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文涛：古都北京的水脉与文脉

 

吴文涛 北京古都学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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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曾经的水乡——水清木华育京城

首都北京从华北大平原上一个小聚落，发展到如今规模的国际化大都市，不仅是中国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因素逐步演变、发展的结果，也与其区域内的河湖以及周边的水系所提供的水环境基础密不可分。北京城市发展的每一步进程、每一个转折，都与水环境的改变息息相关。水利开发和水环境的改造，在北京城市发展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可以说，如今北京城的每一块水域、每一条河流，都是人类改造的结果。因为这个城市地位和功能的特殊性，北京历史上的水脉经历了引水灌溉、引水筑城、移城就水、凿渠济漕、避洪开源、集水造园等一系列改造，这些改造始终围绕着都城布局和首都功能的指导思想。其中一些重大的水利工程对北京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不仅造就了古都北京独有的空间格局，还和古都文脉的延伸密切关联。在特定意义的改造中，北京城市水系构架不再是单纯的环境基础，而是成为符合其城市性质和功能的文化构架，更多地体现了城市发展的结果。

我们今天来追溯北京城市的水脉变迁，一是要思考水和城市的相互影响，尤其是作为一个都城的特殊发展需求，与水脉变迁之间的历史关联；二是要探讨都城的水脉对文脉的塑造和影响，对古都文化风貌的构建作用。

我们先简单了解一下北京的水系。这是北京水系图，我们能看到看到北京是三面环山。

 

这是北京五大水系的示意图。蓝色的线条分别代表永定河流域、潮白河流域、北运河水系、蓟运河水系（平谷的泃河）和拒马河水系（西南房山西南的小清河、大石河）。这五大水系是近代海河流域根自形成的，在历史上有一个渐变的过程。

这是两汉时期北京地区主要河道的情况。两汉时期的永定河是沿着古高梁河河道（也称三海大河河道）穿城而过。潮白河水系和北运河水系是连在一起的。

 

我们再看看北魏时期的情况。根据《水经注》复原的河道情况我们可以看到，永定河是从蓟城（战国时期燕国所在地，即北京地区）的南北分流而过。潮白河水系也是和北运河连在一起的。

通过这四幅图，可以得知北京市城区和周边水系古今对比的情况。那中间发生了什么？

历史上北京的水资源非常丰富，曾经的水乡培育北京城成长、壮大，具有以下五个特点：

第一，河多。刚才图上的是几条主要河流，在北魏的《水经注》中记载的河流有200多条。当时北京在山涧河谷水网密布，沼泽、草甸等资源非常丰富。

第二，湖多泉多。元明清时期文献中记录着很多北京地区的湖泊湿地，如：丹棱沜（今海淀区大部分地区）、“下马飞放泊”（今南苑地区）、金盏儿淀、顺义区东北部的母猪泊、昌平西部的一亩泉、玉斗潭、延庆县的养鹅池、通州的延芳淀。

成群的泉眼也是随处可见，除了金代已经声名显赫的玉泉山外，还有《大明一统志》当中记载的百泉溪（位于今丰台一带）：“平地有泉十余穴，汇而成溪，东南流入柳村河”，也就是现在凉水河的上源地区。其所在的地名又叫“水头庄”（今丽泽桥一带），当时也是湿地成群的一片地。这里还有些故事，比如：元代有个和尚想做好事，他觉得城南总是积水成洼、道路泥泞不好走，所以年复一年不停地抬土、填水洼、铺路，但是做了好几年都没有成。当时还有一首《南城俚歌》赞颂这个和尚。《日下旧闻考》中记载，海淀巴沟一带的万泉庄在清朝乾隆时期还有28处泉眼，直到80年代以后才逐渐消失。还有“三山五园”（万寿山、香山、玉泉山和颐和园、静宜园、静明园、畅春园、圆明园）以前都是湿地和园林。

