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宏观经济的两个问题

今天主要讲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深入理解我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第二，如何实现全面落实积极的财政政策。

一、深入理解我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

在2017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也进入了新时代，基本特征就是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推动高质量发展，是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是适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必然要求，是遵循经济规律发展的必然要求。深入理解我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对于深刻认识高质量发展、有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把握转向高质量发展的必然性

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是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时代的客观要求。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时代的实质是，经过改革开放40年的不懈努力，我国经济规模快速增长，已进入由大向强转变的历史新阶段。在上世纪改革开放的初始阶段，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我国经济总量仅排在世界第十一位。如今，我国经济总量已经稳居世界第二位。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发展迈入由大向强转变的新阶段，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期，并将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经济基础是社会生产能力水平的明显提升，核心是经济发展的高质量。如果说改革开放之初我国经济发展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是数量不足，需要“快”字当头，那么，在新时代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则是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好”字当头。

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是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客观要求。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在改革开放初期，为解决当时“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个社会主要矛盾，必须尽快发展社会生产力，各方面工作都要配合和服从快速发展经济。经过多年努力，我国经济体量明显增大，经济实力显著提升，原来生产力落后的状况已经得到相当程度的改变，生产力发展的制约因素更多表现为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特别是表现为经济结构性矛盾尖锐、生产效率性问题突出、社会民生建设滞后和资源环境约束趋紧等。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必然要推动高质量发展。从社会主要矛盾的另一侧即人民需要来看，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是多方面的，既包括物质和精神生活的丰富，也包括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的保障和提升，还包括对安全和良好生态环境的需要，等等。只有实现高质量发展，才能满足人民对物质文化生活的更高要求，才能为全面满足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奠定坚实物质基础。可见，在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化的条件下，推动高质量发展成为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关键举措，成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确定发展思路、制定经济政策、实施宏观调控的根本要求。

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是做好当前经济工作的客观要求。2017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推动高质量发展作出全面部署，提出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等8项重点工作。按照党的十九大的要求，今后3年要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三大攻坚战，这也要求推动高质量发展。比如，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一项主要工作是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防范化解金融风险要从两方面入手，一是加强宏观调控和金融监管，二是提高金融部门本身的资产质量、经营质量和运行质量，二者不可偏废。为此，金融就要服务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更好为实体经济服务，促进形成金融和实体经济、金融和房地产、金融体系内部的良性循环；加强重点领域风险防范和处置，坚决打击违法违规金融活动，加强薄弱环节监管制度建设。这些政策措施都是要提高金融运行质量和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量，实质上都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

（二）把握高质量发展的具体含义

高质量发展标定中国经济发展新方位，是有着科学内涵的理论概括和发展要求，至少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把握其具体含义。

第一，微观层次的高质量发展。微观经济是整个社会经济的基础，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提高微观层次的经济发展质量。首先，生产经营者要确保产品和服务符合法律法规提出的质量要求，并且能够满足消费者的质量需求。1993年，我国颁布施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并于2000年、2009年两次进行修改，为我国产品质量控制提供了法律制度保障。生产经营者努力提高产品和服务质量，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微观基础。其次，生产经营者要不断提高经营管理水平。提高生产和服务的效率和效益是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实现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根本保证。最后，要积极鼓励创新创业。勇于创新、自主创新是高质量发展的根本动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是将微观创新创业小溪汇聚成全社会高质量发展大河的必由之路。

第二，宏观层次的高质量发展。宏观经济状况体现一个国家经济的总体水平。在新时代，只有实现宏观层次的高质量发展，才能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宏观层次的高质量发展，主要应抓好以下几方面：

其一，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实现和保持总体经济的平稳健康可持续发展。要正视当前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特别是发展质量和效益不够高、创新能力不够强、实体经济水平有待提升、生态环境保护任务艰巨等问题，努力寻求解决之道。

其二，提高总体经济的投入产出效益，把各项成本特别是各层次的管理成本切实降下来。重点是通过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降低企业生产成本和行政管理成本。

其三，在宏观经济管理方面，进一步增强对可能发生的市场风险、外部风险特别是金融风险等各类经济风险的预判和识别能力，及时采取有效措施，避免风险形成，化解风险冲击或减缓风险影响。

其四，进一步增强应对经济领域重大突发事件特别是外部重大突发事件的能力。应对重大突发事件能力主要包括：物质能力如应对能源、粮食、外汇储备等方面突发事件的能力，政策反应能力如信息搜集处理能力、突发事件预案储备等。在对风险的预判、识别以及重大突发事件应对方面，宏观调控水平是国家总体经济发展质量的一个重要体现。

