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自信内在逻辑的深层思考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出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战略思考，高度凝练地提出了文化自信的命题。深刻理解这一命题，需要把握其内在逻辑，可围绕三个方面的内容展开，即：文化自信的提出背景、文化自信的内涵与支撑，以及树立文化自信需要破解的问题。

一、文化自信的提出背景

文化是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力量。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时代党和国家之所以提出“文化自信”的战略方针，需要这样解读和领悟。

（一）文化的内涵及功用。文化可分为物质层面、制度层面、行为层面和心态层面，这几个层面由浅到深，物态文化层属于外围， “精气神”的心态文化层属于内核。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对自身文化价值的充分认同，对自身文化生命力的坚定信念。坚定文化自信，事关国运兴衰、文化安全和民族精神独立等重大问题。因此，早在2016年5月17日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说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

同年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五周年的大会上，文化自信被阐释为“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习近平总书记进而指出，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文化自信遂成为继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之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第四个自信”。2017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再次提出，要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

（二）现实思想文化领域的问题亟待破解。一个民族要实现复兴，既需要强大的物质力量，也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在文化的诸多层面中，最深层次即心态文化层，主要包括价值观念与思维方式等。通俗地讲，文化关乎“人心”，文化自信则关乎人心凝聚。结合现实中的一些案例，从理论上探讨文化自信的战略命题，不容忽视现实思想文化领域的问题。比如，信仰滑坡、一切向“钱”看等，这些都是当下需要我们认真去反思和破解的。

做历史研究，需要一种贯通思维。我们在做调查研究的时候，被访者谈历史时总会说些他们对现实的感触，觉得“口袋鼓了，脑袋空了”。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却没有那么多的温情可以感受，内心反而变得并不充盈。特别是，忙碌的生活中难免会有躁动情绪。对于这一点，大家或许都深有感触。浮躁进而会引发怨恨不满与心理失衡。换句话说，人的目标、想法、愿望一旦没有实现，就容易产生抱怨；此时，如果不加以有效引导和化解，怨气就可能转变成社会戾气。戾气虽然不是社会中的普遍现象，但它的杀伤力非常之大，这种状况令人隐忧。2014年春晚小品《扶不扶》中“郝建”说过一句话：“这人倒了咱不扶，那人心不就倒了吗？人心要是倒了，咱想扶都扶不起来了。”这正是对社会现实问题的一种折射和关照。

（三）历史给予的思考。俗话说，以史为鉴可以知兴衰。用历史的眼光、历史的贯通性思维来关照当下的文化问题，可以通过两位历史人物的经历和思考来诠释。一位是国学大师梁漱溟的父亲梁济，他于1918年在北京的净业湖（今积水潭）投水自尽，此时正值其60岁生日前夕。他的自杀不是因为家庭和贫穷，而是出于浓浓的家国情怀。梁济出生于清朝末年（1858年），27岁考中举人，40岁当官，做过文化官员、内阁中书（四品）。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他到民政部供职，月薪涨了近40块大洋。对此，梁济先生并不开心，一再向政府请辞。他认为，刚刚成立的中华民国还有很多烂摊子要收拾，需要大量的钱解决民生问题，所以，政府应该先把有限的资金投入到民生建设中，而不是用来给官员涨工资。

1915年新文化运动之际，当时的思想文化界高举民主、科学大旗，梁济却认为当下不能盲目照搬西方，否则会处于水土不服的尴尬境地。1916年袁世凯称帝83天被迫退位，不久便去世。中国由此出现军阀割据的混乱局面。在这一时期，他看到传统文化遭受冲击，看到战乱，看到了人性中的贪婪，于是越来越不开心。1918年在其投湖的前几天，他问儿子梁漱溟：“这个世界会好吗？”梁漱溟回答：“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能好就好啊！”梁济说罢离开了家。三天后，其投湖自尽。

有学者根据梁漱溟先生编校的其父遗著《桂林梁先生遗书》进行深入研究，分析其心路历程以及他对那段历史的思考。研究表明，梁济并非是一个文化保守主义者，而是很理性地在思考中西方文化的问题。具体地讲，西方文化在哪些方面值得我们借鉴，哪些方面需要高度警惕，他都有所关怀。他自杀的意蕴：一是亡国不可惜，就怕中华优良文化亡天下；二是科技或许可以救国救世，科技断然救不了人心。