第三，北京早年的河流有航运之利。1971年在内蒙的和林格尔县发现一座东汉墓，墓中有一幅壁画，壁画中墓主人率众多车骑浩浩荡荡行进在桥上，那个桥题的是“居庸关”三个字。而桥下流水汤汤、碧波翻涌，有轻舟相随。居庸关桥下是关沟，而画中显示关沟的水量在东汉是可以通船的，这反映了当时的水资源是非常丰富的。《后汉书》记载，建武十三年上谷郡太守王霸上书朝廷，说要守好边关，同时要跟匈奴和好，为了给边关供应粮食，保证后方稳，可以从温水漕运送粮食过来。温水是什么水？这个问题很多学者也有争议，有的说“温”字是“湿”字的转恶，恶就是写错了，“湿”就是灅水，即永定河；也有的说温水就是温榆河。不管是温榆河还是永定河，都说明了北京旁边的这两条河在东汉时期是可以行船的。隋朝开凿的南北大运河中，最北的一段永济渠也是沿着潞河（今北运河）、桑干河的北脉（今永定河），分别流经蓟城（战国时期燕国所在地，即指北京地区）的南北。《新唐书》中也有记载，一个驻守幽州的运粮官，“作漕舻转粮自桑乾水（现永定河）抵卢思台，行八百里”，因冬天河水结冰贻误了战机，因此被罢官。这些文献记载的事实都反映在古代时，北京周边的河道具有航运功能。另据考古发现，在清泉河（今凉水河）附近有唐末到五代时期的木船，以及大量的辽金时期的瓷器、瓦片、碎片等，这些发现也是一个佐证。

第四，地下水丰富。一直到清末、民国时期，北京城用水还主要依赖水井。在自来水没有大量推广之前，我们几乎都是以水井作为生活据点。有时候一条胡同的来源也是跟水井有关。《日下旧闻考》中记载，安定门外、德胜门外、广渠门外以及昌平的沙河镇北，都有很出名的“满井”。满井是什么意思？就是自溢井、自流井，水从地下自动冒出来，怎么舀也舀不干，这是当时北京地区地下水非常丰富的有力证明。正是因为有了这么丰富的水源和良好的水环境，北京城才由一个聚落逐步发展起来。

 

最初，北京城的前身——蓟城（战国时期燕国所在地，即指北京地区），是依托莲花湖水系（今丰台莲花池一带）自然地发育起来的，一直到金朝建立金中都，都以这个水源为依托，没有进行过大规模开拓城市水源的工程。

水利工程的变化，反映着人和水的供求关系。北京地区最早有记载的水利工程是燕国太子丹谋划开凿的督亢陂，也叫督亢渠，在今涿州、固安一带。另外，东汉时期，渔阳太守张堪也曾在狐奴县（今顺义的东北部分地区）引潮白河水开辟稻田。最大的一个工程是三国时期修建的戾陵堰和车箱渠，这是一项引永定河水的灌溉工程。《三国志·魏书》记载，刘靖担任镇北将军，并都督河北诸军事时，“开拓边守，据屯险要；又修广戾陵渠大堨，水溉灌蓟城南北；三更种稻，边民利之。”那时候的蓟城还属于中原王朝的边疆，后人感念刘靖修建戾陵堰工程、车箱渠工程的功德，为之立碑。北魏郦道元在《水经注》卷十四《鲍丘水》中记载了此碑文以及刘靖修戾陵堰的过程。这套灌溉系统自魏晋以后一直都在陆陆续续地续修和重修，为周边的农业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作为北京地区历史上第一个大规模的引水灌溉工程，戾陵堰和车箱渠在北京城市发展史上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对于本地区的开发产生了久远的影响。因此，很多水利方面的研究者，把它和四川岷江上的都江堰相比较，视其为我国古代水利工程的重要代表。

我们看一下车箱渠和戾陵堰的具体位置，在四平山和石景山中间有一个垭口，就是现在的阜石路，原京门铁路经过的地方。刘靖在垭口的位置修建了水闸，使水水流入车箱渠。车箱渠因修在在山崖之间，像箱体的形状而得名。

那么戾陵堰在哪呢？戾陵堰在石景山西北的永定河河道上，它是靠着石景山的一个矮坝。洪水来的时候会漫过堤坝向下游流去；水少的时候就会囤积在这里，然后通过闸的调节，流往另一边。从三国到魏晋，各朝各代都在不断续修连通永定河、高梁河、潮白河水系的水利工程。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水利工程都是因为蓟城周边农业灌溉的需求而出现，只是简单的开渠引水、沟通河道等。所谓漕运，也只是利用既有河道稍加疏浚、连通，并没有太多大规模的人工工程。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尽管当时北京地区人口规模扩大，对水源利用需求增加，但当时周边水系所提供的水量还是绰绰有余的。这些工程重在不同流域、河流之间的连通和季节性的合理调配，增加河网的密度和流程，从而提高水的利用率。这个时期水利工程的特点，与后来单纯为了增加城市水源总量的拓水工程、开源工程有着规模和本质上的不同。

