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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冬虎:北京地名的历史文化价值
2020年09月28日 14:30
孙冬虎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
一、地名是语言发展的产物
地名是语言发展的产物,它可以记录一个时代的语言现象,记录历史时期语言演变过程和一些独有的发音。地名在一定程度上相当于琥珀,它把语言文化凝固其中,我们可以通过剖析它了解过去的语言发展状况,是研究历史语言学和区域方言良好的材料。
(一)大栅栏(dàshílànr)
大栅栏已有500多年的历史,曾经就是一个繁华的商业区。兴起于元代,建立于明朝,从清代开始繁盛至今。1900年义和团曾一把火将整条街付之一炬,重建后依旧繁华。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专家徐萍芳介绍,此次复原以民国初期风貌为基础。大栅栏的由来,要追溯到明代孝宗弘治元年。当时,北京有“宵禁”,为了防止盗贼隐藏在大街小巷之内,由朝廷批准,在北京很多街巷道口,建立了木栅栏。为什么读音由dàzhàlán变为dàshílànr了呢?我认为,如果说是古语的依据不够,这应该是方言。如果这个名字读得急一点,最后的栅栏变成轻音,就会变成Dàshílànr。那么,大栅栏的“大”从何而来?到底是商家防贼所需栅栏的“高大”,还是地理条件要求的“宽大”?我认为应该是后者,为什么呢?如下图所示:
此图为乾隆京城全图(前门外局部),如图所示我认为应该是地理条件要求它修得比较宽大,要不然门关不上。
(二)从“家”到“各”的音变
前文提到,语音就是在地名当中相对凝固的内容,但是文字在变化。当凝固的语音到了新的时代后,原来记录它的字可能读音已经变化了,这个时候我们要去迁就语音,选一个和这个语音接近、笔划又不是很多的一个字,来代替原来的字。根据专门做语言研究的专家所得出的结论,从东晋到宋金时期再到近现代,“家”字的读音大致经历了“ga—gia—jia”的演变过程,在“张家庄”“杨家庄”这类村名中保留了古音,它的声母是“g”而不是“j”,再加上往往要读成轻声,与现代普通话中的“jiā”相差较远,而与“各”字的读音却很接近。这样,人们在使用地名时,口语中保持着“家”字相对稳定的古音,又找了一个语音与其接近且容易书写的“各”字作为地名的书写形式,从而使部分“家”字被“各”或“哥”字替换。
其实,现在我国南方的方言中,普遍还保留着“家”字的古音。锡剧流行于江苏南部和上海等地,现代戏《拔兰花》中,王凤霞对蔡发根唱道:“怨天怨地怨自家”,“中间有道天河隔”。“家”与“隔”,都读作“gā”或“ga”,其它戏曲、曲艺作品中也数见不鲜。
(三)方言
比如取灯胡同、蚂蜋胡同、排子胡同、麻刀胡同、胰子巷、铺陈市。麻刀胡同中的“麻刀”既不是麻也不是刀,它是什么东西呢?是一种纤维材料,用人的头发和胶泥和在一起,用来膛炉子,防止其开裂的东西。
(四)民族语
比如纱络胡同,元代叫做“沙剌市”,为蒙古语。
比如东直门北小街东侧的“案板章胡同”,清代称“昂邦章京胡同”。朱一新《京师坊巷志稿》中记载:“昂邦章京,国语子爵也”。昂邦是清代官名,满语“大臣”“大官”的意思。由此可以看出,这里住着一位有爵位的官员。如果从字面上看,完全是望文生义了。
二、地名是地理环境的标志
有些地名记录了历史时期的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是我们认识古代地理特征的重要参考。也就是说,这些地名是根据当时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命名的,现在我们可以反过来通过地名回溯当时的情况。虽然不能进行定量的分析,但可以用来定性。
(一)蓟
北京的前身是西周的蓟城,其实蓟国在周朝之前就有。据《礼记》记载:“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车,而封黄帝之后于蓟。”什么意思?周武王攻克殷地颠覆商朝,还没有下车就分封黄帝的后人于蓟。可见蓟国在西周之前就存在。此外,《水经注》卷十四:“昔周武王封尧后于蓟,今城内西北隅有蓟丘,因丘以名邑也”。
