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保成：《贞观政要》与“贞观之治”

 

谢保成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点击观看完整报告视频

点击观看高端论述

点击查看课件

一、文景之治、康乾盛世与贞观之治的异同

秦代以后，中国历史上出现了三个大家公认的治世，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康乾盛世。三大治世最大的共同点是，都在朝代新建后不久，为朝代长期存续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和经济基础，成为了朝代走向鼎盛的先导。

但它们也有很大的不同。文景之治是无为而治。班固在《汉书·卷五·景帝纪》中写道：“汉兴，扫除烦苛，与民休息。至于孝文，加之以恭俭，孝景遵业，五六十载之间，至于移风易俗，黎民醇厚。周云成康，汉言文景，美矣！”汉朝兴起后，与民生息，改变了东周以来因战乱不断造成的不良社会风气。孝文帝恭谨谦逊，孝景帝继承其事业，使汉初的民风愈发淳厚，形成了像西周成王、康王时一样的治世。“文景之治”的说法就是从这段话中得来的，它最大的特点是无为而治、与民休息、轻徭薄赋。

与之相较，贞观之治则刚好相反，贞观君臣一直都非常重视治理问题。武德九年，唐太宗刚登基还没改元为贞观时，朝廷就讨论过大乱之后能否治理好国家的问题，魏征和封德彝争论得非常激烈，大家都希望能从历史上的治国理政实践中吸取经验教训，寻找思想要素。唐太宗将史书的功能明定为“览前王之得失，为在身之龟镜”。贞观三年，他命房玄龄、魏征等人再次修撰梁、陈、齐、周、隋五代史；贞观五年，又命魏征等人选编历代哲人治国理政的思想、论著。魏征“取鉴乎哲人”，编成《群书治要》，并在序言中提到：“凡为五帙，合五十卷，本求治要，故以《治要》为名。”

贞观君臣参考历代帝王执政的经验教训、历代思想家治国理政的思想，结合贞观年间的客观实际，形成了四大治国思想理念，并提出了治国施政的基本要求及目标。因此，相对文景之治的无为而治来说，贞观之治是通过一系列举措而取得辉煌治理效果的有为之治。

贞观之治还有一些不同之处。一是唐太宗打败了突厥，被称为“天可汗”，这是文景和康乾时代没有出现过的情况。汉初和唐初所处的社会环境、内外背景大体相当。汉代以前经历了东周列国到秦统一天下，二世而亡；唐代以前经历了魏晋南北朝四百多年的民族融合，隋统一天下，同样也是二世而亡。但文景时期有不和谐的“清君侧，诛晁错”七国之乱，贞观时期没有。

康乾盛世时的历史背景、内外情况和汉唐完全不同。康乾时期，在外部，西方世界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已经取得成功，法国和美国资产阶级革命正在进行；在内部，清朝是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首先要解决民族敌对情绪的问题。清朝也修明史，编图书集成，但它不像唐太宗修五代史，是为了“览前王之得失，为在身之龟镜”，而是为了笼络明代的知识分子，也有向明代学习汉族文化和统治思想的意味在里面。另一方面，因为当时的历史背景，清朝还要查禁书、毁书，兴文字狱。康乾时期和贞观年间最大的不同是，前者虽然也对西方的科学技术很感兴趣，但总体国策是闭关锁国的；而后者认为“中国既安，远夷自服”，在文化方面绝对开放。这就是贞观之治的第二个不同之处。

还有一点我们过去可能不太注意，贞观君臣的关系是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都比不了的。唐太宗提出“君臣共治”，魏征强调“君臣契合”，不管是君臣关系还是大臣与大臣的关系，没有哪个朝代像贞观年间这么融洽。杯酒释兵权、杀开国功臣这样的事，在贞观年间根本没有。

通过客观比较我们可以发现，在三个治世中，贞观之治确有很多值得借鉴和取法的地方。这也就是为什么会出现《贞观政要》这样一部专门写贞观之治的书，而没有专门写文景之治的书。清朝到了宣统年间编了一部《康熙政要》，基本上是在效法吴兢的《贞观政要》，只是结合清代的情况增加和删除了一些篇章。

