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冬虎：北京地名的国都气派与历史文化价值

 

孙冬虎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

点此查看完整报告

点此查看精彩观点

一、北京城的变迁过程

北京城的变迁过程大致为：从先秦的蓟城开始，到汉唐的幽州，再到辽南京、金中都、元大都、明清北京，直至今天的首都北京。

（中间的红线为现在的长安街）

（一）辽南京、金中都

如上图左下部分所示，蓝色圈部分是辽南京的大致范围。浅绿色虚线是金中都的范围。我们普遍认为，金中都是在辽南京的基础上向东、西、南三个方向有所扩展。实际上，根据考古专家的研究，北边的城墙也向北移动了约一百米的距离。金中都在幽州的基础上，扩展成了接近四方形的城市轮廓。

（二）元大都

元大都是以金中都的大明宫为中心修建的都城。

（三）明北京城

明朝时，当徐达率领军队占领元大都后，把它改为了北平府。因为在朱元璋和建文帝时期的都城是南京，所以元大都已经失去了作为首都的地位，因此元大都的北城墙向南缩了五里。有学者认为这是因为军事防守的必要，但根据对史料的解读，我个人认为这是遵从了古代的礼治。当时任何一个城市的规模都不应该超过首都城市。北平府的城墙向南缩了五里后，剩下的一圈城垣长度恰恰比当时的南京少一点。

永乐四年，永乐皇帝决定迁都后，于次年开始营建北京，永乐十七年完工。在营建北京的过程当中人们发现，如果按照北平府的规模去进行城市布局，则南边的空间太过狭窄，于是把南城墙向南移动了二里，也就是北边缩进了五里，南边往前拓展了二里。

如图中所示，明朝嘉靖九年至三十一年，明北京城的南郊人口和建筑已经非常密集，于是嘉靖三十二年开始修筑北京的外城。原本是准备用外墙把内城圈起来，但由于当时的军事形势比较紧张，财政方面也有问题，所以最后只是把南边人多的部分包了起来。

（四）清北京

清朝的北京完全继承了明北京的基本结构，内城只许八旗官兵和家眷居住。

北京城墙变迁的过程从城市轮廓来看，由“口字形”逐渐变为了“凸字形”。

具体来看：

上图为辽南京城图，修建了皇城，以备契丹皇帝巡视时居住。

 

上图为金中都城图，城池形状已经接近四方形，皇城基本位于城的中间，有了现在城市布局的中轴线意味。

上图为元大都城图，可以看出城市北边人口要少一些，也荒凉一些，南边的建筑、机构相对密集。

上图为清北京城八旗分布图，当时八旗的军队从东北跟着进关住进了内城，把城里面的汉人迁至南城和郊区。

 

二、地名与文化的关系

（一）地名的几种定义

首都师范大学褚亚平先生认为，地名是个体地域的指称。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地名学概论》中提到，地名是人们对具有特定方位、地域范围的地理实体所赋予的专有名称。这个概念运用得比较广。

我个人认为，地名是产生于社会约定、属于整个社会公有而不是部分人群所有、指称特定地域的专有名词或词组。

这三种定义各有侧重，不能说哪个全完正常正确或完美，只是各自认识的侧重点不一样。

地名从语言学的属性上来讲属于词一类。词可以分为名词、动词、形容词等。名词又可以分为普通名词和专有名词，专有名词又可以细分微人名、地名、物名等。也就是说，地名在词汇的汪洋大海中只占极小的一部分。但是既使是这样，我们仍有这么多的学者多年来一直在研究这个问题。

（二）文化的定义

文化有许多种定义，其中最通用的广泛意义是：文化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

（三）地名和文化的关系

我认为，地名是文化的产物和载体，它是在文化的背景下所产生的，同时它的形成又记载了文化，文化是地名的背景和内涵。也就是说，地名产生的背景是基于某种文化的背景，同时，地名本身的价值又体现在它具有文化的内涵，就像硬币的两面。

具体体现为：

地名的命名过程是文化信息的融入，怎么融入呢？通过命名和更名的过程。地名在命名时首先要考虑条件和依据，一是语言环境。比如什么民族讲什么样的语言，命名时的自然环境是什么样的。比如我为地名命名时，一般都要找到这个地方的自然地理特征，取其中的一种或者两种来作为命名的依据。二是人文环境，即所有与人活动有关的非自然的东西。我们依据本民族的语言和当时的自然环境、人文环境命名地名后，命名时代的信息就保存在了地名里。

通常地名命名的途径有两种：一种是约定俗成，一种是有意为之。约定俗成，通俗地说就是大家都这么叫，久而久之就认同了这个名字；有意为之，主要是指官方对于县级以上行政区域的地名刻意的管理。

地名作为文化的载体体现着其本身所具有的文化价值，地名有什么样的文化价值呢？我认为，地名是语言发展的产物，是地理环境的标志，是社会生活的写照和历史变迁的记录。

三、北京地名的国都气派

（一）明朝人眼中的北京

举两个例子：

张爵在《京师五城坊巷衚衕集》中提到：“京师古幽蓟之地。左环沧海，右拥太行，北枕居庸，南襟河济，诚所谓天府之国也。我成祖文皇帝迁都于此，以统万邦而抚四夷，为万世不拔之鸿基。”首先他讲到北京的地理形式，左边是渤海，右边是太行山，北边靠着居庸关，南边连带着黄河和蓟水，这个地方非常好，是天府之国，富饶的地方。然后他讲到，成祖文皇帝（永乐皇帝）迁都于此，能统万邦而抚四夷，为万世不拔之鸿基。

万历年间，谢肇淛在其所著的《五杂俎》中也讲到：“长安有谚语曰：天无时不风，地无处不尘，物无所不有，人无所不为。盖尽人间不美之俗，不良之辈，而京师皆有之，殆古之所谓陆海（物产富饶之地）者。昔人谓‘不如是不足为京都’，其言亦近之矣。”意思是说，京师里什么样的人都有、什么样的事也都有，古人说如果不这样就不能称之为京师了。说明京师是融汇了各种人事、各种现象的社会，是一个五彩缤纷、纷繁复杂的社会。

