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太和：父亲王耀南在抗日战争中的几件大事

 

王太和 原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机关管理局党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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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今天讲的题目是“吃的是延安老乡的粮，喝的是延河里的水，流淌的是延安百姓的血”。我的父亲在抗日战争时期，参加过很多著名的战役，比如平型关大捷、百团大战等，这些战役在我军军史上是非常重要的一笔。我今天着重讲我父亲在抗日战争时期总结出的地雷战和地道战两个战术，我有一个小的前言：1937年7月，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全面践踏中华大地，中国共产党提出捍卫领土主权与日作战，我的父亲王耀南在抗战中与日军作战多次负伤，经过战争的洗礼，他在实战中根据毛泽东同志游击战的指导思想，提出地雷战、地道战战术，并与战友们共同加以推广，指导广大民兵在实战中运用，取得了一定效果。

一、在延安建机场

1938年9月，父亲接到命令，要他带两个连的工兵，速到延安。父亲迅速地做了简短地动员，然后日夜兼行一千多里地，及时地赶到了延安。

到了延安以后，中央管理局局长杨立功接待了父亲一行。杨局长对我父亲说：“王耀南，我们刚发电报就想见到你了。”父亲说：“你这么想见我，可以派飞机来呀。”父亲说完以后杨局长说：“王耀南，你真精，什么问题都瞒不过你。我带你去见周恩来副主席。”然后杨立功局长就带着我父亲去见周副主席。周恩来副主席把有关部门召集在一起开了个会，在会上周副主席说：“王耀南，我知道你们在前方战事非常忙，但是把你调到延安来是党中央开会研究决定的，要在延安建一个飞机场，为的是打通南北的空中交通。南边是蒋管区，北边是苏联，所以这个任务是很重要的，这也是一项政治任务，我们相信你一定能够完成。在红军时期，你就领着工兵修建过一个机场，虽然简单了一些，但是你很有经验。”而后周副主席就把他见到的很多国家的机场，跟大家一一介绍，最后他说：“王耀南，你在生活上如果遇到问题，就找立功同志去解决；你在工作中有问题，你就去找作战部、联络部，让他们和地方政府沟通来解决。”然后周副主席还说：“王耀南，你还有什么问题？”父亲说：“周副主席，我勘察一下地形，然后详细地跟您汇报。”

会议解散以后，父亲就带着工兵连长和作战部的同志一起骑着马就在延安的周边转。转了几天以后，我父亲认为离延安西北20多里处沿河的河滩比较理想，因为它地势比较平坦，周围没有高山，土质比较坚硬，工程量比较小，回延安的道路比较平坦，而且河床常年干涸，就是发水也远离机场跑道，不会影响飞机起落。选好了这个地方以后，父亲还要找一个石头山。延安有很多的山，但是爆破以后，只有一部分石头，剩下的都是黄土，所以采石量就不够。然后父亲又勘察到一个地方，这个地方的就算爆破也能炸出很多石头。

考察完成后，父亲就和作战部的同志，一起向周副主席汇报工作。我的父亲说：“周副主席，以前他们也有一个方案，说要建的这个飞机场长1500米、宽15米，我认为不合适。勘察完地形以后，我认为应该是建一个长2000米、宽20米的飞机场。还有，建这个机场要分两步走。因为现在马上就要上冻了（延安到了十一二月，就是零下二三十度），现在施工会影响工程质量，所以我们第一步就是要备石，因为需要大量的石头。然后还有很多的事，都需要在冬天把它完成。第二步，明年大地回暖了以后，我们再建机场，这样机场就很容易建了。”周副主席回答我父亲说：“你是工兵专家，你提出的这个问题，我现在就可以拍板，就按照你说的办。”所以后来就按照我父亲提出的意见，建一个2000米长、20米尺宽的飞机跑道。我父亲说，建机场用了大概半年多的时间，其中有几件事让他印象特别深。

第一件事就是采石。在机场附近的山丛中，父亲选择了一座石质较好的山，把石头山炸开了以后，有的石头重几吨，有的重十几吨，如果这时候还要用炸药，父亲觉得有点浪费，怎么办呢？当地的老乡跟我父亲提出来用“铁牛”。我父亲没见过铁牛，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延安的老乡就说：“铁牛就是一个小方块的铁疙瘩，上面是平的，底下像斧子一样。在十几吨或者几吨的石头上砸一些小沟，然后把一个一个的小铁牛放上去，大家抡大锤砸，石头就能劈开。”父亲说：“那就试试看吧！”结果把这些小铁牛放上去，大家一抡大锤，一块十几吨的石头瞬间被劈成两半了。后来我父亲说：“这个方法好，省炸药啊！”我父亲说，当时建机场对石头的要求是挺严格的，有的是长50厘米、宽35厘米，有的是长20厘米、宽15厘米，不同的材料在跑道上有不同的用法，这个方法起码解决了很多的人力物力问题。但是这还是要大家拿一个铁钻子把石头按规格敲打好，然后再运输。