 

二、《贞观政要》作者吴兢的为人

《贞观政要》的作者吴兢是一个正直、敢于执笔，非常有责任心的史学家。我们现在看到的关于唐代前期的历史记载，特别是《旧唐书》中绝大部分的基本史料素材都出自他的手笔。吴兢是在魏元忠、朱敬则双双为相时被荐举为史官参加编写唐史的，年纪三十左右。在此后的二十多年里，经他主要修撰的有《则天皇后实录》《唐中宗实录》《唐睿宗实录》。吴兢初入史馆即愤愤然于武三思等的“苟饰虚词，殊非直笔”之行径，认为“国史之作，在乎善恶必书”，为了保留本朝历史真相，他开始私撰国史。开元十四年，他上奏唐玄宗，披露了自己从武后末期及唐中宗时开始私撰国史的经过。由此可知，吴兢是一个对唐代前期历史非常了解的史官。

关于他的正直有一个典型的事例。《则天皇后实录》中记载了一件事：武则天的宠倖张易之、张昌宗兄弟为诬陷宰相魏元忠，以高官利诱张说做伪证，张说答应了。宋璟、刘知几等人听说这件事，苦心劝张说千万不能党邪陷正，成为武三思的党羽陷害忠良。等到在武则天面前对峙时，张说回心转意、据实以告，说一切都是张氏兄弟逼他做的。基于史官的职责，吴兢把这一过程如实记录在《则天皇后实录》里。后来张说成为宰相，并监修国史，看到史馆中的记录。他知道这是吴兢写的，但不好意思直说，就跟吴兢说刘知几在史书里故意抹黑他。吴兢马上解释说，不是刘知几写的，是他亲笔写的，并且当时的底稿还在他手上。张说见暗示没用，就私下找吴兢，希望他能换个写法。吴兢说：“若取人情，何为执笔”，坚持不改。张说也没有办法，吴兢不肯改，他自己去改更说明他心虚，所以这一史实被留了下来，吴兢因此得罪了张说。不久，吴兢因父亲去世离开史馆回家守丧，张说借机启用他人顶替了吴兢。唐玄宗知道吴兢是个人才，当吴兢回归朝廷后仍命他修史，只不过不跟张说在一处了，吴兢在集贤书院修，张说在史馆修。

吴兢是一个非常正直的史学家，并且对唐代前期的历史非常熟悉。《贞观政要》是他根据国史旧本编撰的，从这个角度说，人们都愿意相信它记载的是真实的历史。他在书的序言中表明了编书的原因，太宗时期的政化良足可观，是前无古人的，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人伦之纪备矣，军国之政存焉”。换句话说，《贞观政要》反映了贞观年间的人伦之纪和军国之政。吴兢认为，一个国家若想长久存在，只要好好读《贞观政要》，择善而从，就能实现。

三、《贞观政要》的结构和基本内容

《贞观政要》共十卷四十篇，以君道为开篇，以慎终作终篇，这一结构说明了吴兢的用心良苦。

《贞观政要》的第一卷至第四卷讲君道和政体，第五卷和第六卷讲社会公德和从政要求，第七卷至第九卷讲治国决策，第十卷强调慎终如始。其中，第一卷的第一篇《论君道》是全书的纲。

（一）贞观君臣治国的四大理念

从前三卷和最后一卷的内容中，我们可以总结出贞观君臣治国的四大理念：一是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二是若安天下，必须先正其身；三是坚持君臣共治；四是强调慎终如始。

1.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

这一思想基本贯穿整个贞观时期。《贞观政要》务农篇记载：“贞观二年，太宗谓侍臣曰：‘凡事皆须务本。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凡营衣食，以不失时为本。’”这体现了唐太宗以民为本、以农为本的思想。

贞观二年，京城大旱，暴发蝗灾。古人迷信，传说皇帝吃蝗虫可以灭灾。大臣们都害怕吃蝗虫会吃坏身子，劝唐太宗不要吃。唐太宗却说：“所冀移灾朕躬，何疾之避！”我盼着把蝗灾转移到自己身上，还忌讳什么疾病吗？

