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化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

 

今天我主讲的内容是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问题。首先，“新时代”的历史起点问题。大家知道，党的十九大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到“新时代”。有人说“新时代”的历史起点问题还要讨论吗？然而作为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就必须回答“新时代”是从哪里开始的。实际上党中央提出“新时代”这个判断以后，学界对它起点的认识还处在一种不完备、不彻底的状态。马克思说，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如果我们对它的认识一直处在这种不彻底、不完备的状态，最终就会影响到历史在“新时代”赋予我们中国共产党的使命和责任。“新时代”的进入本身就是一个过程，而且各个方面、各个领域的进入也不是整齐划一的，这就体现了“新时代”历史起点问题上的确定性与丰富性的统一问题。

第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时间跨度问题。这又是一个许多人不注意甚至忽视，而实际上又是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础、历史进程和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我们通过分析我们党领导社会主义建设、领导改革开放伟大实践的经验，特别是根据党的十九大报告的重要结论，尝试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划分出四个历史时期。

第三，十九届四中全会的启示。从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这双重维度来看，十九届四中全会的焦点集中在社会长期稳定的维度上。现在一方面我们继承改革开放之前的好制度，同时又特别重视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新制度。

一、“新时代”从哪儿开始

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了“新时代”，而且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在当时挺突然，因为党的十九大之前没有一点儿苗头说“新时代”就要到来了，并且习近平总书记的新思想用“新时代”来表述也是没有人想到的。这个思想提出以后，普通老百姓是没有疑问的，因为他们已经在实际生活中亲身感受到当下就是和过去不一样了，“新时代”的提出正好印证了自己的感受。

但是对于许多做研究的同志，甚至是专门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习近平总书记思想的同志来讲，反而产生了理解上的困难。他们在问，怎么就“新时代”了；它是怎么来的；为什么说进入“新时代”；怎么理解“新时代”？很多人提出了很多问题。我们究竟是即将进入“新时代”，还是已经进入了“新时代”，还是正在进入“新时代”，还是早就进入了“新时代”？这些问题我也有一些思考，下面谈一谈我个人的看法。

（一）“新时代”是相对什么而言的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之后，我们就以满腔热情开始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但我们很快发现，建设社会主义不仅需要高度的热情，还需要实现的现实路径。也就是说，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不是一个现成的东西，不是只需要我们投身工作就可以了，而是一个需要探索、发现和总结的过程。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要寻找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建设道路。

一直到改革开放之前，我们虽然在探索自己的建设道路上积累了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但总体来说，我们并没有真正找到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我们只能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还处于酝酿时期。

真正找到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是从改革开放“新时期”开始的，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它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唯一正确的道路，经过40多年的探索和验证，已经成型并引领中国走上繁荣之路。这条道路是我们经过千辛万苦、付出了巨大代价才找到的。我们一定要倍加珍惜，沿着这条道路前进。

党的十九大，习近平总书记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标志着我们从“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新时期”走向“新时代”，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一个巨大的历史跃升，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

首先，“新时期”的开启带有特定历史条件下的被迫性，而“新时代”的开启则是我国事业顺利发展的自然结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从改革开放新时期开始的，这个“新时期”的开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是不得已之举，带有一定的冒险性，但又是不得不迈出的一步。而今天“新时代”的开启，则完全是另一副景象。它是我们在找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后，并在这条道路上乘胜前进的时候，历史为我们打开的大门，这是“新时期”向前发展的结果。可以说，“新时代”是成长和成熟了的“新时期”。

其次，“新时期”是我们摸着石头过河并不断增强自觉性的探索过程，而“新时代”则一开始就是高度自觉的顶层设计。改革开放之初，我们没有任何前人经验可以借鉴，因而只能走一步看一步，“摸着石头过河”。而且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遇到过许多新情况新问题，也是在探索过程中不断积累经验，逐步找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而“新时代”的到来，则是我们党在掌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基础上，以高度的历史自觉性和前瞻性而做出的具有科学性的论断。

再次，“新时期”是中国逐步“富起来”的过程，而“新时代”则是中国“强起来”的新征程。“富强”是联在一起的，但“富”是“强”的基础，“强”是“富”的提升。如果说“新时期”是以贫穷为起点，是从贫穷走向富裕的过程，那么“新时代”则是高起点的，它站在“新时期”历史成就基础上，从富裕走向强大，实现真正的“富强”。

