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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夷同风——渐趋一体的辽代农牧交融

2019年12月05日 08:44

在中国历史上,契丹族建立的辽朝强盛一时,与农耕地区的五代、北宋等王朝长期对峙达两百余年,这得益于其独特的治国理念。《辽史·百官志》云:“至于太宗,兼制中国,官分南、北。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因俗而治,得其宜矣。”

辽朝之所以“因俗而治”,基于其地理、经济和人口上鲜明的农、牧(汉、蕃)二元特色。辽朝疆域跨越长城,包括了农耕区和游牧区:“长城以南,多雨多暑,其人耕稼以食,桑麻以衣,宫室以居,城郭以治。大漠之间,多寒多风,畜牧畋渔以食,皮毛以衣,转徙随时,车马为家。此天时地利所以限南北也。”(《辽史·营卫志》)在行政区域的划分上,辽朝采取“五京制”,其中上京地区为契丹故地,中京地区为奚族故地,东京地区为渤海国故地,南京和西京地区则是原为燕云地区的汉族故地。民族成分上,“四姓”——契丹、奚、渤海和汉——占总人口的绝大多数,而汉人占比过半。其中的奚族与“国族”契丹原本都以游牧渔猎为生,而渤海人早已高度汉化。针对这一社会现实,辽初统治者“因俗而治”,“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建立“蕃汉分治”的“二元(重)制”(又称“双轨制”)政治体系:收服奚族后为奚族首领建立奚王府,保留部族制;灭掉渤海国后成立东丹国,“治渤海人一依汉法”;将幽云十六州纳入版图后也基本不改其官制。

虽然辽初实行“二元制”是不争的史实,但若以“二元制”来概括整个辽代的政治体系则未免片面僵化、有失偏颇。实际上,这种“分治”局面很快就起了变化:奚族六部本是奚王府属部,后来朝廷以奚王征讨边部战败为由将其划归契丹北府管辖;东丹国成立不久,渤海人就被大批迁到东平郡,东丹国官僚体系也几经易名调整。总体上,辽在逐步从部族制政权向唐宋那样的集权制国家转变;地方上官职设置渐趋汉化,中枢官僚体系以及各种典章制度也是如此。首先,“蕃不治汉,汉不治蕃”并非全部事实——汉人任北面官、契丹人任南面官者不胜枚举。《辽史·太宗本纪》载,“契丹人授汉官者从汉仪,听与汉人婚姻”(为了便于“因俗而治”,还允许蕃汉联姻);有汉人血统的韩德让还曾身兼大丞相和南、北院枢密使,集军政大权于一身。其次,辽代已经出现了南、北面官合而为一的情况。如汉人行宫都部署和契丹行宫都部署,至迟在辽圣宗时期就被合并为诸行宫都部署,并多次由汉人担任此职。兴宗时,萧孝忠曾奏请合并契丹枢密院和汉人枢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