（二）北京地名的文化气息所展现的国都气派

我和做北京地名研究的尹钧科先生，从地名所散发的文化气息着眼，将北京地名概括为大气、皇气、官气、民气、文气、武气、雅气、古气八个方面。

1.大气

这里我引用一个词，叫“蟠天际地”，取自《庄子·刻意》：“精神四达并流，无所不极，上际于天，下蟠于地。”在地名方面是怎么体现的呢？

（1）京

北京的“京”在说文解字中解释为：“人所为绝高丘也”，意思为人所堆积起来的很高的土丘，形容很高。《左传》中提到：“八世之后，莫之于京。”意思是某一个家族，传了八代以后谁也不如他势力大，人数众多的意思。还有《春秋·公羊传》里面讲：“九年春纪季姜归于京师”，然后作者解释了“京师”，他说：“京师者何，天子之居也。京者何，大也，师者何，众也。天子之居，必以众大之词言之。”意思为：京师是什么呢？是天子居住的地方。京是什么？大。师是什么？众多。说明天子居住的是一个人数众多的大城。

 

（2）天

如天安门、天坛等，“天”在《说文解字》上的解释为：“巅也，至高无上从一大”。巅，就是最高的顶。

上图为民国时期的天安门。

上图为1949年2月12号庆祝北平解放开大会时的天安门，中间挂着毛主席的像，两边有朱德、刘少奇、周恩来、聂荣臻等八个画像，图中没有拍全。

上图为现在的天安门，它附带的一些建筑也有很深的意义。比如华表，上面蹲的兽叫做“犼”。

上图为城门楼北，面向紫禁城的华表。

 

华表相传在尧帝时期称为“诽谤木”。尧初设立诽谤木，是为了让人们把意见写在上面或者敲击出声，让他出宫当面听取意见，以便改进政务。发展到后代，成为宫殿门前的装饰物。犼是传说当中食人的神兽，喜欢眺望。

天安门城楼前的华表上的两只面南而坐的石犼，叫做“望君归”。据说它们专门注视皇帝的外巡，如果皇帝久游不归，它们就呼唤皇帝速回，料理政事。城楼后的两只石犼，则面北而坐，叫做“望君出”，与城楼前的石犼分工不同，是监视皇帝在宫中的行为的，如果皇帝深居宫闱，不理朝政，它们便会催请皇帝出宫，明察下情。

（3）地

如地坛、地安门等，“地”在《说文解字》上的解释为：“上元气初分，轻清阳为天，重浊阴为地，万物所陈列也”，意思为：万物生长的地方。

上图为地安门，拍摄时间是1949年后。

如上图所示，天安门和地安门的门洞形状蕴含着中国古代“天圆地方”的传统天文观念。比如，《周髀算经》中讲到：“天似盖笠，地法覆盘。”《晋书·天文志》中讲：“天圆如张盖，地方如棋局。”北朝民歌《敕勒歌》：“天似穹庐，笼盖四野。”这就是地名和建筑中所蕴含的文化。

（4）乾、坤

这是一对概念。《周易》中讲到，“乾，健也，坤，顺也。”“乾”表示刚健，“坤”表示柔顺。“乾天也故称乎父，坤地也故称乎母”，乾、坤也可以表示男女。比如故宫中乾清宫的后面是坤宁宫，中间是交泰殿，意思为乾和坤两者相互融合就是天下天平的意思。

2.皇气

北京的皇气也就是它的帝都之风，只有帝都才有这样风格的地名。

（1）黄城根（皇城根）

黄城根的“黄”，原来用的是皇帝的“皇”，后来改为黄色的“黄”。

如上图所示，明朝的时候地安门叫做“北安门”。西边是皇墙北大街，再往西还有皇墙西大街；相对的，东边不叫“皇墙东大街”，而是叫“火道半边街”，“火道”就是防火的通道。

 

如上图所示，到了宣统年间，北边在地安门的两侧分成了西皇城根和东皇城根。西安门的两侧分成了北皇城根和南皇城根。也就是说，北皇城根和南皇城根没在紫禁城的北边或者是南边。

如上图所示，民国时期的名称比较笼统，一圈都称为“黄城根”。此时将“皇”改为了“黄”，为什么?辛亥革命的目的就是推翻帝制，可是地名最大的特点就是读音是最顽固、最不容易改掉，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用记录地名的字去迁就口语中所读的音，因此就变成了“黄城根”。

1965年以后，此处地名就改成了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名字：以地安门为中心，分为地安门西大街，地安门东大街。西边是西黄城根北街和西黄城根南街；东边是东黄城根北街和东黄城根南街。此时，它所记录的名字和地理方位才一一对应。

“黄城根”名字变迁的过程反衬出相应时代政治文化的变迁。

（2）十三陵

如上图所示，德陵村、永陵村、景陵村、献陵等都是随着十三陵的形成，由守灵人、守陵军队和陵户逐渐聚集成了小的聚落。这些聚落具有相同的形成的背景，因此都叫什么陵村。这样的情况，我们称为地名群。

 

（3）皇后

《元史·本纪·卷四十六·顺帝九》记载，至正二十四年(1364)四月,“壬寅，秃坚帖木儿兵入居庸关。癸卯，知枢密院事也速、詹事不兰奚迎战于皇后店。”不兰奚和秃坚帖木儿的兵在皇后店这个地方发生过一场战争。皇后店正好处在由元大都经居庸关进入上都的道上（元朝皇室夏季要去上都避暑，天气冷了之后再回大都）。

（4）太子

北京有很多地名有“太子”二字，比如太子务、太子墓、太子府。

（5）王

如王府井、什么王坟等。有的时候称为“坟”人们的心里会不太舒服，所以经过上一次地名普查后，许多“坟”都改成了“村”或“屯”。比如“六王坟”改成“六王村”，“王爷坟”改成“王爷屯”，减少了人们心里不舒服的感觉。这种地名只有在帝王所在的城市或郊区才会产生。

（6）公主

最有名的是羊坊店的公主坟，这个地方葬着嘉庆皇帝的两个女儿。另外，香山也有公主坟，相传葬着辽圣宗的第十个公主——海棠公主。永丰乡的公主坟相传葬着乾隆皇帝的固伦和孝公主，也就是和绅的儿子丰绅殷德的妻子。朝阳区也有公主坟。

