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的战略智慧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重视并且善于进行战略思维的党。在90多年的奋斗中，面对各个历史时期的重大历史课题，不断从战略高度思考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陆续回答“什么是中国革命、怎样进行革命”“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重大基本问题，制定出一系列符合中国国情和时代特征的路线、方针、政策，引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走上胜利的途径，使中国人民踏上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历史征程，迎来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在这一伟大历史进程中，积累了丰富的战略思维经验，形成和发展了具有中国共产党人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战略思维理论和方法。这是一份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在今天，继承这一传统，不断增强战略思维的自觉性，掌握战略思维理论和方法，提高战略思维能力，增长战略智慧，对于我们实现“两个一百年”的战略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一、重视战略思维是我们党的一个好传统

这个好传统，是毛泽东为我们开创的，下面我分三个历史时期加以叙述。

（一）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战略思维

毛泽东作为我们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其战略思维的主题，是创造性回答“什么是中国革命、怎样进行革命”这一重大历史课题，也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从战略上作了初步探索。他在这方面著作之多，内容之丰富和系统，见解之独到和深刻，影响之巨大和深远，为古今中外所罕见，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中的珍品，是我们党进行战略思维的杰出范例。

第一，毛泽东在其军事著作中，系统阐明了人民军队、人民战争和人民战争战略战术的理论。他把游击战争提到战略地位，认为中国革命战争在长时期内的主要作战形式是游击战和带游击性的运动战。他论述了一整套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即“防御中的进攻，持久中的速决，内线中的外线”，把战略上的劣势变为战役、战斗上的优势，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他论述了随着敌我力量对比的变化要及时正确地实行战略转变，在解放战争后期发起对国民党军队的战略决战，取得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胜利，一举歼灭国民党精锐部队154万余人，为新中国的建立奠定了胜利基础。

第二，毛泽东在其政治著作中，深刻阐明了政策策略的辩证法，强调必须把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结合起来。他指出，弱小的革命力量在变化着的主客观条件下能够最终战胜强大的反动力量，“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在战略上要藐视敌人，在战术上要重视敌人；要掌握斗争主攻方向，不要“四面出击”；对敌人要区别对待、分化瓦解，实行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的策略。

第三，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作中，总结苏东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动荡的经验教训，针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初期面临的新问题，提出“以苏为戒”、独立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战略思想。他阐明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正确处理十大关系、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战略方针；作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已经成为国家政治生活主题的科学判断，提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一系列正确方针，如处理是非矛盾要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处理利益矛盾要采取“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处理共产党同民主党派的矛盾要采取“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处理艺术、科学上的矛盾要采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等等。尽管毛泽东晚年犯了错误，上述思想在实践中没有得到很好贯彻，但是实践证明，这些思想本身还是正确的，在今天仍有现实指导意义。

第四，毛泽东不但创造性提出了一系列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战略思想，而且总结、提炼出关于战略思维的一系列原则和方法，十分重视对干部进行战略思维教育。他说：“我们党历来是重视战略的，部队的战士、伙夫都关心战略，只要把战略形势讲清楚，问题就好办了。”[1]在延安时期，他经常给干部讲课，说“那时我可讲得多，三天一小讲，五天一大讲”，讲军事、讲政治、讲哲学、讲历史，特别是讲战略，叫“提高战略空气”[2]。他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报告中说：“战略问题是研究战争全局规律的东西”，“指挥全局的人，最要紧的，是把自己的注意力摆在照顾战争的全局上面，……如果丢了这个去忙一些次要的问题，那就难免要吃亏了。”又说：“任何一级的首长，应当把自己注意的重心，放在那些对他所指挥的全局说来最重要最有决定意义的问题或动作上，而不应当放在其他的问题或动作上。”他还说，即使是战役指挥员和战术指挥员，也应重视研究战略问题，“因为懂得了全局性的东西，就更会使用局部性的东西。”[3]他把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创造性运用于战略思维，深刻阐明了作为战争游击术的军事辩证法、原则坚定性和策略灵活性相结合的政策策略辩证法，以及一系列有中国特色的唯物辩证的思想方法、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

（二）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战略思维

邓小平作为我们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其战略思维的主题，是创造性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重大历史课题，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在中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是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进行战略思维的杰出范例。

第一，在历史转折关头，邓小平把端正思想路线提到首位，势如破竹地推进了党的指导思想和各条战线的拨乱反正，为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奠定了哲学基础。他的那篇《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实际上成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它抓住了思想路线这个当时关系党和国家工作全局的根本问题，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4]强调要“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5]这篇讲话高屋建瓴，振聋发聩，成为当代中国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立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

第二，邓小平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首要的基本理论问题，发表系列讲话，深刻揭示社会主义本质和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澄清对社会主义的种种误解和曲解，领导全党确立起“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明确规定了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奋斗目标、中心任务，以及为了实现奋斗目标、中心任务所必须坚持的政治原则、基本方针、领导和依靠力量。概括起来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兴国之要，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这是我们党的生命线，人民的幸福线，是我们党和国家能够经受各种风险考验、胜利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政治保证。

第三，邓小平领导我们党确立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系列重大战略，其中主要有：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发展战略，沿海和内地“两个大局”的发展战略，全方位对外开放战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经济体制改革战略，科教兴国战略，把解决“三农”问题作为重中之重的国家战略，“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战略方针，以及以“一国两制”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战略构想，等等。

