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12】毛泽东：必须打好科学技术这一仗

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一穷二白、百废待兴。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宏大的历史气魄，开基创业，立纲立纪，确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建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进行了极富创造性的社会主义三大改造。面对国家经济凋敝和科技落后的现状，毛泽东高度重视科技在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过程中所发挥的关键性作用，领导科技事业取得显著成就。

科学技术是兴国的先决条件

新中国成立之初，为改变我国一穷二白的面貌，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毛泽东把发展科学技术摆在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突出位置上。他强调：“过去我们打的是上层建筑的仗，是建立人民政府、人民军队。……现在，生产关系改变了，就要提高生产力，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1955年7月，他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报告中指出：“中国只有在社会经济制度方面彻底地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又在技术方面，在一切能够使用机器操作的部门和地方，统统使用机器操作，才能使社会经济面貌全部改观。”毛泽东特别重视通过制定科技规划推动国家科技创新战略的实现。1956年底，毛泽东指示国务院制定了新中国科技发展12年规划，即《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修正草案）》。规划本着“重点发展，迎头赶上”的方针，提出包括原子弹和导弹两项绝密任务的12项重点任务，我国由此开始积极发展原子弹、导弹和通信卫星等尖端科技。

从1958年底起，国防科技委员会、中国科协和地方各级科学技术机构相继成立，到1962年我国初步形成了从中央到地方较为完善的科技体制结构。1963年，国家十年科技规划制定后，毛泽东在听取聂荣臻汇报时再次强调：“科学技术这一仗，一定要打，而且必须打好。”他深刻认识到，抗日战争以前，我国自鸦片战争以来之所以同世界上一切大中小帝国主义国家战争都失败，除了封建制度腐败，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经济技术落后。1964年，在毛泽东的提议下，周恩来把科学技术现代化与工业、农业和国防现代化并列为“四个现代化”。1965年1月4日，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闭幕，大会决议批准了周恩来总理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四个现代化”正式确定为国家发展的总体战略目标。

自力更生为主的科技发展之路

新中国成立初期，面对我国科技基础十分薄弱的现状，毛泽东制定了赶超型发展战略，把自力更生作为科技创新的立足点。他崇尚科技创新，反对“循序渐进”式的走国外科技发展老路，认为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走一条属于中国人的“非常规且科学”之路，避免我们“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爬行”。他针对美苏20世纪50年代展开的军事科技竞争，认识到自主研发尖端科学技术的重要性，指出：“我们现在已经比过去强，以后还要比现在强，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

毛泽东在坚持自力更生进行科学技术创新的同时，并不排斥学习借鉴别国先进技术，主张我国科技发展采取“洋为中用”的方针。早在1953年全国政协一届四次会议闭幕会上，毛泽东就坚定地指出：“应该懂得，我们这个民族，从来就是接受外国的先进经验和优秀文化的，我们中国人民要始终保持真诚的态度去学习，接纳别的民族不同的文化和知识成果，一切可以被我们所学习利用的科学文化知识终将被拿来认真的研究和分析。”1957年，他又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强调：“一切国家的好经验我们都要学，不管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还是资本主义国家的，这点是肯定的。”在向国外进行学习借鉴过程中，他主张洋为中用，但反对盲目照搬，认为：“我们接受外国的长处，会使我们自己的东西有一个跃进。中国的和外国的要有机结合，而不是套用外国的东西。”

加强科学技术人才队伍建设

人才是科技发展最核心的因素。1956年，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六次会议上指出，必须有“数量足够的、优秀的科学技术专家”，才能使我国科技赶超世界先进水平。1957年9月，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扩大）上，毛泽东再次强调：“无产阶级没有自己的庞大的技术队伍和理论队伍，社会主义是不能建成的。”

面对新中国科技人才储备非常少的现状，毛泽东特别重视储备高科技创新人才。一方面，通过国外大力引进的方式吸引人才回国服务。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除了邀请大量苏联专家来华指导我国科技发展，还重点鼓励侨居海外的科技人员积极回国服务。到1957年春，回国服务的海外科技人员就达3000多人，包括钱学森、李四光、邓稼先等著名科学家。另一方面，通过党和政府大力培养方式储备高科技人才。党和国家通过尽可能向苏联等国家外派留学生和利用回国的高科技人才自己培养两种方式储备人才。毛泽东提出人才发展的具体目标，即“各级特别是省、地、县这三级要有培养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计划”，争取“三个五年计划之内造就一百万到一百五十万高级知识分子”。据统计，到1955年我国的科技队伍就已初具规模，全国科研机构达到840多个，科研人员已达40多万人，到1960年已达196万人。

（作者：尤国珍，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科学社会主义研究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王梓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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