（7）驸马

如石驸马街（现改为新文化街）。另外，据张爵《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记载，还有王驸马胡同、林驸马胡同等。这些地名是因为这些驸马的府邸在此处。

3.官气

“官气”一词很容易让人想到衙署林立。只有首都才会有如此之多的机构，有一些机构的名字就逐渐变成了街巷胡同或是区片的地名。

比如清朝末年朱一新所著的《京师坊巷志稿》中记载，皇城内有南北库司胡同、光禄寺东西夹道、钟鼓司胡同、司礼监、织染局胡同、酒醋局胡同、惜薪司、内官监胡同等；从官府派生的名字有户部街、旧衙门、兵部洼、太仆寺街、南兵马司胡同、大兴县署胡同、巡捕厅胡同、分司厅胡同等；以官员居住地为名的就更多了，如李阁老胡同、石大人胡同、无量大人胡同、遂安伯胡同、广宁伯、武定侯等；还有清朝末年时把勾栏胡同改名“民政部街”，噶噶胡同改为“禁卫街”；民国年间将石大人胡同改成“外交部街”，民政部街又改成“内务部街”,禁卫街改成“航空署街”等等。

4.民气

前文中提到，北京在明朝人眼里面是无所不包的城市，除了官方代表的官气、皇气之外，广大的民众所接触到的都是我们约定俗成的一些名字。这些名字通俗易懂，生活气息浓厚，个别地名语词显得有一些庸俗，有的是写实，但是大多数是形容和比喻。如张爵的《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和朱一新的《京师坊巷志稿》记载的明清地名，很多沿用至今，成为当代地名的基础，只不过我们现在在用字方面稍加了改变。这些名字可以分成如下几类：

涉及耳鼻眼嘴：大耳胡同、象鼻子坑、头发胡同。

涉及锅碗瓢盆：如姚铸锅胡同，说明什么呢？曾经有一个姓姚的铸锅铁匠住在这里，后来改成了“尧治国胡同”。再后来把“尧”字去掉了，改为“治国胡同”，变得文雅了，但把最初命名时的历史信息损失了。

涉及米面鱼肉：米粮库、粮食店、鲜鱼口、驴肉胡同、熟肉胡同等。

涉及蔬菜水果：豆芽菜胡同、茄子胡同等。

涉及油盐酱醋：酒醋局胡同，这是因为官方的酒醋局在此处。还有醋张胡同、酱房胡同、烧酒胡同，烧酒胡同后来改成了“韶九胡同”。

涉及鞋帽裤褂：纱帽胡同、方巾巷、荷包巷、蓑衣胡同等。

涉及针线刀剪：针匠胡同、麻线胡同、赵锥子胡同等。

涉及鸡鸭鸽雀：斗鸡坑、鸡爪胡同等，鸡爪胡同后来改成了“吉兆胡同”为的是适应人们的心理以及审美需求。

涉及牛羊驴马：骡马市大街、羊圈胡同等，还有后改为“高义伯胡同”的狗尾巴胡同。

涉及昆虫：如蚂螂胡同，蚂螂就是蜻蜓。

涉及日用杂物：褡裢胡同、秤钩胡同、烟袋斜街等。

涉及生活在城市的各色人：崔姥姥胡同、汪纸马胡同、随(隋)磨房胡同、罗道士胡同、杨狗头胡同等。“纸马”就是糊纸糊的，办丧事时烧的纸人纸马，“汪纸马胡同”就是源于一位姓汪的在此处开店。这些地名都是最贴近老百姓生活的。

 

5.文气

文气主要是由于文人聚集和文化礼制的需要而产生的。

（1）城门

最容易想到的就是崇文门和宣武门。崇文门在元朝的时候叫做“文明门”，明朝正统年间，也就是明朝建立了七十多年后才改为“崇文门”，意思为崇尚文治。与之对应的是宣武门，元代叫做“顺承门”，与崇文门同时在正统初年改为“宣武门”，意思为宣扬武功，也就是说所谓的“文武之道，一张一驰”。

文气最突出的是元大都的城门。元大都的正南门叫做“丽正门”，也就是今天天安门金水桥前面的大门，前门的正北二里所对应的地方。这个名字取自《周易•离》：“日月丽乎天，百谷草木丽乎土，重明以丽乎正，乃化成天下。”以“丽正”命名正南门，正如《周易·说卦》所称：“离也者明也，万物皆相见，南方之卦也。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盖取诸此也。”

丽正门东侧的文明门，语出《周易•乾》中的“见龙在田，天下文明”；文明门俗称“哈达门”，或以近音写作“哈德门”“海岱门”。《析津志》称：“文明门即哈达门。哈达大王府在门内，因名之。”在明代把“文明门”改为“崇文门”后，“哈达门”这个俗称依然流行于口语中。

丽正门西侧的顺承门，源自《周易•坤》中的“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

上图为1901年的正阳门（满汉文并列），庚子年焚毁后，为迎接慈禧太后与光绪帝从西安返京，由裱糊匠搭建的彩楼。

在北城墙上，西北方的健德门语出《周易•乾》：“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君子以成德为行”。《周易•说卦》：“乾，西北之卦也，言阴阳相薄也。”《周易•系辞下》亦云：“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险。”

与健德门对称的安贞门，故址应位于北土城东路元大都城垣遗址公园西侧。安贞门的命名不是根据《周易》中所对应东北的卦来命名的，反而对应着西南的坤卦，《周易•坤》说：“东北丧朋，乃终有庆。安贞之吉，应地无疆。”意思是本来从东北这个地方出去要失去朋友（丧不是死亡而是要失去的意思），原本是不吉利的，但是“乃终有庆”，最终会得到一个好的结果。所以这个地方终究还是好的，因此用“安贞”来命名。

和义门、齐化门等还可从《周易》中找到某些直接的命名依据，其余几个则显得有些勉强。也就是说，这些城门的命名者刘秉忠的思想来源是相当庞杂的，他是一个无书不读的人，所以当他命名的时候，未必严格按照单一的经典来从事。