第四，邓小平以宽广的眼界观察世界，对当今时代和国际形势作出一系列正确的战略判断，为我们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提供了科学依据。他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主题”，为我们确立了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战略；他提出“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为我们确立了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他认为现在的世界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科技革命，科学技术已经成为第一生产力，为我们确立了科教兴国战略，等等。

第五，1992年春天，邓小平在关键时刻发表关键谈话，为我国的改革发展进一步指明了方向。他在“南方谈话”中，针对苏东剧变和国内政治风波后出现的严峻形势，深刻回答了长期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核心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强调改革开放要大胆试、大胆闯；抓住机遇加快发展，首先是发展经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关键在党，关键在人，关键在共产党内部要搞好。这次谈话成了我国加快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又一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宣言书，把我国的改革发展推进到一个新阶段。

第六，邓小平高度重视对干部进行战略思维教育。1954年他在谈到财政工作时说：“财政部门要看到大事，要有战略观念。”[6]1961年他在谈到妇女工作时说：“妇女工作一定要管本行，议大事”，“把眼界搞开阔些。”[7]1977年他在谈到军队工作时说：“没有明确的战略方针，许多事情都不好办”，“要提倡顾全大局，有些事从局部看可行，从大局看不可行；有些事从局部看不可行，从大局看可行。归根到底要顾全大局。”[8]1989年他在同两位中央领导同志的谈话中说：“我们政治局、政治局常委会、书记处的同志，都是管大事的人，考虑任何问题都要着眼于长远，着眼于大局。许多小局必须服从大局，关键是这个问题”，“我们组成的这个新的领导机构，眼界要非常开阔，胸襟要非常开阔。这是对我们第三代领导人最根本的要求”，“要从大局看问题，放眼世界，放眼未来，也放眼当前，放眼一切方面。”[9]1990年他在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又说：“要实现适当的发展速度，不能只在眼前的事务里面打圈子，要用宏观战略的眼光分析问题。”[10]

在世纪之交，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面对世界的新变化和中国的新发展，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大力推进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进一步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创造性回答“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这些重大历史课题，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战略，续写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篇章。这是我们党在世纪之交进行战略思维的新成果。

 

第一，江泽民从战略高度论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十二个重大关系，认为这都是“新形势下带有全局性的重大问题”。他强调，发展、改革、稳定是“三枚关键棋子”，发展是目的，改革是动力，稳定是前提，任何一个方面出了问题都会影响全局，必须坚持“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的战略方针；必须正确处理发展中速度与效益的关系、经济建设与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一二三产业的关系、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的关系；必须正确处理改革中市场机制与宏观调控的关系、公有制与非公有制的关系、收入分配中国家企业个人的关系、对外开放与自力更生的关系、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必须正确处理作为发展、改革保障的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关系、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的关系。这是我们党在世纪之交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作的系统的战略谋划。

第二，江泽民科学判断党的历史方位，以改革创新精神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创造性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即我们党必须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是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这一论述，对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保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使我们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对于增强党的阶级基础、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实现党的奋斗目标，具有根本性意义。党的十六大把它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一道确立为我们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实现了党的指导思想的又一次与时俱进。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

第三，胡锦涛深刻总结我国发展的历史经验，吸收借鉴世界各国发展的历史经验，反映新形势下我国发展的客观要求，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科学思想，创造性提出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从战略高度回答了什么是发展、为谁发展、怎样发展、靠谁发展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处理我国发展中的重大矛盾和突出问题，提供了根本遵循，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党的十八大把它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道确立为我们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实现了党的指导思想的再一次与时俱进。这同样是关系党的建设和国家发展大局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

第四，胡锦涛提出并系统阐述了关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构想。强调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它关系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关系巩固党执政的社会基础，关系国家的长治久安。胡锦涛说：“全党同志都要从这样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意义”，努力把我们的社会建设成为“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11]。这一论述进一步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布局。

第五，江泽民和胡锦涛也十分重视对干部进行战略思维的教育。1999年8月4日，江泽民在一次外事工作会议上说，毛泽东、邓小平都是伟大的战略家，都很重视研究战略问题。当前，我们同样要加强对战略问题的研究。他特别强调中青年领导干部要努力提高战略思维能力，说：“要大力培养中青年领导干部的战略思维能力，使他们善于从实际出发不断研究解决改革发展稳定中的重大问题”，“党校要按照这个要求来培养中青年领导干部，通过一系列调查研究和战略问题研讨，帮助他们增长研究解决重大现实问题的才干，养成对重大现实问题进行战略思考的能力。”他要求：“全党同志特别是高级干部，要有战略眼光，要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那种高瞻远瞩和宽阔胸襟，切实把培养造就一大批适应新世纪要求的中青年领导干部这项重大政治任务完成好。”[12]党的十六大第一次将战略思维要求写入党代会报告，指出：“必须以宽广的眼界观察世界，正确把握时代发展的要求，善于进行理论思维和战略思维”，不断提高“科学判断形势的能力”“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应对复杂局面的能力”“依法行政的能力”“总揽全局的能力”。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再一次强调，要“加强战略思维”。2009年9月18日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要求中央委员和省部级领导干部“要切实提高战略思维、创新思维、辩证思维能力”。