第三，社会民生事业的高质量发展。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最终目的是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必须落实到社会民生事业的高质量发展上。这主要表现在：

其一，教育、医疗、养老、社会保障等社会公共产品的数量和质量能够满足全体居民的需要。

其二，能够创造较为充分的就业机会，形成基本合理的收入分配体制机制，使居民总体收入稳定提高，中等收入群体不断壮大，基本消除贫困。

其三，社会风气积极向上，文化事业蓬勃发展，人们精神生活日益丰富，社会文明程度不断提高，社会氛围公平、公正、民主、和谐。

其四，绿色发展理念深入人心，生态环境得到充分保护，居民生活环境美好宜居，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三）把握高质量发展的实现路径

高质量发展是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基础。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到真正实现高质量发展，是一个需要不懈努力的过程。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遵循市场规律，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推动我国经济在实现高质量发展上不断取得新进展。

第一，坚定不移全面深化改革。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时代，改革面临更艰巨的任务，需要义无反顾的决心。必须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坚决破除一切不合时宜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吸收人类文明有益成果，加快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为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的制度基础。要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增强生产经营者改进生产服务和开拓创新的动力，实现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变。

第二，积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宏观经济运行中的主要矛盾是总供给与总需求的矛盾。从长期看，在总供给与总需求的矛盾双方中，供给侧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只有解决好供给侧的问题，才能从根本上推动宏观经济高质量发展。因此，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于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

第三，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无论微观层次还是宏观层次，实现高质量发展都需要一个良好稳定的大环境，而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是提供这种大环境的重要保证。经验告诉我们，对于宏观调控工作来说，坚持稳中求进是制胜法宝。当前，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要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坚持适应我国经济发展主要矛盾变化完善宏观调控，相机抉择，开准药方。

第四，积极扩大和深化对外开放。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重要表现是国际竞争力的提升。关上门实行保护主义，或不敢到国际市场去拼搏，都不能提升国际竞争力。国际竞争力不仅表现为产品的市场占有率和进出口实力，更表现为本国产品标准成为国际行业标准。要实现高质量发展、提高国际竞争力，必须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坚持打开国门搞建设。要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加快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

第五，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保护绿水青山，才能使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生态文明建设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条件，良好的生态环境本身就是高质量发展的成果。生态文明建设功在当代，利在千秋。我们要牢固树立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

第七，更好发挥理论创新的引领和促进作用。在经济学教科书中，微观经济学主要围绕经济效率展开，宏观经济学主要聚焦于总量分析。如何运用现代经济分析技术，在微观层次和宏观层次上对经济发展质量问题进行研究和阐述，是新时代提出的经济理论创新课题。这种理论创新必须扎根于我国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伟大实践，为我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做出贡献。

二、如何实现全面落实积极的财政政策

财政政策既关系经济运行与国家治理，又关系企业发展与百姓民生。2019年宏观调控工作的重点之一，是要继续实施好积极的财政政策。需要注意的是，任何一项宏观调控政策都有正面效果，但也可能产生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因此，全面实施积极财政政策，要实施更大规模的减税降费，促进投资实现扩大再生产；要以削减政府支出来实现减税条件下的财政收支平衡，确保减税降费落实到位，最大限度地发挥积极财政政策的正面作用，同时把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限制在最低程度。

（一）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

2018年年底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根据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新问题指出，2019年宏观政策要强化逆周期调节，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适时预调微调，稳定总需求，并进一步明确要求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力提效，实施更大规模的减税降费，较大幅度增加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规模。为了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落实到政府宏观调控各项工作中，2019年3月5日李克强总理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 要正确把握宏观政策取向，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实施就业优先政策，加强政策协调配合，确保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阐述政府工作的首要任务时更进一步明确而具体地指出，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力提效。实施更大规模的减税。普惠性减税与结构性减税并举，重点降低制造业和小微企业税收负担。深化增值税改革，将制造业等行业现行16%的税率降至13%，将交通运输业、建筑业等行业现行10%的税率降至9%，确保主要行业税负明显降低；保持6%一档的税率不变，但通过采取对生产、生活性服务业增加税收抵扣等配套措施，确保所有行业税负只减不增，继续向推进税率三档并两档、税制简化方向迈进。抓好年初出台的小微企业普惠性减税政策落实。这次减税，着眼“放水养鱼”、增强发展后劲并考虑财政可持续，是减轻企业负担、激发市场活力的重大举措，是完善税制、优化收入分配格局的重要改革，是宏观政策支持稳增长、保就业、调结构的重大抉择。