2.坊

坊相当于现在的社区一样。把城市利用纵横的街道分成几部分，就是所谓的坊。

（1）命名者

元大都的基层社会管理单元，是被方格网状的街巷胡同划出的数十个坊。今人对于元代坊制及其命名依据的认识，基本来源于《日下旧闻考》卷三十八征引的元代文献，但其中至少存在着两个重要问题。迄今已得到逐步澄清。

《日下旧闻考》先引《元一统志》：“至元二十五年（1288），省部照依大都总管府讲究，分定街道坊门，翰林院拟定名号。”接着又引《析津志》：“坊名：元五十，以大衍之数成之，名皆切近。乃翰林院侍书学士虞集伯生所立。外有数坊，为大都路教授时所立。”

考察虞集的生平，至元二十五年时他只有十七岁，“大德初，始至京师。以大臣荐，授大都路儒学教授”（《元史》卷一百八十一《虞集传》），显然不可能参与定立大都坊名之事，《析津志》所记必定有误。但从“外有数坊，为大都路教授时所立”一语看来，虞集应是大德以后某些新增或更名之坊的命名者。

（2）数量

人们通常根据《析津志》所称“坊名：元五十，以大衍之数成之”，认定元大都在至元年间有五十个坊。其理论依据来自《周易•系辞上》“大衍之数五十”之语。

坊名及其语源则采自《日下旧闻考》征引的《元一统志》对数十坊的逐一释义。这些坊名或出于《尚书》《周易》《诗经》《论语》《孟子》《左传》等古代典籍，或取自元代之前的著名掌故，还有的采用了表示某种意愿的嘉言美辞。   

 

不过，仔细查对《日下旧闻考》转引的《元一统志》坊名释文时发现，被说明语源的只有四十九坊而不是《析津志》所说的五十坊这个“大衍之数”。如下图所示：

是不是清朝的《日下旧闻考》在抄录《元一统志》的时候漏了一个？我认为是不可能的。因为《日下旧闻考》是官修的，以前我们称为“钦定日下旧闻考”，是经过皇帝过目的，不可能漏一个。有人认为，“居仁坊”实际上有东西两个，恰好符合五十之数。然而，此说是对《元一统志》释文的误读，不能成立。这段原文为：“由义坊，西方属义故；居仁坊，地在东市，东属仁。取《孟子》居仁由义之言，分为东西坊名。”两个坊的命名出自《孟子•尽心上》：“居仁由义，大人之事备矣。”在我国传统文化中，把仁、义、礼、智、信五种道德观念与东、西、南、北、中五个方位相配，东方对应着“仁”，西方对应着“义”。处于大都东侧与西侧、位置上相互对称的两个坊，从《孟子》“居仁由义”之语中各取其半，据此分称“居仁坊”和“由义坊”。如果把释文标点为“由义坊，西方属义故。居仁坊，地在东市，东属仁，取《孟子》居仁由义之言，分为东西坊名”，不仅前面“由义坊”的语源没有着落，而且有违原文把两个同源坊名一并解释的逻辑。

事实证明，元大都最初应当只有“四十九坊”，而《析津志》所谓“坊名：元五十，以大衍之数成之”，则是未能完整地体会《周易•系辞上》文句造成的失误。因为，在《周易•系辞上》中，“大衍之数五十”后面，紧接着还有一句“其用四十有九”。

汉代经学家王弼提出：“演天地之数，所赖者五十也，其用四十有九，则其一不用也。”（《十三经注疏》80页）这就是说，演算天地万物、占卜吉凶，只需要五十根蓍草（即所谓“策”）就够了，而在推衍时真正用到的只是其中的四十九根。

由此可以得到的基本结论：在悠久的儒家文化传统影响下，元代依据《周易》设置大都各坊时，势必本着严格遵循圣贤经典的精神，以“大衍之数五十”的原则做出宏观规划，再依“其用四十有九”之言确定其具体数量，这就形成了载于《元一统志》的大都“四十九坊”而不是与“大衍之数”相等的“五十坊”。换言之，《元一统志》记载的四十九坊并无遗漏，大都城内并不存在所谓“五十坊”；《析津志》所说的“以大衍之数成之”，道出了各坊布局的理论依据，但对坊的准确数目却疏于核对，只是顺着《周易》“大衍之数五十”的习惯性思维，断定元大都在忽必烈时代设置了五十个坊，后来者则沿用“五十坊”之说，或偶有对《元一统志》行文不周的怀疑。自元末熊梦祥开始，历经明清以迄当今，六百多年间对大都坊数究竟是多少的问题一误再误，根源就在于论者对《周易•系辞上》文句理解的疏阔：只盯住了“大衍之数五十”，却忽略了紧随其后的“其用四十有九”。

 

6.武气

《尚书》中提到：“都，帝德广运，乃圣乃神，乃武乃文。皇天眷命，奄有四海，为天下君。”意思为国君住的地方，有文士者必有武备，两个东西都不能少。

（1）宣武门

上图为1932年的宣武门。

（2）兵马司

“兵马司”这个名字给人感觉好像是正规军，但其实这个机构是负责城市治安和城市建设的。《明史·百官志》中记载，明北京城“五城兵马司”，永乐二年(1404)，掌京城“巡捕盗贼，疏理街道、沟渠及囚犯、火禁之事。凡京城内外，各画境而分领之。境内有游民、奸民则逮治。若车驾亲郊，则率夫里供事”。永乐七年（1409年）又设为东城、西城、南城、北城、中城五兵马指挥司。每个兵马司均为独立机构。五城正副兵马既各司一城，一城之中，又各司一坊。由兵马司留至今日成为地名的地方有很多：

东城兵马司：今东四四条。

西城兵马司：今西四南大街西、政协礼堂以东，兵马司胡同。

南城兵马司：今宣外骡马市大街南，前兵马街（南）、中兵马街、后兵马街（北）。

北城兵马司：今交道口南大街路西，北兵马司胡同。

中城兵马司：清代称兵马司胡同，今美术馆后街路东、大佛寺东街（东西向一段）。

（3）旗

看到“旗”，大家首先想到的就是清朝的八旗，但是有一些地名其实是与清朝的八旗没有关系的，比如说海淀区的西二旗、西三旗，昌平区的东二旗、东三旗。这些是什么？明朝时即有“二旗营”，“二旗”“三旗”是明代牧马军的“小旗”驻地，每旗大约五十人。黄土店附近是明代一处重要牧马草场。与清八旗军驻地无关。

