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建明：当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进展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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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供给侧改革包含两方面内容，一个是针对实体经济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另一个是针对金融经济的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一、新时代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一）新时代包涵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首次提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所指出的，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新时代的涵义非常丰富，可以从经济、金融、财税、政治和国际这五个维度加以解读。

1.经济新时代

经济新时代，是指国家进行经济结构调整与产业转型升级，主要体现在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抓手，经济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变、产业结构由中低端向中高端转换、增长动力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换。

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我国发展面临多年少有的国内外复杂严峻形势，经济出现新的下行压力。2019年12月6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我们面对的是“国内外风险挑战明显上升的复杂局面”。201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健全体制机制，打造一批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集群，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现代化水平。要大力发展数字经济。这里要注意两点：一是首次提出“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现代化水平”，这是应对国内外风险挑战的重要筹码；二是“发展数字经济”，这是推动新旧动能转换的重要因素。

2.财税新时代

财税新时代，从浅层次上讲，就是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力提效，加大减税降费的力度；从深层次上讲，就是要以减税降费为抓手，进一步改善营商环境。

2019年4月19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宏观政策要立足于推动高质量发展,更加注重质的提升,更加注重激发市场活力,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力提效,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松紧适度。201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大力提质增效，更加注重结构调整，坚决压缩一般性支出，做好重点领域保障，支持基层保工资、保运转、保基本民生。并强调，要落实减税降费政策，降低企业用电、用气、物流等成本，有序推进“僵尸企业”处置。

3.金融新时代

金融新时代，可以用一个词来概括，就是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要目的是改善企业的融资环境。它主要体现在：货币政策由宽松进入稳健，着力解决融资难、融资贵问题；进一步加强金融监管，维护金融稳定。因此，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坚决打好三大攻坚战，并把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被摆在首位。

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要强化底线思维，坚持结构性去杠杆，防范金融市场异常波动，稳妥处理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防控输入性风险。2019年4月19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加快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解决融资难、融资贵问题”，“要以关键制度创新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科创板要真正落实以信息披露为核心的证券发行注册制”。201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适度，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货币信贷、社会融资规模增长同经济发展相适应，降低社会融资成本。要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增加制造业中长期融资，更好缓解民营和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4.政治新时代

政治新时代，强调党的全面领导，突出体现在党组织对国有企业的治理，强调企业的合规管理，优化公司治理机制，加强合规管理。

2015年8月24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指出，“充分发挥企业党组织政治核心作用”，“将党建工作总体要求纳入国有企业章程”。并明确，“符合条件的党组织领导班子成员可以通过法定程序进入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董事长、总经理原则上分设，党组织书记、董事长一般由一人担任”。

2018年5月11日，中央深改委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的《中央企业领导人员管理规定》强调，加强对中央企业领导人员综合考核评价、经营业绩考核、党建工作责任制落实情况考核，强化抓改革、强党建、促发展导向，引导中央企业领导人员做到忠诚干净担当。

2018年7月30日，国资委印发的《中央企业违规经营投资责任追究实施办法（试行）》规定，违规经营投资责任根据工作职责划分为直接责任、主管责任和领导责任。并且明确，根据资产损失程度、问题性质等，对相关责任人进行组织处理、扣减薪酬、禁入限制、纪律处分、移送国家监察机关或司法机关等方式的责任追究处理。

2018年11月2日，国资委印发的《中央企业合规管理指引（试行）》明确，加强对市场交易、安全环保、产品质量、劳动用工、财务税收、知识产权、商业伙伴等重点领域的合规管理。

2019年11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国有企业基层组织工作条例（试行）》，并强调要确保国有企业党委（党组）领导作用发挥组织化、制度化、具体化。

5.国际新时代

国际新时代，强调我们现在面临的外部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自由贸易和多边贸易体系遭受挫折，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特别是中美经贸摩擦给我国股市、汇率以及企业生产经营、市场预期带来不利影响。

（二）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系

第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基础。经济运行决定金融运行，经济是肌体，金融是血脉。实体经济是金融运行的根本。中国不会像一些西方发达国家脱离实体经济搞发展或是金融发展长期超前、单边突进，而是要推动金融与实体经济共生发展、协调发展。所以说，实体经济的健康发展就是金融稳定的基石。