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政府工作报告》释放的信息可以看出，2019年我国宏观经济工作中关于财政政策的方针导向是：

第一，为确保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实现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必须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

第二，积极的财政政策在已经施行了多年的基础上，今年的实施要加力提效，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第三，今年积极的财政政策的首要措施是实施更大规模的减税降费，方式是普惠性减税与结构性减税并举，重点是降低制造业和小微企业税收负担。

毫无疑问，2019年宏观调控工作的重点之一是要继续实施好积极的财政政策，发挥其应对经济下行压力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我们要注意到，任何宏观调控措施在取得预期的正面效果的同时，都可能产生程度不同的负面影响，需要我们认真面对。而实现积极财政政策的完整性，全面落实积极的财政政策，是最大限度发挥其正面作用，同时将可能的负面影响限制在最小程度的保证。

为什么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正如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的，目前我国经济运行稳中有变、变中有忧，外部环境复杂严峻，经济面临下行压力。这些问题是前进中的问题，既有短期的也有长期的，既有周期性的也有结构性的。要增强忧患意识，抓住主要矛盾，有针对性地加以解决。《政府工作报告》也指出，综合分析国内外形势，今年我国发展面临的环境更复杂更严峻，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风险挑战更多更大，要做好打硬仗的充分准备。

当前我国宏观经济运行面临的问题，或者说经济下行压力的压力源，来自国外和国内两个方面。

 

国外方面压力主要表现在：世界经济增速放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加剧，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大幅波动，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加，外部输入性风险上升。2018年美国对包括我国在内的多方面制造贸易摩擦，大大增加了我国所处外部环境的复杂性和严峻性，这已经是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运行第三次受外部环境影响而面临下行压力了。第一次是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对我国宏观经济运行造成冲击，第二次是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对我国宏观经济运行造成冲击。那两次国际金融危机爆发时，我国当时的宏观经济状况较之其他世界主要经济体和周边经济体来说相对明显要好些，宏观经济处于增速较高较稳定的上升期，对我国来讲外部冲击是主要下行压力源。而2018年以来，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的下行压力不仅源自于外部环境复杂严峻，而且内部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过程中产生的尚待解决的问题，也是重要的下行压力源。

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主要表现在：消费增速减慢，有效投资增长乏力；实体经济困难较多，民营和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尚未有效缓解，营商环境与市场主体期待还有差距；自主创新能力不强，关键核心技术短板问题凸显；一些地方财政收支矛盾较大；金融等领域风险隐患依然不少；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困难较多；生态保护和污染防治任务仍然繁重。一方面，我们目前面对着复杂而严峻的矛盾和问题，必须认真对待妥善解决；另一方面我们又承担着光荣而伟大的使命，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关键之年。因此2019 以及今后一段时期内，在宏观调控工作中，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力提效，就显得更为关键、更加重要。

（二）实施更大规模的减税降费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政府工作报告》，都把“实施更大规模的减税降费”作为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的首要措施，这是一个非常重要并且切合我国当前实际的科学判断。

首先，就财政政策各类可行的措施手段来看，减税降费是最直接作用于施策对象、产生政策效果见效最快的宏观调控措施。对消费者税负的降低，等同于直接增加消费者的可支配收入，进而提升居民消费，起到拉动经济的作用。对生产者税负的降低，在间接税环节上，例如增值税减税，可以直接降低企业生产成本，从供给侧推动经济增长，同时还会在最后的消费环节减少最终消费者的负担。在直接税环节上，例如企业所得税减税，可以直接增加企业经营收入，提高企业赢利水平，不仅使企业具备了通过技术创新、设备更新等方式提高生产水平的能力，而且能够刺激企业通过增加投资扩大生产规模的欲望。因此，减税降费不仅可以在微观层次上最实惠地激励实体经济经营者和从业者，而且能够在宏观层面上最有力地提振自主创新和引导结构调整。

其次，我国现行税制中还存在进一步实行减税政策的空间，为实施更大规模的减税降费提供了可操作性。减税空间的容量大小，一方面要看当前税率的绝对水平的高低，另一方面还要看政府通过调整财政配置和调动弥补资源保持财政平衡的可能性。当前，调整财政配置主要是减少政府支出，特别是一般性行政支出和“三公”经费和其它可进一步控制的财政支出，以及收回、盘活和使用长期闲置和沉淀的各类政府财政资金。调动弥补资源主要是合理适度增加财政赤字，扩大国债发行，和增加特定国有金融机构和央企上缴利润等措施。