另一位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印度诗人泰戈尔，他与梁济的思维逻辑大有相似之处。1924年4月，泰戈尔接受讲学社邀请来华演讲。来华之初，中国知识界表示十分欢迎，演讲过程中却出现了一些反对的声音。会场外，不时有人在人群中散播名为“我们为什么反对泰戈尔”“送泰戈尔”的传单。与此同时，知识界许多重要人物如陈独秀、瞿秋白、郭沫若等人，公开发表文章批评泰戈尔。

究其原因，泰戈尔认为“西方文明重量而轻质，其文明之基础薄弱已极，结果遂驱人类入歧途，致演成机械专制之惨剧”，因而“我们不能够借用西方的思维和脾性”，模仿复制西方的模式。虽然他并不主张盲目拒绝西方文化中的有利因素，只是反对滥用科学，反对畸形的物质或精神文明。但他以倡导、维护东方传统文化，批评西方科学文化的姿态进行演讲，这与当时急于走向西方式富强民主的中国知识界的期待很不相符。泰戈尔被反对声音弄得很是灰心，以致原定的六次公开演讲，被迫取消三次，离开中国时十分落寞。

追溯历史，为的是关照当下。关于东西方文化的争论，虽然时代发生了变迁，逻辑会不一致，但在思考文化自信命题时，不能不是一种警醒和启示。

 

二、文化自信的内涵与支撑

前已述及，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对自身文化价值的充分认同，对自身文化生命力的坚定信念。新时代文化自信的有力支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因此，文化自信的内涵及其建设思路应包括三大板块。

（一）树立对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自信。为什么要谈论这方面？进入新世纪以来，一些人对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认识过于张力化，比如有人肯定改革开放以来的成绩就否定改革开放之前的历史实践，有人肯定改革开放之前的历史实践就否定改革开放的决策。这种过于张力化的观念会消蚀中国社会的凝聚力，我们应该把改革开放前后贯通起来认识。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对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要正确评价，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为改革开放后的社会主义实践积累了条件，改革开放后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是对前一个时期的坚持、改革、发展。”

（二）树立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自信。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既包括由经济、科技、军事实力等表现出来的“硬实力”，也包括以文化、意识形态吸引力体现出来的“软实力”。硬实力和软实力就像硬币的两面，要统一起来看。文化为什么重要？党和国家为什么要着力于文化建设、提出坚定文化自信的命题？因为文化的广度、深度与高度决定了社会发展的广度、深度与高度。社会发展的样态，是由文化层次的深浅以及文化厚重与否来决定的。

2004年，十六届四中全会首次完整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概念。而和谐社会需要和谐文化的支撑，和谐文化则是奠基在对核心价值观的认同上。所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越趋同，说明我们的文化越和谐，也就意味着这个过程中张力化减少，社会比较和谐，反之亦然。实际上，社会变迁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核心价值观的变迁。回溯我国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无论朝代如何更迭，社会样态都没有发生大的结构性变化，我们称之为中国式超稳定社会结构。在这一过程中，起到稳定社会作用的就是传统社会的价值观。

当然，传统价值观比较多元，包括儒家、墨家、法家等，核心的是儒家的思想体系，它承载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儒家所倡导的，一是礼义廉耻，国之四维；二是仁义礼智信。如“礼”，中华是礼仪之邦，崇尚礼德。而这个“礼”，不仅是指教养，更指的是规约、是秩序。传统经典中有一句话叫“礼辨异，乐统同”，乐是用来统一相同、集中民心的。而礼是用来辨别不同的，要让每个位置上的人都有一定的遵循，坚持守好本分、尽好职责。中国传统社会是伦理本位的，“礼义廉耻”“德行天下”“中庸”等核心价值观，支撑维系了超稳定的社会结构。

全球化时代，随着社会的变迁，价值观也随之发生了变化，价值观的变化反过来也使得社会样态发生了改变。到了民国时期，一些西方的价值理念，比如自由、民主、平等被引入。执政者是想通过核心价值观引领人的思想和行为，以此来破解中国被外来势力欺侮以及内部民主团结不力等问题。孙中山提出“五权宪法”，就是想借助西方的核心价值观来使落后的中国变得强大。不仅如此，当时还倡导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四维”“八德”，即“礼义廉耻”和“忠孝仁爱信义和平”。核心价值观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它经常通过器物层面，或者说是物态文化层体现出来。拿中山装的设计来说，它承载了民国时期的核心价值观，蕴含了很多当时的价值元素。比如，中山装上的五颗扣子代表“五权宪法”，前面四个衣兜寓意“礼义廉耻，国之四维”，袖口上的三粒扣代表“三民主义”，后背不分缝代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理念。

