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光金：美好生活要规避、治理生活中的各种风险

 

陈光金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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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好生活要规避、治理生活中各种各样的风险，从个人来讲是各种个人性的风险，从国家来讲是各种集合性、全局性、结构性、制度性的风险。无论是哪方面的风险，我们都要认真对待，加以治理，这样我们的美好生活才有可能实现。

一、社会风险的含义

讲到社会风险的含义，我们首先要知道什么是风险。从定义上来讲，所谓“风险”是指事物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给行为主体带来损害，造成某种坏的后果的可能性，英语叫risk。请注意，它只是可能性，尚不具有现实性。现实存在的困难或阻碍不叫风险，是危机，或者更严重一些，叫灾难。

就人类社会来说，风险存在于各个方面、各个领域，比如我们经常说到的经济风险、生态风险、政治风险、社会风险、科技风险等。这些领域中风险的存在可能会给我们的经济、政治、生态、社会、科技等正常有序地运行造成损害。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对风险问题高度重视，尤其是党的十九大，把“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放在了三大攻坚战之首。2019年1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坚持底线思维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专题研讨班的开班式上作了重要讲话。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从战略和全局的高度，着眼民族复兴的伟业，就防范化解政治、意识形态、经济、科技、社会、外部环境、党的建设等领域的重大风险作出了深刻分析，指出当前我国正处于大有可为的历史机遇期，但前进道路上面临的挑战和风险也不少，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一些突破问题尚未解决，民生领域还有不少的短板，社会矛盾和问题交织叠加……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依然复杂，国家安全面临新的情况，党的建设方面还存在不少薄弱环节，等等。

归结起来就是说现阶段及今后一个时期，中国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可能会面临一些不利影响甚至是损害。同时，习近平总书记把风险问题提到了一个比以往都要高的高度上来认识，这就激发了学者们去思考至少在未来十五年之内，我们可能面临的重大风险问题都有哪些。我是搞社会学的，所以在所有风险中考虑的焦点问题还是社会风险。

什么是社会风险？它指的是一种导致社会冲突、危及社会稳定和社会秩序的可能性。更直接一点说，社会风险意味着爆发社会危机的可能性。一旦这种可能性变成现实，社会风险就会转变成社会危机，对社会稳定和社会秩序造成各种程度的影响。前些年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还有最近智利的示威事件，这些都是典型的社会风险演变为社会危机的例子。它不仅仅是社会危机，还是政治危机。我们党高度重视可能引发政治危机的社会风险。

前面我们提到了各种各样的风险，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们并不是独立存在互不相干的，而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特别是就社会风险而言，其他领域的风险都可能成为它的源头，经济风险、金融风险、生态风险、科技风险、政治风险都可能演变为社会风险。也就是说，社会风险可能演变为政治风险，政治上的一些动荡和问题也有可能反过来形成社会风险，甚至社会危机。因此，防范社会风险转化为政治风险，同时防范可能的政治问题演变为社会风险，是当前及今后一个阶段党中央予以高度重视的问题。

还有一个概念叫风险社会，它指的是现代社会一些与传统风险不同的新型风险。传统风险包括地震、传染病、瘟疫等，现代风险是我们在改造世界、改造自然、改造自己的过程中，由我们的行为造成的危害社会运行秩序的可能性。

二、新时代中国社会风险的主要特征

大家都知道，中国正处在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从乡村社会到城市社会，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重要转型时期。社会学把这一过程称为社会转型，实际上就是我们今天讲的现代化的一个过程、一个阶段。

中国的发展与全球发展联系紧密、相互影响，技术进步日益深入到我们的社会生活中。尤其互联网的发展使中国社会进入了互联网时代，网络虚拟社会日益与社会现实重合，这种变化对我国的社会风险产生了极为深刻地影响，使其变得更加复杂，具有多样化的特征。

特征一：现阶段我国的社会风险是各种传统风险与现代风险叠加的综合性风险

今天我们面临着地震、水灾、火灾等一些传统风险，同时在现代化过程中又不断涌现出很多新的风险。比如失业问题、个人欲望与社会机会不平衡的冲突问题、诚信问题、生产安全事故、食品药品安全问题、环境问题等。现代风险正处于高发态势，所以我们说现阶段中国的社会风险是传统风险与现代风险叠加在一起的一种混合性的社会风险。

特征二：我国的社会风险具有结构、制度的互构性

中国的发展是社会结构变迁与社会制度改革同时进行的，这种同时性使我们国家的社会风险具有结构、制度的互构性。尤其进入21世纪以来，以至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我国的社会风险都会具有这一特征。

所谓“相当长时间”，就是指我们完成现代化强国建设的百年梦想之前。直到我们的社会制度、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文化制度基本稳定，社会结构基本稳定，互构性才可能慢慢消失。从社会结构变迁方面来说，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造成的结构性风险，社会分化日益深刻造成的结构性风险都是不可忽视的。由于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社会结构尚未形成，结构自身还难以去应对这些风险。