最后，“新时期”进程中一直伴随着争议，而“新时代”的到来则引起全民高度认同和热烈欢呼。改革开放之初，人们还缺少心理准备，有一些思想顾虑，随着改革开放的成功，人们才越来越认同，但也始终有些不同的声音。“新时代”的提出，顺应民心，合乎人们的切身感受，是很容易得到全体人民高度认同的。可以相信，“新时代”将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踏上新征程时最有效的“集结号”和“冲锋号”。

我的看法是从“新时期”进入“新时代”，有更加自觉、更加成熟、更加辉煌的发展，而它们的理论、基本脉络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么一个问题。

 

（二）“新时代”是怎样一个时代

党的十九大报告里面讲了五个方面，大家肯定都了解，我不重复这些。我就是想从自己的角度体会一下这个“新时代”，我感受到的“新时代”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我主要讲四个方面。

第一，“新时代”是走向富强的美好时代。党的十九大报告里面有一个新的逻辑——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像三级跳一样的几个飞跃。从富起来到强起来，实际上就是进入“新时代”的一个转变。过去就是富起来或者站起来，以后就是强起来。说到强起来，是已经强起来了，还是正在强起来呢？党的十九大报告表述得也很明确，站起来、富起来是已经完成的表述，因为实现了站起来，也实现了富起来，但是不能说已经实现了强起来，只能说迎来了强起来。所以说真正走向富强是一个过程，讲强起来，同时也是讲主要矛盾发生变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样“新时代”就是更加富强、更加美好的时代。

第二，“新时代”是发起冲刺的关键时代。这是什么意思呢？我觉得这意味着“新时代”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冲刺，是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向着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发起冲刺、冲锋的一个时代。

现在“新时代”到来了，我们发展的脚步在加快，可以说是狂奔之上再加冲刺，这就是“新时代”的节奏。“新时代”是一个节奏更快、更加需要奋斗的时代。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发展进入到了冲刺的阶段。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中提到“船到中流浪更急、人到半山路更陡”，就是我们现在已经处于爬得差不多的时候，这个时候其实是最难的时候了，一点儿都不能松懈。因为你没有劲了，就很容易松懈，而且你一看目标就在眼前，就觉得可能没问题了，也就可能松懈。但是恰恰在这个时候最容易出问题，所以无论如何都要拼了。我看现在全党、全国人民都是“拼了”的这么一种状态。

第三，“新时代”是充满风险的危机时代。我们描述“新时代”的时候基本上都是用“强起来”“美好生活”“兴旺发达”等这些词。但是任何时代都是两面的，另一面是什么？我们也无可讳言，习近平总书记也强调过，要有应对和化解风险挑战的高招。世界上就没有不存在风险、慢慢悠悠搞就可以成功的事情。

第四，“新时代”是团结奋斗的拼搏时代。“新时代”有风险怎么办？那我们就更不能退缩，只有不断拼搏，撸起袖子加油干！

（三）“新时代”的精神气质是什么样的

现在老说精神气质，“新时代”有没有一种新的时代精神？下面我列举几个方面。

一是自信豪迈。在“新时代”我们中国人更加自信了，而且真的是豪迈地大踏步前进。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处在不自信的状态，我们在追赶，在学习外国，在向人家请教，在引进人才。现在中国发展起来了，谁都能看到中国厉害了，我们也开始变得自信了。

二是奋进担当。习近平总书记讲幸福是奋斗出来的，讲在“新时代”特别要勇于担当。孟子的“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这实际上就是讲一个担当的意识。习近平总书记一直讲担当，我体会是，不光是习近平总书记有大担当，咱们也应该有小担当，整个时代都应该有担当。

三是紧张专注。我记得《亮剑》里有这样的情节，李云龙平时大大咧咧老骂人，但是有一段时间突然不骂了，脾气变好了。这是为什么？是因为大战要来临，指挥员就要处在一种内敛、收敛、集中注意力的状态。我们国家在冲刺，在发起冲锋，我觉得也应该相当于大战即将到来，这个时候我们就应该紧张专注起来。