隋唐时期，由于北方少数民族的政权非常活跃，蓟城（当时称为涿郡或幽州）在我国的北方军事地位更加突出，城市的交通枢纽和物流集散功能大大增加。因此，隋炀帝修建了永济渠，将南北大运河从江南直通到涿郡，目的是要通过航运，将大量的物资和军队调集在这里，以便随时与高丽、乌桓开战。永济渠由今河北霸州信安镇以北直抵涿郡的一段，就是利用了流经蓟城南郊的的桑干河（今永定河）。这段运河的航运作用一直持续到北宋，是当时通往北方的主要运输渠道。可见，当时涿郡周边的水系流量是非常丰富的。而且一直到金朝建立并在此建都，整个城市的水系主体水源都没有离开过最初的莲花湖水系。

 

二、永定河的远去与大运河的兴盛——北京城血脉的变迁

永定河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变成了一条干枯的河流，因此很多年轻人对于永定河很陌生。近年来，随着我们对“三个文化带”的重视，大家对永定河的兴趣慢慢地浓厚起来。在辽金以前，永定河碧波荡漾，拥有“清泉河”的美名，是北京的“母亲河”。它的主干河道先后从现在北京城的南北穿过，不仅有鱼米之利，河流之间还流泉密布、湖泊串连。当时的河流水量很大，《水经注》有记载说，灅水（今永定河）穿行西山峡谷地段的情形是什么样的呢？“瀑布飞梁”，飞流直下三千尺；“悬河注壑”，天上的悬河贯通到一个河沟里；“崩湍十余丈”，河水下来十余丈的高度。由此可见，当时的水量是非常大、非常壮观的。前文提到的湖泊、泉流，也大多在永定河故道和它洪积冲积扇的低谷地带出现，而浅层地下水的溢出则形成了湿地。

这是地质时期永定河古河道的分布图，为什么北京五大水系中单说永定河是母亲河呢？首先，永定河从其出山口三家店出来后，在平原上是从北到南的扇形摆动，形成的洪积冲积扇的平原，给北京城市的壮大提供了空间基础和良好的水土资源。最北的河段是清河故道，也就是说温榆河和古永定河都曾经流经此处。第二个故道是金沟河故道，这一片故道是塑造北京城的重要基础。古高梁河（也称三海大河），现在穿越积水潭、什刹海、以及龙潭湖等水域，这些都是由金沟河故道造就的。灅水故道就是现在的清泉河，丰台、大兴一带的水域基础都是由灅水故道形成的。还有无定河故道，这一片在明朝经常泛滥、改道。褐色的这条线是现在的永定河河道，我们可以看到永定河是离北京城渐行渐远的。所以，人们把永定河称作北京的“母亲河”，这是由如下基本事实所决定的：

 第一，永定河水出山后所形成的洪积冲积扇，为北京城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地域空间。

第二，永定河上古渡口和它所相联的南北陆路大道，是北京城原始聚落形成的决定性因素。

第三，永定河的水曾经长期是北京人生活、生产的重要水源。前文提到的五条水利基础，基本上都是在永定河流域内做的文章。

第四，永定河中上游地区历史上是茂密的森林，为北京城提供了丰富的建材和大量的木柴木炭。

第五，永定河还凭借着自身的运力，承担着这些建材和能源向北京的输送功能。金、元、明、清的时候，北京永定河的一部分水，还曾经输入北运河，为漕运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除此以外，永定河还是一条文化的河，是一条重要的民族融合的走廊。通过这个河谷地带，北方少数民族和中原汉民族发生一些物质上、商贸上的往来以及人员的交流。所以，这条河道不仅是一个民族融合的走廊，它还是一个文化传播和输送的通道，是一条文脉。这条文脉为北京城奠定了良好的人文基础。那么，在北京城建都以后，这条母亲河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

 

（一）永定河对都城的影响

辽金以后，北方少数民族开始在北京地区设立都城，辽、金都是以蓟城为基础扩建而成的。蓟城由原来的军事重镇，变成了中国的文化政治中心。城市地位上升、功能增加、规模扩大、经济活跃、人口倍增使原本莲花池水系的供给跟不上城市发展。所以金朝人开始把离宫别苑修到白莲潭（现什刹海一带）以及玉泉山附近。而到了元朝，索性就把城址北迁，将城市中心移到了以高梁河水系和什刹海流域为主的区域。