（4）卫

如：东城明代金吾左卫所在地——卫胡同，即今“魏家胡同”；济阳卫仓，现名为“白米仓胡同”。西城明代武功左卫，现名为“武功胡同”。济州卫胡同，现名为“机织卫胡同”。永清左卫胡同，现名为北魏胡同。

7.雅气

什么叫做雅气？就是蕴藉华美，体现着一种浓浓的文气和雅致的感觉。最典型的就是城门、宫殿、坊、园林，与大气、皇气、文气不可分。还有像三山五园：畅春园、圆明园、清漪园、静明园、静宜园，以及一些私家园林：蔚秀园、承泽园、淑春园，名字都相当雅气。

再比如圆明园。始建于康熙四十八年（1709）的圆明园，原是赐予雍亲王胤禛，即后来的雍正皇帝的庄园。雍正帝所著的《圆明园记》写道：“至若嘉名之锡以圆明，意旨深远，殊未易窥。尝稽古籍之言，体认圆明之德。夫圆而入神，君子之时中也。明而普照，达人之睿智也。若举斯义以铭户牖，以勗身心，虔体天意，永怀圣诲，含煦品汇，长养元和；不求自安而期万方之宁谧，不图自逸而冀百族之恬熙；庶几世跻春台，人游乐园；廓鸿基于孔固，绥福履于方来；以上达皇考垂祐之深恩，而朕之心至是或可以少慰也夫。”什么意思呢？雍正认为：“圆明”二字寓意深刻，通过考求古籍知其出自《中庸》所谓“圆而入神，君子之时中也；明而普照，达人之睿智也”。意思是致力于品德圆满完美而臻于精妙之境，是君子合乎时宜的立身准则；创造卓著业绩以惠及天下生民，是出类拔萃之人的明智选择。从这样的政治理想出发，《圆明园记》表达了遵循“圆明”之旨，养气修身，以求天下安宁、社会繁荣、江山稳固的意愿。

 

熟悉儒家经典的雍正也有很深的佛学素养，雍正十一年（1733年）其编选的《和硕雍亲王圆明居士语录》及四月八日所撰《御制自序》，表明他在做藩王时已称“圆明居士”，有佛家语“圆明一切智”之意。

由此看来，康熙帝为改建的新园赐名时，从园林旧主的佛号中派生出“圆明园”显得更加顺理成章，只是雍正帝后来又依据《中庸》做了符合儒家精神的解释而已。

8.古气

（1）燕山

我们现在一提到燕山就知道是北京北边这条东西横亘着的山脉，其实最初不是这样。《山海经·北次三经》中记载：“北百二十里曰燕山，多婴石，燕水出焉，东流注于河”。西周初封召公奭之子于燕，徐才《宗国都城记》：“周武王封召公奭于燕，地在燕山之野，故国取名焉。”也就是说，由于燕国在燕山脚下的原野上，所以这个国家才取名叫做“燕国”。由此可以想到，封燕的时候，此处的北边是蓟国。燕国的命名没有道理向北跨过蓟国，以蓟国北边的燕山来命名。

据当代考古学证明，燕国始封地在现房山区琉璃河镇董家林一带，现大房山一带古时曾称“燕山”。为什么燕山后来到了北边呢？是因为后来强盛的燕灭掉了北边弱小的蓟，而后燕国的都城就搬到了原来蓟城所在的地方。因此“燕山”这个名字也跟着一起过来了。

（2）泃水

《竹书纪年》记载，周显王十四年(公元前355年)，“齐师及燕战于泃水，齐师遁”。意思为，齐国和燕国在泃水这个地方打了一仗，齐国打败了。泃水即今平谷的泃河，流经平谷盆地最大的一条河。由此可见，从公元前355年到今天，它的名字一直没有变。

（3）良乡

良乡是汉朝时的一个县，《汉书·地理志》记载：涿郡领二十九县，良乡县为其一 。自西汉之后，一直到1958年，良乡县都是北京地区的名县。1958年3月，良乡县由河北省划归北京市，与同时划归北京市的房山县合并为周口店区，区人民政府驻房山城。1960年撤销周口店区，恢复房山县。1986年改名房山区。良乡镇之名沿用至今。在北京市作为乡镇一级政区地名，“良乡”历史最悠久。

给大家介绍一幅相关的对联，是清朝时顺天府的州县官员所作，他将属下的县都编进了对联，并且其中还体现着一种政治的寄托，即：“密云不雨旱三河，虽玉田也难丰润；怀柔有道皆遵化，知顺义便是良乡”。

（4）居庸关（居庸塞）

提起居庸关的命名，大多要引用元朝王恽的《中堂事纪》，其中写道：中统二年三月七日（1261年3月7日）卯刻“出居庸关，世传始皇北筑时居庸徒于此，故名”。意思是相传秦始皇在北方修长城时，把那些庸徒（修长城的人）放在这个地方，所以叫做“居庸”。我认为这种说法是有问题的。而现在有文章写道：相传秦始皇筑长城时把居庸徒（被征发的民夫、犯人等）迁徙到此，取“徙居庸徒”之意得名。这个就更不对了，在没有居庸关的时候，怎么知道这些人叫做居庸徒呢？本末倒置了。因为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前吕不韦召集门客编写的《吕氏春秋》中记载：“何谓九塞？大汾、冥阨、荊阮、方城、殽、井陉、令疵、句注、居庸。”也就是说在那个时代，居庸关或者居庸塞已经成了天下著名的九塞之一了，这与秦始皇修长城并无关系。

那居庸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看《周礼·夏官·司勋》中的记载：“司勋，掌六乡赏地之法，以等其功（赏地，赏田也。在远郊之内，属六乡焉。等犹差也，以功大小为差）。王功曰勋（辅成王业，若周公），国功曰功（保全国家，若伊尹），民功曰庸（法施于民，若后稷），事功曰劳（以劳定国，若禹），治功曰力（制法成治，若咎繇），战功曰多（克敌出奇，若韩信、陈平）。”（括号内是东汉郑玄注文）从《周礼》中可以看出，司勋这个职务是掌六乡赏地之法。“以等其功”意思为他的职责是根据这些人力的功劳大小，来决定赏给他的封地是多少。其中功又分几种：王功曰勋，像周公辅成王这样的是王功；国功曰功，像商朝的宰相伊尹保全国家这样的是国功；民功曰庸，就是对百姓有功劳的功是庸功，比如教大众种庄稼的后稷，法施于民。事功曰劳，治功曰力，战功曰多等。由此可以看出，对老百姓的功勋叫做“庸功”。