第二件事，我父亲遇到了一个问题，这些工兵的战士和干部绝大部分是南方人，没有经过北方那么冷的天气，所以到了11月、12月份以后，大部分的战士手冻了，脚冻了，耳朵冻了，有的鼻子也冻了，肿得非常厉害，上面还流黄水。这时候特别感谢延安的大妈们，她们到地里去捡辣椒根，然后用辣椒根煮成水，让战士们泡脚、泡手、洗耳朵。我父亲说这招很灵，没有多长时间，肿都消了，并且还不复发。因为当时延安非常困难，没有医生，更没有药，就用这种土办法解决了问题。

第三件事，萧劲光司令员非常重视这项工作，几次骑着马，带着参谋们，来到施工现场，看望指战员。在部队动员大会上，萧司令员说：“为了早日建成延安飞机场，除了战备值班和留守值勤人员，一律分期分批参加施工劳动。我们要把这项工作当成一项政治任务来完成。”次日，萧司令员带着干部战士们一起步行来到施工现场。一见面，他就说：“王耀南，部队我带来了，你分配任务吧。”我的父亲说：“司令员，你指挥指挥就行了。”萧司令员说：“那怎么行！建机场是延安的一件大事，你就不要客气喽。这几百人到你这里来，不管职务高低都是兵，都听你的指挥，你就下命令吧。”接着又说：“我们是自带工具、自带炊具、自带干粮哟。”萧司令员的一席话，也让我的父亲印象特别深刻。

 

还有一件事，第二年大地回暖之后，备料工作按时完成，父亲带领工兵营开始了建机场的工作。为了保持机场路面的直度，每隔100米就打一个三角桩，分段取直。后来，又怕100米较长，取不太直，就又每隔50米打一个，然后再利用三点成一线的道理，进行长和宽的取直，还从老乡那里借来绳子，扯直了边。取直工作完毕，战士们又用大石头在路面上打了很厚的一层底，然后在上面铺上一层60厘米的方石。可见，战士们为了保证机场的质量所下的功夫有多大。

萧司令员、聂部长经常来到工地，并多次说：“在施工中缺少什么，你们就讲，我们会全力办的。部队由你指挥，干部由你调动，只要能完成任务，大家一起想办法，什么困难都能克服，什么问题都能解决。”营里和连里的干部们都成了技术员，指导着干部战士和老乡们铺机场跑道。

跑道基本铺完后，又在上面铺了一层20厘米厚的石灰、黏土、细沙，为了把它们压得坚实些，战士们向老乡借碾子和夯具，当地的乡政府牵来了几十匹骡马，带着几十个碾子，又派人使唤牲口，用碾子结结实实地碾了一遍。然后，又找来了许多夯具，排着队把路面狠夯了一遍，直到再也夯不下去为止。每当战士们议论起边区政府和人民对建机场的支援时，总是感激不尽地说：“这机场的建成，有边区人民的一半心血。”

边区人民和政府的支援，使人常常想起他们在生活上对战士的关怀。当时，陕北人民生活相当困难，但老百姓却自己节衣缩食，省下粮食支援战士，常给连队送来许多的牛、羊、肥猪，使战士们一直生活得很好，在繁忙的施工中，保持了较好的体力。

在以后的许多年里，延安建飞机场时干部战士艰苦奋斗的精神和人民与军队之间水乳交融的情景，常常浮现在我父亲的眼前，让他常常激动不已，每每都能让他从中汲取力量，得到鼓舞。后来，我父亲还常打听飞机场的情况。听说飞机安然无恙地起飞和降落，机场经受住了实践和时间的考验，父亲的心头总会泛起一阵自豪的快意。特别是1945年8月至10月，当听说毛主席到重庆谈判和返回延安时，都是从这个机场起飞和降落的，我的父亲心里更有一种说不出的高兴。我父亲说：“要没有延安老百姓帮助支持，这个机场是不可能建好的。”

二、灵石遭遇战

灵石县在山西省，建好机场以后，我父亲回到部队作战。1939年，他接到命令，让他迅速下到部队去帮助工作，说这次下去任务很重，要随时准备为革命牺牲，但不宜在那里长期任职。我父亲到了陈士榘支队，一个支队两个团。参谋长尚无合适人选。陈士榘提出让我父亲任参谋长，我父亲了解了情况后说，首长让我在支队临时帮助工作，不同意我长期任职，并提出去一团任团长。因为一团军事工作较弱，新兵多战斗力差，昨天还在地里干活，今天戴上八路军的帽子就是个兵，连枪栓都拉不开，更谈不上打仗了。

我父亲到一团以后，迅速组成爆破组、投弹组、刺杀组，由老兵带着训练，虽说军事素质有所提高，新兵得到了锻炼，但是这只是纸上谈兵，战士没有面对面地与鬼子作战，心理因素还没有很大的提高。

1939年6月18日，根据陈光代师长的命令。支队长召集我父亲和二团研究下一步行动方案。会议决定打灵石县城，干部战士决心很大，支队长让我父亲发言，我父亲不同意打县城，因为上级命令打县城的边远村镇，因此打远离县城的双池镇比较合适，这样可以以战代训，只要打了这一仗就大不一样了。支队同意我父亲的作战方案，并提出部队行军时，由支队长和政委率机关及二团一营为前卫，二营殿后，我父亲的一团居中。