贞观四年，皇太子成年，根据礼仪传统规定，在二月份行成人礼。举办成人礼要追加仪仗，这个活儿需要摊派给很多民夫来干。唐太宗提出，二月正是春耕备耕最忙碌的时候，不适合举行成人礼，改到十月为宜。太子太师认为，二月份是最吉利的时候，改到其他时间恐怕不够吉利。唐太宗不为所动，他表明，农时不可失，办事合理就是最大的吉利，坚持改变了占用农时的礼仪制度。

贞观十六年，唐太宗因米价下跌对侍臣说：“国以民为本，人以食为命。若禾黍不登，则兆庶非国家所有。既属丰稔若斯，朕为亿兆人父母，唯欲躬务俭约，必不辄为奢侈。朕常欲赐天下之人皆使富贵，今省徭赋，不夺其时，使比屋之人恣其耕稼，此则富矣。敦行礼让，使乡闾之间，少敬长，妻敬夫，此则贵矣。但令天下皆然，朕不听管弦，不从畋猎，乐在其中矣！”意思是国家以百姓为根本，百姓又以粮食为生命。如果粮食没有收成，那么百姓就不再相信国家。恰好粮食丰收，米价却下跌严重，必须厉行勤俭，不能奢侈浪费。他希望天下百姓人人富裕尊贵，因此减少赋役，不耽误农耕的时间。他自陈，只要天下百姓都有田耕、家庭和睦，社会安定，即使不听音乐、不去打猎，也乐在其中。

以上三个事例是唐太宗对“存百姓”思想的践行，在《贞观政要》里都有明确记载。特别是最后一例中提到的希望天下百姓人人富裕尊贵的愿景，这是贞观之治要达到的主要目标。

2.若安天下，必须先正其身

《贞观政要·卷一·论君道》记载：“若安天下，必须先正其身。未有身正而影曲，上治而下乱者。”如果想天下安定，必须先使自身端正，身子不端正，身影弯曲，朝廷安定了百姓反而混乱。

《贞观政要·卷六·论慎所好》专门讲唐太宗谨慎自己言行。《贞观政要·卷十·论行幸》里提到，唐太宗很喜欢打猎，但打猎是一项兴师动众、劳民伤财的活动，因此魏征、虞世南、刘仁轨等人时常劝阻他。劝过之后，唐太宗意识到不应因自己一时兴起就劳师动众，就不去了。这类例子在《贞观政要》中有很多，说明他能够限制自身行为，尽量不干扰百姓的生活。

同时，他不以言代法。唐太宗登基后不久，封赏官吏，下旨命虚报官资的人自首，如有不自首被查出来的，就要杀头。调查之后，确实发现了凭假官资拿俸禄的官吏。按照唐太宗的圣旨，应该将他们处死，但负责调查的大理寺少卿戴胄按照法律规定判了流放。唐太宗质问戴胄为什么没判死刑。戴胄解释说，这是按照法律规定判的，如果唐太宗执意要处死刑，他也没有办法，不过既然唐太宗让他来负责这件事，他就会按照律法来判。唐太宗说，你按法律规定办，却让我失信于天下。戴胄回答：“法者，国家所以布大信于天下：言者，当时喜怒之所发耳。陛下发一朝之忿而许杀之，既知不可而置之于法，此乃忍小忿而存大信也。”意思是不能以一时之私愤代替公天下的大法。听了这席话，唐太宗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并为有戴胄这样奉公执法的官员感到欣慰。

当然，唐太宗也有错杀的时候，因此他想到用制度来约束自己，以避免类似的错误。贞观五年，河内（今河南沁阳）人李好德因为妖言惑众被抓起来，主管司法的大理丞张蕴古审案时查明，李好德有病，属于精神不正常，因此主张虽然该犯说过一些很有政治问题的话，还是不应追究他的法律责任。唐太宗同意了张蕴古的处理意见。但圣旨还没正式下达，张蕴古就率先告诉李好德他已经被赦免了。再加上时任治书侍御史的权万纪站出来弹劾张蕴古，说张蕴古家是相州人，李好德的哥哥正担任相州刺史，所以他发表这样的意见肯定是因为与李家有关系，属于枉法阿纵。唐太宗本就对政治案件特别留神，一听这里还有猫腻，大怒，立即下令杀了张蕴古。很快他就为自己的草率感到后悔，意识到这件事张蕴古罪不至死，下制，凡判处死刑，即使有令要杀，也要三复奏。后来他觉得三复奏在须臾之间就完了，还未仔细思考，又要求中央二日中五复奏，地方三复奏。五复奏，以处决前一日、二日复奏，处决当日又三复奏，唯有犯恶逆者，一复奏而已，并将此作为制度写在法令上。