我们来看一下金元时期都城的变化。金中都以现在广安门外一带为中心，它依靠的是莲花池的水系。洗马沟的水引进来，形成它的宫城。

元大都以现在积水潭、什刹海，包括原德胜门外的太平湖一带为中心。当时没有南海，只有中海和北海。

（二）永定河河道的变化

永定河主河道逐渐由北向南迁徙。商代以前，永定河出山后是经现在的八宝山向西北，过现在的昆明湖入清河，从现在的北运河出海。

西周时期，永定河主流从八宝山的北边，南摆到现在的紫竹院，经过积水潭，沿坝河方向流入北运河。

春秋到两汉期间，永定河从积水潭向南，经北海、中海，斜穿内城，经现在的龙潭湖、萧太后河一线，从凉水河注入北运河。

东汉末年到隋朝期间，永定河渐渐地移到了北京城的城南，由石景山南下到卢沟桥附近，再向东经马家堡、南苑一线，东南流经凉水河入北运河。

唐代以后，卢沟桥以下的永定河分为两支：北支仍走马家堡、南苑这一线；南支开始沿现在的凤河方向，向东南摆动。

元明以后，永定河北支逐渐没有了；西摆南迁，曾经摆到小清河、白沟河一线；南支渐渐成为主流，尤其元明以来，出于对永定河洪水的防御，人们开始不断修筑和加固从石景山到卢沟桥这段的东堤。人为的干扰使永定河出山后很难再向东和东北流，开始由卢沟桥以下向东南流，甚至直接更往西南流，流经固安、大兴一带。

 

（三）永定河名称及河性的变化

有文献记载以来，永定河的名称非常多，比如浴水、治水、灅水、湿水、清泉河、高梁河、桑干河等。隋唐五代时期，永定河被称为“清泉河”。辽金时期，永定河除了保留“桑乾”这个名称以外，开始有了“卢沟河”的称呼。“卢沟”有一种说法是燕人以“黑”为“卢”，因此卢沟河就是黑水河，说明它的河性开始变得浑浊，河水的含沙量在增加。明朝蒋一葵在《长安客话》中提到，“以其黑故曰卢沟。燕人谓黑为卢”；南宋周煇在《北辕录》中也记载 ，“卢沟河，一谓之黑水河，色最浊，其急如箭”。这两条记载说明当时卢沟河非常浑浊。事实上，从辽代以后，卢沟河水确实有着这样的变化。金代修金口河的时候提到“泥淖淤塞，积滓成浅，不能胜舟”，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永定河越来越容易泛滥成灾，威胁到了北京城的安全。元朝建立后，永定河的名称除沿袭原来的“桑乾”“卢沟”外，又添了几个新名，比如“浑河”“小黄河”“无定河”等，其中以“浑河”为主。值得注意的是，这几个名称绝对不见于元代以前的文献。总之，永定河的水文状况在恶化。为什么会出现这个变化呢？

一是随着北京城地位上升、城市规模扩大，其城市建设和城市生活对于永定河的索取以及其流域的开发程度在不断增加。

二是永定河上游地区由于少数民族政权不断建立，农垦、垦荒以及建城等人类活动，导致上游整个流域被过度开发。

三是永定河穿越农牧交错带（它是黄土高原到华北平原的一条纵贯线），因此生态系统非常脆弱。在这种情况下，整个流域的过度开发导致永定河中上游流域的森林植被被不断砍伐，加剧了水土流失。此外，永定河发源于黄土高原，本身就是黄土易侵蚀的地带，泥沙含量很大。从历史上相关统计来看，永定河中上游森林遭到严重破坏后，每年的水土流失量接近1亿吨。这么多的泥沙混到永定河水当中，导致中下游地区河床抬高，其“清泉河”的美称也逐渐被“浑河”“小黄河”“无定河”所取代。

（四）北京水利工程的发展变化

1. 永定河引水工程

永定河的水利工程早期以引水为主，金元以后逐渐转变为以防洪筑堤为主。金元两代以后，北京上升为都城，人口的消费增长使得漕运成为经济命脉，扩大水源、提高运河的运力成为北京地区水利开发的重中之重。

金元时期，曾三次尝试开金口河来连通卢沟河：

第一次是金世宗大定十年，历经三年功成，开凿了金口河。

如图所示，金口河是位于石景山北麓和四平山之间的垭口，此处还修建了金口闸（现阜石路、石景山发电厂北一带）。河水穿过现玉渊潭一带，进入金中都的北城濠。然后又在北城濠修了一条闸河通向通州。这是当时金世宗开金口河的设想，能够通过潞水，把物资直接运送到金中都北城濠。但是这个工程到大定二十七年就不得不关闭，因为开凿金口河以后几次出现险情，永定河携沙带泥直奔金中都城濠而来，以至于不得不将金口堵塞。

