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立华：中国哲学的基本精神

 

杨立华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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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哲学”的特点

谈及中国思想、中国文化，都没有争议。但是，中国思想到底怎么界定，能不能提“中国哲学”这四个字，中国到底有没有哲学，是一个关键问题，也是一个文明论的问题。如果回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回到文明论的视野里，将有助于理解今天还在争论“中国哲学合法性”到底意味着什么。

一百多年前有人质疑中国有没有哲学可以理解；一百年后的今天，还在争论这个问题，则有点莫名其妙了。中国哲学这个学科确立至今，也已经超过一百年。中国学术界有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总是有人诋毁哲学，尤其是中国哲学，认为“哲学”这个词汇是一个舶来品，但很显然，“哲学”二字只是一个翻译的词汇。那么，真正的问题在哪里？第一点，哲学有没有标准形态？第二点，哲学和文明的关系如何。一个如此悠久的文明，如果没有根本的看待世界、人生的目光，它又如何源远流长地走了这么多年？

我曾在上海陆家嘴图书馆参加了《中国哲学十五讲》的活动，在那场活动中我也提到，一直以来有所谓“中国没有论”，包括中国没有哲学、中国没有科学等，而最近一个更夸张的讲法是中国没有创新。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赵汀阳在《惠此中国》中对中国文明有一个非常精到的概括，第一条就讲中国文明是自发生以来从未中断过的文明。回到问题本身，如果中国没有宗教、没有哲学、没有科学，甚至没有创新，中国几千年历史如何延续至今？因此，这种讲法可以休矣，用两个字来概括就是“无聊”。

当你说中国没有哲学的时候，标准的哲学形态是什么？是亚里士多德？还是柏拉图？如果亚里士多德、柏拉图代表标准形态，那么奥古斯丁、笛卡尔是哲学家吗？德国古典哲学是西方哲学的巅峰，但这不意味着谢林、黑格尔等就是唯一的哲学形态。实际上，哲学没有标准形态，既然没有唯一的哲学，中国没有哲学的说法也就无从说起。那么，什么是哲学？我认为：关于世界、人生根本问题的理性的、成体系的思考，就是哲学。以这个标准衡量，中国所有的思想者，其实都是哲学家。这其中涉及三个要素：一是关于世界、人生的根本问题；二是理性地看问题；三是要成体系，如果不成体系，则应该叫“思想的片段”或“思想的洞见”。我当然认为中国有哲学，而且“中国哲学”这四个字也是我一直以来的坚持。

《中国哲学十五讲》最大的特点，就是我不怎么讲学派思想的传承，我的重点只在于深入每一个哲学家体系的内部，揭示这一体系的核心和最为关键、最具思想张力的那部分内容。在这里，我最想突出强调的就是中国哲学的说理方式，也就是以思辨的逻辑的论证的方式来说理。实际上，关于论证本身的理解就非常复杂。《仁学本体论》中非常明确地讲了论证本身。那么，我们为什么要论证？论证是让我们所说的道理更具说服力，是使道理获得说服力的形态。

论证有不同的传统和方式。其中，丁耘教授在《道体学引论》一书中讲到了诠释性论证，即：通过诠释历代哲学家的思考，通过诠释历代伟大的哲学经典，来获得自己论说的说服力。这一路线根本来说还是经学路线。我认为，诠释性论证在相当多的时代都具有足够的说服力，只要这个时代的权威系统是完整的。在权威系统完整的情况下，只要回溯到基本权威，所说的道理就获得了足够的说服力，这就是诠释性论证，或者说是整个经学论证的方式。

举个例子，在一个孔子的权威不受质疑的时代，需要辨析的只有两点：第一，这句话是不是孔子说的；第二，孔子说的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但当权威系统崩解之时，仅仅回溯到某种权威的系统就不再有这样的说服力，在这个时代、这样的情况下，人们就要回到所谓的“自然之理”、根本的原理上来，回到最基本的普遍理性所能支撑的逻辑和思辨的论证上来。我在《中国哲学十五讲》中呈现的主要脉络，呈现出的几个时代，也是中国哲学最具原创力的时代，因为这几个时代都是从人的普遍理性出发，用逻辑的和思辨的方式提供论证的时代。