（三）以习近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战略思维

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时代。面对国内艰巨的历史任务和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巨大政治勇气和责任担当，创造性回答“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重大历史课题，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理念、新战略，坚持“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生了历史性变革，进一步完善、丰富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方略。

第一，在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战略方向上，习近平强调，要一以贯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全部理论与实践活动的主题。我们要紧紧抓住这个主题，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在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问题上，在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方向问题上，“必须有很强的战略定力”，真正做到“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决不可犯颠覆性错误。

第二，在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战略目标上，习近平强调，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矢志不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党的十九大对我国所处历史方位作出科学判断，指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13]据此作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战略安排——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第三，在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战略布局上，习近平强调，要协调推进“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四个全面”体现了战略目标和战略举措的统一，战略全局与战略重点的统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党治国理政的总方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要紧紧扭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个战略目标不动摇，紧紧扭住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这三个战略举措不放松。

第四，在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各个领域都作出了重大战略部署。如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的全面深化改革战略，以依宪治国为根本的全面依法治国方略，以强军为目标的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战略，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原则的总体国家安全战略，以和平发展和合作共赢为价值取向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战略，以及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党的建设方略，等等。

第五，关于战略思维理论和方法的论述。习近平十分重视战略问题，指出：“战略问题是一个政党、一个国家的根本性问题。战略上判断得准确，战略上谋划得科学，战略上赢得主动，党和人民事业就大有希望。”[14]他对战略思维能力的内涵作了高度概括，指出：“战略思维能力，就是高瞻远瞩、统揽全局，善于把握事物发展总体趋势和方向的能力。”[15]他认为，战略思维能力对于主管全局的各级主要领导干部特别重要，“把方向、抓大事、谋全局，是‘一把手’的根本职责”，“各级党政‘一把手’要站在战略高度，善于从政治上认识和判断形势，观察和处理问题。”[16]他要求各个部门的工作都要“把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作为基本职责，胸怀大局、把握大势、着眼大事，抓准工作切入点和着力点，做到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17]他在浙江任省委书记时，要求各级干部都要了解大局、服务大局，“努力增强总揽全局的能力，放眼全局谋一域，把握形势谋大事，以‘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的气度和胸襟，始终把全局作为观察和处理问题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以全局利益为最高价值追求，以世界眼光去认识政治形势，把握经济走势，了解文化态势；用战略思维去观察当今时代，洞悉当代中国，谋划当前浙江，切实把本地、本部门的工作放到国际国内大背景和全党全国全省的工作大局中去思考、去研究、去把握，不断提高领导工作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和创造性。”[18]他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高度评价邓小平卓越的战略思维能力，说：“战略思维，是邓小平同志一生最恢宏的革命气度，也永远是中国共产党人应该树立的思维方式”，我们要学习他“放眼世界，放眼未来，也放眼当前，放眼一切方面”的世界眼光和战略思维，学习他“善于抓住关键、纲举目张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学习他“站在时代前沿观察思考问题，把党和人民事业放到历史长河和全球视野中来谋划，以小见大、见微知著，在解决突出问题中实现战略突破，在把握战略全局中推进各项工作。”[19]这既是对邓小平战略智慧的高度评价，从一定意义上说，也是对中国共产党人重视并善于进行战略思维优良传统的一种总结，是对广大党员干部提高战略思维能力的一种期望。

通过以上回顾，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党90多年来领导中国人民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伟大历史进程，是艰苦奋斗的历程，是艰辛探索的历程，也是充满战略智慧的历程；也可以使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光荣、正确，更加深刻地理解中国革命、建设、改革成功的奥秘。

现在，我国的发展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期，改革进入全面深化的攻坚期，一些社会领域进入矛盾凸显期。新问题多，深层次问题多，两难选择问题多。世界大局深刻演变，全球动荡加剧，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增多，综合国力和各种力量较量更趋激烈，我国外部环境复杂严峻。艰巨的历史任务和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要求我们切实提高处理复杂问题、应对复杂局面的战略思维能力。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形势越是复杂越是要求我们学会分析，抓住本质、主流和趋势；任务越是艰巨越是要求我们勇于担当、增长智慧，真正做到在战略上藐视困难、在战术上重视困难；风险考验越是严峻越是要求我们冷静观察，沉着应对，保持战略定力；世界越是多变越是要求我们与时俱进，锐意改革创新。总之，战略思维在今天是越来越重要了。

二、战略思维的本质和基本原则

现在，研究战略问题的人开始多起来了，这方面的著作和文章也逐渐多起来了。这是一个好现象，说明人们的战略意识增强了。但是，应当怎样研究战略问题，战略思维应当坚持什么原则和方法，常常不被人们重视，许多人甚至不甚了了。这种情况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制约了我们的战略研究水平和领导水平。为此，有必要对我们党研究战略问题的历史经验作理论的提炼和总结，明确战略思维的本质和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以作为我们今天研究战略问题的向导。下面我就这个问题谈一些粗浅体会，供同志们参考。

 