再找一个证据，《国语·晋语》中记载，晋卿韩厥年老力衰，提出让他的长子无忌继任。无忌向国君推辞说：“臣闻之曰：无功庸者，不敢居高位。”意思为，晋国的国卿韩厥年老力衰了，提出让他的长子无忌继任。无忌向国君推辞说，我听说，无功庸者，不敢居高位。就是我没有建立对百姓有用的功劳，不敢官至这么高的位置上。由此我们可以得出“居庸”的意思是处在能够建立庸功的位置上，换句话说，就是在这个位置上的人肩负着建立庸功的职责。这样说来才跟居庸关这个关口所在的重要的位置相匹配，而绝对不是说把庸人放在此处的意思。

 

四、北京地名的历史文化价值

（一）地名是语言发展的产物

地名是语言发展的产物，它可以记录一个时代的语言现象，记录历史时期语言演变过程和一些独有的发音。地名在一定程度上相当于琥珀，它把语言文化凝固其中，我们可以通过剖析它了解过去的语言发展状况，是研究历史语言学和区域方言良好的材料。

1.大栅栏（dàshílànr）

大栅栏已有500多年的历史，曾经就是一个繁华的商业区。兴起于元代，建立于明朝，从清代开始繁盛至今。1900年义和团曾一把火将整条街付之一炬，重建后依旧繁华。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专家徐萍芳介绍，此次复原以民国初期风貌为基础。大栅栏的由来，要追溯到明代孝宗弘治元年。当时，北京有“宵禁”，为了防止盗贼隐藏在大街小巷之内，由朝廷批准，在北京很多街巷道口，建立了木栅栏。为什么读音由dàzhàlán变为dàshílànr了呢？我认为，如果说是古语的依据不够，这应该是方言。如果这个名字读得急一点，最后的栅栏变成轻音，就会变成Dàshílànr。那么，大栅栏的“大”从何而来？到底是商家防贼所需栅栏的“高大”，还是地理条件要求的“宽大”？我认为应该是后者，为什么呢？如下图所示：

此图为乾隆京城全图（前门外局部），如图所示我认为应该是地理条件要求它修得比较宽大，要不然门关不上。

2.从“家”到“各”的音变

前文提到，语音就是在地名当中相对凝固的内容，但是文字在变化。当凝固的语音到了新的时代后，原来记录它的字可能读音已经变化了，这个时候我们要去迁就语音，选一个和这个语音接近、笔划又不是很多的一个字，来代替原来的字。根据专门做语言研究的专家所得出的结论，从东晋到宋金时期再到近现代，“家”字的读音大致经历了“ga—gia—jia”的演变过程，在“张家庄”“杨家庄”这类村名中保留了古音，它的声母是“g”而不是“j”，再加上往往要读成轻声，与现代普通话中的“jiā”相差较远，而与“各”字的读音却很接近。这样，人们在使用地名时，口语中保持着“家”字相对稳定的古音，又找了一个语音与其接近且容易书写的“各”字作为地名的书写形式，从而使部分“家”字被“各”或“哥”字替换。

其实，现在我国南方的方言中，普遍还保留着“家”字的古音。锡剧流行于江苏南部和上海等地，现代戏《拔兰花》中，王凤霞对蔡发根唱道：“怨天怨地怨自家”，“中间有道天河隔”。“家”与“隔”，都读作“gā”或“g”a，其它戏曲、曲艺作品中也数见不鲜。

3.方言

比如取灯胡同、蚂蜋胡同、排子胡同、麻刀胡同、胰子巷、铺陈市。麻刀胡同中的“麻刀”既不是麻也不是刀，它是什么东西呢？是一种纤维材料，用人的头发和胶泥和在一起，用来膛炉子，防止其开裂的东西。

4.民族语

比如纱络胡同，元代叫做“沙剌市”，为蒙古语。

比如东直门北小街东侧的“案板章胡同”，清代称“昂邦章京胡同”。朱一新《京师坊巷志稿》中记载：“昂邦章京，国语子爵也”。昂邦是清代官名，满语“大臣”“大官”的意思。由此可以看出，这里住着一位有爵位的官员。如果从字面上看，完全是望文生义了。

 

（二）地名是地理环境的标志

有些地名记录了历史时期的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是我们认识古代地理特征的重要参考。也就是说，这些地名是根据当时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命名的，现在我们可以反过来通过地名回溯当时的情况。虽然不能进行定量的分析，但可以用来定性。

1.蓟

北京的前身是西周的蓟城，其实蓟国在周朝之前就有。据《礼记》记载：“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车，而封黄帝之后于蓟。”什么意思？周武王攻克殷地颠覆商朝,还没有下车就分封黄帝的后人于蓟。可见蓟国在西周之前就存在。此外，《水经注》卷十四：“昔周武王封尧后于蓟，今城内西北隅有蓟丘，因丘以名邑也”。

那么，何为蓟？沈括在《梦溪笔谈》写道：“予使虏至古契丹界，大蓟茇如车盖，中国无此大者。其地名蓟，恐其因此也。”沈括对蓟城的得名，试图从地方植物的特征上寻求解答。根据他旅途所见，当初蓟城所在之地，“大蓟茇如车盖”，“大蓟”是一种植物，“茇”就是草，“车盖”当是指车篷之类，意思是说这里的大蓟草犹如车篷，内地没有这样大的，因此他怀疑蓟城的“蓟”字，恐怕就是因为当地具有如此特征的大蓟草而得名。

如上图所示，这种植物就是大蓟。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出：首先这个地方生长着名为大蓟的植物，生长大蓟的土丘就开始叫“蓟丘”，于是从蓟丘派生命名的聚落叫做“蓟”，从聚落发展起来的城邑就叫做“蓟城”，既然有了蓟丘、有了蓟城，得名的封国自然就是“蓟国”。那么反过来推，从蓟国一直到蓟丘，我们可以得知当年这个地方有一个不太高的小土包，上面长着大蓟。