需要注意的是，哲学从一开始就是从整体性来思考世界、人生的，也是人类在用基本的理性思考。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当人类开始用理性方式、以整体角度来思考和理解人生的时候，他所达到的洞见高度，就是人类的普遍理性所能达到的最高高度，这也是每个时代的哲学都不断回到这一高度的原因。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孔子所达到的洞见高度是那个高度，但是至少我们在《论语》中没有看到孔子对其思想的完整论证，为什么没有？原因很简单，因为孔子不需要证明自己。我们在读《论语》时会发现，孔子说出一个道理，没有人会质疑他。虽然孔子一生经历困顿，但是他的一生却没有遇到严肃的思想挑战，最多就是他的学生偶尔对他有一点小小的质疑。

但是到了孟子、庄子那个时代，想通过诉诸权威来解决问题就很难了。因此，孟子、庄子所走的哲学道路，最根本的就是要在最根源处拿出哲学论证。

孟子对孔子的思想是完整继承的，但是在继承中又有发展，这个重要的发展就是孟子补足了根本论证。这也是我在《中国哲学十五讲》里面讲孟子的关键。

庄子所走的哲学道路更是如此。魏晋时期也是一个权威动摇的时代。为什么这样说？从“五经”到“三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因为“五经”已经不再具有说服力。

 

现在做中国思想研究，大致有三个路向：一是中国哲学的基本路径，始终恪守中国哲学，坚持在哲学这个思路上，坚持概念的分析，坚持进入体系内部；二是中国经学史的路向；三是思想史的路向。其中，思想史路向比较复杂，包括用社会史、人类学等各种各样的角度来研究、解读中国思想，但我认为，经学研究的路向不能替代中国哲学的固有位置。

魏晋时代，出现了从“五经”到“三玄”的变化，为什么“三玄”成为核心？因为“五经”已经不具有汉代时候所具有的权威地位。到了两宋，特别是北宋时期，这种情况更加清晰了。为什么北宋的儒学不称经学？为什么北宋的儒家哲学称道学或称理学？就是因为当时已经不能仅靠简单的对经典权威的解释来进行自我辩护了，那个时代的哲学家在很多地方体现出伟大的超学派的气质。不管是谁说的话，只要对就要接受，这就是根本的理性精神，也是北宋时期的伟大哲学家们取得那样的哲学高度的根本原因所在。

如何真正理解中国哲学的特质？我认为，首先是中国文明看待世界的独有的目光，也就是中国文明的此世性的问题，中国哲学、中国文明看待世界的目光少有假设的目光，我们不用假设创世，所以我们文明的早期没有形成创世神话。《中国思想之渊源》开篇就讲到了中国文明没有创世神话，没有彼岸的假设。不假设创世、不假设彼岸这两点非常关键，因为这使得我们用最单纯的目光来看待这个世界。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中国哲学呈“易简”的形态，也就是“乾以易知，坤以简能……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与之相匹配的就是北宋哲学家程颢所说的“百理俱在，平铺放着”。由此引申出来的就是，中国哲学形态是关注自然之理，一切哲学的根基都在自然之理，自然之理在中国哲学的根本路向上，强调天道人性的统一。

到了权威缺失的时代如何呢？这里我以孟子、庄子为例。孟子、庄子所处的时代是“百家争鸣”的时代，而“百家争鸣”实际上意味着根本思想发生了歧裂。那么，什么叫“根本思想发生了歧裂”？用最简单的话讲就是，这个时代的人们对美好的判断标准产生了根本的分歧：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什么是美好的，什么是丑恶的，所有这些东西都发生了根本歧裂。因此，“百家争鸣”的战国时期，是中国思想空前混乱的时代。在这个思想极度混乱的时代，孟子、庄子所走的是怎样的哲学道路？我认为，庄子在为自己的理论提供最根本的哲学辩护时，走的也是主体性哲学的道路，与德国古典哲学在某种意义上异曲同工。当然，这两者之间也有着非常大的区别，因为中国哲学没有目的论，没有创世的观念，这就使得中国哲学形态与德国古典哲学是不一样的。