与传统社会相比，民国时期核心价值观也是与时俱进的，反映和体现了时代的变化与要求。然而，内忧外患的局面并没有破解。直到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随之而来也有一套价值观念，对此，应联系当时的经济发展、社会环境等客观地加以看待。

实事求是地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前这一时段，核心价值观大多是在外力主导下建构的。新中国成立初期，面对西方国家的全面封锁，中国要发展经济，就不能仅依靠苏联，主要还得靠自己。我们实行了一套与当时社会相适应的体制机制，如计划经济、户籍管控、社会主义教育、阶级斗争整肃等。这套机制反映了当时社会处于一种相对封闭的状态，涵养建构了革命与斗争、等级与身份、崇高与信仰、重义与轻利等核心价值观。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近些年，社会价值观念渐趋分化、多元，各种社会问题凸显。基于此，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中首次以24个字，分别从国家、社会、公民三个层面，概括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即“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要想对此有深入认识，需要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核心价值观作些了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进入商工文明之后，其经济发展需要良好的制度环境、人文环境和社会环境，平等、自由、博爱的价值理念因之而生。这六个字，就是西方社会最核心的价值观。市场经济，必然会追求利益，讲求利润和效率。正如司马迁所说的，“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西方有一种“经济人假设”，就是说所有人都是趋利的。为了使市场正常运转、商品正常交易、工作正常开展，要规避人性中一些不好的东西，要制约不当趋利。靠什么？靠的是契约、法律。这是一种外在的规约，同时还需要一种内在的自我约束，这就涉及到信仰问题。西方信仰基督教，罪感文化是西方精神世界的基底，对西方人的心理及价值取向具有深刻的影响。一个人只要犯下“罪恶”，违背了那个“绝对的道德标准”，无须外力的参与，灵魂上便会感到不安。辩证地看，宗教对约束人的行为确实起到一定作用，基督教倡导人们通过忏悔来达到心灵的净化和提升。

回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命题的提出上来，改革开放之后，顺应现代化发展潮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逐渐取代了计划经济，因此出现了同样的问题：经商要不要趋利？当然，这个过程中我们也有法律契约。从1978年算起，40多年的时间与西方几百年的进程相比，我们速度太快了，有一些法律契约可能衔接不上，存在许多不完善的地方。另一环就要追问：我们有没有内在的规约？有些人可能会回答有，因为中国人会到寺庙去烧香拜佛等。但要明白，中国人这个行为和西方终极关怀式的宗教信仰不同，我们更多带有世俗理性的一面，烧香祈福等多数时候只能算是迷，即“迷则有之、信则未必”。

市场经济是一把“双刃剑”，如果没有内在和外在配合起来规约，一些人破坏规则、不当趋利，进而导致一系列的问题。人们内心都是由自己的“小九九”主导的，有什么样的心理、什么样的价值，就有什么样的行为方式。其实价值观就是一种取舍，是我们到底用什么样的尺度去考量。当今，面对法律契约不够完善、内在信仰存在张力的情况，党和国家倡导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此发挥思想引领作用，来破解不当趋利等问题。

需要注意的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关键在落实，尤其是落实过程中如何处理好同其他价值观的关系问题，以及怎样辩证处理好一元和多元的问题。

（三）树立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信。现今，党和国家十分重视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也是坚定文化自信的题中应有之义。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曾经预言：中国文明将照亮21世纪。在与日本宗教和文化界著名人士、社会活动家池田大作的对话里，汤因比指出：世界的未来在中国，人类的出路在于中国文明。对此，他总结了几点原因：

一是从大历史的角度来看，中国人完整地守护了一个超级文明，长时间生活在一个文明帝国的稳定秩序中，中国模式作为一种区域的世界主义模式可以为人类提供宝贵的经验。中华文明是世界四大文明中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在兼容并包中不断衍生发展，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重要贡献。

二是中国人在其漫长的历史中保持着人类社会中可贵的天下主义的精神，中国文化是距离狭隘的民族主义最远的。我们一向以天下为关照，从来不具有侵略性，如传统社会倡导天下大同，民国时期孙中山先生讲天下为公，五四时期的世界主义等等。

三是儒家的人文主义价值观使得中国文明符合了新时代人类社会整合的需求。因为儒家的观点比较讲究平衡，是中庸文化、中和文化、和合文化。

四是在儒家和佛教思想中都存在合理主义思想，使得中国人在漫长的时代中有分寸地建立和坚守着自己的文明。

五是道家思想对宇宙和人类之间奥义的认识，以及对人类社会试图主宰宇宙的不以为然等，恰恰为人类文明提供了节制性与合理性发展的哲学基础。无为而治是道家的基本思想，强调遵循客观规律而为，在当今这个物欲横流、充满焦虑的时代能够让我们慢下来，有所节制。