（一）着眼全局

这是战略思维的本质和根本要求。毛泽东说：“研究带全局性的战争指导规律，是战略学的任务。”[20]这里讲的是战争，但基本精神适用于一切实践领域。根据毛泽东的这一论述，我们可以说，战略思维就是关于实践活动的全局性思维，其本质就是通过正确处理实践活动中各方面、各阶段之间的关系，达到实践整体和长远的最佳效果，即全局的最佳效果。这一思维方式是由事物的本性所决定的。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事物不仅作为矛盾而存在，而且作为系统和过程而存在。作为系统，它包含诸多要素；作为过程，它包含诸多阶段。事物的全局，就是由诸多要素和诸多阶段所构成的有机整体。相对于全局来说，各个要素、各个阶段都是局部。一切实践活动，由于其本身的复杂性和过程性，决定了实践主体必须具有总揽全局的战略思维能力。对于领导人员、管理人员来说，这一点尤其重要。因为他们的实践活动同其他人的实践活动比较起来，一般总是涉及的实践领域更广、方面更多、内外关系更为复杂、影响更加广泛而深远，因而更加需要有全局眼光，更加需要从战略高度去思考和处理问题。只有具备较强的战略思维能力，才能正确处理战略目标问题，战略布局问题，战略步骤问题，战略重点问题，战略举措问题，战略转变问题等等，才能有正确的战略谋划和战略行动，从而有效推动事业全局的可持续发展。

所谓着眼全局，就是把全局作为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以全局利益作为最高价值追求，在事关全局的重大问题上保持战略定力。具体说，战略思维的本质和根本要求是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对工作要有全局谋划，不可陷入事务主义。古人说，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不谋长远者不足谋一时。目无全局的军人，即使能征得一城一地、几城几地，最终难免全军覆没，如同目无全局的棋手，纵然能谋得一子一目、几子几目，最终难免满盘皆输。

要重视并善于把大量具体问题上升到原则上去思考，抓住本质和规律。不要就现象论现象。现象无穷无尽，一天到晚不睡觉也抓不完，而且很可能扶东倒西、挂一漏万。把现象上升到本质、上升到规律、上升到原则，情况就大不相同了。面对当代世界纷繁复杂的各种问题，邓小平说，无非是和平问题、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关系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关系问题。归结起来就是“东西南北”问题。你看，四个字就抓住了根本，抓住了全局。“文革”结束后，工作千头万绪，怎么抓？邓小平说“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这就是我们的布局。这就叫提纲挈领，抓住了国内工作的全局和根本。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强调“顶层设计”，坚持“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都是对工作的全局的谋划。

要重视并善于把当前的问题放到过程中去思考，加强前瞻性研究。眼光要看得远一些。不要鼠目寸光，只管当前、不管长远。所谓远见卓识，没有远见，哪有卓识！马克思讲“两个必然”，就是远见卓识。毛泽东讲“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就是远见卓识。我们有步骤、分阶段地实现现代化的规划，也是远见卓识。

总之，一个要站得高一些，一个要看得远一些，叫高瞻远瞩。这就要求开动脑筋，经常思考问题，特别是经常思考那些带全局性的大问题。毛泽东在党的七大的结论中说：“我们要提倡想问题。早几年前《新中华报》要我写几个字，我当时是有感而发，就写了两个字‘多想’。”想什么？毛泽东说：“想党内的各种问题，想阶级的问题，想国家的问题，想我们民族的问题。”[21]这当然都是事关全局的大问题。陈云同志提倡“踱方步”，说：“过去旧商人中，有一种头戴瓜皮帽、手拿水烟袋的，他们专门考虑‘战略性问题’，比如什么货缺，应该什么时候进什么货。我们县商店的经理一天忙得要死，晚上还要算账到十二点，要货时，再开车临时凑。看来，我们的县商店，也应该有踱方步专门考虑‘战略性问题’的人。”[22]事务主义者的特点就是不重视想问题，整天陷于具体事务之中，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管当前、不管长远，“日计有余，岁计不足”，这是做不好全局工作的。

第二，判断成败得失要以全局利益作标准，不可因小失大。世界上的事情总是利弊相伴而生，有其利必有其弊。智者之智在于谋大利而避大害。古人说，“有所得有所失”，“有所进有所退”，“有所为有所不为”，“将欲取之，必先与之”，“小不忍则乱大谋”，等等，讲的都是着眼全局的大智慧。中央苏区反“围剿”时，“左”倾冒险主义者不懂得照顾全局的大道理，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不丢失一寸土地”，反对一切必要的退却，结果丢了整个中央苏区。毛泽东说：“他们看问题仅从一局部出发，没有能力通观全局，不愿把今天的利益和明天的利益相联结，把部分利益和全体利益相联结，捉住一局部一时间的东西死也不放。”[23]

发展经济也是有进有退，有加法有减法，而不是一味做加法。不淘汰过剩产能和“散乱污”企业，就谈不上高质量发展。我们不能以牺牲环境、破坏资源为代价换取一时的经济增长，不能以眼前利益损害长远利益，以局部利益伤害整体利益。

从事一切工作都要学会算账，不仅要算小账，更要算大账、算长远账。李瑞环在天津当市长时谈到对外开放，他主张算三笔账：不但要看别人赚钱不赚钱，还要看自己赚钱不赚钱；不但要看这个项目赚钱不赚钱，还要看整体赚钱不赚钱；不但要看今天赚钱不赚钱，还要看长远赚钱不赚钱。这是很有战略眼光的。