我简单讲一下庄子的《逍遥游》。很多人把逍遥当成庄子的目标，实际上这种认知是不对的。逍遥怎么能是庄子的目的？逍遥甚至不是庄子最核心的观念。《庄子》的内七篇被认为是庄子本人的作品，而“逍遥”两个字在正文中仅出现了两次，由此可见，“逍遥”并不是庄子哲学的目的。如果认为庄子哲学追求的就是逍遥，那么这是在起点上就说错了。“逍遥”都是否定的，通过否定克服种种束缚，从而获得真知的视野，然后从真知起步，进入《齐物论》。《齐物论》开篇就讲天籁，并在此之前提到“吾丧我”。很多学者都没有仔细研究，这里从“吾丧我”是怎样过渡到“天籁”的？《齐物论》写道：“颜成子游立侍乎前，曰：‘何居乎？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今之隐机者，非昔之隐机者也。’子綦曰：‘偃，不亦善乎，而问之也！今者吾丧我，汝知之乎？汝闻人籁而未闻地籁，汝闻地籁而未闻天籁夫！’”接下来，就进入对心的种种情态的描述，并在此描述中出现了他的核心思考，里面就涉及“真君”和“真宰”的问题，接着进入“成心”的问题，然后由“成心”而出，进入“是非”问题，然后再破“是非”，并且在破“是非”的过程中引出“彼”“此”的问题，层层推进，从而获得一个根本的思考起点，由此出发，才展开了庄子的真知之路。

庄子为什么走主体性哲学的道路？就是因为主体的存在。虽然“存在”一词比较麻烦，这里我们就用日常语言的意思来讲。主体的存在是最直接的，是无需证明的。如果我们仔细分析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逻辑，就会发现其中有一个麻烦，因为这里先毋庸置疑地假定了一个“我”，我一切都能怀疑，我不能怀疑我在怀疑，我怀疑就意味着我思考，我思考就意味着我存在。但是在这些所有的论证中没有质疑的就是“我”。我们看，庄子对“我”的质疑，佛教对“我”的质疑，“我”难道是不能质疑的吗？这就很有意思。但是无论如何，主体的直接性，你就生活在这个直接性里，你一切的起点就是这样的，如果连这个都要怀疑、都要否定，你就没得思考了，你的思考也没有意义了，所以这是直接的起点。

今天很多人说，客观世界还用怀疑吗？客观世界在哲学上是必须怀疑的，这没有办法。哲学上证明不了它存在，怎么证明笛卡尔《第一哲学沉思录》那个“梦”的问题，庄周梦为蝴蝶的问题。《齐物论》最后写道：“昔者庄周梦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胡蝶之梦为周与？周与胡蝶则必有分矣。此之谓物化。”回到现在这个场景，我怎么证明自己不在梦里？我掐自己大腿？没有用，因为我梦里也可以掐。

从主体的直接性出发，我们来说庄子的一个证明，《庄子》中最关键的那个点就在于那个“不知”。在读《庄子》内七篇时，当“不知”二字出现时，就一定要认真读。“不知周也。俄然觉，则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胡蝶之梦为周与”，这里的两个“不知”很关键。

我们主体的直接性的“我”，是奠定在根本的“不知”基础之上的。首先，我不知我从哪来，我不知我受什么决定。由于人的主体的直接性，我可知的这个部分奠定在那个根本的“不知”的基础上，“不知”就意味着无法掌控，不可掌控就意味着非主体、非自主。“主”字也很重要，我可以控制的叫“主”，我不可控制的就不是“主”。在这个意义上有一点是非常明白的，这个直接存在的主体由于它根本的“不知”而存在，而这个“不知”所指向的恰恰是我把它称为“绝对他者”，就是那个“彼”。这是庄子哲学特别伟大的一步，即：从主体的直接性一步跨越到了绝对客体。我认为，现代西方哲学一直没走通的路，庄子用最轻巧的方式就越过了。