那么,何为蓟?沈括在《梦溪笔谈》写道:“予使虏至古契丹界,大蓟茇如车盖,中国无此大者。其地名蓟,恐其因此也。”沈括对蓟城的得名,试图从地方植物的特征上寻求解答。根据他旅途所见,当初蓟城所在之地,“大蓟茇如车盖”,“大蓟”是一种植物,“茇”就是草,“车盖”当是指车篷之类,意思是说这里的大蓟草犹如车篷,内地没有这样大的,因此他怀疑蓟城的“蓟”字,恐怕就是因为当地具有如此特征的大蓟草而得名。
如上图所示,这种植物就是大蓟。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出:首先这个地方生长着名为大蓟的植物,生长大蓟的土丘就开始叫“蓟丘”,于是从蓟丘派生命名的聚落叫做“蓟”,从聚落发展起来的城邑就叫做“蓟城”,既然有了蓟丘、有了蓟城,得名的封国自然就是“蓟国”。那么反过来推,从蓟国一直到蓟丘,我们可以得知当年这个地方有一个不太高的小土包,上面长着大蓟。
(二)八旗
八旗是西山的健锐营所留下来驻兵的地方,后来形成了村落。当初为什么把他们派到这里?是为了让他们远离城市的喧嚣浮华,保持满洲人长于涉猎的雄风。后来这些清朝军营的时代过去后,这个地方聚起来的小的村子就以军营的名字来命名,又形成了一个地名群。
(三)坟
北京过去城和乡的区别非常大,出了城门之后除了个别的关厢地区外,非常荒凉,城里的人去世之后都在郊外安葬。于是以一些给大家族守坟的坟户为基础,慢慢聚成的村落,就以“坟”来命名此处了。
三、地名是社会生活的写照
地名反映了历史时期的社会生活,从多个侧面展示了北京城乡的发展过程和社会风貌,以及社会精神形态、审美趋向的变化。审美趋向的变化就是说人们对于某些地名的字眼用词开始在意了,所以要在迁就语音的情况下,找一个别的字来替换。
(一)四牌楼
上图为《唐土名胜图会》中的四牌楼。早年北京有东四牌楼、西四牌楼、东单牌楼和西单牌楼,后来就变成了当地的地名。成为地名,“牌楼”二字就省略了,变成了东四、西四、东单和西单。在东四、西四、东单、西单的基础上,又派生出各种道路的名字、周边建筑的名字,表现了我们社会生活的一个侧面。
(二)南苑村落
上图为北京南苑的村落,我们可以发现这里的用词都非常文雅,如吉庆庄、有余庄、万聚庄、大有庄、玉善庄、德茂庄等,这一片村落这是过去的皇家园林,在清朝末年宣统年间和民国时期,被迅速开垦成了农田。这个时候能够买得起地的大多是京城的官员,他们雇佣山东和直隶的农民替他们种地,因此在短时间内形成了大大小小的村落。这个是怎么命名的呢?有的是取他的买卖铺户的名字,还有的为了表现一种美好的愿望,所以用了比较美好的词汇。这样一来,这个地方也形成了以语词文雅为基本特点的地名区。
(三)山西移民村落
如上图所示,此处是山西移民所建立的村落,在大兴区采育镇。采育镇在凤河两岸,沁水营、长子营、河津营、潞城营、北蒲州营、解州营、霍州营、孝义营等地,都是以山西的州县的名字来命名的。看到这些名字我们自然就会想到,这里应该是明朝永乐年间当北京成为首都后,山西的移民到这个地方建立的村子,他们以自己家乡的名字作为村子的专名,体现了这些背井离乡的人对家乡的怀念。
(四)谐音雅化更名
如狗尾巴胡同改成“高义伯胡同”。还有北驴市口、南驴市口,驴市口在古城东关桥东侧,南面是米市街,北面是大礼拜寺街,再往东就是东关大街。说是“驴市”,却并不像众人所通常认为的那样是买卖毛驴的场所,而是出租毛驴的场所。据了解,当年这些被租的毛驴每个都有“专线”,就如现在的客车营运市场,比如专跑茌平的(茌平在去济南的路上),专跑莘县的(在去河北大名府的路上),并不混用。随着人们的审美提高,越来越感觉到“驴市口”的叫法不太文雅,于是就改成了“南礼士路”和“北礼士路”。
(五)政治风云变幻
有些地名记录着政治风云的变换,如中华门(大清门)。
上图为清朝的中华门(大清门),匾额的右边是满文左边是汉文。
1912年10月9日,“大清门”的牌匾换成了“中华门”。
1917年7月1日到14日,发生了北京史上著名的张勋复辟;1917年7月1日,张勋拥戴溥仪正式登基后召致全国反对;1917年7月12日,段祺瑞组成讨逆军讨伐,“辫子兵”战败,张勋逃入东交民巷荷兰使馆。溥仪再次宣告退位,仅仅12天的复辟闹剧收场。这12天里对地名方面产生了什么影响呢?
