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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的曾用名、别名及简称

2020年07月02日 14:54

两千多年来研究《论语》的著作不计其数,而《论语》书名问题却很少有人深究。其实,《论语》书名的复杂性,远超任何一部经典。《论语》书名有曾用名、别名以及全称、简称,不下十余种;循名责实,还牵涉《论语》的版本和流传问题,确实值得探讨。

《论语》书名最早见之于《礼记·坊记》。《坊记》传说为孔子的孙子子思(孔伋)所辑录,如果此说成立,则可证孔子去世后不久《论语》即已成书并被命名。这大致合乎班固《汉书·艺文志》的说法:“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班固点明了《论语》的编纂者也是命名者,而命名“论语”的理由是对“弟子各有所记”的文本资料做了一番“论纂”的工作。这看上去很有道理,考诸事实又并非如此。

《论语》书名在战国时期的传世文献以及出土文献中仅《坊记》一见,按孤证不立的原则,这还不能完全证明战国时期已有《论语》这个书名。《论语》的编纂,不是一人完成的,而是由多人组成的编纂团队完成的。《论语》的编纂团队,多数学者认为是由孔子弟子及再传弟子组成,而领衔主编的又有仲弓、子游、子夏、曾子、子思等数种说法;此外,这个编纂团队,还有战国时期的邹鲁学人和西汉文景时期的博士两种说法。这反映了《论语》成书的复杂性。无论是哪个编纂团队完成的,也无论是谁领衔主编的,都无证据表明《论语》甫一成书即被赋予《论语》书名,否则,以战国时期儒墨的“显学”地位,以孔子“声名洋溢乎中国”的背景,孔子编撰的六经连书带名广为人知,而记载孔子言行的《论语》,其书名又岂能默默无闻而仅在《坊记》中有一见?

周秦古书的命名,有成书之时随即命名之例,也有成书甚久之后命名之例。《论语》属于哪种情况?东汉王充在《论衡·正说》中给出了一个《论语》第一次命名的时间,即:汉武帝时期在孔安国那里“始曰《论语》”。此说显然有违事实。且不说《坊记》提及《论语》书名,比孔安国年长二十几岁的董仲舒在其著名的“贤良对策”中已经提到了《论语》其书其名,并且引用了《论语》原文。在这里,似乎不能说王充犯了一个孤陋寡闻的低级错误,而只能说另有原因,即:孔安国以前,《论语》书名鲜有人知,自然也就几乎无人提及,以至于连王充也不得与闻。孔安国之后,《论语》书名开始广为流传。汉昭帝、汉宣帝都学过《论语》。司马迁作《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列传》,引用了大量的《论语》原文,并且注明孔子弟子的名姓采用《论语》的说法。

从《论语》编纂成书到西汉孔安国时代大约近三百年时间,《论语》书名极其罕见,人们不禁要问一个为什么,是不是因为《论语》另有书名而不被人知?

清代学者翟灏对《论语》书名颇有研究,他认为《论语》一成书就题写了《论语》这个书名,除此以外,《论语》还有一个曾用名《孔子》,一如孟子之书称《孟子》。翟灏此说在清代乾嘉考据学盛行的时代似乎没有引起什么重视,直到二百余年后,才被现代学者赵纪彬发现、附和、引申、发挥。他在其《〈论语新论〉导言》(载《中国哲学》第十辑,三联书店1983年版)中进一步断言“《孔子》为先秦的旧名,《论语》乃汉代所新创”,换言之,“今名《论语》之书,在先秦本名《孔子》”。为了证明《论语》又名《孔子》,翟灏、赵纪彬前赴后继,二人合计搜集了三十七条文献证据。据此我们大致可以判断,《论语》的确有一个曾用名《孔子》。

但是,赵纪彬提供的十九条证据中,竟无一条能够证明“《孔子》为先秦旧名”。这说明赵纪彬言过其“实”,“实”是全部证据都是两汉的,无一条是先秦的,从证据上说,《孔子》作为《论语》的曾用名,不是出现在先秦而是出现在两汉。《论语》书名的考据,应该把握精准的时间节点,赵纪彬在这点上有所疏忽。

晚周诸子书命名似无定例。大多数的诸子书是以作者的姓氏加子的方式命名,如老子书称《老子》、墨子书称《墨子》之类;也有以作者姓名命名的,如《李克》;以号命名的,如《商君》;以字加子命名的,如《子思子》;以姓名加子命名的,如《韩非子》《公孙龙子》等。以上几种命名情况都与作者的姓、氏、名、字、号有相应的关联,让人一看书名即推知作者。当然,也有例外。老子五千言既称《老子》又称《道德经》,一书两名,这和翟灏、赵纪彬所说的《论语》《孔子》同为一书的情况类似,而命名方式又有差别:《道德经》是根据书的上下部分“道经”“德经”合在一起命名的,《论语》是根据编纂者分析梳理“弟子各有所记”使其整齐有条理的工作命名的。

《论语》取材于孔子弟子的随侍见闻记录。弟子各有所记,汇集起来数量相当可观,据说有“数十百篇”之多。后来,这“数十百篇”的原始记录,由于某些今人不得详知的原因,形成了若干个不同的文本,以篇或书的形式流传于世,只是这些篇或书的名称不可详考而已。

到了汉代,早先的原始《论语》演变成几个大致固定的传本,广为人知的有《齐论》《鲁论》《古论》,鲜为人知的是《河间论》。《河间论》发现于河间献王刘德征收的民间藏书。这几个传本当时各有其名,刘向、王充、班固有时指其简称,如《论》《齐》《齐论》《鲁》《鲁论》《古论》《河间》等;有时言其全称,如《论语》《鲁论语》《齐论语》之类。除此以外,《论语》还有别名,被研究者经常提及的有《经》《传》《语》《记》四种;这四种别名能否成立,还要做些具体考察与分析。

检索战国至两汉文献,以“经”“传”“语”“记”的名义引用的名言名句,其例达数百处;其中,以“经”的名义引用的,出自《尚书》《诗经》《春秋》《周易》《论语》等;以“传”的名义引用的,出自《论语》《老子》《孟子》《荀子》《孝经》《公羊传》等;以“语”的名义引用的,出自《论语》《尚书》《孟子》《慎子》《黄帝四经》等;以“记”的名义引用的,出自《论语》《礼记》《管子》《史记》《三略》等。古人对于“经”“传”“语”“记”的区分不是十分严格,经常混用,两汉文献引用《论语》语句,分别称“《经》曰”“《语》曰”“《传》曰”“《记》曰”,就出现了混用的现象。这种现象足以证明“经”“传”“语”“记”不是《论语》一书专用的别名,而是若干经、子、史一类的典籍共用的别名。就共名而言,认为《论语》在汉代有《经》《传》《语》《记》的别名,自然可以成立,因为《论语》毕竟分享了这些共名;而从严格区分共名与专名的意义上说,认为《论语》在汉代并无《经》《传》《语》《记》的别名,亦有理可据,因为《论语》并没有独享这些专名。在这里,做全面的、综合的考察分析,不做攻其一点、不顾其余的简单化处理,是十分必要的。

文章来源:http://www.71.cn/2020/0702/1092060.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