法国著名雕塑家罗丹，雕了大作家巴尔扎克像，雕完后他请他的学生们来看，问怎么样，还有什么问题。大家都说好，并齐刷刷地把目光投在那双手上。一个学生说：“尤其手好。”罗丹一看这架势，拿起斧头就把这双手砍掉了，然后说了一句话：这双手太突出了，已经影响整体的欣赏，局部伤害了整体，它就是多余的东西。所以现在的巴尔扎克像是没有手的。这段艺术佳话讲了一个深刻的道理：局部伤害了整体，它就是多余的东西！我们无论做什么事，都要把全局利益作为最高价值追求。打仗不能逞一时之勇，做经济工作不能争一时之利，说话不能图一时之快，要深思熟虑对全局是否有利。

第三，在事关全局的重大问题上要保持战略定力，不可丧失原则。全局利益是实践活动追求的最高价值和最高原则。丢掉了全局就丢掉了一切。局部的不为、退却和放弃等等，是实现全局利益的策略和手段，是实现原则性的灵活性。如果离开全局利益、离开原则性去讲灵活性，那就不是灵活性，而是机会主义；不是策略和手段，而成了目的。这当然是不允许的。所谓大智若愚并不是愚，而是真正的清醒，是大事不糊涂、小事不纠缠。如果大事糊涂，那就不可救药了。在大局问题上、原则问题上，必须有一种“咬定青山不放松，任尔东西南北风”的坚定和清醒。毛泽东说邓小平“绵里藏针”，说叶剑英“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说的就是他们有原则性、有战略定力。战略决策不可轻易做出，一旦做出，不可轻易言变，更不能朝令夕改。在事关道路、理论、制度等根本问题上，在事关主权、安全、发展等国家核心利益上，在事关党纪国法、大政方针问题上，必须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坚持底线思维，保持战略定力。否则，就会犯颠覆性错误。

（二）把握重点

这里涉及战略方向、战略布局和工作着力点的重大问题。全局所包括的各个局部在全局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同的，有的是一般性的，有的是比较重要的，有的是最重要有决定意义的。总揽全局的时候，不能平均使用力量，要抓住重点。丢掉了重点就是丢掉了全局。所谓“一着不慎，满盘皆输”，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对于领导人员、管理人员来说，重点主要是指以下三类问题。

第一，主要矛盾和中心任务。它决定战略主攻方向。抓住了主要矛盾和中心任务，就可以提纲挈领，有效带动全局，事半而功倍。不去抓主要矛盾和中心任务，平均使用力量，就会茫无头绪，事倍而功半。抓错了主要矛盾和中心任务，主攻方向错了，就会劳而无功，导致全局失败。“文革”十年的错误所以成为全局性的错误，就是因为抓错了主要矛盾，在阶级斗争已经不是主要矛盾的社会主义条件下，仍然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丢掉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结果搞乱了全党、搞乱了全国，犯了方向性错误。在当代中国，必须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这是兴国之要，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物质基础，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物质基础。全国人民，各行各业，都要围绕这个中心，同时又有自己行业和部门工作的中心，例如企业以效益为中心，学校以教学为中心，科研单位以创新为中心，军队以打仗（训练）为中心，等等，丢掉了这些中心，叫不务正业。

第二，重大矛盾和战略布局。主要矛盾至关紧要。但主要矛盾不是唯一矛盾。围绕主要矛盾还有一系列事关全局的重大矛盾，它们决定我们工作的战略布局。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给我们提供了这种研究方法的范例。今天我们坚持“五位一体”的建设布局、“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以及区域发展战略、全面深化改革战略等等，都是基于对重大矛盾的认识所作出的战略决策。围绕全国工作大局，各部门、各地区都要研究和处理自己的重大关系（矛盾），如：统一战线工作要处理好各个阶层之间的关系，各个民族之间的关系，各种宗教之间的关系，有神论者和无神论者之间的关系，共产党和民主党派之间的关系，海内外华侨华人之间的关系，等等。文艺工作要处理好文艺与生活的关系，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文艺与群众的关系，文艺主旋律与多样性的关系，文艺雅与俗的关系，等等。军事工作要处理好战争与和平的关系，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关系，革命化、正规化、现代化之间的关系，数量与质量的关系，常备军与国防后备力量的关系，国防工业中的军民关系，等等。总之，凡全局必有主要矛盾，围绕主要矛盾必有许多重大矛盾，在把握中心的同时，抓住重大矛盾，做好战略布局，是总揽全局的一项重要领导艺术。

第三，关键环节和工作的着力点。工作的进展总是不平衡的。某项工作某一时期常有某个环节成为制约全局工作的关键环节。抓住这个关键环节，把它作为工作的着力点，可以有效推动全局的发展。古希腊物理学家阿基米德说：“给我一个支点，我就能撬起整个地球。”现代管理科学有个“木桶理论”，说，木桶的最大容水量不取决于众多较长木板，而取决于那张最短的木板。支点也好，短板也好，都是讲的全局工作中的关键环节。重视抓关键环节，也是一项重要领导艺术。“文革”结束后，邓小平抓住思想路线拨乱反正这个关键环节，便势如破竹地推动了党的指导思想和各条战线的拨乱反正与全面改革。“四个现代化”包括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技现代化、国防现代化。邓小平说，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据此，我们确立了科教兴国战略。在发展中，广东抓住了深圳，上海抓住了浦东，天津抓住了滨海新区，都是抓住了关键。今天我们抓“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和粤港澳大湾区，也是抓到了关键环节。总之，如毛泽东所说：“一个原则，就是注意于那些有关全局的重要的关键环节。”[24]