上图为7月1日张勋复辟后北京街头悬挂的龙旗。
上图为张勋复辟后以大清门取代中华门。
许指严在《复辟半月记》写道:“大清门自共和后,其匾额久已撤换,改为中华门者。复辟中人物谓国体既变,名称不可不符。于是急急派工人多名,将门匾再换大清。”
上图为讨逆军正在拆下大清门的匾额。许指严在《复辟半月记》又写道:“今午过其下者,见各工正支搭木架,将中华门匾立换大清门,金碧辉耀。亦短期帝制之一纪念品也。”
四、地名是历史变迁的记录
(一)高立庄
高立庄是《丰台区地名志》的误写。《丰台区地名志》中写道:“高立庄原名太平庄,地址在今村落东侧。后因瘟疫流行和自然灾害,群众迷信于阴阳宅风水的观点,逐渐搬到村西高地,易名高立庄。”意思是高立庄因为瘟疫流行,所以搬到村子地势比较高的地方,因此叫做“高立庄”。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我们首先想到的是朝鲜半岛历史政权的那个高丽。所以当时我认为这个地名,很可能是跟高丽人有关系。经过查阅资料我发现,明朝张爵的《京师五城坊巷衚衕集》已经提到过高丽庄,而且用的是“高丽”二字。苏天爵所著的《元故亚中大夫河南府路总管韩公神道碑铭并序》中也有记载:韩永,字贞甫,居住在大都的高丽人,曾任宫廷侍卫与河南府路总管等职,“复号至元之二年(在元世祖忽必烈之后,再次采用“至元”年号,1336年)三月壬申,……韩公以疾终于洛阳官舍,享年五十有二。是岁五月戊申,载其丧归。七月己酉,葬宛平县高丽庄之原”。是讲韩永,字贞甫,是居住在大都的高丽人,曾任宫廷侍卫与河南府路总管等职。他在52岁在洛阳去世,同年7月葬在了宛平县高立庄处。这就证明,在这之前已经有一大批来自高丽的人在宛平县(高立庄)这个地方集聚。像以某个地方来的人名字来命名的一样,高丽庄至少在元朝的初年就存在了。
(二)什刹海
什刹海是从寺院名称到水域名称的无痕借用。此处原来叫做“西海子”“积水潭”“净业湖”,叫“净业湖”就是因为旁边有净业寺,后明朝德胜门内有寺院叫“什刹海”,因此借用过来。明崇祯八年刊刻,刘侗、于奕正的《帝京景物略》上有记载:“京师梵宇,莫十刹海若者。其供佛,不以金像广博、丹碧宇嶒嶒也,以课诵礼拜号称,以钟磬无远声,香灯无远烟光,必肃必忱,警人见闻,发人佛心。其供僧,不以精凿致恭、竹木致幽、童侍致容也,以单无偃僧,院无喧众,休恣不过伏腊,参静不过板,粥饭不过中。其洁除于龙华寺之前,方五十亩,室三十余间,比如号舍,木扉砖牖,佛殿亦分一僧舍,不更广也。其创作者,三藏师。师陕人也,幼事遍融大师,终身一衲,终身未尝寝,多立少坐,危坐即其休卧时。主十刹海二十年,终未饭长住一颗,日出乞食,归立钟板侧。其乞也,持珠,终未饭长住一颗,日出乞食,归立钟板侧。其乞也,持珠,佩一瓢,未饭仰之,既饭覆之。翁妪孺子见其瓢仰,曰:师未饭,争饭之。不入人家,饭门外去。今一瓢、一数珠,犹挂庵中也。绅衿敬问,师直突语,如村师训教村童,不少回避。一宦眷作礼问,师喝曰:女子,夫朝贵人,念佛家中也得,何得出见僧人!那畔无家法在,者畔无佛法在,将回檀施去。