四是敢斗必胜。我们要敢于斗争、敢于胜利，我认为这是现在非常需要的。

（四）“新时代”从哪里开始

很多人有不同的说法，有人说从党的十八大开始，也有人说从党的十九大开始，大家主要是在这两个节点上争论不休。我专门思考了这个问题，我觉得把握问题的关键就在于使用哲学思维进行科学分析，不必在党的十八大还是十九大这两个节点上争论。很多人觉得“新时代”应该是2020年或者2021年才到来。什么意思呢？应该是在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时候到来。但历史的发展是从来不会按照设计好的脚本进行的，由于主观和客观因素的变化，“新时代”的到来提前了。党的十九大宣布我们进入“新时代”。所以有的人认为“新时代”的起点就是党的十九大，这个观点虽然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也有问题，进入“新时代”与宣布“新时代”并不完全是一回事。党的十九大宣布进入“新时代”，并不是说就是从党的十九大才开始进入“新时代”，也可能是之前就已经进入“新时代”了。而且以党的十九大作为“新时代”的起点，等于说把党的十九大之前、党的十八大以来的五年都排除在“新时代”之外了。按道理说党的十八大到党的十九大这五年具有双重性、模糊性。它既可以说是“新时代”，也可以说不是“新时代”，怎么说都有一定的道理。

我认为，在此问题上存在着三个历史节点：十八届一中全会、党的十九大、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它们各自都在一定意义上具有新时代到来的标示意义，应该从它们共同构成的一个“时间段”来思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过程。这意味着，“新时代”的到来有一个“进入期”，它由三个历史节点构成，其中十八届一中全会是新时代到来的启动点，党的十九大是新时代到来的关键点，而全面小康社会的建成则是新时代到来的收尾点。

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有多长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有多长，取决于这么几方面的情况：第一，取决于承担的历史任务；第二，取决于历史发展；第三，取决于我们党在这件事情上的政治考量。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条件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长期性的问题又一次凸显出来。人们所关心的问题是：为什么在中国经济社会得到长足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历史性变化的条件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仍然没有改变？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时间跨度究竟有多大？到底发展到什么时候，我们党才能宣布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结束，为什么？

为此，我们不能满足于以往对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长期性的认识，尤其是不能停留于以往对初级阶段长期性的理论依据的认识，而要结合当今时代和未来发展的新形势，对此作出新的思考，深化对这个问题的认识。

从理论上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长短，是由其历史使命所决定的，即是与其承担的历史任务及其完成情况紧密相关的。只有在完成了所承担的历史任务、从而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才会结束。如果重新梳理和思考一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承担的历史任务，就会发现它本身在悄然发生着变化，也就是说：从最初设想的承担一个历史任务，发展到将来要承担两个历史任务。第一个历史任务，是解决我国社会主义低起点的历史课题，也就是经济文化落后国家搞社会主义需要“实现工业化和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的问题，使我国社会主义从“不合格”到“合格”；第二个历史任务，是在完成第一个历史任务之后，从“合格的”社会主义起点上向前走，初步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跨度，不仅取决于完成第一个历史任务所需要的时间，而且也取决于完成第二个历史任务所需要的时间。总起来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跨度，主要地取决于接力完成这两个历史任务所需要的时间之和。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提出，是为了解决我国经济文化不发达的问题，特别是经济发展落后的问题。我国没有经历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历史阶段，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基础上，经过新民主主义阶段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经济文化相对落后。这个问题不只是中国的问题，也是社会主义各国所面临的共同问题。这个问题困扰着社会主义运动已经很多年了。彻底解决掉这个问题，是社会主义为自己找到合法性和优越性的前提。

在我国，这个任务是通过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特别是实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来实现的。坚持以经济建设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通过“三步走”战略，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这样做，因为我们的社会主义起点低，还没有站在真正的社会主义起点上，用邓小平的话来说，我们的社会主义还是“不合格”的。因此，我们的首要任务是把经济文化发展的短板补上，找到社会主义的正常起点。当我们完成这个“补短板”任务的时候，就站在“合格”的社会主义的起点上了，以后就不必每每提及自己“经济文化落后”之类了。这将是社会主义社会真正的历史起点。

从中国的实际情况看，这个“补短板”任务的完成，应该是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时候。就原来的发展战略目标来说，我国基本实现现代化是在本世纪中叶，也就是说初级阶段的结束最早应在本世纪中叶。既然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奋斗目标，那么当这个目标在本世纪中叶实现的时候，也就应该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结束之时。

如果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最初的百年设想来说，具体而言是在2056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从1956年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到2056年，正好是一百年。这个目标应该说与我们第二个百年目标大体重合，略有差异。其实，为了更好地理解初级阶段的一百年时间节点，可以把它的起点从1956年提前到1949年。因为随着新中国的成立，社会主义的国家政权和基本政治制度已经建立，虽然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尚未建立，但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已经具有社会主义革命性质。而且，看待初级阶段的历史起点，不必过于具体，而要与大的历史节点相一致。这样的话，初级阶段的一百年就与新中国成立的一百年，实现了重合。新中国成立百年之日，也正是百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结束之时。这样，既符合我们党原来对初级阶段历史跨度的设想，又符合中国实现现代化的目标设定。

