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马克思主义的真学真信真用：苦难铸就辉煌的力量之源

坚持党的领导和党的教育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会议上强调，我们党一路走来，无论是处于顺境还是逆境，从未动摇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全党上下开展这次主题教育，就是要坚持思想建党、理论强党，理论学习有收获是主题教育的首要目标。可以说，这次主题教育工作，既是对我们党优良作风的接续继承，也是对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持续推进。学深悟透、融会贯通，增强贯彻落实的自觉性和坚定性，提高运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的能力。

中国共产党98年来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信仰与奋斗相得益彰、苦难与辉煌交织回响的壮丽史诗和乐章，正可谓信仰催生力量，苦难造就辉煌。延安时期，革命先辈们在生存条件恶劣、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势下，还能“站得稳、发展快、打得胜”，实乃抗日战争中的奇迹，民族解放中的壮举。这创造奇迹、汇成壮举的力量便来自对马克思主义求知若渴的学习和坚定真诚的信仰。延安时期的抗日军政大学无论是从教育方针的确立、教学对象的选择，还是教学内容的设计、教学实践的开展，都始终明确地贯穿着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教育的宣传、研究、探索和实践等，对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作出了主动的、突出的贡献。

一、从教育方针上明确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教育的首要地位

毛泽东同志多次在抗日军政大学（以下简称“抗大”）的开学典礼讲到学校的教育方针，最后总结为“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他解释说，这个正确方向，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三民主义的方针；这个工作作风就是艰苦奋斗的作风。他还生动地说，学员要练习爬山，因为“爬山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一部分”。他是这么解释的：马克思主义在当时的具体任务是去掉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要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非吃苦耐劳，努力爬山不可！不敢吃苦就不算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只能是形式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勉励学员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军事知识，成为“文武双全”的干部，要求他们既会打军事的冲锋，又会打政治的冲锋。他充满信心地对学员说，把这两个冲锋有机地、统一地配合起来，便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可以说，全面、灵活、深入地进行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教育乃是抗大教育的首要方针，学员必须先学好马克思主义才能会打“政治冲锋”。正是坚持了这样的教育方针，抗大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教学方法上不断尝试，不断创新，今天常用的讨论式、启发式、研究式教学，在那时已经经常运用了，而教条式的、填鸭式的教学方法则完全看不到，这使学员在主动学习中受到深刻的马克思主义科学思想教育。这样的教学方针也保证了在教学内容上能根据学员的文化水平区别对待，因材施教，整个教学内容是中国化的、通俗化的、大众化的，是符合中国实际因而也是喜闻乐见的，那些空洞的、抽象的、脱离实际的理论说教则完全看不到。从多年的教学效果上看，这个教学方针十分有利于让学员在较短的时间内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实现培养军政干部的战略目标。这个历史经验是值得现今总结和发扬的。

二、在教学内容上全面体现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

抗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课程在内容上涵盖了基本原理、专题研究、形势分析等多个层次、多个领域。其中基本理论主要有哲学、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等课程，主要讲授《政治常识》、《共产党宣言》、《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基础》、《列宁选集》、《辩证法唯物论》等教材；专题研究主要有党的建设、阶级斗争等课程，其中有李富春讲授的《什么是中国共产党》、刘少奇讲授的《共产主义事业是人类历史上空前伟大而艰难的事业》及李维汉讲授的《党的建设》等；形势分析是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分析时局，指明方向，其中有张闻天讲授的《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毛泽东讲授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论持久战》等。

总体上看，抗大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教育的内容是随不同时期斗争的中心任务和学员文化层次的不同而有调整，按照不同班次学习要求的不同而有侧重，但始终以哲学、社会发展史、中国革命运动史、政治经济学等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理论课程作为政治理论教育的基本内容，这是不变的。抗大的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教育吸取了党在苏区办学的经验教训，在教学内容上抛弃了全盘俄化模式，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作为教学内容，其中大量使用了中央领导的著作和报告以及党的重大会议的文件和精神等。

在哲学教育中，效果尤为突出的是《实践论》、《矛盾论》两篇哲学著作的讲授。“两论”是毛泽东同志在抗大第二期讲授《辩证唯物论》的基础上写成的，它们从哲学的高度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是抗战的哲学基础，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中里程碑式的著作。毛泽东同志等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讲课，使抗大同志深受教育，这对于进一步认清主观主义、教条主义思想方法对中国革命的严重危害，端正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学会科学的领导方法与工作方法，提高思想水平和工作能力具有重大的指导作用。

在抗大的理论教育中，“社会发展史”课程的作用很大。经过“社会发展史”的教育，并通过实际劳动的锻炼和接近工农群众，逐步认识到劳动创造世界的真理，培养了热爱劳动、热爱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同时，由于了解了社会发展的规律，明确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共产主义理想一定会实现，从而初步树立起共产主义的世界观。