 

（三）统筹兼顾

强调重点并不意味着可以忽视其他，而是要用重点带动其他。这就要求在把握重点的同时，对所有局部统筹兼顾。这是我们党历来的一个方针，也是一项重要领导艺术。

第一，对各方面工作要统筹兼顾，不可挂一漏万、顾此失彼。毛泽东将此比喻为“弹钢琴”，说：“弹钢琴要十个指头都动作，不能有的动，有的不动。……党委要抓紧中心工作，也要围绕中心工作而同时开展其他方面工作。我们现在管的方面很多，各地、各军、各部门的工作都要照顾到，不能只注意到一部分问题而把别的丢掉。凡是有问题的地方，都要点一下，这个方法我们一定要学会。”[25]我们讲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即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习近平讲，全面深化改革要加强“顶层设计”，“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等等，就是强调对各方面改革的统筹兼顾。

第二，对人民内部各方面利益要统筹兼顾，不可只顾一部分人的利益而不顾其他人的利益，更不可不顾多数人的利益。处理所有问题都要从对全体人民统筹兼顾这个观点出发，妥善处理各方面利益关系，把一切积极因素调动和凝聚起来，对为祖国富强、民族振兴贡献力量的社会各阶层人们都要团结，对他们的创业精神都要鼓励，对他们的合法权益都要保护，对他们中的优秀分子都要表彰，努力形成全体人民各尽所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鉴于人民内部利益矛盾的复杂性，统筹兼顾要讲辩证法，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之间的利益，多数人的利益和少数人的利益、人民的根本的长远利益和眼前的暂时利益等等，总的方针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第三，统筹兼顾的实质是正确处理各方面的关系，而不是简单的“既要这样，又要那样”，更不是形式主义的甲乙丙丁开中药铺。“关系”这个东西是看不见、摸不着的，需要靠思维去把握。比如：农业和工业，怎样统筹兼顾？毛泽东说，“农业是基础，工业是主导”，这就讲清了关系，也就形成了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又比如：沿海和内地的发展，怎样统筹兼顾？邓小平说，沿海率先发展，到一定时候帮助内地加快发展，这就讲清了关系，形成了“两个大局”的发展战略。各种关系多种多样，对于领导工作来说，有两种关系需要我们经常去思考：一是比例关系，二是顺序关系。前者是何者为轻、何者为重的问题，后者是何者为先、何者为后的问题。概括起来，就是轻重缓急问题。这是事关全局的大问题。我们平常说的所有制结构、产业结构、经济增长动力结构、投资结构、分配结构、产品结构等等，都是比例问题，比例优化则全局优化，比例失衡则全局弱化。我们平常说的发展经济“从又快又好到又好又快”，是战略调整；打仗先打哪里后打哪里，是战略步骤。改革从农村到城市，开放从沿海到内地，也是战略步骤。所有这些都是顺序问题。可见，处理好轻重缓急问题，是战略思维的一个重要问题。

（四）开阔视野

事物作为系统，在其内部存在各种要素之间的联系，在其外部存在与环境之间的联系。一切事物的存在和发展都不能不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因此，做好全局工作，一定要有开阔的视野。

第一，要放眼世界。古人说：“不审天下之势，难应天下之务。”不了解中国国情，会脱离实际，固然办不好中国的事情；不了解世界，会落后于时代潮流，同样办不好中国的事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所以富有强大生命力，在于它既深深植根于中华大地，又有开阔的世界眼光，勇于并善于吸取人类一切文明成果。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导致落后，这已为世界和中国实践反复证明。我国经济正在实行从“引进来”到“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的战略转变，只有坚持对外开放，深度融入世界经济，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准确把握经济全球化新趋势和我国对外开放新要求，妥善应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面临的困难和挑战，更加需要扩大对外开放。

第二，要放眼全国。增强大局意识，服从和服务于全国工作大局，自觉在大局下行动，既是一种党性的要求，又是一种战略思维水平的表现。毛泽东说：“只有了解大局的人才能合理而恰当地安置小东西，即使当个排长也应该有个全局的图画，也才有大的发展。”[26]他又说：“我党规定了中国革命的总路线和总政策，又规定了各项具体的工作路线和各项具体的政策。但是，许多同志往往记住了我党的具体的各别的工作路线和政策，忘记了我党的总路线和总政策。而如果真正忘记了我党的总路线和总政策，我们就将是一个盲目的不完全的不清醒的革命者。在我们执行具体工作路线和具体政策的时候，就会迷失方向，就会左右摇摆，就会贻误我们的工作。”[27]在今天，放眼全国，最重要的是认真学习和深刻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认真贯彻落实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战略部署，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全局在胸，我们就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就有明确的奋斗目标和科学指导思想，就能卓有成效地做好本职工作，为全国大局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第三，要放眼一切方面。我们所面对的一切都处于互相联系之中。自然、社会、思维，政治、经济、文化，国家、集体、个人，东部、中部、西部，一产、二产、三产，古今中外，上下左右，没有一种事物是孤立存在的。我们研究其中任何问题，都要联系到与它相关的事物，把握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转化。研究政治离不开经济，研究文化离不开经济和政治，研究党情离不开国情，研究城市离不开农村，研究本地离不开外地，研究今天离不开历史。一定要视野开阔。毛泽东提出研究党史要运用“古今中外法”，就体现了这种科学态度。