2.八旗

八旗是西山的健锐营所留下来驻兵的地方，后来形成了村落。当初为什么把他们派到这里？是为了让他们远离城市的喧嚣浮华，保持满洲人长于涉猎的雄风。后来这些清朝军营的时代过去后，这个地方聚起来的小的村子就以军营的名字来命名，又形成了一个地名群。

3.坟

北京过去城和乡的区别非常大，出了城门之后除了个别的关厢地区外，非常荒凉，城里的人去世之后都在郊外安葬。于是以一些给大家族守坟的坟户为基础，慢慢聚成的村落，就以“坟”来命名此处了。

 

（三）地名是社会生活的写照

地名反映了历史时期的社会生活，从多个侧面展示了北京城乡的发展过程和社会风貌，以及社会精神形态、审美趋向的变化。审美趋向的变化就是说人们对于某些地名的字眼用词开始在意了，所以要在迁就语音的情况下，找一个别的字来替换。

1.四牌楼

上图为《唐土名胜图会》中的四牌楼。早年北京有东四牌楼、西四牌楼、东单牌楼和西单牌楼，后来就变成了当地的地名。成为地名，“牌楼”二字就省略了，变成了东四、西四、东单和西单。在东四、西四、东单、西单的基础上，又派生出各种道路的名字、周边建筑的名字，表现了我们社会生活的一个侧面。

2.南苑村落

上图为北京南苑的村落，我们可以发现这里的用词都非常文雅，如吉庆庄、有余庄、万聚庄、大有庄、玉善庄、德茂庄等，这一片村落这是过去的皇家园林，在清朝末年宣统年间和民国时期，被迅速开垦成了农田。这个时候能够买得起地的大多是京城的官员，他们雇佣山东和直隶的农民替他们种地，因此在短时间内形成了大大小小的村落。这个是怎么命名的呢？有的是取他的买卖铺户的名字，还有的为了表现一种美好的愿望，所以用了比较美好的词汇。这样一来，这个地方也形成了以语词文雅为基本特点的地名区。

3.山西移民村落

如上图所示，此处是山西移民所建立的村落，在大兴区采育镇。采育镇在凤河两岸，沁水营、长子营、河津营、潞城营、北蒲州营、解州营、霍州营、孝义营等地，都是以山西的州县的名字来命名的。看到这些名字我们自然就会想到，这里应该是明朝永乐年间当北京成为首都后，山西的移民到这个地方建立的村子，他们以自己家乡的名字作为村子的专名，体现了这些背井离乡的人对家乡的怀念。

 

4.谐音雅化更名

如狗尾巴胡同改成“高义伯胡同”。还有北驴市口、南驴市口，驴市口在古城东关桥东侧，南面是米市街，北面是大礼拜寺街，再往东就是东关大街。说是“驴市”，却并不像众人所通常认为的那样是买卖毛驴的场所，而是出租毛驴的场所。据了解，当年这些被租的毛驴每个都有“专线”，就如现在的客车营运市场，比如专跑茌平的（茌平在去济南的路上），专跑莘县的（在去河北大名府的路上），并不混用。随着人们的审美提高，越来越感觉到“驴市口”的叫法不太文雅，于是就改成了“南礼士路”和“北礼士路”。

5政治风云变幻

有些地名记录着政治风云的变换，如中华门（大清门）。

上图为清朝的中华门（大清门），匾额的右边是满文左边是汉文。

1912年10月9日，“大清门”的牌匾换成了“中华门”。

1917年7月1日到14日，发生了北京史上著名的张勋复辟；1917年7月1日，张勋拥戴溥仪登正式基后召致全国反对；1917年7月12日，段祺瑞组成讨逆军讨伐，“辫子兵”战败，张勋逃入东交民巷荷兰使馆。溥仪再次宣告退位，仅仅12天的复辟闹剧收场。这12天里对地名方面产生了什么影响呢？

上图为7月1日张勋复辟后北京街头悬挂的龙旗。

上图为张勋复辟后以大清门取代中华门。

许指严在《复辟半月记》写道：“大清门自共和后，其匾额久已撤换，改为中华门者。复辟中人物谓国体既变，名称不可不符。于是急急派工人多名，将门匾再换大清。”

 

上图为讨逆军正在拆下大清门的匾额。许指严在《复辟半月记》又写道：“今午过其下者，见各工正支搭木架，将中华门匾立换大清门，金碧辉耀。亦短期帝制之一纪念品也。”

（四）地名是历史变迁的记录

1.高立庄

高立庄是《丰台区地名志》的误写。《丰台区地名志》中写道：“高立庄原名太平庄，地址在今村落东侧。后因瘟疫流行和自然灾害，群众迷信于阴阳宅风水的观点，逐渐搬到村西高地，易名高立庄。”意思是高立庄因为瘟疫流行，所以搬到村子地势比较高的地方，因此叫做“高立庄”。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我们首先想到的是朝鲜半岛历史政权的那个高丽。所以当时我认为这个地名，很可能是跟高丽人有关系。经过查阅资料我发现，明朝张爵的《京师五城坊巷衚衕集》已经提到过高丽庄，而且用的是“高丽”二字。苏天爵所著的《元故亚中大夫河南府路总管韩公神道碑铭并序》中也有记载：韩永，字贞甫，居住在大都的高丽人，曾任宫廷侍卫与河南府路总管等职，“复号至元之二年（在元世祖忽必烈之后，再次采用“至元”年号，1336年）三月壬申，……韩公以疾终于洛阳官舍，享年五十有二。是岁五月戊申，载其丧归。七月己酉，葬宛平县高丽庄之原”。是讲韩永，字贞甫，是居住在大都的高丽人，曾任宫廷侍卫与河南府路总管等职。他在52岁在洛阳去世，同年7月葬在了宛平县高立庄处。这就证明，在这之前已经有一大批来自高丽的人在宛平县（高立庄）这个地方集聚。像以某个地方来的人名字来命名的一样，高丽庄至少在元朝的初年就存在了。