第二次是元初在郭守敬的主持下，重开金口河，称为运石大河。为什么？因为修建元大都需要从西山漕运大量木材、建材、灰土、石、木头等物资。这条大河至元三年投入使用，并于大德五年关闭。因为郭守敬吸收了前面的教训，把引水口进一步上提，同时又开西南减河，河水流量大的时候，它能够让永定河的浑水进入西南减河后再回到永定河主道上，所以这条河在郭守敬的设计下，成功的使用了35年，在修建大都城的工程当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第三次是元末至正二年，迫于漕运的压力重开金口河。这次重开金口河，用的是金朝的那段。结果刚刚起闸放水，河流直奔玉渊潭一线，冲坏了旧城的城垣。而且毁坏了许多周边的民庐、村舍，死伤无数。正是这两开金口河一成一败，为后世开渠导引卢沟河水提供了极其宝贵的经验。尝试引永定河（当时为卢沟河）水的失败，说明引水进京这条路走不通了，于是把对它的利用开始转变为以防御为主。事实也是如此，为了北京城的安全，从元朝开始，修筑堤坝、抗洪防灾成为永定河水利工程的重要目标，元明清三朝都不断致力于修筑永定河大堤，而很少再提引水的事。

 

2.高粱河引水工程

由于漕运的压力和京杭大运河的开通，京城水脉逐渐由西向东转移。就在西边的永定河与京城渐行渐远的同时，以潞水为主干的京杭大运河的作用和功能却日渐强大。随着都城地位的上升，必须有一条河流可以承担起地方支援中央的运输重任。那么这条河是什么河呢？

金章宗时期，泰和年间有一位名叫韩玉的大臣，他放弃金口河，改用高梁河河道引一亩泉（现在沙河、南沙河、东沙河上游地区水源）水。引水的过程中，他又设了很多闸坝进行调节，防止因为河床坡度过陡导致河中存水不足的问题。然后引水通过高梁河河道中间的白莲潭水，使白莲潭水的水源接上玉泉山和玉泉山以北（现在昌平阳坊山后一带）的水源，这样大大增加了清水的水量。其中有一个重要工程，就是修筑了一条从现在的昆明湖到紫竹院的河流。有了这些清水的接济，相对缓解了闸河泥沙的问题。这次工程为元朝开通惠河打开了思路，奠定了基础。

3.通惠河的水利工程

元朝杰出的水利专家郭守敬通过对北京地区水资源和地形的详细勘察，提出了导引温榆河上源诸泉水济漕，开浚通惠河的宏伟计划。他受到韩玉的启发，从白浮泉开始，顺着西山50米到55米的等高线，沿高梁河河道引水，从海子（元朝名为积水潭，金代名为白莲潭）进入。然后又从东不压桥（现玉河桥）往骑河楼（现南北河苑大街）汇合，一直过文明门（现崇文门）达到北京站。直到绕过通州城的西南部，从张家湾一带汇入北运河。

一条线有什么好处呢？一个是水清，并且水源很丰富。二是沿河设置了24道闸，通过闸门的调节，使得漕运非常通畅。从至元三十年到元末的50年间，浩浩荡荡的船队络绎不绝地穿行在大都城内，大运河的开通为北京城提供了物质保障。此后，明清两朝的京城也是依赖这条运河的供给，每年由运河从南而北输送的漕粮，从最初的几十万石，到明清时达到四五百万石。并且明代时规定，漕船除了运载固定的漕粮额度外，每船还可以携带一定数量的“土宜”（土特产），随船卖。江南的物资财富，包括某些生活方式，都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北京，它送来的不仅仅是物资本身，还有南方的生活方式。可以说，大运河由此成为北京城新的“血脉”。从金元开始，北京城的水源都在不遗余力地提供着一项新的功能——漕运。

“国家的大事在漕，漕运之务在河。”大运河不仅是加强国家政治统一、经济联系的纽带，更是在五大水系之间架起了一座文化沟通桥梁。通过它，全国各地有着广泛的人员往来、书籍流通、生产技术的交流和推广、艺术和文化思想的传播，以及生活方式和社会习俗的交流融汇等，既能将京城文化流传到全国各地，也使北京吸收各地的文化元素，兼容并蓄集大成，从而成为引领文化潮流、对全国产生强大辐射作用的文化中心。所以，北京文化中心地位的形成，运河功不可没。

北京自身的地域文化，也多多少少融入了一些运河文化的元素，也就是说，运河造就了京城，京城塑造了运河。我个人认为，早期的永定河对于北京城来说就像是“脐带”，通过文化交融为北京城输送营养。辽、金在北京设立都城，北方少数民族的文化元素和中原汉民族文化元素交融，形成“母体”的文化输氧，造就了北京的文化积淀。而大运河像是北京的“血管”，它将南方的精英人才、先进的文化思想以及发达的经济体系输送到北京。