从世界经济来看，减税政策是经济低迷时期有关国家刺激经济增长的一项主要政策工具。20世纪60年代，美国为了摆脱经济低迷，当时美国总统肯尼迪启用了减税政策，将公司所得税税率由52%降至48%，个人所得税税率由20%—91%降至14%—70%。肯尼迪的这一减税政策产生了一定效果，较为有效地促进美国经济实现了复苏。2001年小布什就任美国总统后，为了重振美国经济，又一次实行减税刺激经济的政策，美国议会通过了十年内减税1.35万亿美元的减税法案，对个人所得税税率进行了大幅下调，将最高边际税率由39.6%下调至33%。事实证明，小布什的这一减税政策确实起到了一定效果。到2003年第二季度，美国经济增长率达到了2.4%，经济开始出现持续复苏。奥巴马任美国总统时期，美国面临严重的由次贷危机演化而来的全面金融危机，美国政府同样采取了减税政策，在2008年和2009年先后通过了总额超过5000亿美元的减税计划。减税政策以及其它量化宽松政策实施后，美国经济自2010年开始出现持续反弹，对美国走出这次影响严重的金融危机产生了较大作用。近年来美国特朗普政府推出的相当强度的减税政策也为舆论界普遍肯定，是美国经济目前表现较为强势的重要原因。2017年12月，美国参议院通过了税法改革法案，将美国企业所得税税率从35%大幅降至20%。2018年美国的经济增速为2.9%，应该说这与美国实行的大规模减税和缩减联邦支出等措施不无关系。当前为保持经济的复苏势头，世界各主要经济体，如欧美和日本等国家，都不同程度进行了减税，试图跟进美国的政策，减税已形成世界宏观经济政策的趋势。

另一方面，对于美国特朗普政府采取的减税政策也需要做全面的分析。2018年特朗普开启美国新一轮减税政策，短期内确实提振了美国经济，使得美国经济增速有所加快，股市屡创新高，但是并未解决美国经济前景的不确定性。由于特朗普的减税政策是以凯恩斯主义刺激理论为基础的，对经济的拉动主要作用于需求侧，而对改善供给侧所必需的投资的刺激相对较弱。减税对美国经济的作用主要是短期性的。长期来看，减税对经济的刺激作用将会逐渐减缓减弱，同时还存在恶化财政赤字的风险。特朗普的减税不能从根本上缓解美国的经济结构失衡，而且财政压力导致的政府支出减少更将威胁到教育、医疗和科研等能缓解美国社会问题的支出，如果处理不当，会是饮鸩止渴。

（三）促进投资实现扩大再生产

当前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发力方向之一是促进投资，特别是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其原因在于：

第一，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但是归根结底消费是通过实现投资需求来拉动增长的。适度稳定的投资增长是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的关键。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再生产理论告诉我们，要实现扩大再生产，必须增加新的投资。我们当然应该通过扩大消费需求拉动经济增长，但不容忽视的是，消费是通过导致投资来实现扩大再生产的，不能导致投资的消费只能实现简单再生产，只有能够导致投资的消费才能真正实现扩大再生产。或者说，只有足够的投资需求才能实现社会扩大再生产，实现经济社会的有效发展。

第二，高质量发展的一个标志是，由投资（I）产生的投资收益（R）占产出（Y）的比重（R/Y）的提高，即实现投资效益的提高。而投资收益占产出的比重（R/Y）等于投资资本收益率(R/I)与投资率(I/Y)的乘积(R/Y=R/II/Y)，其中，投资率(I/Y)是在宏观层面实现的，而投资资本收益率(R/I)是由企业或生产者在微观层面实现。我国目前的投资资本收益率仅为3%左右，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亟待提高。对生产者或企业的减税能够明显有助于提高微观层面的投资资本收益率，进而在宏观层面提高投资收益占产出的比重，推动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第三，面对当前复杂严峻的国内外形势，中央提出六个“稳”的要求。“稳投资”是关键之一。“稳投资”的重点是激发社会投资、保持投资增长、优化投资结构、提高投资效益。当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入新阶段，面临的新形势、新问题要求我们更加认真地做好保持投资稳定增长工作。

2018年有三个国民经济统计数字值得关注：一是GDP增长6.6%，二是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5.9%，三是基础设施投资增长3.8%。这组数字告诉我们，第一，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低于GDP增速0.7个百分点，可以判断投资增长相对不足是当前经济下行的一个主要表现。因此，推动投资增长，适度加快投资增速是克服经济下行压力的重要方面。以减税降费为主要措施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应该在促进投资方面发挥引导和带动作用。第二，在各类投资中，基础设施投资增速明显滞后于总投资增速，基础设施投资不足是投资增长减速的主要诱因，同时也表明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存在加强投资以应对下行压力、提升经济增长的较大空间。因此当前把促进投资，特别是基础设施投资，作为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的一个发力方向，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行的。减税降费如何能够落实到促进基础设施投资增长，是我们今后在宏观调控工作实践中需要深入探索实现途径和积累总结经验的任务。