六是东方宗教和哲学思想中对人与自然和谐的追求，可以抑制人针对自然环境和世界的征伐欲望。

汤因比条分缕析的概括，开启了我们这样一种思考：在谈论文化自信的内涵和逻辑支撑时，我们有没有实施文化自信的条件和根基？文化自信不是我们简单提出的某一概念和口号，而是一个战略命题，它破解的是中华民族当前和未来发展的根本性问题，是有其自身生成的内在逻辑和实践路径的。

三、树立文化自信需要破解的问题

文化自信是需要涵养的，需要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不断地进行理性反思。《荀子·劝学》中就有这样的一句话：“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则知明而行无过矣。”在浮躁的社会环境下，树立文化自信，当务之急需要我们破解以下问题。

（一）复古文化的病态繁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着深厚的文化自信，但传统不等同于“复古”“守旧”，我们要“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实现中华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2011年，余秋雨在《当前中国文化的隐忧》中有几句话，用在这里还是比较恰当的：“这几年的复古文化有一个重点，那就是违背爱和善良原则，竭力宣扬中国文化中的阴谋、权术、诡计，并把它们统统称之为中国智慧、制胜良策。这实在是对中国文化的曲解。”比如，最近几年出现的“女德班”，有些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不当解释和不实认知，让国内外文化人十分诟病。当下，在文化建设方面一定要警惕这样的问题。

 

警惕文化传统中的功利性。对传统文化要心存敬畏，不能过于功利。现在什么都讲有用，这也有历史根由。现代著名语文学家夏丏尊曾这样描述中国人的“实用主义”：“中国人在全世界是被推为最重实用的民族的，凡事都怀一个极近视的目标：娶妻是为了生子，养儿是为了防老，行善是为了福报，读书是为了做官……流弊所至，在中国，什么都只是吃饭的工具，什么都实用，因之，就什么都浅薄。”这是民国时期大学教授的一种观感和反思，尤其是后面这段话，对我们有很深的触动：“凡事近视，贪浮浅的近利，一味袭蹈时下陋习，结果纵不至于‘一蟹不如一蟹’，亦止是一蟹仍如一蟹而已”“太贪容易，太浮浅粗疏，太不能深入，太不能耐苦”。与当今相比，程度不同，但本质相近。为什么学界近几年总是发生论文抄袭等学术不端事件，网络上出现唯圈子、梯子和场子这样的调侃，我们必须进行深刻反思。尤其应该反思，文化传统中的功利性是否还在延续和传承。

对传统文化不实认知。如果对传统文化不能正确认知，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就会大打折扣。现在我们开发了很多有关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课程和活动，这本是一个好现象，就像民国时期的“整理国故、再造文明”。但要格外注意，传承优秀传统文化，是否真正理解了传统？具体地讲，应试教育中，学校为了升学考试，所教授的内容存在非黑即白问题，结论明确。可是，人文学科中的很多内容、很多感悟，并非那么清晰。这就导致了我们现实的困境。比如，一谈到封建社会的皇帝，似乎都是三宫六院、生活奢靡。

康熙皇帝留遗嘱时曾言：洪范五福，终于考终命，以寿考之难得也。易遯六爻，不及君主，人君无退藏之地也。岂当与臣民较安逸哉！用常识思考，皇帝要追求皇朝永固、江山永在，一些有为的皇帝也得有合法性的支撑。就合法性而言，一是“道统”，一是“法统”。谈及道统，从现代回溯传统，数千年的中国社会，其实从来都是一个道德伦理的社会，不管是圣人治国，还是君子行道，都有道德示范的作用。“天下治乱系宰相，君德成就责经筵。”古代皇帝也是人，皇帝从小也得规矩学习、上思想品德课。如果我们不能正确认知这些，就会在学习的过程走偏。所以，弘扬优秀传统文化，要理性地思考，不能反常识。

真正的优秀传统文化理解起来特别简单，就是钱穆讲的“尊亲重道义”。18岁就做小学教师的钱穆先生，他回忆年轻时社会上的尊师风气说：“有宴席，学校先生定居上座，地方绅士以及富商们，都谦逊不敢坐学校先生之上。”这道出了当时尊师重教的社会生态，从这个画面中读出何为真正的优秀文化传统。正因为年轻时有了这样的文化涵养，钱穆的思考与行事便很不一样。新中国成立前，他选择去香港，与友人共同创办了“新亚书院”，就是今天的香港中文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的名字，是钱穆定的，“中”代表着中国人，“文”即是文化。现在香港新亚书院中有一“合一亭”，亭的外墙刻有钱穆的《天人合一论》，是香港著名的风景之一。新亚精神的表达就是“不怕困难，不畏艰苦的创造”，“尊重我们固有的文化传统”，“对于社会、国家、人群有一种责任感”以及“师生的亲切的关系”。