唐太宗认为“人命至重，一死不可再生”，因此必须慎重。通过订立制度，赋予大臣五次上奏据理力争的机会，杀人就不再是皇帝说杀就杀，这样一来，可以很好地避免滥杀。

 

3.君臣共治

《贞观政要》卷一第二篇是《政体》，在封建社会里，政体实际上是官僚体制问题，包含君臣关系和臣僚与臣僚之间的关系。《贞观政要》卷二的《任贤》《求谏》《纳谏》和卷三的《君臣鉴戒》《择官》也是讲政体；卷四的《规谏太子》讲接班人的问题，实际上也属于政体问题。

《贞观政要·卷二·论求谏》记载，贞观二年，唐太宗与群臣通过探讨西晋末年和隋末的皇帝都因拒谏、臣下不敢谏导致灭亡，得出了国家要存续，须得君要明、臣要直的结论。唐太宗说：“朕今志在君臣上下，各尽至公，共相切磋，以成治道。公等各宜务尽忠谠，匡救朕恶，终不以直言忤意，辄相责怒。”这种君臣共治的理念是他虚心纳谏，魏征等诤臣敢于直谏的思想基础。

《贞观政要·卷一·论政体》记载，贞观四年，唐太宗与群臣探讨隋文帝是一个怎样的皇帝。宗问萧瑀曰：“隋文帝何如主也？”对曰：“克己复礼，勤劳思政，每一坐朝，或至日昃，五品已上，引坐论事，宿卫之士，传飧而食，虽性非仁明，亦是励精之主。”大臣们普遍认为隋文帝勤劳思政，从上午上班一直工作到下午天快黑，就连吃午饭都是把膳食叫到办公的地方吃。唐太宗却说，你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隋文帝勤政是因为他的天下是篡取来的，不是自己打下来的，他担心别人也会如法炮制篡取他的天下，因此不管大事小事都要亲自过问。时间一长，就形成了他怎么说大臣们就怎么干的局面。然而天下那么大，政事那么多，时势随时在变化，一人独断怎么能行呢？应该由宰相筹划，大家一起商量，稳妥之后再实行。这也是君臣共治思想的体现。

卷二中有一篇标题叫“求谏”，唐太宗之所以向大臣们求谏，采纳他们提出的好的意见，甚至希望大臣敢于直谏顶撞他，就是因为他具有君臣共治的思想理念，明白大家商量着做事可以减少差错。

《贞观政要·卷二·论任贤》里提到了唐太宗行政班子中的八个人，分别是房玄龄、杜如晦、魏征、王珪、李靖、徐懋功、温彦博、虞世南、马周。这八个人中，只有房、杜两人算是他的死党。剩下的六人中，魏征、王珪原来是太子李建成的手下；李靖和徐懋功两位武将一个是隋朝的旧臣，一个参加过瓦岗寨起义；虞世南和哥哥虞世基一起在隋朝任职；马周是从民间提拔上来的布衣宰相。这样的八个人能在一起共事肯定不是因为效忠唐太宗本人，一定是为了唐代的兴盛。这个班子都是来自五湖四海，有不同意见的人，但彼此间非常和谐。一次聚会，大家都很高兴，唐太宗让王珪评价在场的其他大臣。王珪说：“孜孜奉国，知无不为，臣不如玄龄；兼资文武，出将入相，臣不如靖；敷奏详明，出纳惟允，臣不如彦博；济繁治剧，众务必举，臣不如胄；以谏诤为心，耻君不及尧、舜，臣不如征。至激浊扬清，疾恶好善，臣于数子有一日之长。”包括唐太宗在内，大家都认为王珪的评价非常准确、中肯。这说明唐太宗行政班子的成员对彼此非常了解，整个班子相处得很融洽，形成了君臣共治的局面。