1939年6月19日晨，部队开拔。上午10时左右，从灵石县双池镇以东下毛家庄子方向跑来好多老百姓。他们说：“双池被鬼子占了，正在那里杀人呢。”我父亲问：“有多少鬼子？”老百姓说：“有好几千人。”部队没有得到师里通报说同蒲路以西有大股日军活动。但为了慎重起见，我父亲立即派出侦察员前去侦察并带上警备员，骑着马，追上支队机关，将这一情况报陈支队长。支队长根本不相信，他说：“我又不是盲人，老百姓都在跑，我又不是没看到。”我父亲说：“我已经派骑兵去侦察。”支队长说：“老百姓的话，你也相信？几个鬼子打个膏药旗，赶得几万老百姓跑，你又不是没见过。”支队长说：“部队待命，你负责，待侦察员回来你们再行动”，而后支队长带领二团一营骑上马走了。

过了约十几分钟，我父亲隐隐约约听得前方传来枪声和迫击炮弹爆炸声。我父亲说：“糟了，支队长和鬼子打上了。”我父亲说：“命令！团政治处主任带领机关向反方向撤退，安置好后归队，所有部队向出事地点进发。”

这时一个骑兵侦察员回来了。他满身是血，见了我父亲报告说：“二团一营被鬼子包围了，支队长阵亡了。”我父亲问有多少鬼子？侦察员说：“是骑兵，大约600多人。”

原来，侦察员沿公路，在距二团一营前方约二三公里处与鬼子一个骑兵大队不期而遇。侦察班长率全班和鬼子打上了，以掩护二团一营，并命侦察员回来报告。支队长了解情况后，命令部队抢占有利地形抗击敌军，但敌人已从公路两边高地成钳形状包围上来。敌人向我军发射迫击炮弹，侦察员亲眼看着支队长被打倒了，他估计支队长已经阵亡了。

侦察员汇报后，我父亲说：“活要见人，死要见尸，赶快回去找支队长。”我父亲带队爬上小山坡一看，糟了，敌人对二团一营实施钳形包围，局部正在拼刺刀。鬼子是骑兵联队，有700多人，各个都挎着马刀，父亲命令部队立即展开，要吹冲锋号，但是绝不能冲锋，大家不解，父亲说：“鬼子是骑兵，他们每个人都背着马刀，训练有素，绝不能与敌白刃，我们拼刺刀拼不过他们，白白送死，不能触这个眉头。”

这仗难打，以往打仗我们弹药缺乏，只能靠近战接敌，用大刀、刺刀杀敌，但对此精通刀术的骑兵，近战我军反而显弱，不能以弱击强。而敌军是孤军轻骑深入，不能久战。日军一向以武器比我们强而制胜，轻骑兵没有太重武器。此役，双方对阵是以己之弱对人之强，所以我父亲说是个难打的仗。好在我们躲在下毛家庄子的山沟里、河沟里，是暗处；敌人在山坡上是明处，反变不利为有利。我父亲让部队集中打敌人机枪射手，它威胁太大。这时团参谋长蔡正国回来说：“支队机关撤到西泉后，地方政府给了两个游击大队。”

我父亲命令一营和民兵游击队偷袭敌军马和辎重，到时要加强对敌攻势，掩护偷袭。游击中队迂回到二团，加强二团火力。游击队大多数使用土枪，虽然对敌人杀伤作用小，但是威慑作用大，使敌人发现我军援军上来了，动摇其指挥官出击的决心。果然游击队上去，热闹多了，鸟铳的轰鸣声和黑火药的烟雾告诉敌人，我军增兵了。

 

战斗异常激烈。我父亲让通讯员告诉一团二营，占据有利地形，加大打击敌后勤的兵力并派一营和游击队偷袭敌军的马和辎重，加强对敌攻势，掩护偷袭。父亲正在指挥战斗，只听“叭”的一声他手里的望远镜掉了下去。警备员高喊：“首长卧倒！”说着把我父亲按倒，他才意识到右手被打穿了，食指打断了，医生用夹板把我父亲的手固定包好，父亲说，“小伤，蚊子咬了一口没事。”

中午，阳光直射无名高地，我军伤亡很多，消耗极大，歼灭此敌谈何容易。父亲命令部队拖住鬼子，他们极度疲劳，才能使我部顺利安全撤出战斗。16时，敌后方响起激烈枪炮声，我部开始袭扰敌辎重部队了。17时，敌方突然加强火力。我父亲赶紧用望远镜观察，看来敌人沉不住气了。父亲说敌人要撤了，粘住它，打痛它。

突然，一发迫击炮弹从我父亲头顶飞过，他被警备员扑倒在地，迫击炮弹在我父亲身后几十米爆炸。这是敌炮手在试射，我父亲命令撤。但他们还没跑出多远，指挥所就被迫击炮弹炸飞了。战斗继续着，突然我父亲背后不知被谁重重推了一下，摔倒在地，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警备员冲过来背上我父亲就往后坡跑。到了安全地带，警备员才把我父亲放下。他的衣服和裤子都被血染红了。我父亲说：“小李子，你挂彩了。”医生过来一看说：“首长，你挂彩了！腿上有好几处伤。”说着就给我父亲包扎伤口，并找来担架。我父亲说：“擦破了点皮，没有事。”

