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五”时期我国制造业比重的合理区间探析

【中图分类号】F124 【文献标识码】A

制造业比重变动反映了消费需求升级和产业结构升级的过程，其“先升后降”的特征符合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但制造业比重“过早、过快”下降又将对经济发展造成一系列不良影响。在我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发展时期和工业化总体进入发展后期阶段的条件下，究竟应保持怎样的制造业比重，近年来我国制造业比重过快下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造成怎样的影响等，是值得高度关注的问题。制造业作为对原材料及中间成品进行加工制造，从而转化为人们可使用产品的行业，是伴随着工业革命发展起来的，并成为当今人类社会的重要产业。对于处于工业化进程中的国家来说，保持制造业的一定比重对经济发展及其质量具有重要影响。

现阶段我国制造业比重下降及其对经济发展产生的不利影响

制造业保持一定比重对我国经济至关重要。现阶段，我国总体处于工业化发展的后期，保持一定的制造业比重是十分必要的。首先，解决我国一系列重大现实经济、社会、民生及环境问题，需要强大的工业制造业。我国用几十年的时间走完西方国家上百年走过的工业化道路，在这一过程中积累起大量经济、社会、民生及环境方面的问题，如新型城镇化建设中的城乡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设施建设、重大环境治理工程、重大技术创新平台建设等。解决这些问题必须靠工业制造业的进一步发展和提升。目前，我国的人均GDP只有美国的14%，在这种情况下过早声言进入服务业占主导的时代，不利于高质量推进工业化，并进而实现现代化。其次，强大的工业制造业是我国实施创新驱动战略的产业基础和保障。长期以来，我国技术创新特别是自主创新能力严重不足，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制造业发展水平不高，产业链与创新链衔接不紧密。我国正在大力推进的创新驱动战略，必须建立在制造业高度发展和竞争力不断提升的基础之上；否则创新驱动战略将因失去根基而难以实施。再次，高效的工业制造业也是实现中高速增长的保障。保持中高速经济增长，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基本保证。但未来一个时期，外需拉动力大为减弱，国内要素成本大幅上升，人口红利趋于消失，在此情况下，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必须靠供给侧质量和效率的提升，关键是产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在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方面，工业制造业显著优于服务业。有关数据显示，目前我国服务业生产率水平只有工业的80%；2013—2014年，工业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为7%，而服务业年均增长只有2.6%。过分追求服务业比重提升，势必会销蚀全要素生产率，甚至可能堵塞其增长的渠道，导致经济潜在增速的下降。

从总体上判断，现阶段我国制造业比重存在过快下降的问题。从制造业下降速度看，美、英等发达国家制造业比重经历了几十年缓慢下降的过程，并且到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通过实施再工业化战略，这些国家制造业比重下降趋势得到一定的遏制。美国制造业从1997年的16.1%下降到2017年的11.2%，用了20年；英国制造业比重从1999年的14.4%下降到2017年的9.0%，用了18年；日本和德国制造业比重20年内几乎没有变动，始终保持在20%左右的水平。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国制造业比重从2006年的峰值32.5%下降到2019年的27.2%（如图1），只用了13年的时间，下降速度远快于美、英等发达国家。

韩国作为成功跨过“中等收入陷阱”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其制造业占比从20世纪70年代的17.4%上升到2011年的峰值28.2%，然后从这一数值降到2019年的25.4%，八年间下降了2.8个百分点，年均下降0.35个百分点。我国2011—2019年制造业比重从32.1%下降到27.2%，下降4.9个百分点，年均下降0.61个百分点，下降幅度和速度都远大于韩国。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发达国家制造业比重缓慢下降是工业化发展到较高阶段后发生的一种现象。我国自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生产制造能力被彻底激活，同时工业化进程也不断推进，制造业占比却在2006年后不断下降，由此可知，我国存在较明显的制造业比重下降过快现象。与制造业比重过快下降同时发生的是，我国制造业投资增速从2011年的37.7%下降至2017年的3.1%，而制造业投资增速的大幅下降，正是制造业比重过快下降的重要诱因。

在某一特定经济体系中，制造业与服务业比重作为同一枚硬币的两面，前者过快下降，往往意味着后者快速上升。我国服务业占GDP比重从2011年的41.2%上升到2019年的53.9%，尤其是2012年以来，服务业占比年均增加1.2个百分点，远快于发达国家服务化转型时期服务业占比提升的速度（见图1所示）。

图1 我国制造业与服务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

图 2 同一发展阶段下中国与发达国家工业占比情况

从各国产业结构演进角度看，图2展示了中、日、韩、英四国在同一经济发展水平下工业的占比情况。横轴代表经济发展水平，以取对数后的人均GDP（美元计）表示。由于部分国家缺少早期制造业比重数据，而制造业作为工业的主体，因此这里以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替代制造业占比，来考察制造业下降的速度和趋势。由图1可知，我国在人均GDP取对数后接近8的经济发展水平时，制造业比重开始出现下降趋势，资料显示，经济发展水平为7.65时，我国工业比重为47.56%，此后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工业比重逐渐降低，我国人均GDP取对数后的最高值为9.24，该水平下的工业比重为38.97%，下降了8.59个百分点，意味着我国以取对数的人均GDP衡量的经济发展水平每增长一个单位，工业比重降低5.4个百分点。而处于同一发展阶段的日本和韩国分别下降4.37和4.56个百分点，折算为取对数的人均GDP，每增长一个单位，工业比重分别降低2.68和2.76个百分点。可见，与日、韩相比，我国工业或制造业比重的下降速度远超前于经济发展阶段，制造业比重存在较明显的下降问题。