所谓“结构”，其实是一种还没有得到真正检验的社会学假说。理想状态的现代社会结构是橄榄型的，两头小、中间大，这种结构具有自身的稳定性，能够应对若干风险。比如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东南亚和南亚国家被打得稀里哗啦，但韩国等东亚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应对得都比较好。从社会结构的角度来讲，这是因为中产阶级或中间阶层在面临金融危机冲击时，在稳定社会秩序方面起了巨大作用。当然，也有人说中产阶级究竟是“稳定器”还是“变革器”还得两说，但不管怎么样，从1997年亚洲各国和地区应对金融危机的情况来看，一个完整、成熟的现代社会结构是具有自身应对能力的。目前中国还不具备这样的能力，因此就更突出了问题的严重性。

另外，从制度变迁方面说，中国的改革不断深入，但制度体系的系统性、协调性和一致性尚未真正形成。比如很多部门都想把有利可图的事情划到自己的范畴，把做起来困难、没什么好处的事往外推，这表明了我们在制度协调性、系统性和一致性上的欠缺。新旧制度的转换也往往难以一帆风顺，这就意味着风险的存在。

我们要注意到，中国的社会结构变迁与制度改革之间具有相互影响、相互推动及相互形塑的关系，这就形成了我们所说的社会风险具有结构、制度的互构性。结构很多时候是由制度推动形成的。比如改革开放以后，对农村的改革促生了农民向非农产业的转移，形成了早期的乡镇企业。再比如因为允许非公经济的发展，形成了大量的非公有经济，出现了私人企业老板这样一个新的阶层，同时还出现了很多其他新的社会阶层。反过来说，社会整体结构的变化也会敦促制度的改革。比如社会自我组织的发展不断推动我们去修改国家有关社会组织调整规范的制度安排。还有经济的改革催生了社会保障，因为市场经济体制需要现代社会保障制度来匹配。这就是我们说的互构性。但互构性的过程并不总是那么匹配、协调、自洽、一致，因此潜藏着各种对社会正常运行和有序发展造成一定危害的可能性。

内部风险与外部风险相互叠加并相互影响，甚至相互放大，使新时代中国社会风险具有内外风险交织感染的特征，这与全球化进程不断深化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各种外来观念、生活方式对我们本土观念和生活方式的冲击变得及时化、直接化、广泛化。改革开放初期，我们了解外国的商品是在特殊的外贸商店里，买外国的东西要用外汇券，今天已经没有任何这方面的限制了。由于网络时代的到来，借助各种新闻媒体，我们在思想观念方面几乎也不存在时间和空间上的障碍了，社会风险的源头也因此变得多样化和不确定。

特征三：社会风险的主观性增强

在快速社会变迁的过程中，我们的社会心态也在不断变化，这使得对社会矛盾、社会问题的主观认知与它们的客观状况之间存在的偏差在不断扩大，或者说不断扭曲。因此，社会风险的主观性增强也成为今天社会风险的一个重要特征。

主观性一方面会放大社会矛盾冲突，另一方面极为容易传播，在发生社会冲突时，可能使参与者的行为在不同程度上失去理智的控制。

特征四：社会风险的触点多、燃点低、扩散易、处理难

随着互联网影响的日益深入，社会风险呈现出触点多、燃点低、扩散易、处理难的特征。刚才我们讲过，互联网时代的社会传播几乎是畅通无阻的，稍有不慎，小问题就可能会引发大事端。如果有人在里面操弄操弄，它很快就会变成社会危机。比如智利，就因为地铁公交涨了几毛钱引发了暴乱，它不可能是完全自发的、盲目的，一定是有人在里面进行组织动员。

 

三、现阶段及今后一个时期中国社会风险可能存在的表现

前面我们做了一些简单的理论阐述，下面简单分析一下深层次、结构性的，或者说具有长期性、系统性、全局性的一些风险领域和表现。

（一）社会结构变迁中的重大社会风险

1．人口增长与结构变迁问题

比如我们面临的低生育率问题、人口老龄化问题和养老问题等。这些问题既是结构性风险也是制度性风险，是互构性的典型表现。

2．人口城镇化与城乡一体化问题

从结构性方面来讲，我们的城镇化水平实际上有两个测量尺度，或者说两种统计口径：一是常住人口的城镇化率，二是户籍人口的城镇化率。这两个口径的城镇化率差距很大，从零几年开始到现在基本没有缩小。另外一方面还存在进城农村人口的社会文化融合、城乡一体化与农村“空心村”等问题，这些问题搞得不好都可能形成风险、产生危机。

我们不能单纯地去讲要实现什么，更重要的是注意如果不能实现什么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这就是风险的所在。

3．经济增长速度放缓与劳动就业结构调整问题

我们实际上已经看到了很多这样的风险，比如前两年开始由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带来的就业问题。产业结构升级调整会带来就业问题。