第二，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保障。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液。我国对金融的定位，即支持实体经济是我国的金融国策，是金融业的立身之本。现在，我们的实体经济发展面临一个痛点就是融资难、融资贵问题。解决这一问题是促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必要条件，也是推进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内容。

 

二、当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展

（一）高质量发展的进程

1.经济增速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

我国经济增速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过程中，涉及三期叠加、增长动能转换的问题。从经济增速放缓的过程中看，我国GDP在1992-2011年年均增长10.5%，在2012-2014年年均增长7.6%，在2015-2019年年均增长6.7%。从改革开放四十余年的经验看，高速增长与高质量发展不可兼得。也就是说，速度与质量不可兼得。具体看：

第一阶段，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92年，我国完成了价格改革，释放出巨大的制度红利，标志我国从计划经济逐步转型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当时，我们经济增长快速，主要是因为改革激励大家创新、创业，极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

第二阶段，从1993年到2000年，我国完成了财政金融改革，释放出巨大的改革红利，意味着改革向金融业纵深推进。财政金融改革通过进行分税制、商业银行改革、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第一次人民币汇率改革等一系列改革，使改革红利集中显现，经济高速平稳增长。

第三阶段，从2001年到2011年，我国大力推进对外开放，释放出巨大的开放红利。以2001年加入WTO为契机，中国经济嵌入全球价值链，承接了国际分工的部分转移，推动经济加速增长。

第四阶段，从2012年到2020年，我国转换增长动能，一些红利逐步消失，突出特点是经济结构调整，导致经济增速放缓，这里还有一个叠加因素，就是复杂严峻的国际环境。在这一阶段，主要面临两个问题，一是中等收入陷阱，另一个是刘易斯拐点。不管是哪个问题，实际上都集中在人口红利消失上。

2.新旧动能转换

新旧动能转换顺畅。通过三次产业结构调整，工业退潮，服务业兴起。服务业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引擎。同时，一些新兴业态也在逐步兴起，如信息技术、房屋租赁和商业服务等发展迅速。一些传统业态采用新的运营模式，如电子商务、电子支付等占据市场主流。一些传统业态下行压力较大，如建筑业、传统批发零售业。这些传统行业的下行为新旧动能转换腾出空间。在这一过程中，我国能源结构不断优化，如煤炭、原油占比下降，水能、核能、风能占比上升。可见，高质量发展推动绿色发展。

（二）高质量发展面临的三大制约因素

1.人口红利消失

近年来，如世界上很多国家一样，中国也出现了人口老龄化、第二代农民工和民工荒的问题。2012年以来，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开始减少，但总人口仍在继续增加，目前已经达到14亿。从人口数据上看，劳动年龄人口在绝对减少，老年人口在不断增加。这里涉及一个人口出生率的问题。《中国生育报告2019》显示，2018年出生人口为1523万，较2017年下降200万，创1949年以来除1960-1961年自然灾害时期外的新低。2018年出生率降至10.94‰，创1949年以来新低，总和生育率降至1.52。可见，劳动力供给总量持续下降，从源头上导致劳动力成本日益上升，进而导致一些制造业向东南亚国家转移。

2.粗放投入与债务扩张

长期以来，我国经济以粗放型增长为主。也就是说，主要依赖于要素的投入，而不是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要素的投入主要体现在资金上，所以在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债务扩张越严重，各部门负债率就会越高。这就需要用高杠杆来刺激高增长，同时也产生了一个金融稳定性的问题，即债务负担不断加重。

3.区域发展不平衡

以前叫“孔雀东南飞”，现在叫“北雁南飞”。为什么？以前是西部地区的资源往东部流，现在是北部地区的资源向南部流。现在来看，那些增加较快的城市大部分都在南方，而北方的一些城市增长较为缓慢。北方资源向南方流，首先是人口流动，从2017年以来有关数据看，人口流出省市大多在北方，流入省市大多在南方。其次，人口流动带动资金流动，推动南方经济发展越来越快，越来越好。此外，人口流动带动南方创新能力不断提高，城市竞争力大大增强。2018年上半年，南方经济在全国经济的比重已经上升到62%，相应的北方占比下降到38%，已经形成一个头重脚轻的格局。