当然，由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加速发展，特别是由于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前所未有的迅猛推进，按照十九大报告，我国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日期提前了15年，提前到2035年。也就是说，就完成原来设计的第一个历史任务来说，到2035年就算完成了。因此，如果往早一点说，那么在2035年就可以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结束。而往迟一点说，还是到本世纪中叶，即我们全面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候，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无论如何也该终结了。

但是，从党的十九大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表态来看，即使到了那个时候，我们党也未必会宣布初级阶段结束。十九大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表态很值得注意。本来，十九大的节奏是一个加速和加快的节奏，是一个强调新变化的节奏，它宣布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又指出了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关系全局的变化，并把未来的目标实现期提前了，但是在初级阶段的态度上，却丝毫没有松动。其中提出了“三个牢牢”，表达了十分明确的态度：全党要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牢牢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牢牢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这个党和国家的生命线、人民的幸福线。

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我们党对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何时结束还没有形成明确的判断，而在没有形成新判断的情况下当然不能随便改变提法。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我国最大国情，它是我们采取的一切路线方针政策的总依据，因而是不能轻易地去改变这个基本判断的。至少在阶段性特征极其明确地表明这一点之前，在我们党对此深入研究和深思熟虑之前，是不会作出这一变动的。而且，我们党原来就设想初级阶段“至少一百年”，至多呢？没有说。因为是一个大概的估计，而导向就是要说得长一些。同时还要考虑到，“初级阶段”的理论设计，为我们党提供了极大的政策空间，使我们党在制定方针政策时能够立于战略主动的地位，使我们党可以在作决策时完全从实际出发，掌握了战略的主动。但如果我们因为自己已经有所发展而轻易地改变和放弃这一基本依据，就等于缩小了我们的决策空间，失去了决策上的战略主动性，容易陷入被动。

但是，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就是初级阶段在其历史使命上，在第一个历史任务之后，又增加了一个新的历史任务：即站在合格社会主义的起点上，经过一个历史时期的发展，使社会主义制度得到初步巩固和发展。这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任何一个社会主义社会都必须经历的起始阶段。而相比之下，以完成第一个历史任务即“补短板”任务为历史使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只是一个特殊的“初级阶段”，只是中国自己的初级阶段。可以说，从2035年到2050年是一个转变时期，即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第一个历史任务向第二个历史任务转变。这样，“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际上随着历史的演进，已经改变或扩大了它的任务范畴，从而也在实际上拉长了它的历史跨度。

因此，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我们党不会宣布初级阶段结束；再过1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也不会宣布初级阶段结束；到2050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也很可能不会宣布初级阶段结束，但可以也应该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作出新的解释，以表明此后开始的是一种新的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样，新的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至少会延伸到21世纪末。

我认为可以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划分为准备期、探索期、展开期和延伸期。

准备期：1949—1956年，从新中国成立到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确立。建立社会主义基本的政治与经济制度，巩固社会主义政权，进行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实现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为我国后来的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为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作了准备。虽然是“准备期”，但也不宜简单地把它排斥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之外。这既是理论模型完整性的需要，也有其一定的客观原因。

探索期：1956—1978年，从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到改革开放之前。这个时期开展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行的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走了些弯路。这段时期事实上属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但在主观意识上并没有意识到这属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更没有从理论上对这一点进行论述和确认。

 

展开期：1978—2050年，改革开放时期。在这个时期，我们党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设计了“三步走”的战略目标，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并沿着这条正确的道路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推向前进。可以大体上将这个历史时期分为上半段和下半段，上半段从改革开放启动到党的十八大，下半段从十八大到本世纪中叶。前半段可以称之为“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后半段可称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两个阶段都是在建设和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但后半段实现了一个历史性跃升。

延伸期：2050—2100年，这是在实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后，继续向前的延伸时期。其目标是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走在世界的前列。其实，所谓“延伸期”，是站在今天的立场来说的，而如果站在2050年及其以后的时期来说，则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延伸”，而是真正全面地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开端，是真正具有时代主体性的一个时期。那时中国社会的建设和发展，不仅在生产力和科技发展上达到世界先进水平，而且就社会关系来说会有更充分的社会主义属性和更多的共产主义因素。