《礼记·大学》中讲：“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通过言传和身教，大学应该培养学生的理性思维，教给学生做人和研究的方法。为什么现在有人诟病我们的教育？我们是否应该反思一下教育中问题到底在哪儿？大学要教会学生理性表达，而不是情绪化的宣泄。学生通过多元化的思想表达和碰撞，最终达成的共识才是最牢靠的。所以，理性是大学应该承载的最核心的东西，理性地做人做事，才是真正的善。

（二）民粹文化冲击理性文化问题。现代社会十分重视民众的呼声，但不能盲目屈从“民意”。民主是个好东西，实行民主的一个基本前提就是理性。比如，我们在讨论决定重大问题时，通常会实行票决制，少数服从多数。但要警惕，民粹主义是一种极端化的思维，它往往是以多数名义出现的，对民主的破坏力很大。试想，如果民众受到民粹文化的支配，会不会形成多数对少数的暴政。

在思考文化自信命题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联系到历史中的人和事。盘点起来，对中国和世界历史产生深远而重大影响的人物，注定不是时代的大多数，而是极少数人。放眼中外，这样的例子可以说是不胜枚举。比如，乔尔丹诺·布鲁诺，在地心说被大众广泛接受时，他坚定支持哥白尼的日心说，发展了“宇宙无限说”。这些在他所处的时代，使其成为了风口浪尖上的人物。也正是这个原因，他的一生始终与“异端”联系在一起，为此颠沛流离，最终被宗教裁判所烧死在鲜花广场上。真理有时候掌握在少数人手中。所以，我们在作理性分析的时候，不能盲目屈从“民意”，这是坚定文化自信需要自省的一点。

再比如，俄国历史上有一位宰相叫维特。1917年前，维特想靠改革改变国家面貌。他所主导的改革并不极端，涉及对俄国传统文化的考量。但当时俄国更多奉行的是民粹主义，相当激进，对复杂的事情不经全面、细致地斟酌便轻率作出判断。这就导致了俄国二月革命的发生。维特曾提出一个著名公式：“先有公民，才有国家。”也就是说，国家由公民组成，如果一个国家的公民不理性，那这个国家的建设就会相当艰难。这句话对我们很有借鉴意义。今天的改革涉及利益调整，要深入推进，就要形成合力，必要时还应该妥协。而这种包容中的妥协，就是大局意识，会使国家发展得更好。否则，欲速则不达。维特曾感慨，在一个不知妥协的民族里搞改革的难度是无法想象的。

（三）宣传的空泛和教条化。我们在讨论某一问题时，必须发动大家对这个问题进行切实的认知，而不能流于空泛的教条式宣讲。比如关于中美贸易摩擦的问题，网络上出现了很多刻意煽动民族情绪的声音，“爱国就买华为”、“抵制美货”等等。这些过激言行带来的后果是，严重干扰了民众视听和正常的舆论氛围，对改善形势毫无作用，也会有损于我们的文化自信。如果能够进行全面、科学、客观、理性的分析和判断，将贸易战的性质、本质、实质讲清、讲好及讲透，反而更有利大众的认知与认同。

要而言之，如果我们重视某一领域，但缺乏学科基础上的系统知识、分析概念和理论思路，结果就会导致，我们越谈这些领域，越是泛而不深，热闹却不系统，在某种程度上会加速这些领域的边缘化。作为思想理论工作者、文化教育工作者，必须警惕粗糙的宣传教育。踏实研究、循循善诱、倾力而不带名利的投入，才能赢得美誉与尊严。2019年初，我遇到一位哈佛大学的博士后，她是外国人，却取了一个中国名字，与其交流时感到很亲切。她提到，有一位研究当代中国史的老师十分低调，到哈佛大学参加会议，选择坐在会议室的一个角落。但这位老师的发言震惊四座，其以丰厚的学识和对中国问题的深入研究赢得了哈佛师生的尊敬，被冠以“中国传奇”的美誉。树立文化自信任重而道远，今天学界存在着这样的老师和学者，是我们谈论文化自信的有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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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于慧）

责任编辑：李贤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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