 

（四）实现财政政策的完整性

全面落实积极的财政政策是要实现财政政策的完整性。衡量财政政策是否完整的标准是财政收支是否平衡，以及是如何实现平衡的。减税在初期阶段必然会使财政税收减少，直接影响到财政收入。而负责任的政府不仅要考虑减税的必要性，以及减税的具体方案，还需要相应采取必要措施弥补减税对国家财政的影响，保持财政收支平衡。

在减税条件下，常规的保持财政收支平衡的办法有两种：一是增加财政赤字，一是削减财政支出。一般情况下，增加财政赤字是寅吃卯粮，必须谨慎适度，严格控制。欧盟国家在探索经济一体化过程中，根据实际经验制定的财政赤字率不超过3%的标准是具有一定普遍性意义的，非严重的特殊情况下，应予遵循。我国长期以来基本遵循了不逾越这一界限的原则，保持了财政状况的稳定。就我国目前的形势来看，更重要的实现财政平衡的指导思想应该是相应减少财政支出，减少除了必须不断提高的、直接关系民生的有关支出之外的财政支出，特别是行政费用的支出，同时要坚决防止任何人、任何机构、任何集团搭便车借机扩大行政性费用支出。

总体上削减财政支出，并不意味着要像西方国家那样同时削减关系民生的社会（福利）事业的支出，相反还需要大力增加关系民生的社会事业发展的财政支出。有研究表明，高收入经济体在工业化高峰期以后，政府服务（包括社保、教育、健康和社会工作等）支出在GDP中的占比会持续快速提升。目前我国政府服务支出在GDP中的占比尚明显低于高收入国家在类似发展阶段的水平。即使在减税条件下这块政府服务的短板也需要优先填补。

一般意义的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主要有三项措施来拉动经济：一是增加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二是减税，三是扩大政府支出。在目前国内外条件下，根据中央的决策精神，其中第一项要谨慎适度，第二项是首选的主要措施，第三项目前不宜使用。此外，还有一种意见认为，在目前企业杠杆率和家庭杠杆率过高的情况下，可考虑提高政府杠杆率，将高企的企业杠杆率和家庭杠杆率转移过来，以减缓金融风险压力。现在不宜这样做的原因，其一，目前我国金融风险压力还没有达到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时需要政府直接出手救助的程度。其二，我国目前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导向不仅是减税，而且要严格控制政府支出。地方政府债务规模较大幅度增加，是指专项债券增加，而非一般性的政府杠杆率增加。其三，政府以提高自身杠杆率的方式承接企业杠杆率和家庭杠杆率，实际上是改变社会的资产负债结构，必须考虑可能对各方面带来的中长期影响。总之，主要通过削减政府支出来实现减税条件下的财政收支平衡，不仅是全面落实积极的财政政策，实现积极财政政策完整性的必由之路，同时也能够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财政体制改革深入发展，取得一箭双雕的积极效果。

（五）需要注意做好的四件事情

全面落实积极的财政政策，实现积极财政政策的完整性，需要注意做好四件事情：

第一，减税必须具有较大的规模性，才能产生明显效果。2018年年初预计减税规模可达1.1万亿元，实际减税规模实现了突破。2019年预计减税规模可接近2万亿，应该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力保2万亿，根据实际情况争取有所突破，实现更大的减税规模。

第二，减税效应具有较强的时间递减性，在短期内减税效果表现明显，但是如果减税规模强度不递增，减税效应必然减弱。因此在减税伊始，就需要考虑如何深化财政体制改革，建立税制对经济健康稳定增长的常规和长效机制。

第三，减税既是政府行为，又必须通过市场产生效果。因此减税政策的实施必须在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和发挥好政府作用的框架内进行，使市场和政府既各自充分发挥好自身作用，又实现二者的积极协同发力，使减税实现预期效果，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我们一方面要汲取以往的经验教训，减弱和防止减税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要认真落实竞争中性原则，使减税政策惠及实体经济的各个角落。

第四，做好减税与其它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做好积极的财政政策与其它宏观调控政策，特别是与稳健的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发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各自的优势，形成政策合力，提高宏观调控水平，抵御下行压力，确保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大局稳定，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收官打下决定性基础，以优异成绩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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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颖）

 

责任编辑：李贤博

文章来源：http://www.71.cn/2019/0601/1060577.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