人发起的“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成立大会，在演说中表达了“劳动创造世界”的观点，称赞世界上只有做工的人最有用、最贵重，希望工人群众开展劳动运动。他还到工人群众居住区开展调查，了解工人的生活和劳动状况。在编辑出版的《新青年》“劳动节纪念号”专刊发表的28篇文章中，大部分是反映上海、北京、天津、南京、长沙、唐山、无锡、芜湖等地工人状况，还介绍了各国劳动组织和工人运动状况。陈独秀本人撰写了《上海厚生纱厂湖南女工问题》调查报告。这个纪念专号的编辑发行，是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与工人运动结合的初步结晶。1920年4月中旬，陈独秀还联合中华工业协会等7个工界团体筹备召开“世界劳动节纪念大会”，他被推选为筹备会顾问。在他指导下，上海各业5000多工人在五一节这天集会，喊出“劳工万岁”口号，通过了《上海工人宣言》。接着，他主持创办《劳动界》等刊物，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组织真正的工会。在他的影响下，俞秀松等一批进步青年深入到工厂做工，调查研究如何开展工人运动。

除北京、上海外,在天津、南京、武汉、广州、长沙等地也有一批进步青年到工厂开展劳工运动。先进思想力量与先进物质力量的结合，就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奠定了思想基础和阶级基础。

五、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是五四运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必然结果

由于十月革命对中国先进分子的强烈冲击，也由于巴黎和会上中国遭受的巨大耻辱和对欧美国家寄予巨大希望的破灭，五四运动后决心走十月革命道路，坚信马克思列宁主义能够救中国的先进分子越来越多。

最早积极推崇十月革命的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传，愈益倾向于以俄国人为践行榜样。他明确指出：俄罗斯之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之革命，预示着社会主义革命时代到来；俄罗斯布尔什维主义“是奉德国社会主义经济学家马客士（Marx）为宗主的”，布尔什维主义是“二十世纪世界革命的新信条”。他预言“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今后的世界是劳工的世界”。【李大钊：《Bolshevism的胜利》，《新青年》第5卷第5号，1918年10月15日。】

陈独秀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经历深刻变化后，在1920年9月发表的《谈政治》一文中指出：世界不平等的根源在于“少数游懒的消费的资产阶级”的存在，“要扫除这种不平、这种痛苦，只有被压迫的生产的劳动阶级自己造成新的强力，自己站在国家地位，利用政治、法律等机关，把那压迫的资产阶级完全征服，然后才可望将财产私有、工银劳动等制度废去，将过于不平等的经济状况除去”。他明确表示，赞成马克思主义“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即生产阶级）的国家，创造那禁止对内外一切掠夺的政治、法律，为现代社会第一需要”的观点。【陈独秀：《谈政治》，《新青年》第8卷第1号，1920年9月1日。】这表明陈独秀已经抛弃了曾经感兴趣过的无政府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等思潮，完全赞同经过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而践行的马克思主义。

当时许多先进知识分子的思想发展变化的状况大体都是如此。参加过辛亥革命的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等年长一些的先进分子，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研究，抛弃了过去对旧的资产阶级共和制的憧憬，转变为信仰走十月革命道路的马克思主义。年轻一代先进知识分子以毛泽东、周恩来、瞿秋白、张闻天、邓中夏、蔡和森、恽代英等为代表，更是向往十月革命后新建立的社会主义社会，用以作为改造中国的模本。

 

有了这么一批通过俄国十月革命而更加坚信马克思主义的先进分子，既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又深入到工人群众中去作宣传启蒙工作，在参加反帝反军阀的实践斗争中不断成长起来。这就为中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创建准备了干部条件。在上海、北京的共产党组织成立后，武汉、长沙、广州、济南等地的先进分子，以及旅日、旅欧华人中的先进分子，也相继建立了共产党早期组织。这些地方组织采取出版报刊、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和利用学校讲坛等多种形式，不断扩大马克思主义宣传阵地，并有计划地继续开展对工人的宣传和组织工作，深入浅出地宣传马克思主义，积极地推动工人运动的发展，进一步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同工人运动的结合。有了这样的阶级基础和思想基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1年7月23日在上海召开，与会的13人代表各地的50多名党员。8月初，代表们转移到浙江嘉兴红船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纲领后闭幕。党的一大通过的纲领，表明中国共产党从建党开始就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并旗帜鲜明地将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作为奋斗目标。这是最早一批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问题认识的伟大跨越。

毛泽东谈到这段历史指出：五四运动是在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之下发生的。“俄国革命唤醒了中国人，中国人学得了一样新的东西，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从此以后，中国改变了方向”。【《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14页。】

为什么我们党的领导人这样强调俄国十月革命对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影响？我以为，这是历史发展的逻辑同那时中国先进分子对马克思主义认知的理论轨迹完全一致的结果。就历史发展而言，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到中国共产党成立的近六年里所发生的四个重大事件（1915年兴起的新文化运动、1917年发生的俄国十月革命、1919年爆发的五四爱国群众运动、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一环扣一环的，十月革命这个历史之环在这条历史之链中起着承前启后作用。新文化运动高举的民主、科学两面大旗，无疑对中国两千年的封建罗网起了巨大的冲决作用，但就其思想性质言，还带有浓厚的资产阶级色彩，当然其历史作用是进步的。十月革命对新文化运动的思想解放作用，由浓厚的资产阶级色彩转变或者升华为以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为主导起着关键的决定作用。没有十月革命，不可能有这个决定性的转变或升华。有了这个转变或升华，才有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所以，强调十月革命对中国先进分子的影响，不是中国共产党的过度宣传，而是五四运动以来近代中国历史逻辑和先进分子对马克思主义认知的理论轨迹相重叠的必然结果。

当今，十月革命的故乡尽管发生了剧变，但是，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渠道是十月革命后的俄罗斯这段历史不能改变；中国共产党是在确立以俄国十月革命为标杆而创建的这个事实，也勿须回避。十分难得的是，中国共产党从走俄国人的路经过艰辛探索体悟出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伟大飞跃。

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这一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深刻改变了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

即将百年华诞的中国共产党将不忘初心，继续弘扬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为深刻改变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前途和命运的伟大中国梦而不懈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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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颖）

 

 

 

 

 

 

 

 

 

 

 

 

责任编辑：李贤博

文章来源：http://www.71.cn/2019/0601/1060551.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