我父亲坐在担架上，让通信员给刘团长传达命令，并寻找陈士榘支队长，死要见尸，活要见人。而后命令警备员把他抬到无名高地左侧，以便观察战场动态。

此时战士报告，陈支队长没有死，受了重伤已经昏迷。我父亲命令立即将支队长往后送。

经过一天的较量，父亲认为，敌人晚上绝不能粘在阵地上，他们有几百匹马，黄昏前敌人必定撤出战斗。而此时，敌人再次发动猛烈的火力打击，突然一发炮弹打在我父亲身后土坡上，他被炸起的泥土盖了起来。警备员从土里挖出我父亲背起就跑，警备员不知被什么绊倒了，一头栽倒，我父亲也被甩出去老远。血从我父亲的嘴巴里、鼻子里涌了出来，我父亲意识到自己又挂彩了。

我父亲听不见医生在说什么，只见警备员推开医生，把我父亲背起来就跑。跑了好一阵才把他放下来，弹片划破了我父亲的肚皮，肠子流了出来。警备员要给包扎一下，但看着我父亲下不了手。我父亲从他手里夺过纱布，将肠子塞进肚子里。这时医生也跑过来赶紧给我父亲包扎。我父亲躺在担架上，从敌人的炮火声中，知道鬼子就要撤退了。在激烈的炮火声中，我父亲比划着告诉通信员把他的意图传下去。过了一个小时，通信员报告，敌人撤退了，我父亲一下子就什么也不知道了。他被送到延安八路军总医院。

父亲回忆时说，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他醒过来，睁眼一看，眼前站着一位黑乎乎大胡子的外国人，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好在傅连暲医生红军时期就给我父亲治过伤，傅连暲说，王主任这位是印度的柯利华医生，他给你做的手术，你的命真大，朱总司令下命令一定救活你，老总那么忙，来看过你好几次，延安好多首长都来过，对你很关心，你的确是个宝贝呀。部队和老乡给你输血。没有延安老乡排大队给你输血，就是天王老子也救不活你，你好好养着吧。而后又交代护士给我父亲喂些米汤。

父亲回忆时说，日子过得好快，他都能坐起来了，又过了几天，医生说，过一会儿有首长来看你。父亲说，你帮我穿上军装。他刚穿好军装，就听见一位女同志的声音，王耀南住在哪个病房呀？话音没落，她就进屋了，笑着说，毛主席派我来看你，还带来一封亲笔信和两百块大洋，而后她从口袋里拿出一枚纪念章（那枚奖章我父亲在世的时候捐给军事博物馆）说：“主席说‘这是发给我们抗战英雄的’。”她说，部队都在学习你们打鬼子的英雄事迹，说着说着，她拿出照相机要给我父亲拍照，我父亲让医生给他整理下军装。

照完相，女干部让我父亲好好休养，早日上前线。她走后，我父亲对傅连暲说，钱给大家用，纪念章我可要好好保存。傅连暲说，延安老百姓给你送来的鸡、羊多得很，我们医院都成鸡窝、羊圈了，你就好好养伤吧，其他事情，就不用你管了。你给我好好养伤，伤好一些，你不给我跑了，我就阿弥陀佛了。

解放后，父亲常对我们说，一定要记住延安的乡亲们，是他们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我的血液里流着延安乡亲们的血。

 

三、地雷战显神威

我先讲一个小插曲，就是影片《地雷战》《地道战》背后的故事。我的父亲是这两部影片的军事顾问和军事指导，因为这两个战术是我父亲在抗日战争时期通过作战总结出来，并和同志们共同推广的。解放以后我父亲因战伤复发在家休养，这样就常有官兵围着我父亲，说首长，给我们讲讲你抗日战争时期的故事吧！后来我父亲就给他们讲地雷战的故事。他们很有兴趣，然后那些有文化的干部就把这些故事写成了电影剧本。当时北京、上海、东北等电影制片厂都非常不错，后来我父亲说，还是在八一电影制片厂拍吧，因为这是军事教学片，八一电影制片厂有一个军事片组。《地道战》也是这种情况。审片的时候，我父亲把他的战友们叫到一起，请他们提意见。当时徐向前元帅就跟我父亲说：“王耀南，几个民兵弄弄地雷，弄弄地道，就能成一个战术，然后还推广，你这个工兵主任功不可没呀！”我父亲说：“徐帅，是这样的，我们拍这个影片，主要是教会大家怎么样埋地雷，怎么样布置地雷，怎么样挖地道，希望在未来反侵略战争中能起到一定的作用。”陈毅老总说：“王耀南，我们头发都等白了，就等着他们来呢！不要叫我们动手，我们的子女，我们的解放军，就能把他们消灭了！他们怎么不来呀！”然后大家哈哈一笑。

我下面就讲地雷战战术的形成。1938年，我父亲在延安建机场，他听说朱老总从前线回来了，就去看望他。他去了以后，朱老总开门见山地跟他说：“王耀南，你们学习没学习毛主席的《论持久战》？”我父亲说正在学习。然后朱老总就跟他讲持久战的特点，讲完了以后，他说：“你看到没看到八路军，前指发的训令（前方指挥部发的作战训练令）？”我父亲说看到了。后来朱老总说：“你要看到了就应该明白，那就是让你们这些有实战经验的同志，要提出一两个战术来，狠狠地打击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行径。”我父亲说：“老总，你是了解我的，我有多少文化呀，怎么能提出战术来？应该是你提出战术，我们坚决执行。”朱老总说：“不对呀，同志，不能这么来理解，你们有专业特长，你们是在安源煤矿做过工的，既懂炸药，又懂坑道，应该能提出战术来。”后来我父亲说：“那我就执行命令吧。”“执行命令”这四个字他说出来了就是领了一个军令状，这个军令状就必须要完成。在我父亲和朱老总临分开的时候，朱老总对我父亲说：“王耀南，我今天跟你说的这个，不是说随便说说的，你一定要总结出来。”我父亲说：“是，完成任务。”然后朱老总从他的口袋里掏出了一支钢笔，插到我父亲的口袋里说：“王耀南，我就等你的消息。”