（三）三去一降一补

1.去产能

总体上，我国大部分行业的去产能进展顺利，但有个别行业出现产能反弹，比如采矿业。这可能与国家补基建短板有一定关系。另外，具体到某一个行业，我们看到，在钢铁去产能的背后，毛利率也在下降，说明这是成功运用了市场化的手段去产能。

2.去库存

去库存，主要是看企业的存货周转率。如果周转率加快，就是去库存，反之则是加库存。由此来看，建筑、餐饮、信息技术等大部分行业的去库存进展顺利，批发零售、汽车制造等少数几个行业在加库存。尤其是汽车制造行业，已连续多月产销负增长，去库存压力非常大。

3.去杠杆

从央行统计的5000户工业企业来看，这些企业的资产负债率经历了一个先升后降的过程。特别是2015年以来这些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出现明显下降，且下降幅度较大，表明我们去杠杆的成效是很显著的。

4.降成本

从成本角度看，2015年以来国有企业、民营企业成本整体上有大幅下降。但在此过程中，存在一个结构性不平衡的问题。特别是在成本下降后，国有企业成本较低，而民营企业成本较高。比如，在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民营企业成本比国有企业高出6元。从费用角度看，2019年以来我们一直在降低企业的各种费用。整体上看，国有企业费用比民营企业要低，虽然差距不大，但体现出在降低费用上需要进一步均衡。

5.补短板

补短板，补的是基建短板。现在，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在固定资产投资上都出现了投资意愿下滑的问题，但是由于我们措施得力，目前下滑得不是很厉害，总体进展较为顺利。

 

三、当前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展

（一）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情况

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情况，实际上就是解决货币和资金的问题。货币是央行发行的，资金只有在支持实体经济、支持企业生产经营才能变为资金。由此可见，货币转化为资金的程度就成为衡量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

货币发行可用广义货币M2与GDP的比值来衡量，它在2008年以后上升很快。而资金链可用狭义货币M1与GDP的比值来衡量，它自2008年以来增长缓慢。也就是说，货币增长与资金增加的反差越来越大，形成了一个“喇叭口”。这意味着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比例有所下降，而金融支持资管产品或在金融系统内部空转的比例有所增加。那么，这带来什么问题？在金融空转过程中需要支付通道费，空转的次数越多，需要的通道费就越高，而这些费用最后都会转到企业身上，从而推高了企业的融资成本。

（二）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的缓解情况

从融资贵到融资难。2017年清理影子银行之前，企业主要面临的是融资贵的问题。因为只要出足够高的利息，就肯定会有人借钱给你。当时，影子银行是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在体制外的融资渠道。2017年清理影子银行之后，这个融资渠道逐渐消失，企业融资问题就从贵转化为难。而现在面临的融资贵问题，一方面体现在金融支持资管产品或在金融系统内部空转，导致企业融资成本增加；另一方面更多体现在银行毛利率较高、存贷利差过大的问题上，这是融资贵的根源所在。

从债券融资来看，以产业债为例，2016年7月至今，3A级债券的信用利差在下降，2A和2A+信用级别的债券融资成本在大大增加。从企业性质来看，信用利差的增加集中在民营企业上。也就是说，民营企业是融资难、融资贵问题集中体现的焦点领域。从地区结构来看，2019年信用利差（融资成本）最高的省份依次是海南、青海、贵州，信用利差（融资成本）最低的省份是北京、广东、上海。财科院数据显示，在融资规模方面，2016-2018年国有企业平均融资规模年均增速为12.7%，而民企增速仅为6.4%，差距越来越大。在融资结构方面，2018年国有企业短期贷款、长期贷款和债券融资占比均衡，分别为29.7%、41.1%和15.5%，而民营企业分别为72.8%、17.0%和4.6%，对短期贷款依赖度较高。可见，民营企业融资结构并不合理。在融资成本方面，2018年民营企业短期贷款、长期贷款、债券发行、民间借贷利率分别比国有企业高88bp、103bp、111bp和349bp，民营企业融资成本明显超国有企业。当前，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信用分层问题仍未改善，从2019年4月至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信用利差超200bp，持续位于历史高位。这是我们痛点中的痛点、亟待解决的问题。

