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运与国运

如果发放一份问卷，要求受访者举出几种可以代表中华民族与中华文化的标志性符号，黄河的出现率一定名列前茅。这条世界含沙量最大的长河造就了广袤的华北平原，大小支流将黄土高原切割得千沟万壑，同时却在尾闾把陆地一点点向海洋推进。这条河流所形塑的却远不止是中华大地的自然景观，更为中华民族与中华文化的根本气质的生成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其中，黄河与政治的关系又最为突出。从“黄河清圣人出”的美好理想到“挑动黄河天下反”的燎原起义，从宗泽三呼“过河”的无奈悲壮到“保卫黄河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的慷慨激昂，黄河不但未曾缺席过中国历史的关键时刻，更在这个国家漫长的成长进程中不断考验着人民的智慧。“河运”与“国运”历来紧紧交织在一起，“治河”成为历代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表现。

“治河”何以成为历代王朝的核心事务

黄河之所以在中国政治史上有如此崇高地位，其原因极为复杂，但其核心无疑包括下述三点内容。

防洪的压力。与世界其他大河相比，黄河最大的特点在于其巨大的含沙量，这造成了黄河下游河道极易在平原地区发生摆动，并由此造成淹没范围巨大的洪水。众所周知，黄河流域特别是中下游地区曾长期是中国文明的核心区域，即使近一千年来经济重心不断南移，该区域仍然人口稠密，并在政治、文化等方面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原大地这片膏腴沃土，必然要求历代政权保持黄河河道稳定并实现对洪水灾害的有效防御。从战国时期开始，黄河下游堤防开始全面修筑，此后两千多年时间里，围绕千里黄河大堤的一篇篇防洪史诗即不断上演。

灌溉的需要。黄河流域水资源禀赋十分有限，上游的许多区域处于干旱区，无灌溉即无农业；中下游许多区域虽降水量稍多，但降水时间分布不均衡，若需稳产高产亦需开展补充灌溉。黄河支流泾河上著名的郑国渠，为秦横扫六国最后夯实了经济基础；宁夏平原与河套平原引黄渠道的建设为秦汉王朝屯田事业提供了基本的水利保证，并将这些区域变成防御北部边患乃至向亚洲腹地进军的大后方与根据地。

最后交通的依赖。黄河流域干支流目前已基本无航运之利，但在历史上曾长期发挥着骨干交通线的重要作用。汉武帝曾乘坐楼船沿黄河与汾河巡视山西并祭祀后土，而黄河与渭河水道更是汉唐时期关东向关中输送物资的重要通道，东晋刘裕的内河舰队曾经从南方一路北上直取洛阳、长安。在大运河开通、政治重心东徙之后，黄河的直接水运功能降低，但其横亘东西的地理位置却对维持运河畅通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故明清两代始终将运河与黄河的治理作为一个有机整体予以通盘考虑。至于黄河上游，以皮筏为主的内陆航运业一直到20世纪50年代都是西北地区重要的交通方式之一。

总而言之，防洪关乎核心区域的生命安全，灌溉保障农业时代的经济基础，交通维系大一统国家的政治稳定。围绕黄河的这三件大事，无一不与王朝的兴亡休戚相关。在这个意义上，“河运”关乎“国运”，也就不足为奇。

黄河治理是国家治理能力的集中反映

既然黄河如此重要，历代政权无不下大力气投入黄河治理活动。正如黄河的巨大含沙量构成这条河的鲜明自然特色，黄河治理活动亦始终体现了中国这一东方大国独特的政治特色。在农业社会中，人口无疑是最为重要的生产力要素，无论治堤、开渠或疏浚河道，大量人口的动员都必不可少。在治河过程中，古代中国的国家机器展现出强大的人口动员能力。在西汉与北宋，军队曾多次被作为抢险堵口的主力军；而在其他时期，征调数万规模的民夫从事河工修造亦是屡见不鲜。著名的瓠子堵口中，汉武帝亲自指挥，群臣不分贵贱皆投入工地，生动体现了国家治河动员的森严与有力。元末的治河活动之所以能成为“挑动天下”的导火索，首先与治河工地上大规模的人口聚集有关。