我父亲回到部队后就开始作战，但是他的脑子里始终想着怎么样来完成朱老总安排的这个任务。接着就是百团大战，大家都看过很多影视作品，百团大战打得非常胶着。到1940年的年底，百团大战结束以后，彭德怀副总司令命令我父亲迅速赶到山西黎城黄崖洞兵工厂去指导工作。因为当时八路军只有这么一个兵工厂，并且是大的兵工厂，它有机器设备，能制造一些枪炮。但是在最初，它只是个修械所，可以修理枪支，不能造。到了1941年春天，它有了很多机械设备，可以造一些枪炮了。

我的父亲接到彭老总的命令，赶到了黄崖洞兵工厂。然后他就把欧致富团长，还有刘厂长召集在一起开会。会上我父亲说：“我的提议就是，大量地埋设地雷，这样日军不管来多少人，也攻不破我们这个兵工厂。不管是大路（当时就是能过一个马车），还是小路、羊肠小径，全部要埋上地雷了。”后来欧致富团长说：“我们就按照你的意见办。”父亲说：“不是按照我的意见办，是大家共同的来完成这个任务。我要求每一个人，埋几个雷自己一定要记住，自己岗位变动的时候，要交给下面接替的人，你不能走了以后你没有交代，这样谁踩着了就了不得了。一定要严格地执行这条军令。”然后大家就开始埋地雷。

有一天，我父亲在那条小路上坐着看大家埋地雷，有一个干部挑着一担子的地雷，到了半山腰以后，有一个地雷从筐里面掉出来，滚到山底下了，这一下就启发了我父亲。我父亲说，一个地雷从山坡上滚到山底下，如果爆炸了，它可以顶三个手榴弹的威力。地雷不一定非要埋在地下。但是我父亲和大家共同把这些地雷布置好了以后，他就完成任务该走了。

父亲回到部队以后还在考虑怎么完成朱老总的提出战术的要求。到了1941年春天，有一天，他突然有一个想法，然后他就跟当地老乡说：“我借用一下你们家，你们不要进来，我们不会把东西弄坏的，就是在里面布置一些东西。”老乡说可以，你们八路军要用就用吧！然后父亲就把工兵召集在一起，说我有一个想法跟大家说一说，大家去执行。后来大家说：“是什么想法？”父亲说：“我们要布置一个地雷阵，然后我去找左权参谋长、彭老总来破一破我们这个地雷阵。如果他们把我们这个地雷阵破了，就说明我们布置得不好，我们再进一步地研究。”这也是根据朱老总的指示，再打几仗，再总结经验，然后就把这个任务完成了。后来大家就说行，然后就散伙了。我父亲说：“你们都干嘛去？”他们说：“我们去拿铁锹。”我父亲说：“你们错了，拿什么铁锹啊！今天我这个地雷，一个都不能埋在地底下。”大家就不明白了，说：“地雷不埋在地底下，那它不叫地雷。”我父亲说：“不能埋在地底下。”然后大家就说：“那埋在哪儿？”父亲说：“我先做一个提示，然后大家再开动脑子。我把这个地雷安在老乡家的门上，一共两扇门，我在门后面固定一个地雷，然后把它的引线固定在另一扇门上，只要敌人一推门，就等于是拉动了引线，地雷就爆炸了。”后来大家都说：“这个方法好啊！”后来我父亲说：“大家共同动脑筋，不要让我一个人来说，我只是给你们提出一个思路。”后来有一个干部就说：“首长，能不能这样，我把地雷藏在鸡窝里，然后把引线固定在鸡窝的门上，敌人一拉这个门就等于拉动了引线，地雷就爆炸了。”我父亲说：“对了，你动了脑筋了，就是要这样的，每个人都动动脑子，咱们就布置地雷。”很快，大家就在老乡家的院里院外、屋里屋外布置了好多地雷。布置完了以后，父亲一一检查，然后说：“我这就去找首长来给我们挑刺。”

 