（五）照应阶段

以上“把握重点”“统筹兼顾”“开阔视野”都是从系统即空间的角度研究全局。下面我们从过程即时间的角度研究全局。首先是要正确处理阶段之间的关系。

第一，立足当前，不要超越阶段。马克思主义者是唯物主义者，唯物主义要求我们一切从实际出发，不能用幻想的东西代替现实的东西，不能用抽象的可能性代替现实的可能性。现实情况乃是我们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我们只能去做那些经过努力能够做到的事情，不要勉强去做那些经过努力也做不到的事情。超越阶段曾经给我们造成严重挫折。在民主革命时期产生的所谓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毕其功于一役”的说法，就是超阶段。发展生产力“急于求成”、调整生产关系“盲目求纯”也是超阶段。毛泽东解决了革命上“超阶段”的问题，邓小平解决了发展上“超阶段”的问题。在今天，我们必须牢记，尽管我们的国情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我们还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还是发展中大国。这是今天我们考虑问题的基本出发点。

第二，放眼长远，不要鼠目寸光。阶段之间既互相区别，又互相联系。我们在实现今天任务的同时，要为明天的发展准备必要条件，而不是使明天的发展丧失必要条件。这就要求我们有长远眼光。毛泽东在谈到战争时说：“初战的计划必须是全战役计划的有机的序幕。没有好的全战役的计划，绝不能有真正好的第一仗。这就是说，即使初战打了一个胜仗，若这个仗不但不于全战役有利，反而有害时，则这个仗虽胜也只算败了。……因此在打第一仗之先，必须想到第二、第三、第四以至最后一仗大体上如何打法，……没有全局在胸，是不会真的投下一着好棋子的。”[28]邓小平说，“考虑任何问题都要着眼于长远，着眼于大局”，“要总结现在，看到未来”，“回顾过去、着眼未来”[29]。这就要在实践活动中加强预见性，“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有了科学预见，才能胸怀远大目标，才能关照好发展的各个阶段，才能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预见什么？一个是事物发展的趋势，一个是事物发展的阶段性，一个是成败的两种可能性，一个是发展结果的两重性。对事业既要看到光明，又要看到困难。看到光明，增强信心；看到困难，防患于未然。毛泽东在党的七大结论中说，“有一个问题要讲清楚，叫做‘准备吃亏’”,“准备困难”[30]。而且他一口气讲了17条困难，说“要把估计放在最困难的基础上”，“在最坏的可能性上建立我们的政策”。“如果我们不准备不设想到这样的困难，那困难一来就不能对付，而有了这种准备就好办了。”[31]毛泽东的这一论述，在当前仍然有重大现实意义。

第三，审时度势，与时俱进。阶段之间不仅相互区别、相互联系，而且在一定条件下发生转化，由此一阶段进到下一阶段。这就要求我们审时度势，及时提出新的任务、方针、政策、办法，坚定地实行战略转变。否则就会犯右倾保守的错误。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土地政策是平分土地，到了抗日战争时期则是减租减息。党的工作重心长期在农村，新中国成立后则转到了城市，等等，都说明革命和建设的指导者必须注意阶段的转变，在理论、政策上与时俱进，这样，才能引导群众前进，不断夺取新的胜利。当前我国主要矛盾的转化，要求我们的各项工作都要围绕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去谋划、去奋斗。

（六）抓住机遇

这也是从过程即时间的角度研究全局。什么叫机遇？机遇是一种可能性。在事物发展过程中，常常出现一种加速发展或实现质的飞跃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对主体而言，就是机遇。战有战机，商有商机，一切都有机遇。我国战国初期的军事家吴起十分重视战机，他说：“用兵之害，犹豫最大；三军之灭，生于狐疑。”18世纪末19世纪初法国的拿破仑说：“战略就是运用时间和空间的艺术。我是比较重视前者。空间失去了，还可以收回，时间则一去永不回。”“在战争中时间的损失无可补救，任何解释都没有用，因为迟误即为失败的主因。”他甚至说：“最好的士兵不是会打仗而是会走路。”这是讲的战争，强调战机的重要。经商作决策，商机也很重要。美国著名企业家、福特汽车总裁李·艾柯卡说：“即使是正确的决策，如果决定迟了，也会是错误的。”他对接替他担任福特汽车总裁的菲利普·考德威尔说：“菲尔，你的问题就出在你上过哈佛大学。你受的教育是，当你没有获得全部事实根据之前，不要采取行动。你即使得到了95%的事实根据，你也还得花6个月的功夫去得到其余的5%，而当你得到l00%的事实根据时，它们已经过了时，因为市场情况变了。”他的意思是，在瞬息万变的市场面前，观其大略就应该当机立断，即使决断有某些不够完备的地方，那也可以在实践中继续完善，而不应错过时机。