《贞观政要·卷十·论慎终》记载，贞观五年，太宗谓侍臣曰：“自古帝王亦不能常化，假令内安，必有外扰。当今远夷率服，百谷丰稔，盗贼不作，内外宁静。此非朕一人之力，实由公等共相匡辅。”唐太宗认为“远夷率服，百谷丰稔，盗贼不作，内外宁静”的成果是公卿共同努力的结果，说明君臣共治的思想至少贯穿了贞观时期的前期和中期。

贞观时期设立中书省和门下省，规定中书出令门下可以反驳，就是为了防止执政时出现错误。从这一设置我们可以看出，贞观时期臣子间有不同意见是很正常的。无论是谁提出的事情，唐太宗都支持持不同意见的人进行理性讨论，但绝不可意气用事，或碍于私人情面对问题有所隐瞒。只要臣子各尽至公，敢于直谏直奏，唐太宗就不会把他们的言论作为妄议朝政，安上有污圣旨的罪名。他要求各个官员和部门不能只知道转发圣旨，因为光是发公文的话谁都可以胜任。选官的目的就是要让他们代表百姓提意见，为民执政。

君臣共治思想与先存百姓思想相辅相成。唐太宗担心刺史和县令不能勘养百姓，为了解除顾虑，他把刺史和县令的名字及事迹挂在寝殿旁，看谁有值得推广的善政，应该得到提拔。

4.慎终如始

《贞观政要·卷十·论慎终》记载，贞观五年，天下初治时，唐太宗就提出过须常思始终：“然安不忘危，治不忘乱，虽知今日无事，亦须思其终始。常得如此，始是可贵也。”贞观十一年，魏征上《谏太宗十思疏》，也都是围绕着如何做到善始慎终的问题。

在贞观时期的前中期，唐太宗较好地贯彻了他的四个政治理念。但贞观十七年，魏征病逝，他的宰相班子和理政思想也出现了变化。吴兢认为，唐太宗虽然终不如初始，但仍是一位善始善终的皇帝。

 

（二）其余几卷的具体内容

《贞观政要》第五卷共五篇，分别为《论仁义》《论忠义》《论孝友》《论公平》《论诚信》。第六卷共九篇，分别为《论俭约》《论谦让》《论仁恻》《论慎所好》《论慎言语》《论杜谗邪》《论悔过》《论奢纵》《论贪鄙》。把俭约、谦让排在前面，将奢纵、贪鄙放在最后，从这个排列顺序我们可以看出吴兢提倡什么、反对什么。

这两卷主要讲以德治国。唐太宗、魏征、房玄龄等人多次强调，仁义是立国之本。他们还将司法公平与诚信联系在一起，倡导“法者国家所以布大信于天下也”。贞观元年，长孙无忌被太宗召见，情急之下未解佩刀入宫，出门时才被监门校尉发现。宰相封德彝认为，监门校尉失职，应该处死；长孙无忌误带刀入，罚铜二十斤，太宗表示同意。大理寺少卿戴胄当即反驳：长孙无忌带刀入宫，校尉没有发现，两者同样是失误，为何一个只是罚铜而另一个要处死呢？太宗听后反思：“法者，非朕一人之法，乃天下之法也。”怎能因为长孙无忌是皇亲国戚而包庇他呢？于是又重新审议，免去了监门校尉的死罪。

根据《贞观政要·卷六·论俭约》记载，唐太宗因为汉文帝提倡节俭对他十分推崇。贞观时期的三个宰相一个户部尚书，临死时家里简陋到没有可以设灵堂的地方。岑文本当上中书令后，旁人劝他赶紧趁机置办点家产，他说：“吾本汉南一布衣耳，竟无汗马之劳，徒以文墨致位中书令，斯亦极矣。荷俸禄之重，为惧已多，更得言产业乎？”

根据《贞观政要·卷五·论孝友》记载，房玄龄对继母非常孝顺。继母生病后，他亲自伺候，端汤喂药，还为她烹饪可口的饭菜。医生来看病，他亲自到门口接送。房玄龄作为第一宰相，同时也是孝顺的典范。