近现代西方哲学的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证明客观世界的存在，尤其是走经验哲学的路，一路都没有走通，所以才有贝克莱、休谟。休谟否定因果，贝克莱直接说存在就是被感知，最根本的还是那个“梦”的问题无法解决——我怎么证明自己不在梦里。庄子“伟大的一步”可以简单归结为：我为什么要证明自己不在梦里；我在梦里又能怎样，我在梦里就能主宰我梦里的世界了吗；我在梦里难道不是本质上被动的吗；既然我在现实世界中是本质上被动的，我在梦里也是本质上被动的，那么无论是梦还是现实都有同构性。人的存在本质上的被动性，就从另一个侧面揭示了更为根本的客体存在。客体的本质是我们不能掌控的，庄子所说的客体的本质就是“不得已”。人只要在世就要面对“不得已”，当然这个“不得已”的内涵我们还要再进一步理解，庄子没有停留在这，还有更复杂、更深入的思考，这是我们所说的庄子的核心论证。需要注意的是，庄子没有作经验的概括，而是从“我”、从“不知”到“不可掌控”，再从“不可掌控”推出人本质的被动性，这样完全逻辑上的推证呈现出了主体、客体之间的根本关系、根本关联。这就是中国哲学的“易简”之道。

 

二、孟子的哲学论证

孟子最伟大的哲学论证是《孟子·尽心上》。其中，“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包含了孟子最核心和最关键的论证，这是真正意义上的论证，也是主体性哲学。

“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则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讲的是心，这是孟子非常关键的一段论述，从上下文看，这里讲的是大人、小人的分别。这段分析的重点在于，孟子强调了感官和心的不同。“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蔽于物”呈现出耳目的遮蔽性。感官的第二点是被动性，“物交物，则引之而已矣”，所以“思”的反面是遮蔽性和被动性。那么反过来，“思”就是超越遮蔽的和主动的，两者是结合在一起的，这种超越性和主动性互为表里，主动性就体现为不断超越。

“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这就说明“思”与“所思”的对象之间的关系是必然而非偶然的。那么，在什么情况下“思”与“所思”的对象是必然关系而不是偶然关系？那就是“思”与“所思”的对象是内在关联而不是外在关联，更简单直接的回答是“思”与“所思”对象的同一。只有“思”与“所思”的对象同一，才能“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

我们再来看“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这段的核心论证在哪里？首先，要注意到这两句话句式的不同，第一句“尽其心者，知其性也”是判断句，也就是直接的同一，“尽其心”就是“知其性”，而不是通过“尽其心”达到“知其性”。第二句“知其性，则知天矣”中间有一个推理的过程。“尽其心”就是“知其性”，即：“尽其心”就是充分发挥出“心”的功能，而“心”的功能就是人的主动性。当人充分发挥出自己“心”的功能，也就是“心”的主动的、能动的、活跃的倾向的同时，人的本质倾向也就是人性就充分呈现出来了。为什么说“思”与“所思”的对象同一？当人充分实现自己的主动性，人的本质倾向就呈现出来了，而人的本质倾向就是人的主动性。但是，人的主动性、本质倾向又是人的“不得不”。因此，人的本质的主动性同时就是人的本质的被动性，因为人的主动性是人“不得不”主动。

有人说“中国哲学不分析”，那只是因为这些人的分析力不够，看不懂；有人说“中国哲学不论证”，实际上中国哲学家的文字都非常简洁，因为竹木简的书写成本太高，文字必须高度浓缩，思考和论证的过程必须浓缩在几行字当中，甚至就在结论中略加拨转，其实就是中间的几个字，甚至是句式的不同，就已经呈现出了他们思考和论证的过程。

最后，这也是我一直坚持的，就是要以最庄重的态度面对中国哲学，面对中国哲学家，面对中国哲学的伟大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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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一博

文章来源：http://www.71.cn/2020/1109/1106379.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