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2月：风云变幻

为生存为求学而斗争

怀着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理想，漂洋过海来到法国勤工俭学的中国学生，1921年1月突然闻听一个消息，巴黎华法教育会发布公告，给勤工俭学学生的维持费只发到2月28日，此后“脱卸一切经济上之责任，只负精神上之援助”。这等于把靠华法教育会发放的几法郎度日的穷学生逼上了绝路。

为了团结勤工俭学学生，商讨互助自救方法，2月中旬，蔡和森、向警予就读的蒙达尼男、女公学发出启事，阐明如果28日以前无法解决该问题，全体学生将同赴巴黎，到中国驻法公使馆请愿。27日，在巴黎一家咖啡馆，新民学会留法会员召开留法勤工俭学学生代表会，一致通过蔡和森提出的争取“生存权”“求学权”的口号，要求每年补助每个勤工俭学学生400法郎，以4年为期。

2月28日一大早，400多名勤工俭学学生陆续从巴黎各区汇集到中国驻法公使馆附近，蔡和森、李维汉、汪泽楷、方敦元、向警予作为谈判代表，要求会见中国驻法公使陈箓。在学生们的压力下，下午1点，陈箓不得不在公使馆附近的公园和学生见面，但他婉拒了同学们的要求。相持大半天后，学生们被法国警察驱散，学生代表被捕。中法当局的行径激起了学生们更大的愤怒。

这次斗争虽然没有完全达到预期目的，但也迫使驻法公使馆答应延长发放3个月、每人每天5法郎维持费的要求。华法教育会也答应继续为失业和候工的学生找工作。正在法国的周恩来，为此给天津《益世报》撰写了《留法勤工俭学生之大波澜》的报道，对处于饥寒交迫困境中的勤工俭学学生深表同情。

回望百年，方知当年赴法勤工俭学之路“道阻且长”，也更深切感受到，当年那些“生于忧患”的海外学子们虽身处困境，但热血满腔，不畏强权，把个人的命运和祖国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这是血脉相连的眷恋，闪耀着救国救民理想的光芒。

人不单是靠着面包生活

1921年2月8日，俄国无政府主义运动代表人物、无政府共产主义派创始人彼得·阿列克谢也维奇·克鲁泡特金在莫斯科去世，终年79岁。不少人打着无政府主义的黑旗为他送葬，俄共（布）中央也送了花圈，缎带上写着：“献给一位备受沙皇政府和国际反革命资产阶级迫害的人。”可见，这个人物很复杂。

克鲁泡特金生在莫斯科一个贵族家庭，少年时公开表示对自家农奴、婢仆的同情，也很关心农奴解放问题。1872年，克鲁泡特金开始在圣彼得堡、莫斯科工人中进行革命宣传，两年后被沙俄政府投入监狱。1876年，他越狱逃到西欧，开始了流亡生涯，研究鼓吹无政府主义。克鲁泡特金在《面包和自由》中宣称：“人不单是靠着面包生活”，要使社会正义理想成为现实，人们的欲望就不应限于夺回面包、酒和盐之类，同时应该夺回安乐生活所必需的一切东西，而这只能由无政府的共产主义来完成，消灭政府、撕碎它的法律、摒弃它的道德，财富必须要充公。

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推翻了沙皇专制统治。6月，克鲁泡特金回到阔别41年的祖国。俄国资产阶级临时政府首脑克伦斯基请他参加内阁，他却怒气冲冲地说：“请您不要忘记，我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我认为，去擦皮靴也比干这个更诚实、更有用一些！”

克鲁泡特金表面上似乎承认国家，但反对建立政党，对无产阶级政党采取敌视态度，对俄国十月革命态度比较矛盾：一方面，他对这次革命表示了肯定和赞赏；另一方面，他坚决反对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建立的无产阶级专政，反对党对苏维埃的领导。

“无政府主义者，正如马克思主义者早已屡次说明的，虽然非常‘猛烈地’攻击资产阶级，但是他们还是站在资产阶级世界观的立场上”。因此，“在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中间横着一条鸿沟”， 列宁一语点破了其中的玄机。

喀琅施塔得水兵叛乱

波罗的海芬兰湾东端科特林岛，有一个彼得大帝时期建造的俄罗斯要塞——喀琅施塔得。这是个德语名字，意思是皇家之城。1917年十月革命中，喀琅施塔得水兵是革命主力，是十月革命的荣光和骄傲。但是，1921年2月28日，在一些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分子和前沙皇将军、要塞司令科兹洛夫斯基的煽动下，包括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和塞瓦斯托波尔号两艘军舰全体水兵在内的波罗的海舰队发生了叛乱。

十月革命的时候，喀琅施塔得水兵十分之一是布尔什维克党员。叛乱之时，水兵成分已经发生很大变化，大多数是刚刚从农村走出来的农民。为了避免流血，3月1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米·伊·加里宁来到喀琅施塔得，在群众大会上发表演说，竭力向水兵们说明他们误入了歧途。但深受叛乱分子欺骗宣传的水兵们没有理会。于是，苏维埃政府决定派红军平叛，当时出席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的300名代表参加了战斗。3月16日，红军拿下了喀琅施塔得炮台；3月18日，占领整个要塞和城市，叛乱被迅速粉碎。

俄共（布）和苏维埃政府也从喀琅施塔得叛乱事件中吸取了重大政治教训：必须调整战时共产主义政策。

早在1918年春夏，英法美日等帝国主义对苏俄发动武装干涉，3/4国土落入敌手，苏俄粮食、石油和原料主要来源被切断，工人每天只能领到1/8磅的面包。苏维埃政权不得不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即余粮收集制、把工业企业几乎全部收归国有、取消贸易自由、实行实物配给，等等。这些政策在组织、动员国家一切资源、力量，打败敌人的进攻上还是十分有效的。

但是，1920年下半年形势好转后，苏维埃政权依然把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当作保证大规模经济建设的“正确”道路，甚至“企图过渡到共产主义”，这就违背了经济规律，极大地伤害了农民的利益。喀琅施塔得叛乱使列宁开始意识到：在一个农民占多数、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革命胜利后马上就用共产主义的方式来改造小农经济，无论如何是行不通的。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彻底废除了余粮收集制，开始实施新经济政策。

（作者简介：刘岳，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北京市地方志办二级巡视员）

责任编辑：王梓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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