三、“水脉即文脉”——城市中心布局围绕水系拓展和延伸

“水脉即文脉”是北京城有关水系改造的另一大特色。水的景观之美和文化意义几乎是历朝历代城市布局的核心。古代帝王追求传说中仙境的生活，所以在布局上都要有名为“太液池”的一方神水和蓬莱、方丈、瀛洲三座仙山。汉武帝在长安建章宫的北面，挖了一个太液池，池中堆了蓬莱、方丈、瀛洲三个岛；唐代在大明宫也挖了太液池，池中也有蓬莱山；宋徽宗在汴梁建艮岳的时候，也把园中的土山以“三山”命名。这是古代关于宫城、皇城、古代宫殿的理想设计。

从早期的蓟城，到金元明清临水筑城、引水入宫、挖池堆山、依山傍水，修建皇家园林可谓是一脉相承，直至登峰造极。

我们先看一下金中都的城址示意图，从西边的西湖莲花池水系引过来的水穿城而过，到了皇城里修建了同乐园（也叫西华潭）。然后再穿宫墙进入宫城鱼藻池（现青年湖）。这个布局是仿造北宋的汴京城，加上少数民族逐水草而居的理念而成。为了解决护城濠河城内宫苑的水源问题，一方面把西湖水引入护城濠环绕泉城，另一方面汇聚城西的百泉溪、丽泽泉（现万泉寺一带）的水源，而护城河则作为整个水脉的循环系统。这种做法不光满足了金中都城池格局的用水需求，而且在金中都城内也营造出了优游享乐的风景区。金中都的宫廷苑囿是一片碧水环绕、水清木华的美好景致。也可以说，金中都开创了北京引水造池修建皇家园林的先河。

 

我们再看一下元大都时期。元大都的兴建是北京城市发展史上的重大转折。它放弃了莲花池这个小水脉，把都城移到了高梁河水域的大区域，以原来金代在这里修的离宫别墅万宁宫为基础，建造了一座崭新的都城，从此将城市水源的主脉迁移到了高梁河水系，使城市获得了更加充足的水源。这个格局的特点是“方正”，前宫后市。而且有一条中轴线贯穿城市，左右对称体现了他所吸收的中原汉皇帝惟我独尊的政治理念，同时把逐水草而居的少数民族游牧民族的观念相融合，将积水潭周边的湖泊一分为二，北边做码头，南边做太液池，为明清紫禁城的修建奠定了基础。西岸的两组宫殿是太子和皇太后住的地方，东面是皇帝居住的宫城，三宫鼎立。中间环抱太液池和琼华岛，四面高墙围筑。这个规划布局是古都北京城市规划中的精华展现，在世界上也享有盛誉。通过它，元大都在皇城宫苑的布局上充分展现了街道建筑的方正严谨和河流湖泊的弯转灵动，达到一种平衡、协调的美。

明代时，北京不再是都城。如图所示，这是明代修的北京城。首先，城垣南移，并且修建了外城。除此之外，明代又修了南海。元代的时候只有太液池（现中海、北海一带）；明代在紫禁城的护城河还修了内金水河，使紫禁城的层次与水系的贴合度更高。此外，元朝时从玉泉山独自流入太液池的金水河，到明代也逐渐废弃。通惠河也由于明代城墙南移后，被包入城中，而逐渐湮废。也就是说，明代以后漕船再也不可能进入到城中。运河漕船只能走到大通桥下，或者少量地进入到朝阳门一带。

 

明代在城市水系的微循环上下足了文章，做了很多改进。比如，在修建了外城后，还修建了三里河。三里河其实也是永定河故道的一部分，明代把它重新疏通，作为南城地区的主要排水河道。明代的水利布局构成了九桥、九闸的内城护城河系统，同时，明代还新增了外城城壕体系,但是它在解决城市水源的问题上始终没能延续元代的辉煌。明代以后，“一池”的水面也有增缩，“三山”的具体指代也发生变化，但是“一池三山”的核心格局并没有变化。正因如此，它给今天的北京留下了一个宏伟严整、金碧辉煌的紫禁城和波光柳影、碧水蓝天的“三海”交相辉映的美景。