我父亲找到左权参谋长并说明了来意，这时彭老总进来了，说：“王耀南，你搞什么名堂？”我父亲说：“我没搞名堂，就是弄了点小事。我们搞了一个地雷阵，想让你去指导一下工作，给我们破一破。如果破了就说明我们还要再打几仗，再研究；如果你破不了，就说明我们这个阵还是不错的嘛。”然后彭老总说：“走，咱们去看一看王耀南搞得什么名堂。”然后彭老总就和左权参谋长以及一些干部，跟着我父亲到了老乡家的院门口。刚到了院门口，我父亲说：“谁也不能动了，这是一场演习，要演习就要有演习的纪律。”然后工兵参谋就上来说：“只要你们进到我们这个院子以后，都装扮成鬼子，谁要是被地雷炸死了，就要退出演习。”左权参谋长说：“王耀南，这家伙有没有危险呀？”我父亲说:“绝对没有危险，我们就是在地雷和引线中间拴了一个拉炮。”然后这些战士就说要进去了。但是彭老总说：“谁也不要动，王耀南这个人‘鬼’得很，还没等你接近就被炸死了，咱们先观察。让咱们破阵，咱们就要像个破阵的样子。”然后大家就站在那里看，看来看去也不像埋了地雷，如果埋了地雷，新土和老土是不一样的。左权参谋长就对我父亲说：“王耀南，你这里埋了地雷没有？”父亲说：“你们看呀，你们是来破地雷阵的，我要告诉你们，那是我自己破我自己。”然后他们就拿枪托子，跺跺地，探了半天，说：“彭总，肯定没有。”然后，他们走到老乡家门前，一个战士去敲门，我父亲说：“这才叫乱弹琴，怎么鬼子进老乡院子是敲门呀？你见过没有？”后来那个战士就说：“那我来真的了。”然后他一脚就把门踹开了，门被踹开了后，只听“啪”的一声响，然后参谋就过来了，说：“你阵亡了。”彭老总说：“你看吧，我让你们小心你们不小心，还没进门就被炸死了。”然后对我父亲说：“王耀南，怎么回事呀，这个地雷怎么响的？”有一个干部马上就提出来说：“王耀南，你这东西这不合常规呀。”然后我父亲就说：“为什么不符合常规呀？地雷是埋在阵地前沿，阻止对方进攻的一种武器啊。”对方说：“对呀，你没有埋在地上，弄到门上了，这个东西不按套路出牌呀！”后来彭老总说：“什么套路不套路啊，能炸着鬼子就行！这不炸死了一个吗？”然后彭老总说，“王耀南，你从哪学的这些道道？”我父亲说：“在延安的时候不是都演活报剧吗，我从那里面学的，演戏啊！”

然后大家就进到院里了。进到院里，大家都是蹑手蹑脚的，不愿意往前走，怕被“炸死”了。我父亲说：“走吧，没事，我保证没有地雷。”然后大家就走到老乡屋外了，站在门口观察来观察去，刚进到屋里，外面“啪”一声响。然后一个参谋报告说：“有一个装成日本鬼子的同志，到鸡窝去抓人老乡家的鸡，被炸死了，他阵亡了，退出演习。”后来左权参谋长就说：“老总，这就叫战术，这就是把地雷用活了。”彭老总说：“这个方法好”，说着说着就走到老乡家的床边了，然后他坐在那里跟左权说：“你要尽快写一个训令，下发到部队，大家都要会这一招。”然后又跟我父亲说：“王耀南，你们不仅仅要教会部队，还要教会广大的民兵。这样部队作战走了，民兵看家护院，可以用这种地雷的方法来炸死更多的鬼子，保卫自己的家乡。你们尽快地写个训令吧！”大家正在听彭老总作指示，突然又“啪”的一声响。原来是有一个警卫员看彭老总渴了，想给他弄水喝，掀开水缸的盖，盖子是连接着绊索的，底下是地雷，所以他一拉，炮就响了。然后父亲又给大家讲了一些地雷的布置。彭老总说：“这些方法真不错，你们这个地雷阵今天谁都没破，全都是你们教我们的，你们迅速推广下去。”彭老总还说：“你们下去以后，一定要注意安全，安全是第一位的。不仅仅要把部队的训练搞好，还要让更多的民兵学会你们这一招。”我的父亲说：“是，我们还要让大家共同讨论，一起出主意、想办法，这样才能有更多的花样。光靠我们还是不行的。”

然后我父亲就到了冀鲁豫军区，冀鲁豫军区的司令员是杨得志，政委是宋任穷。杨得志司令员见到我父亲就对他说：“王耀南，我们好几天以前就接到训令了，你千万不要保守。”我父亲说：“我保什么守呀，我这些东西恨不得大家都会，都会了就可以更好地打鬼子，你就放心吧！我们要分两步走，一部分是教部队，一部分是教民兵。”然后宋任穷政委就说：“王耀南，以前你们也有个训令，我看到了，一听那个话就是你说的，说用就便器材制作雷壳，做成一种土地雷去炸鬼子，但是哪有那么多就便器材呀！有的老乡家连自己的尿壶都用上了，我们哪有这么多东西！你能不能想一些办法，让我们不花钱或者少花钱做地雷？”然后我父亲就说：“我再想一想，我去琢磨琢磨。”