 

毛泽东要求我们，要“多谋善断”。多谋，就是多研究，多思考，多商量，特别是要多跟群众商量（走群众路线），多在班子内部商量（坚持民主集中制）。多谋是善断的基础，只有多谋才能善断。但是，多谋还不等于善断。所谓善断，一要断得正确，二要断得及时。主观武断固然会丧失机遇，优柔寡断也会丧失机遇。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在多谋的基础上，当机立断，才能抓住机遇。毛泽东在读《南史·梁武帝纪》时，写了如下两句话：“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这两句诗是唐朝人罗隐《筹笔驿》中的诗句，同样说的是抓住时机的重要。1959年3月在郑州会议上毛泽东曾比较三国时期几个主要集团的核心人物在这个问题上的差别，说，曹操多谋善断，最厉害；刘备也很厉害，却稍逊一筹，“事情出来了，不能一眼看出就抓到，慢一点”；袁绍则根本就是“见事迟，得计迟”，属不称职的领导。他还举蒋介石的例子来说明抓住时机的重要，说在辽沈战役中蒋介石就是“见事迟，得计迟”，对卫立煌的部队总是犹豫不决，最后才下决心强迫他去热河、到北平。如果早一点，我们围攻锦州的炮声一响就让他马上走，我们就只能切他一个尾巴。如果在我们还没有打锦州时，就把沈阳、锦州统统放弃，集中于平津，跟傅作义搞在一起，我们也不太好办。在这里，毛泽东强调的就是要抓住时机。

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能否抓住机遇，也是一件至关紧要的事情。在上个世纪中期以后，世界发生重大变化，时代主题由战争与革命转到和平与发展。许多国家和地区抓住这个机遇，加速发展，实现了后来居上的历史飞跃。而我国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很好地抓住这个机遇，不合时宜地认为时代的主题仍然是战争与革命，如邓小平所指出的，“过去我们的观点一直是战争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总是担心打仗，每年总要说一次。”[32]这样，当然不可能聚精会神搞建设，加上对国内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过于严重，使我们在指导思想上偏离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丧失了加快发展的良好机遇。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才逐步改变了这个观点，确立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新观点，认为在较长的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世界战争的可能性是存在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根据这个新认识，邓小平说：“现在的问题是要注意争取时间，该上的要上。大战打不起来，不要怕，不存在什么冒险的问题。”[33]邓小平反复强调，“机会要抓住，决策要及时”[34]，“抓住时机，发展自己”，“我就担心丧失机会。不抓呀，看到的机会就丢掉了，时间一晃就过去了”[35]。

2018年1月5日，习近平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的讲话中指出：“当前，我国正处于一个大有可为的历史机遇期。”这是纵观过去、当下与未来的历史演进，通览国家、政党、民族的沉浮兴衰，作出的重大战略判断。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曾有过很多机遇，但是真正抓住机遇、开创盛世的屈指可数。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经过90多年的奋斗，中华民族才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国在社会主义道路上追寻现代化的前景，从未像今天这样天高地广，世界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关注中国、需要中国。我们应当抓住这个机遇，创造出无愧于历史、无愧于时代的新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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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颖）

[1] 转引自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98页。

[2] 参见金冲及：《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523页。

[3] 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76页、175页。

[4] 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3页。

[5] 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50页。

[6] 邓小平：《地方财政工作要有全局观念》，《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00页。

[7] 邓小平：《重要的是做好全局工作》，《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96页。

[8] 邓小平：《在中央军委全体会议上的讲话》，《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72页、82页。

[9] 邓小平：《组成一个实行改革的有希望的领导班子》，《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8页、299页、300页。

[10] 邓小平：《国际形势和经济问题》，《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55页。

[11] 胡锦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胡锦涛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55页。

[12] 江泽民：《加紧培养适应新世纪要求的中青年领导干部》，《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8页、49页、50页。

[13]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9页。

[14] 习近平：《努力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更加广阔的前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10页。

[15] 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86页。

[16] 习近平：《要有世界眼光和战略思维》，《之江新语》，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0页。

[17] 习近平：《把宣传思想工作做得更好》，《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207页。

[18] 习近平：《要有世界眼光和战略思维》，《之江新语》，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0页。

[19] 习近平：《努力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义更加广阔的前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9页、10页。

[20] 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75页。

[21]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结论》，《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97页。

[22] 陈云：《要使用资方人员》，《陈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34-335页。

[23] 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12页。

[24] 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77页。

[25] 毛泽东：《党委会的工作方法》，《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42页。

[26]转引自金冲及：《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523页。

[27] 毛泽东：《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16页。

[28] 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21页。

[29] 邓小平：《我们有信心把中国的事情做得更好》，《邓小平文选》，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08页、327页。

[30]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结论》，《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87页。

[31]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结论》，《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87-388页。

[32] 邓小平：《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6-127页。

[33] 邓小平：《视察江苏等地回北京后的讲话》，《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良出版社1993年版，第25页。

[34] 邓小平：《国际形势和经济问题》，《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55页。

[35] 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5页、374页。

责任编辑：李贤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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