根据《贞观政要·卷六·论慎言语》记载，唐太宗讲话之前首先考虑的是他的话是否会给老百姓带来危害，造成负担。

《贞观政要·卷六·论杜谗邪》记载，贞观十六年，太宗谓谏议大夫褚遂良曰：“卿知起居，比来记我行事善恶？”遂良曰：“史官之设，君举必书。善既必书，过亦无隐。”太宗曰：“朕今勤行三事，亦望史官不书吾恶。一则鉴前代成败事，以为元龟；二则进用善人，共成政道；三则斥弃群小，不听谗言。吾能守之，终不转也。”唐太宗称自己一生“勤行”三件事：一是总结前代帝王得失来治理国家；二是任用贤人；三是贬斥小人。他规定“有上书讦人小恶者，当以谗人之罪罪之”，意思是对于诬陷别人的人，他诬陷别人什么罪就治他什么罪。比如造反论罪应该杀头，诬陷别人造反，那么那个诬陷别人的人就要杀头。一次，有人诬陷魏征谋反，唐太宗说：“魏征，昔吾之雠，只以忠于所事，吾遂拔而用之，何乃妄生谗构？”直接将诬陷魏征的人拉出去杀掉了。

从第五、第六卷的内容可以看出，贞观年间提倡仁义、谦恭、友爱，讲究诚信，形成了崇尚节俭、杜绝谗邪、戒贪戒奢的社会风气。加上前面讲过的唐太宗提出希望天下百姓人人富裕尊贵的愿景，我们基本可以看出贞观之治的大概面貌。

第七卷共三篇，《崇儒学》《论文史》《论礼乐》，基本属于大兴文教的范畴。第八卷共五篇，《论务农》《论刑法》《论赦令》《论贡赋》《辨兴亡》，主要讲固本宽刑。以农业为本，前面已经举过固本的例子。宽刑强调律法是天下之法，非一人之法。因为各级官员总想通过抓捕罪犯来提高政绩，所以唐太宗反复强调执法应宽简。贞观四年，天下被判死刑的人只有29个。犯人少可以说是治世的一个标准。《辨兴亡》里有两章内容与第六卷《论奢纵》重复，说明奢纵与国家兴亡是紧密相连的。也可能是吴兢本人也无法把二者完全割裂开来论述，在编纂方面存在一些问题。

第九卷讲征伐和安边。安边主要是针对如何安排突厥的问题。征伐主要讲征伐高丽的事情。根据《贞观政要·卷九·论征伐》记载，贞观十九年以前，唐太宗伐高丽还能听得进臣下的劝谏；但贞观十九年以后，像隋炀帝一样愈发好大喜功。贞观二十二年，房玄龄上奏劝谏太宗，但他仍坚持要去攻打高丽。这一篇实际上反映了唐太宗治理后期存在的一大问题。

总体说来，《贞观政要》全书十卷四十篇，按照前四卷讲君道、政体，第五、六卷讲社会公德和从政要求，第七卷至第九卷讲治国安邦的基本策略方针，第十卷强调慎终如始的思路，我们对全书的结构和基本内容进行了简单梳理。

四、《贞观政要》的影响、价值和存在问题

作为一部对治国施政具有指导意义的著作，《贞观政要》与儒、法等各家著作不同。前者是经过时间和实践验证的，后者大多没有实践，还停留在思想的层面。因此《贞观政要》中的经验比之一般的思想著作对实际更具操作性，它的价值就在于既有对思想的总结，又有对实践经验的记录。

唐代后期比较有作为的三个皇帝，唐宪宗、唐文宗和唐宣宗都认真读过《贞观政要》，这在《旧唐书》和《资治通鉴》中有记载。宋仁宗也认真读过《贞观政要》，他之所以要修《新唐书》，就是因为在面临内乱外患的局势时，想到唐朝的兴盛，认为应该学习唐朝，特别是唐太宗对国家的治理。一直到南宋初期，宋代的各个皇帝都在修政训，这实际上是政要的另一种说法。中国历史上有很多政训著作，大部分都失传了，而《贞观政要》经过历史检验流传了下来，足见其影响力。