为了实现高效的人口动员，同时实现对各类工程建设与维护的有效掌控，古代中国的集权体制一直在探索使用各种制度工具。科层管理、分工细密的职官制度一直是中国政治制度的核心特色。中国古代一直存在“因事设官”的传统，既然黄河是为“大事”，专门的治河职官自然不可缺席。汉代有大司农治下的各级水官，北宋曾专门设“疏浚黄河司”，明清时期更是先后出现“总河”“河道总督”这样的专门高级职务及其下属的一套复杂职官体系。历代河官体系经过不断优化，巨大的治河责任被很好地分解到每一个基层治水单位，不但水情可及时上达，中枢意志亦可得到很好的贯彻。传统政治体系下的治河是一个复杂系统。除职官体系外，在财政方面有单列的“河工银”等名目，工程组织方面有“以工代赈”等制度。为了实现对黄河大堤更有效率的巡视、维护与抢险，各级行政区划甚至都可以灵活地予以调整。

在治理黄河的漫长历史过程中，各政权不但注重管理，更注重把最先进的水利技术与治水思想及时运用于治河过程中。王景、郭守敬、潘季驯、靳辅等历代杰出的技术人才都曾执掌河政，他们的治河理念皆可构成黄河变迁史上的重要节点；即便不以技术著称的政治家王安石，也曾亲自推行过先进的河道疏浚之法。农业时代，技术常常面临失传，但历代官修的河工著作不胜枚举，都试图借助国家的传播力量把先进的治水技术予以稳定保留。其中著名的如宋人沈立之的《河防通议》一书，因汇集了当时较为先进的治河方略，被金朝都水监出面将其刊印，而宋、金本为敌国。

毋庸置疑，在漫长的封建专制时代，黄河的治理当然不能尽如人意。不可计数的大量决口改道、治河工程中的腐败贪墨以及卷入高层权力争斗的治河纷争，都是国人所熟悉的历史场景。在传统的治乱周期中，“河运”伴随“国运”摇摆不定。但以一种历史主义的态度进行观察，两千年黄河治理毕竟集中体现了农业时代中国国家治理水平，虽有历史的局限性，但其中浸润着前人的智慧与心血，理当为我们所铭记。

黄河安澜七十载是当代中国治理能力的突出体现

1949年之后，黄河与古老的中华民族一道，进入了崭新的历史发展时期，九曲黄河终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安澜。黄河安澜不是上天的恩赐，而是全体黄河儿女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艰苦奋斗的成果，更是当代中国治理能力的集中反映。具体而言，包括如下三点。

黄河安澜七十年，得益于各级党组织强大的组织与执行能力。1949年之后，黄河虽多次遭遇重大洪水威胁，却从未出现过大堤决口。如1958年7月的黄河特大洪水，冲垮了京广铁路郑州黄河大桥，直接威胁黄河下游数千万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在没有水库错峰调峰、缺乏机械化抢险手段的客观条件下，周恩来现场指挥、国家防总与河南省委坚强领导、各级政府与党组织周密部署，不仅依靠人民的强大力量守住了黄河大堤，并且实现了不向蓄洪区分洪的历史奇迹。

黄河安澜七十年，得益于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1949年后，各级政府在财力、物力都不富裕的情况下，在黄河流域兴建了大批防洪、灌溉以及发电工程，这些现代水利工程在总体上发挥了巨大的效益。作为国家战略的三北防护林建设、天然林保护以及黄土高原水土保持工程，极大减少了黄河的输沙量，从根本上减轻了河患的威胁。

黄河安澜70年，得益于来自顶层的科学决策、统筹规划。水沙关系始终是黄河治理需要关注的核心问题。七十年来，在政府统一布局下，各高校与科研院所从河流动力学等角度对黄河水沙问题进行了大量深入研究，为相关政策制定与工程设计提供了科学的支撑。20世纪70年代后，黄河流域水资源消耗一度增长过快，黄河下游出现断流。为此，中央层面出台了“八七”黄河分水方案，中国当代水权制度建设由此展开；在一系列有效的行政与法律手段支持下，黄河重新实现“入海流”。黄河流域的生态环境与可持续发展在总体上呈现向好局面。

历史一次又一次证明，“国运”盛则“河运”兴。当代黄河是历史黄河的延续，当代黄河是未来黄河的前身。无论如何，黄河与中华民族的密切而独特的因缘都将继续，黄河与政权、黄河与国家治理的关系将不断注入新的内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黄河是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千秋大计，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是重大国家战略。可以预见，有着数千年历史的黄河治理事业将迎来新的历史时代。自觉把新时代的“治河”作为促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抓手之一，不断从历史中、从实践中、从科学中总结治河经验，不断探索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制度与中国文化的优越性，实现“河运”与“国运”的腾飞，是需要全体中华儿女共同完成的历史答卷。

责任编辑：刘宇同

文章来源：http://www.71.cn/2019/1206/1069412.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