万历甲寅,师示寂,荼毗竟,一中贵言:苦行和尚,乃无舍利?忽爆一粒,著其掌上。神宗时,帑施日出,师定规,止晨粥午饭。典作白言:米麦幸多,方便为十方念佛子,作朝时饭。师曰:米多不饱,米少不散。后神宗升遐,帑施不出,方僧他寺散略尽,而此十方给仍前也。京师梵宇,莫十刹海若者。”意思是:京城的佛寺中,什刹海是与众不同的,那里供佛不以重彩描金、体积广大的佛像著称,也不以涂丹涂绿的高大殿宇闻名,而是以虔诚的诵经礼佛为人称道,钟磬之声虽不远播,供奉的香灯虽不耀目,然而却肃穆而忱挚,耳听目睹皆使人肃然起敬,启发向佛之心。其对僧人的供养不以精细的饭食表示恭敬,不以园舍的竹木装饰衬托环境的幽静,不以童僧的侍奉显示其排场,而是以在寺中挂单修行的僧人没有偃蹇无状者,无大声喧哗者为要,严守“坐夏”制度不恣意妄为。不会提前结束参禅打坐,过午不食。寺院在整洁方面要优于龙华寺。什刹海寺院占地50亩,有30余间僧舍,排列整齐如贡生考试的屋子,木门砖窗,即便佛殿也有僧人住宿,未刻意扩建。他的创始人是三藏法师,法师是陕西人,从小师承遍融大师,一辈子只穿一件僧衣,一辈子未尝卧睡,站多坐少,其端坐时也是其休卧时。主持什刹海20年,从未在寺院内用餐,总是早早起床外出化缘,回来立即开始打钟板礼佛。他化缘时总是手持佛珠,带着一个钵,未用餐时钵向上,一用完餐即刻钵向下,男女老幼见其钵向上无不相传“大师还没用餐”争相施舍。大师从不入户,皆在施主家门外用餐。如今他的钵和念珠还挂在寺院。即便是高官权贵恭敬请教,大师每每出语无忌,就像乡村老师训斥学生,没有丝毫遮掩。一官宦的家眷向法师献礼并求教,而法师呵斥她说:“你一个女人,丈夫是朝中命官,念佛在家中即可,怎可以出来见僧人,你那里是没有家法,我这里也没有佛法!把你的布施拿回去!”万历42年,大师圆寂,火化后,一个太监说:“这么苦行修炼的和尚,会没有舍利?”忽然从中发现一粒舍利,放在手掌上。明神宗时,国家拨给寺院的布施源源不断,大师定了规矩,早上喝粥,中午吃干饭。掌管厨房的和尚说:“所幸我们米面充足,就是早上吃干饭也没问题。”大师却说:“有粮时节俭些,无粮时才无后顾之忧。”后来神宗驾崩,国家不再拨发布施,许多寺院僧人散去,而什刹海寺院仍能如前一样维持。京城的佛寺中什刹海是与众不同的!
那么什刹海是怎么命名的呢?我不通佛教,但是我感觉有一些概念可以用来尝试理解。比如佛教里面有十力、十地、十使、十善、十恶、十诫、十谛的概念,而去修行佛法的人无非是三种途径:戒、定和慧。防非止恶曰戒,就是不做坏事叫做戒;息虑静缘曰定,内心的修炼叫做定;破恶证真曰慧,揭穿谎言叫做慧。修行不论戒、定、慧,有两种途径,一种是持之以恒慢慢地修行,还有一种是顿悟。我认为,什刹海的命名可能是出自这点,要教育在这修行的人秉持十善,戒除十恶等。
责任编辑:马中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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