三、十九届四中全会对深化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启示

十九届四中全会对我们深化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觉得至少有两点启示。

第一个启示是坚定制度自信。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提出“四个自信”，这里面本身就包括制度自信。但是因为我们的制度那个时候还不够成熟，我们制度的显著优势还没有总结出来，所以虽然我们讲的是“四个自信”，但实际上里面最核心的、比较成熟的是道路自信。现在我们在道路自信的基础上凸显了制度自信，因为要是没有一套自己的制度，就没法解释这个道路。十九届四中全会的主题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主要就是讲制度问题的。

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提出了13个“显著优势”，怎样更好地把握，做到提纲挈领？我个人把这13个“显著优势”归结为四个方面的优势。

第一个方面是根本政治架构的优势。我们国家根本的政治架构是什么？是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三者有机统一。这个方面包括三个优势：第一个优势是“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党的科学理论，保持政治稳定，确保国家始终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的显著优势”。第二个优势是“坚持人民当家作主，发展人民民主，密切联系群众，紧紧依靠人民推动国家发展的显著优势”。第三个优势是“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切实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和人民权利的显著优势”。这样三个优势归纳到一个筐子里面，都是代表我们国家根本的政治架构，这是三者的结合，是我们国家最大的优势。要说制度，这是第一个优势，也是最大的优势。

第二个方面是经济社会发展优势。我们这一套制度能有效地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并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在这个方面包括三个优势：第一个优势是“坚持改革创新、与时俱进，善于自我完善、自我发展，使社会始终充满生机活力的显著优势”。第二个优势是“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把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有机结合起来，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显著优势”，这实际上讲的是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优势，我们国家的一个基本的经济制度方面的优势，所有制、分配方式，包括市场机制等等，实际上指发展经济这一块我们有了自己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第三个优势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保障和改善民生、增进人民福祉，走共同富裕道路的显著优势”。发展是为了改善民生、为了人民这个优势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共同富裕的优势。

第三个方面是社会治理效能的优势。这个方面包含四大优势：第一个优势是“坚持全国一盘棋，调动各方面积极性，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优势”。第二个优势是“坚持各民族一律平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显著优势”。第三个优势是“坚持共同的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促进全体人民在思想上精神上紧紧团结在一起的显著优势”，这实际上说的是民心凝聚的优势，人民团结的优势。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有共同的理想信念、共同的价值观，这太难得了，是我们很大的一个优势。第四个优势是“坚持德才兼备、选贤任能，聚天下英才而用之，培养造就更多更优秀人才的显著优势”，这实际上是人才优势。发展事业要靠人才，如何得人、选人、用人，这是任何一个事业成功的关键。我们党的人才政策、用人思想是一整套的，从长远的角度培养人才，这就是中国的人才优势。

第四个方面是国家安全保障优势。这个方面包括三个优势：第一个优势是“坚持党指挥枪，确保人民军队绝对忠诚于党和人民，有力保障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显著优势”。第二个优势是“坚持‘一国两制’，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促进祖国和平统一的显著优势”。通过“一国两制”的方式解决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和平统一的问题。第三个优势是“坚持独立自主和对外开放相统一，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断作出贡献的显著优势”，这实际上就是外交优势。

我把13个“显著优势”分成四组，这样比较便于提纲挈领地把握13个方面，这是十九届四中全会给我们的第一个启示。

第二个启示是可以从发展和治理两个维度看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去是一个维度，就是从发展的角度来看，你发展得好不好、行不行，就说明你好不好、行不行。但从十九届四中全会开始，考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得用两个维度，除了发展这个维度之外，还有一个治理的维度，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启示。因为我们过去讲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的时候，讲来讲去就是一个发展成就，其实还是不够全面。现在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中讲到新中国成立70年历史成就的时候，就提出了两个奇迹：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这是很关键的一个启示。

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还提出了我们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体目标：“到我们党成立一百年时，在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上取得明显成效；到二〇三五年，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到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巩固、优越性充分展现。”这就丰富了我们“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内涵。

原来我们说的“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基本上是从发展到什么高度、发展到什么程度界定的，现在就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界定。这样就有利于我们把握历史和过去，讲历史成就的时候除了要看到经济发展成就之外，还要看到社会治理的成就。

回过头来再看改革开放以来的40年，评价的时候也不能说因为这40年发展得非常好，所以我们光从发展的角度看问题就行了，我觉得这也没有全面反映改革开放40年的伟大成就，就是除了发展得好以外，治理得也很好，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创造了社会长期稳定的局面，这也是十九届四中全会给我们的一个深刻启示。

（责任编辑：李颖）

责任编辑：李贤博

文章来源：http://www.71.cn/2020/0201/1080522.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