接下来父亲跟着一些干部到县里、村里去了，县委书记见到我父亲就说：“首长，知道你们要来，大家都盼着你给我们发地雷。”我父亲说：“哪有那么多好事啊，一个区小队能发两个地雷就阿弥陀佛了。我这次来主要是教大家怎么做地雷、怎么布置地雷的。”对方说：“这我们哪学得会呀！”父亲说：“你们学不会，我们不走。”然后他就跟县里面领导说：“你们给我们腾出一个老乡家的院子，我们来布置，然后再教大家。”然后工兵干部就和战士一起布置去了，布置完以后这个县委书记就说：“听说你们要给大家送地雷，十里八乡的老乡，天不亮就往这个地方赶，你放心吧，会来很多人看。”父亲一看，树上、房上、围墙上……全部都是人，说：“这样不行，会把人家老乡家的房子压塌了，围墙给弄坏了。”怎么办呢？这些干部们就装成鬼子，走进院子，地雷一响，他就再给大家解说地雷为什么会要布置在这个地方。我父亲就看了以后觉得不合适，就跟这个县委书记说：“你们村里有没有唱戏的台子？你派民兵去借一些老乡家的桌椅板凳和门板，我们按照情景布置一下，然后再来教大家。”然后好些民兵就帮着布置戏台子去了。另外一边，干部还在给民兵们讲怎么布置地雷，还让大家互动，给大家讲为什么把地雷隐藏在这个地方，为什么不埋在地底下，前面的好多人明白了，但是后面的人看不见，还是不明白。这时候戏台子已经搭好了，官兵就通过演戏的方式，为大家表演地雷为什么要隐藏在这些地方。最后我的父亲就站在台子上问民兵们：“你们看明白了没有？”大家都说看明白了，这个东西不难。后来我父亲说：“谁要打着鬼子，我就给谁戴大红花！”当时戴一个大红花，就是很了不起的一种表彰了。

接着父亲就到了另外一个村去推广。在另一个村里，我父亲问县委书记：“你们这里有没有木匠、铁匠？”那个书记回答道：“哪个村里没有木匠啊！打个家具什么的，当然要有木匠了。铁匠也有，因为需要打菜刀、锅、犁这些工具。”父亲说：“那你们给我找两个木匠、一个铁匠来，我们跟他说道说道。”书记问：“干吗呀？”父亲说：“我们教你们怎么样做地雷。”

县委书记很快就找来了木匠和铁匠，工兵干部就教他们做模具：剪一些铁丝网，把它化成铁水，倒在模子里，冷却了以后把模具一拆，一个一个地雷模具就出来了；然后因为我父亲从小在安源煤矿做鞭炮，他就教大家怎么配置土炸药。父亲说，炸药配制好，还要有一定的技术。县委书记说：“你们这次下来以后，真是给我们解决了大问题，我们以前不会弄地雷，这回民兵们全都学会了。”我父亲说：“这样还不行，一定要想办法炸着鬼子才行。”

 

然后有一天开会的时候，一个妇救会主任的邻居来告状，说妇救会主任的儿子拉着个板车，拐弯的时候把他们家的围墙给撞坏了。我父亲就跟县里领导说，帮着去修一修，不要把人老百姓家里的东西弄坏了，然后大家就到老乡家帮他修围墙。北方的围墙和南方不一样，南方就是树杈子做的，这个围墙因为挨着大河边，是用鹅卵石和点泥一个一个摆上去的。我父亲站在那里看的时候，一下就受到了启发，然后他让当地领导找来石匠，再找来几个人，每个人捡一个石头，捡来了以后，我父亲让石匠在每块石头上凿一个眼，不要太大，也不要凿穿。大家说：“用这个做地雷啊？”父亲说：“说得对，咱们试试看。”石头凿好眼之后，放上炸药、引线、雷管，大家在很远的地方拉动绳索，石雷就爆了，有的石雷被炸得粉碎，有的就炸成几瓣。我父亲说，这就对了，石质不一样，凿的眼大小不一样，深浅也不一样，所以爆破的效果肯定是不一样的，但是这种方法是可以的，就用石头做地雷来炸鬼子。然后我父亲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到各村去给大家推广地雷战的战术，之后他就回到冀鲁豫军区跟杨得志和宋任穷同志汇报。杨得志和宋任穷同志正在吃饭，他们把饭碗一放，杨司令员开玩笑说：“这是什么买卖，我们都没见过，还用石头做地雷，走，咱们到大河套去看一看！”杨司令员看完就说：“王耀南，这东西能不能炸着鬼子？”后我父亲说：“当然能炸了，不仅能炸着，还能炸死他呢！”“只要能炸着鬼子”，宋任穷政委说，“让我们少花钱就行。”此后，土地雷迅速在军区推广，后来我父亲又到山东去推广。罗荣桓元帅见到了以后就说：“这个训令我们早就知道了，你一定要多办几个学习班，让大家都学得懂。”我父亲说：“是，我们不仅仅要让部队学会，也要让民兵学会。”接着就开始办学习班，第一期学习班没有办完，我父亲就接到命令，让他迅速赶到山西去执行任务。父亲临走时，陈光同志对他说：“王耀南，你刚来没有多少天你就要走了，真舍不得你，这样吧，咱们做笔买卖吧，你这回带来的所有干部、战士全部都留在我这个地方，一个都不能带走，我给你同样配一些干部、战士让带走，并且都是有作战经验的。”最后我父亲说：“行啊，就留下吧。”

1943年11月中旬，日军进老乡家的院子“扫荡”，民兵埋设了很多地雷，把他们炸得不敢进村，只好在野外盖些稻草来御寒。1943年的5月12日，日军一个连队“扫荡”村庄，让民兵的射击打乱了阵脚，因为敌人正常行走的时候，你埋的地雷或者藏起来的地雷，他不一定能碰到，但是民兵一打冷枪他就慌，一慌他就到处窜，一窜就踩着地雷了。民兵通过这样的方法炸死了很多的“鬼子”。抗日战争时期，地雷战这个战术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四、地道战