清代对于北京城市水系的主要功劳是对西郊水系的整治。昆明湖、“三山五园”的修建不仅是为了皇帝享乐，更是水库的重要构成部分。明代以后，很多王公贵族开始在西郊一带兴建私人园林，所以万泉庄、六郎庄和颐和园等玉泉山一带的泉水，大部分被王公贵族引入了自己的私家园林。到了清朝，水源的紧缺成了严重问题。乾隆年间为了解决济漕用水和西郊园林用水的矛盾，大力开浚瓮山南麓的瓮山泊，把瓮山泊东堤改西堤，原来的东堤进一步扩大；玉泉山、西山和香山一带的水脉，都通过大石槽架桥引水注入到昆明湖；昆明湖到玉泉山之间，又开辟高水湖、养水湖，把这些水按照梯级，一级一级地存下来。这次对昆明湖的治理，不仅给北京城的西边留下了水利枢纽，更为北京城留下了一座美轮美奂的皇家园林——颐和园（当时称为“清漪园”，光绪年间改为“颐和园”，是给慈禧养老的地方）。这番整理水脉，也满足了统治者对文脉的需求，设计师特地在昆明湖中点缀了三座岛屿，就是我们现在去颐和园可以看到的“南湖岛”“治镜阁岛”和“藻鉴堂岛”，用以象征传说中的蓬莱、方丈、瀛洲三山。乾隆非常喜爱清漪园和昆明湖，他曾非常得意地说：“何处燕山最畅情，无双风月属昆明”。

图中的这些点，都是原来的古河道。我们可以看出，明清时期的园林基本上都是在清河河道一带。这些河道中，永定河的水不再补充，但是西山的泉脉不断地注入，形成了很多园林。清朝北京水系以玉泉山为源头，乾隆做的就是把玉泉山和西山脚下点点滴滴的水，全部收集起来，通过以金代开挖的南长河河道，连接高梁河，串接积水潭、什刹海以及北海、中海、南海，再灌注三层护城河系统以及内外金水河，最后通过通惠河流入城外。由此，以明代九桥九闸的内河、护城河体系统和新增的外城城壕体系为基础的城市水系格局，完成了从源头到尾闾的疏通、串连，其作用流布至今。我们现在看到的北京城区的水系格局，就是由明代开始奠基，然后由清朝乾隆修整以后定型。它与紫禁城“凸”字型的城市空间动静呼应，相得益彰，给方正、严谨、沉稳的北京城带来了隽秀、灵动、飘逸的气质，给大气、厚重的北京文化带来了自然、清新的生机和活力。所以，清朝以后，玉泉水系也被称为北京城的“文化之源”。

讲一个小故事，1928年，北平（北京的旧称）特别市政府着令工务局局长华南圭主持京西水源的疏浚和整理工作。华南圭在清华大学作了一个名为《何者为北平文化之灾》的演讲。他把北平的缺水，提升到了文化的高度，认为缺水实乃北平的“文化之灾”，至于水源对塑造城市景观的关键作用，华南圭强调：“地方风景，山与水并重；无山无水固不可，有山无水亦不可。名胜如浙江之西湖，山东之趵突泉，孰非因水而著名者？”“北平城内，苟无三海”（如果北京城内没有三海），“则干枯之故宫，毫无佳趣”；“城外苟无昆明湖”（如果城郊没有昆明湖）， “则干枯之颐和园，亦无佳趣”；“而三海昆明之水，皆来自玉泉，则玉泉实为北京胜景之源矣”。华南圭的这篇演讲的结论就是：“玉泉消竭，则北平文化灭绝，此为必然之结果。”这是第一次有人明确地提出玉泉水系对于京城文化塑造的重要意义。

除了城市核心区域的功能和布局围绕水系展开，历代政治中心的拓展和延伸也是随着水系而走。自从清朝修了修水库，产生了“三山五园”以后，“三山五园”一带也成了清朝政治的一块飞地。那些官宦、文人墨客、权贵都纷纷向三山五园周边聚集，他们为了上朝方便、为了政治活动和应酬方便，纷纷在那里购置宅院。所以，金代在西郊和东北郊修筑了离苑别墅；元代在南海的下马飞放泊修筑；辽代在通州有延芳淀。这些王朝都纷纷围绕大片的水域修建他们的行宫、政治副中心，由此而形成了文化副中心。这是王朝中心及其功能随着河湖水系远程布局，而交相呼应的结果，是水脉与文脉之间相辅相成关系的具体体现。也就是说，文脉随着水脉走，政治中心、文化中心是跟着水源的开拓走的。

 

四、越演愈烈的水灾与积重难返的水荒——水与城市的辩证关系

在北京的历史当中，水和城市的关系中有一个突出矛盾，就是愈演愈烈的水灾与积重难返的水荒。到了明清以后，这个矛盾日益突出。明清以来，城市规模的突破性发展导致人口数量剧增和周边地区农业深度开发，北京地区的许多自然水体和水环境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水资源的供求关系由原来的相对平衡，转向失衡。具体表现是什么呢？第一，水旱灾害频仍。第二，北京城市水源的供给产生困难。因而解决防洪和缺水问题的水利工程，被人们更多地关注和依赖。电视剧《康熙王朝》中有一个情节：康熙将“河务、漕运和三藩”列为朝廷的头等大事，书而悬之宫中柱上，夙夜不忘。第三，水环境恶化。清朝以后，北京的很多水井有了甜水井和苦水井之分。关于北京水井的咸涩，也屡屡见之于清朝以后的文献和文人的笔记。