2.什刹海

什刹海是从寺院名称到水域名称的无痕借用。此处原来叫做“西海子”“积水潭”“净业湖”，叫“净业湖”就是因为旁边有净业寺，后明朝德胜门内有寺院叫“什刹海”，因此借用过来。明崇祯八年刊刻，刘侗、于奕正的《帝京景物略》上有记载：“京师梵宇，莫十刹海若者。其供佛，不以金像广博、丹碧宇嶒嶒也，以课诵礼拜号称，以钟磬无远声，香灯无远烟光，必肃必忱，警人见闻，发人佛心。其供僧，不以精凿致恭、竹木致幽、童侍致容也，以单无偃僧，院无喧众，休恣不过伏腊，参静不过板，粥饭不过中。其洁除于龙华寺之前，方五十亩，室三十余间，比如号舍，木扉砖牖，佛殿亦分一僧舍，不更广也。其创作者，三藏师。师陕人也，幼事遍融大师，终身一衲，终身未尝寝，多立少坐，危坐即其休卧时。主十刹海二十年，终未饭长住一颗，日出乞食，归立钟板侧。其乞也，持珠，终未饭长住一颗，日出乞食，归立钟板侧。其乞也，持珠，佩一瓢，未饭仰之，既饭覆之。翁妪孺子见其瓢仰，曰：师未饭，争饭之。不入人家，饭门外去。今一瓢、一数珠，犹挂庵中也。绅衿敬问，师直突语，如村师训教村童，不少回避。一宦眷作礼问，师喝曰：女子，夫朝贵人，念佛家中也得，何得出见僧人！那畔无家法在，者畔无佛法在，将回檀施去。万历甲寅，师示寂，荼毗竟，一中贵言：苦行和尚，乃无舍利？忽爆一粒，著其掌上。神宗时，帑施日出，师定规，止晨粥午饭。典作白言：米麦幸多，方便为十方念佛子，作朝时饭。师曰：米多不饱，米少不散。后神宗升遐，帑施不出，方僧他寺散略尽，而此十方给仍前也。京师梵宇，莫十刹海若者。”意思是：京城的佛寺中，什刹海是与众不同的，那里供佛不以重彩描金、体积广大的佛像著称，也不以涂丹涂绿的高大殿宇闻名，而是以虔诚的诵经礼佛为人称道，钟磬之声虽不远播，供奉的香灯虽不耀目，然而却肃穆而忱挚，耳听目睹皆使人肃然起敬，启发向佛之心。其对僧人的供养不以精细的饭食表示恭敬，不以园舍的竹木装饰衬托环境的幽静，不以童僧的侍奉显示其排场，而是以在寺中挂单修行的僧人没有偃蹇无状者，无大声喧哗者为要，严守“坐夏”制度不恣意妄为。不会提前结束参禅打坐，过午不食。寺院在整洁方面要优于龙华寺。什刹海寺院占地50亩，有30余间僧舍，排列整齐如贡生考试的屋子，木门砖窗，即便佛殿也有僧人住宿，未刻意扩建。他的创始人是三藏法师，法师是陕西人，从小师承遍融大师，一辈子只穿一件僧衣，一辈子未尝卧睡，站多坐少，其端坐时也是其休卧时。主持什刹海20年，从未在寺院内用餐，总是早早起床外出化缘，回来立即开始打钟板礼佛。他化缘时总是手持佛珠，带着一个钵，未用餐时钵向上，一用完餐即刻钵向下，男女老幼见其钵向上无不相传“大师还没用餐”争相施舍。大师从不入户，皆在施主家门外用餐。如今他的钵和念珠还挂在寺院。即便是高官权贵恭敬请教，大师每每出语无忌，就像乡村老师训斥学生，没有丝毫遮掩。一官宦的家眷向法师献礼并求教，而法师呵斥她说：“你一个女人，丈夫是朝中命官，念佛在家中即可，怎可以出来见僧人，你那里是没有家法，我这里也没有佛法！把你的布施拿回去！”万历42年，大师圆寂，火化后，一个太监说：“这么苦行修炼的和尚，会没有舍利？”忽然从中发现一粒舍利，放在手掌上。明神宗时，国家拨给寺院的布施源源不断，大师定了规矩，早上喝粥，中午吃干饭。掌管厨房的和尚说：“所幸我们米面充足，就是早上吃干饭也没问题。”大师却说：“有粮时节俭些，无粮时才无后顾之忧。”后来神宗驾崩，国家不再拨发布施，许多寺院僧人散去，而什刹海寺院仍能如前一样维持。京城的佛寺中什刹海是与众不同的！

 

那么什刹海是怎么命名的呢？我不通佛教，但是我感觉有一些概念可以用来尝试理解。比如佛教里面有十力、十地、十使、十善、十恶、十诫、十谛的概念，而去修行佛法的人无非是三种途径：戒、定和慧。防非止恶曰戒，就是不做坏事叫做戒；息虑静缘曰定，内心的修炼叫做定；破恶证真曰慧，揭穿谎言叫做慧。修行不论戒、定、慧，有两种途径，一种是持之以恒慢慢地修行，还有一种是顿悟。我认为，什刹海的命名可能是出自这点，要教育在这修行的人秉持十善，戒除十恶等。

五、地名保护与文化传承

北京的历史地名拥有首都的地域性、社会性、民族性和历史性的特点。它的价值在于：第一，它可以作为探索和认识过去的历史、地理以及社会发展情况的指南，沟通古今的桥梁和纽带；第二，它是积聚民族文化、地域文化的载体与传播媒介；第三，它是汲取前人的经验，做好当代地名工作和地名研究的教材和样板。因此，我们应当把它作为历史的文化遗产加以保护。

北京的首都地位以及北京历史地名的独特性，要求决策者要充分认识地名的历史文化价值，通过卓有成效的工作，制止对已有地名的轻易改弃，在调查研究、价值确认、分级分等的基础上，把北京历史地名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起来，这将对未来的城市可持续发展与建设丰富多彩的地域文化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物质的北京已经是“往者不可谏”，地名作为标志区域历史文化的语言文字符号，还属于“来者犹可追”的范畴，是留下北京历史文化印记的重要途径。

责任编辑：马中豪

文章来源：http://www.71.cn/2020/0731/1095425.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