目前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是城镇的非正规就业。城镇非正规就业人数已相当于正规就业人数的20%到30%，这是一个非常高的比重，并且这一比重还在继续增长。由于业态的变化，新业态的出现，非正规就业带来了很多诸如劳动关系怎么界定、社保问题怎样解决等既是制度性又是结构性的问题。劳动就业形成了正规和非正规两大部门。以往非正规占比小，不重要，现在随着非正规就业人员的增多，这方面问题越来越大。尤其是新常态以来，有学者估计，城镇非正规就业增长对整个城镇就业增长的贡献已接近40%。

还有中等收入群体的成长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无论如何，我们需要中等收入群体的发展来形成稳定的橄榄型结构。

还有我们建成全面小康社会以后，怎么样去认识贫困人口？任何时候都会有相对贫困，我们要如何去解决他们的问题？既要从政策上认知，也要从结构上认知。

还有大家讨论很多的社会阶层结构固化问题，也就是机会的不平等问题。

这些都属于社会结构层面的大问题。

（二）社会发展不平衡中的重大风险问题

比如收入和财富差别高位波动问题、教育资源配置与教育质量不平等问题、公共转移支付总量增长和结构不平衡问题、社会保障覆盖面、保障水平与统筹层次的问题、医疗卫生和健康发展不平衡问题，以及由于这些问题引发的民粹主义问题。

（三）不同群体关系中的重大社会风险问题

这是一个社会结构问题，更是一个利益关系问题。

各种群体之间都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风险矛盾、利益冲突。比如干群关系问题、劳雇关系问题、贫富关系问题、城乡关系问题、不同所有制关系问题、不同行业关系问题，以及各种各样特殊群体的问题。这些都是从利益关系角度存在的可能影响社会良好运行的问题。

以城乡问题为例，完全消灭城乡差距是不大可能的，当然也不是完全不可能。据我了解，世界上只有一个国家的农村居民人均收入高于城镇居民的人均收入，就是韩国。城乡问题的本质是产业和就业结构的扭曲，总得来说，我们仍然处在一个三分农业就业创造一分GDP和一分非农业就业创造三分GDP的扭曲状态中。我赞同加快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但城市化仍然是目前解决城乡关系问题的最主要路径。

（四）经济发展与技术进步的风险问题

比如经济形势动态变化中的风险、经济社会体制改革中的风险、社会化中的金融化风险等。

现在金融化风险非常突出，金融犯罪规模巨大。在一次研讨会上，公安部门的同志讲了一个案例，单单一个涉众金融犯罪，总金额就达到了7000多亿。而且现在我们有一个认识，一旦出现这种事，找不到责任人了就去找政府、找党委，所以这种风险很容易从社会风险、经济风险演变为政治风险。

技术进步带来的风险，比如说劳动就业问题。AI的发展究竟替代了劳动还是创造了劳动就业岗位？这个问题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明确的结论，至少到目前为止替代大于创造。另外，互联网发展以后形成的一些新业态，实际上也存在着替代还是增加就业岗位的问题。

（五）消费升级中的社会风险问题

比如食品、药品安全问题，很容易一下子形成社会风险。

从中我们可以注意到，凡是能够触及中等收入群体或中产阶级神经的事件，都容易引爆为社会风险。

（六）网络发展中的社会风险问题

网络社会对现实社会结构造成了很大地冲击，互联网上的人际交往关系和现实生活中的不太一样，这给我们分析、预测人们的行为，研判、预防、化解风险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1．各种特殊负面社会认知的固化和弥散问题

比如公交车被甩到桥下，一开始大家听说这个事都认为是公交行业的问题，后来才知道是有人影响驾驶才导致了事故的发生。但这时候最初的社会舆论已经造成了一定的影响。这实际上是多年来形成的一些负面认知固化的结果。这种固化很容易通过网络发散出去，所以具有弥散性。

2．多元网络文化与青少年的健康人格成长的风险

比如“佛系青年”、“三和大神”、低欲望，很多人欣赏“葛优躺”。一些青年网民、网红语不惊人死不休，形成了一种偏激的人格，造成了巨大的社会问题。

3．互联网安全问题

互联网犯罪作为一种新型的社会风险现在已经非常严重，互联网金融犯罪危害尤其巨大。

（七）社会价值观和社会新变迁中的风险问题

首先是客观状况与主观认知偏差隐藏的社会风险。

比如伊斯特林悖论，它本质上是由社会不平等造成的。讲到宏观经济和社会形势的时候大家都觉得不错，但一谈到自己的家庭，预期就不那么好了，这就是宏观认知和微观认知的偏差。美好生活不仅要宏观经济好，微观的家庭生活也要好。

再比如“塔西佗陷阱”问题。因为一种偏见，哪怕你做了100件事，99件都做得很好，只有1件没做好，人们却只看到那1件，忽略了99件。

还有全球化过程中价值观念的影响和风险、宗教和传统民族文化现代转型的风险等。

（根据宣讲家网报告整理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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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杨雪

文章来源：http://www.71.cn/2020/0403/1081555.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