缺水问题对北京城市的形态布局、社会生活，以及发展方向都产生深刻的影响。比如郭守敬修通惠河，他已经开始琢磨着从西北，甚至正北找水源，这为后人解决北京水源的空间布局的产生了很大的启发。我们现在的京密引水渠，引的是潮白河的水源，怎么引过来？不是直接从东北向南进入城里，而是要绕一个大弯。京密引水渠是顺着郭守敬最初设计的路线走，它作为主干道，把周边的“毛细血管”连接起来了。

越是干旱缺水的时候，越是容易伴随大水灾的发生。清代水灾发展趋势的曲线和旱灾发展曲线也是基本一致的。它们都基于同一个原因，就是雨水在季节和空间上的分配不均，再加上长期的干旱，导致土壤疏松沙化，河流的含沙量增大，增加了水土流失、河道淤塞、堤坝溃决等一系列隐患的发生概率。这一点突出表现在永定河。金元以后，随着城市规模扩大、建设程度的加深，永定河中上游的森林植被被破坏，有名言叫“大都出，西山兀”，意思是元大都城建立了，但是西山变得光秃秃的。在元代以前，大片的原始森林常见于永定河上游地区，但是到了明代永乐年间修北京城的时候，巨大的木头得到南方去找，说明北京周边大木头已经没了，这是一个很直观的说明。

不仅永定河，大运河的水源也出现了严重短缺。这些都昭示着北京水系变迁和城市发展的辩证关系。一方面随着北京城市的发展，需要不断地进行水利开发，以满足它不断扩大的需求。早期，开发永定河引水灌溉；中期，改造高梁河水系，让它为都城特殊的布局服务。另一方面，历朝历代持续不断地水利开发和城市建设，又不断改变着它的水源状况和原本的自然风貌。文脉随着水脉而兴，而水脉又被政治所左右。它的自然风貌属性，也在不断被政治、文化、社会等因素所改变。除了气候变迁等客观因素以外，不合理的开发利用、城市的超载发展和周边地区森林植被被人为破坏等因素都是导致水荒的重要原因。比如关于人与水争地问题，乾隆有一首诗，大意为：我也知道你是一条有天性的河，你也想自由流动。但是你的周边都是村庄、田地，如果我让你自由流动，我的人民吃什么？我的人民往哪去？可见，乾隆当时也意识到了人与水争地的问题。城市、农业的用地占据了大量原本属于水的河道、湿地和湖泊。为杜绝水患而约束河流的自然延伸、实行管道式的管理，切断了河流的立体循环；为了漕运而将所有水源“赶尽杀绝”、切断水源的“毛细血管”，这些行为给河流的生态造成了不可挽回的负面影响。

综上所述，北京城市水环境变迁的问题已经脱离了自然界沧海桑田的自然规律，它对于北京城的进程更具有文化上的意义。在人类有意图、有规划的改造中，北京城市水系成了完全符合其城市性质和功能的文化构架，不再是单纯的城市环境基础，更多地体现着城市发展的结果。回顾水与北京城的历史可以吸取很多的经验教训：丰沛的水源给这座城市带来了发展的动力和活力，而城市的发展又深度地改变了原来的水环境，切断了本地水资源的再生循环系统。重视这些历史的经验教训，正确把握城市与水的互动关系，对于今后真正做到可持续发展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随着城市规模扩大和人口的增加，水源涵养及供给的范围相应扩大。近现代北京城市水系的改造也已经拓展到东北方向，引入了潮白河的水源。现在我们的思路进一步拓宽了，随着北京城市人口规模的增加和其地位的上升，我们已经把北京水源的地域调配范围扩大到南水北调，这就联想到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也就说，京津冀协同发展不是简单地考虑经济因素，还有生态涵养、空间划分的综合性考虑。我们一定要充分珍惜南水北调和京津冀协同发展这两大利好，为北京的水源开辟出广阔空间：一是要在河北的张家口、承德，在北京河流的上源地区建设水源涵养带；二是要把南边调来的水用来恢复湿地、河流和植被，以水养水。总之，要使北京走出水的困境，必须保护好水源地的自然风貌，重视水的生态功能，合理利用，减少“超载”，这是历史告诉我们的答案。

责任编辑：马中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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