我再简单给大家讲讲地道战。《地道战》这部影片的军事指导是我的父亲。这部影片在1965年上映的时候影响非常大，我父亲还专门为《地道战》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解放军报》上。我父亲最初是从129师调到晋察冀，到了晋察冀以后，我父亲背包还没放下，聂荣臻司令员就说：“你马上去冀中。”因为冀中军区当时和日军正在进行胶着的作战，牺牲了很多人。到了冀中以后，父亲见到了老红军程子华政委并对他说：“根据司令员的指示，我这次主要是来教大家搞地雷的。”正说着，吕正操司令员来了。吕正操跟我父亲说：“王主任，你来了我们就有办法了。”我父亲说：“我来了可不一定你们就有办法了，我一个人的力量是弱小的，有什么问题你提。”然后他就说:“我们埋下了很多地雷，都让鬼子的‘照妖镜’给照去了。”“什么‘照妖镜’？”父亲说，他当了十几年工兵，搞了二十多年爆破，怎么从没听说过什么“照妖镜”。随即让吕正操派几个侦察员，去搞清日本鬼子的 “照妖镜”，搞不回来“照妖镜”，也要照模照样画一个拿过来看看。程子华说：“我来办这件事。”很快“照妖镜”画回来，父亲一看是探雷器。探雷器是由探框、振荡器、耳机、操杆和电源组成。当探框接近埋有地雷的地面时，振荡器的频率发生变化，耳机就会发出声音，工兵就知道有地雷了。父亲指着侦察员们画回来的图，向冀中军区的领导一一做了解释。

那么怎么破日本鬼子这个探雷器呢？父亲说我考虑考虑，然后他就去勘察地形、指导工作。程子华政委说：“王主任，我们得给你配一个同志，一块儿下去。”“谁呀？”“旷伏兆。”旷伏兆当时是旅政委，他们都是江西人，也很熟。父亲和旷伏兆同志在羊肠小径上骑着马走，边走边琢磨怎么能把探雷器搞掉。想来想去，也想不出办法来。然后他看到马尾巴来回地摆动，这一下就提醒了他，他对旷伏兆说：“今天晚上，咱们就到前面那个小村就休息吧。”到了小村子以后，父亲对警卫员说：“你给我弄几根马尾巴或马鬃过来。”马尾巴弄来以后，父亲把马尾一头拴在茶壶上，另一头拴在老鼠夹子上，用笤帚轻轻地一扫，然后老鼠夹子就合住了。老鼠夹子合住就等于带动了绳索，这样茶壶一下就被拽过来了。然后我父亲说，就用这个方法破日本鬼子的探雷器。然后就对旷伏兆说：“你一定要记住这个方法，回去以后要汇报。”

父亲走了几个村子以后，村子里每个老乡家都有红薯窖、菜窖，他突然想到，能不能像自己在安源煤矿做工时一样，把地底下打通，家家都打通，村村都打通。他跟旷伏兆商量时，旷伏兆说以前也有过这个想法，但是打通之后被上级批评了。我父亲说：“为什么要批评？”原来是因为鬼子来了，一下就认准了坑道口，认准以后就喊话，然后就拿枪打或者放毒气。后来我父亲说，你们在坑道口要多想想办法，不一定非得用红薯窖当坑道口，不是有牲口吗？比如毛驴，驴槽就能做地道口。另外，你们一定还要想到防毒、防水、防钻、防挖，并且要有多个口，不能一个地道一个口。转了半个多月，回去以后父亲向程子华做了汇报。然后父亲说：“我还是要往河北的西面走一走、转一转。这次程子华让韩伟陪着父亲。有一天，父亲在一个大磨盘旁坐下，韩伟就说：“主任，你要拿我们村里的磨盘做地雷呀？这可不行啊，几个村才有这么一个磨盘。这个方法可不行。”我父亲说：“谁用你这个磨盘做地雷呀，你趴下，你看，我把这个磨盘砌上，留下射击口，从这个小口看街上，左右都能看得清清楚楚，像个地堡一样。”他说：“我还有一个建议，把所有老乡家临街道的窗户都给封死，不要窗户，上面屋顶都是平的，可以架梯子在上面运动，并且从上面看远处也可以看得更广泛，上下交错来消灭鬼子。光藏不打，就是挨打，这样上下结合，就能把鬼子、汉奸消灭了。这就叫战术。”父亲也向领导汇报了他的想法。

1942年日军进行“五一大扫荡”，对冀中的老百姓大面积屠杀，冀中平原变成了“出门跨壕沟，抬头见岗楼，无村不戴孝，到处见狼烟”的恐怖世界。日军也发现了很多的地道口，于是就放毒气，有一条坑道因为没有按照我父亲的说法做，所以一个坑道死了几百人。我父亲非常自责地说：“怎么可能呢？按照我说的做怎么会死这么多人呢？”最后我父亲知道了，因为当时青黄不接，老百姓都没有粮食吃，挖坑道是重体力活，所以就不可能按照他说的做。我们大家看的电影《地道战》里的地道，都是1943年以后才开始慢慢形成的，但是地道战战术的形成、推广，对消灭日本鬼子、保存自己，起到了重要作用。

今天我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今天的讲座如果能让大家有所启发，那么我这堂课就算是成功了。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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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叶其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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