在对当时中国形势的分析和教育中，毛泽东同志给抗日红军大学军师两级以上干部讲授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和之后讲授的《论持久战》，不仅大大提高了抗大学员的思想认识水平和理论分析能力，而且对整个中国抗战和革命产生了重大影响。毛泽东同志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结合自己多年对中国革命和抗战的思考，深入浅出，比较系统地总结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我们党领导武装斗争的成功经验和挫折教训，以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革命历程为根据，有力批判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上政治上所犯的错误。他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和方法，从深层次上解析和阐明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特点、规律，提出并阐释了人民战争的光辉思想。他用理论阐释上和实际情况上的无可辩驳的充足根据和社会发展的依据，坚决彻底地粉碎了“亡国论”，也对“速胜论”进行了极具说服力的批评，向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系统阐明了打持久战的必然性和中国赢得抗战最终胜利的必然性。时事政策、形势任务教育是抗大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中理论联系实际的重要环节，培养了抗大学员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这大大提高了学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

三、在教育主体选择上力求施教最优，受教最广，最大程度地传播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思想

抗战时期，民族革命战争形势迅猛发展，迫切需要各方面的抗战人才。党中央及时认识到，“必须大数量地培养干部。党要有成千成万的新干部，一批又一批地送到各方面的战线上去”。为此，“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的任务，对于我们，是一个亟待解决并须着重地致力才能解决的大问题”。本着这一指导思想，党中央一方面调派优秀理论教员，一方面也同时开始在各领域吸收干部学员参加专门培养。优秀的教员和广泛的学员教学相长，使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思想在中国的大众化程度大大增强了。

在专职教员较少的情况下，抗大总校与各分校都曾采用多方聘请兼职教员和自己培养教员的办法来解决师资不足的困难。可以说，当时延安最优秀、最具权威、最有影响力的人士都在抗大任教过，从而建立了一支师资力量极为宏大的教师队伍。据统计，到抗大讲课的有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各中央局、军委分会和根据地的领导。毛泽东率先垂范，周恩来、朱德、刘少奇、张闻天、秦邦宪、王稼祥、李维汉、陈云等中央领导都是抗大的兼职教员。远在各根据地坚持斗争的领导，也不惜抽出宝贵时间到抗大讲课。“七七事变”后，一批著名的学者、教授，从大后方来到延安，如艾思奇、任白戈等。他们都是20世纪20年代或30年代初在理论界有一定影响的知名人士。这些人一到延安，就被抗大聘请为兼职或专职教员。党政军领导同志和著名学者资望高，由他们兼教，讲课内容既充实又有条理，深受学员欢迎，有效地传播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思想。

为了最大限度地培养更多、更全面的干部，当时抗大学员来源多样，职业多样，水平多样，工农干部、部队指战员、青年知识分子等都是招生的对象。据统计，抗大办学十年间，共培训高、中级军政干部十多万人。他们不仅对我党我军的发展壮大、夺取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同时也通过自身对马列主义科学理论思想的学习、传播和应用，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上深深扎根，极大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

四、在教学方法设计上注重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

抗大的教学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学，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也是建立在与中国革命及战争、生活及文化、士兵及群众相结合的基础上进行的，处处彰显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

毛泽东同志非常重视教育抗大学员要向工农群众学习，向实践学习。他说，因为只有我们的主观是学生，一切客观存在的东西，不管是人是物，是死的、活的、香的、臭的，都是先生；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空前而不绝后，将来还要有马克思的“儿子”、“孙子”、“孙孙子”的新马克思主义；因为抗大毕业只是拿到了开门的毕业证书，要活到老学到老，才可以拿真正的毕业证书。他鼓励学员们说：你们到抗大来学习，有三个阶段，要上三课：从西安到延安八百里，这是第一课；在学校里住窑洞，吃小米，出操上课，这是第二课；最重要的还是第三课，这便是到斗争中去学习，读一本“无字天书”。

为贯彻理论与实践结合的原则，抗大在教学设计上，始终注意坚持理论与实际的紧密联系，让学生在经过短时间的学习后能用得上，能够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分析当时面临的具体问题，去思考总结之前革命斗争的经验，并养成思考这些经验如何使用的习惯，以便在出校之后比较顺利地去分析问题与指导实践。罗瑞卿在总结抗大马列主义理论教学经验时曾说：在讲授的时候，必须由近及远，由浅而深，由中国到外国，由具体到抽象，对抽象概念的解释，必须加之以具体的例证，对具体经验的总结，也要注意引申出普遍意义。换言之，革命理论的学习，必须联系当前中国革命运动的实际，联系学员切身经历过或者体会到的工作实际。

此外，抗大还通过专门性的生产劳动让学员体会唯物史观的真义。抗大在敌后办学，经常遇到物质上的各种困难，因此，抗大总是使教育与生产结合起来。抗大在生产劳动中不仅创造了物质上的种种奇迹，更重要的是他培养了一种精神，在劳动过程中坚定了广大教职学员改造世界的决心，加速了知识分子工农化和工农分子知识化的转变。以直接参加生产劳动的方式将马克思主义理论渗透到学员思想中，是抗大在理论教育上的创举。生产劳动让学生亲身体会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唯物史观，其教学效果是其他教学方式所无法达到的。

可以说，有了理论的学习与传播，才有了信仰的感化与传递，也才有了行动的智慧与坚定。从特定的视角来看，抗大十年的办学历程就是不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并在实践中不断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历程，抗大在中国革命史上的贡献和价值尤其鲜明地体现在对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历程的特殊作用和意义上。今天，我们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在理论学习和理论教育上还应当继承发扬抗大时期的有效做法，结合新时代在学习领会、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上继续发力，筑牢思想建党、理论强党的根基。

（作者系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北京工业大学基地、北京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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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刘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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