当时的辽和西夏都翻译了《贞观政要》。元代戈直撰《贞观政要集论》，将从唐代到元代戈直以前22位知名史学家、政治家、思想家对《贞观政要》的评论收录其中。《贞观政要》不仅在辽宋元流传，还在唐宪宗前后被遣唐使带到日本，形成了三个抄本，甚至成为日本天皇的教科书。

唐太宗作为封建社会帝王的标杆，《贞观政要》作为封建社会统治者必须掌握的治国方略，始终受到推崇和效法，但《贞观政要》的编撰也存在不少问题。比如太过突出“太宗时政化，良足可观”这一基本观念，只记录好的方面，忽略不好的方面。对魏征去世之后的事记的很少，没有记唐太宗后悔，曾把魏征的墓碑推倒的事情。还有，唐太宗临死前，对徐懋功很不放心，曾故意将徐懋功发配出去，再让太子李治在登基后把他调回来，以此施恩来替太子李治笼络人心，实际上就是玩弄权术。徐懋功老谋深算，知道唐太宗的用意，所以被调走时走得很果断，在唐高宗继位时顺利被调了回来。这些事反映了唐朝后期国家治理方面存在的问题。此外，《贞观政要》还忽略了唐太宗治国思想中非常关键的一条，对少数民族一视同仁。《资治通鉴》记载，唐太宗李世民在处理周边民族关系曾说：“自古皆贵中华（指中原），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这一重要思想观念在《贞观政要》中没有体现，找不到任何线索和类似的表达。再有，对一些事例发生的时间记录不够准确，有的一看就是错的。虽然书中片段截取自他本人修的国史，但实际内容比照《旧唐书》的原始文献来还是有些粗糙的。这可能是在流传过程中出现了遗漏，或者是他本人出现了一些疏漏。

最后补充一下吴兢撰写《贞观政要》的初衷。前面我们提到吴兢得罪了张说，给父亲守丧回来之后被张说赶出了史馆。在这个过程中，他发现唐朝的朝廷已经出现了一些不好的苗头，所以他编《贞观政要》很大程度上是希望劝唐玄宗向唐太宗学习。

吴兢从很早就开始编《贞观政要》，但直到开元十七年才获得将其进呈给唐玄宗的机会。当时宰相萧篙正好兼修国史，又是集贤院学士。之前提到吴兢不跟张说共事之后就被安排在集贤院修史，他就借着这个机会把《贞观政要》通过萧篙呈给玄宗，意在提醒玄宗有国有家者，只要向唐太宗学习，就可以保证国家的长久存续。然而唐玄宗非但没有读《贞观政要》，还把吴兢贬到了外地。这一贬之后，吴兢再次入朝已经是八十多岁的老人，给一位皇子做老师，基本上没有什么作为了。

吴兢上奏提醒唐玄宗要向唐太宗学习，做一个善始慎终的皇帝。他在上书表中以伊尹自比，将唐玄宗比作纣王，大概意思是纣王不尊祖业伊尹斥之，你唐玄宗不尊祖业我吴兢斥之。当时正好是唐玄宗四十五周岁生日，看到这样的话肯定是火冒三丈。唐玄宗将自己的生日八月初五定为千秋节，让全国人民都来给他庆生。而唐太宗认为母亲产子的过程是痛苦，反对过生日，二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早在开元十四年，吴兢向唐玄宗上奏，就提出过玄宗应该向太宗学习，纠正自己的行为，这时的唐玄宗已经有些德消志异了。作为一个身处盛世的正直的史学家，吴兢没有一味歌功颂德，而能在盛世中发现颓败的危险信号，向治理者提出保持善始慎终的有益谏言，这是相当难能可贵的。《贞观政要》不仅提供了治国施政的实际经验，也传递出一种盛中观衰的思维方式。

这就是我今天要汇报的主要心得。

（根据宣讲家网报告整理编辑，

未经许可，不得印刷、出版，违者追究法律责任）

责任编辑：杨雪

文章来源：http://www.71.cn/2021/0108/1113345.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