四、当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的总体评估及具体举措

（一）当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的总体评估

第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了一定的进展，发展质量有所提高，创新动能有所增强，但新旧动能转换受到人口红利消失、债务压力加大和区域发展失衡的制约。这就是发展的不平衡。

第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三去”进展顺利，“一降”出现成本反弹的迹象，“一补”的基建补短板的意愿有所下滑。

第三，双供给侧改革（针对实体经济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尚未形成协同效应，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未能有效支撑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货币松与资金紧之间的矛盾有所加剧。

第四，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呈现阶段性特征，即在清理整顿影子银行之前体现为融资贵，在清理整顿影子银行之后转化为融资难。所以说，我们现在的侧重点是解决融资难的问题。

第五，融资贵集中体现在银行业毛利率较高，表现在较高的存贷利差上。

第六，融资贵具有很大的差异性。比如，较短的期限、较低的资信等级、私营企业和部分边远省份的融资成本相对较高；京沪粤的融资成本相对最低。再比如，私营企业融资规模增速、结构以及成本均不及国有企业。去杠杆中存在的“一刀切”问题，使得部分民企面临的融资压力加大。所以，我们要注意避免因政策执行不到位而加剧民营企业经营困难、冲击民营企业家信心和加剧经济下行压力。

（二）当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的具体举措

1.高质量发展的八个指标

当前，要明确通过双供给侧改革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目标导向，即高质量发展的八个指标。

一是私人消费/社会消费品零售占GDP比重，这是衡量持续发展能力的指标。

二是私营企业营业收入和利润占比，这是衡量经济活力的指标。

三是人均GDP，这是衡量创造财富能力的指标。

四是服务业/生产性服务业占比，这是衡量产业均衡和配套程度的指标。

五是每万元GDP能耗，这是衡量资源集约利用效率的指标，是一个绿色发展的指标。

六是研发经费占GDP比重，这是衡量一个国家对高新技术创新投入水平的指标。

七是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占规模制造业增加值的比重，这是衡量技术拉动程度的指标。

八是劳动生产率，这是衡量国民经济生产效率的指标。

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们要以这八个指标为目标导向，推进一系列深化供给侧改革、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政策举措。

2.促消费促转型

面对当前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放缓，我们如何促进消费？有人提出，只要下调消费税，就能解决问题。但实际上，在下调消费税之前，我们还要解决好两大基础性问题：一是破除销售渠道的垄断，如果销售渠道是垄断的，减税也只是减给了商家，没有惠及消费者；二是解决老百姓消费的后顾之忧，也就是由于收入转化为消费的能力存在差距，即使通过减税增加了收入，处于边界的部分人群的消费倾向仍然比较低，要想让收入转化为消费就要解决好后顾之忧的问题。简单地说，就是收入分配的问题。

3.减税降费

目前，通过减税降费促进投资和消费，大大减轻了企业的负担，但也面临成本反弹的问题。所以，我们要扭转成本反弹，切实把费税降下来，防止产业向外部转移。

4.货币政策操作思路从宽货币转向宽信用

曾经，我们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促进经济的快速发展，但却没有很好的解决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为什么？主要是在货币宽松的过程中信用并没有宽松，而企业的融资问题又直接与信用环境挂钩。也就是说，只要信用环境变得更加宽松，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要通过小幅、高频、市场化方式，引导贷款利率、债券利率和企业实际利率下行，以TMLF、定向降准、再贷款再贴现等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缓解企业融资难题，解决流动性分层困境。这涉及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调整问题。

5.加强金融改革与监管之间的协同

现在，部分民营企业和中小微企业对影子银行的融资依赖程度较高，所以我们要对影子银行风险相对可控的部分实施包容性监管，解决融资通道的问题。另外，要加大银行业竞争，大力降低存贷利差，消除所有制歧视，对银行基层信贷考核取消歧视性规定，提高货币供给向资金供给的转换效率。

（根据宣讲家网报告整理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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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赵苇

文章来源：http://www.71.cn/2020/0330/1080866.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