我国制造业比重下降过快对经济发展造成了不利影响。第一，制约我国经济效率和竞争力提升。我国在尚未完成工业化，并且面临着加快推进城镇化、扩大投资强化基础设施建设的任务。在这种情况下，制造业比重过快下降，降低了投资增加速度，减弱了经济发展动力，不利于经济中高速增长。近年来，我国制造业投资增速放缓，有的年份甚至出现负增长。经济增速从2012年的7.7%下滑至2019年的6.1%，直接与制造业比重过低有关。制造业比重下降过快的领域主要是传统制造业，由于这些产业投资驱动的下降，必要的技术升级改造被迟缓，导致许多制造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面临经营困难，利润空间趋窄，转型升级缓慢和产业竞争力的提升，制约了我国关键核心技术的创新突破。传统制造业是容纳就业较多的行业，其发展滞后甚至趋于萎缩，制约了我国劳动力就业水平的提高。另外，制造业比重下降或服务业比重上升快，也是导致要素生产率下降的一大诱因。

第二，助推了资本等生产要素“脱实向虚”，加剧了“产业空心化”风险。制造业比重过快下降的同时，服务业比重快速上升，其中金融业、房地产业占比提高最为明显。2017年服务业占GDP比重达到51.6%，比2005年提高了11.3个百分点。同期，金融业和房地产分别提高了4.4和2个百分点，两者合计贡献了服务业比重提高的56.6%。这说明金融、房地产比重过快提高是导致制造业比重快速下降的重要诱因。2004年，我国金融业占GDP比重从2004年的4%，提升到2015年的8.4%，只用了11年的时间。作为金融大国的美国的金融业占比从1970年的4.1%提高到2007年的7.3%，用了近40年。近年来，随着中央去杠杆方针的实施，金融业占比有所下降，但金融业增加值在全部19个大行业中，仍居于前列。金融的本质功能应是服务实体经济，金融业比重提升过快，很大程度上挤压了制造业和其他实体经济发展，必然助长虚拟经济过快发展，扭曲经济运行的正常关系，造成较严重的“脱实向虚”和“产业空心化”，并孕育一定的金融风险。同时，金融业过度扩张加重了实体企业负担，增加了国有企业的债务，制约了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与金融业类似，近年来伴随着制造业的比重下降，大量资金涌向房地产业，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一些一线城市的房价已高过许多发达国家一线城市的房价水平。高房价同样导致大量资金通过炒房攫取高额利润，抬高了制造业及整个实体经济财务成本，危害了经济运行环境。

第三，制约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实现区域协调发展，是新发展理念的重要内容，也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基本要求。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国在推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方面取得了重要成就，但也应看到，目前区域之间的差距仍较明显，从区域工业化发展水平看，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研究所2017年发布的工业化综合指数显示，全国平均水平是84，长三角、珠三角、北京天津等地是93到98，长江经济带地区是86，东北只有76，大西北和大西南只有58，个别省更是只有50。加快中西部工业化发展，推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一个重要的途径是加大对中西部产业、基础设施等的投资，进一步强化这些地区的产业基础和发展环境，加快传统产业技术改造，实现这些地区产业转型升级。而制造业比重过早过快下降，将制约对中西部地区产业的有效投资，制约这些地区的产业转型升级，不利于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第四，不利于抢占国际产业竞争的制高点。当今世界，一场以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迅速发展和广泛应用为主要内容的新产业革命也即第四次工业革命在全球方兴未艾，正因其全球科技革命和产业的深刻变革。全球主要国家纷纷采取对策加以应对，以抢占新产业革命的先机。第四次工业革命本质上仍是一场工业领域特别是制造业的革命，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技术的深度融合形成新一代智能制造技术，正逐渐成为这场新产业革命的引领性技术，制造业是这次新产业革命的主战场。围绕制造业的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发展智能制造、提升制造业能级，成为抢占新产业革命制高点的关键。如果我国制造业比重过快下降，将从根本上削弱我国应对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基础，丧失用第四次工业革命技术成果全面改造提升我国传统产业的能力，从而错失制造业体系升级和第四次工业革命发展的历史机遇。

“十四五”期间我国制造业比重的合理变化区间探析

面对我国制造业比重过快下降的态势，“十四五”期间，进一步提升制造业占比水平是十分必要的。但我国制造业究竟应该保持怎样的比重区间，仍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有必要借鉴国内外相关经验及做法。作为世界头号制造业强国的美国，在2018年发布的《美国先进制造业领导战略》提出，先进制造业是美国经济实力的引擎和国家安全的支柱。在这份政府文件中，尽管没有具体提出要保持的制造业比重，但从对制造业的重新重视，特别是近年来大力引导制造业回流，可以判断美国制造业占比存在进一步上升的态势。如果再考虑到其服务业中的70%左右是为制造业服务的生产性服务业，则制造业实质所占比重会比统计数据意义的比重更高一些。德国也是世界制造强国，一直以高度重视维持制造业竞争优势而闻名于世。2019年2月德国发布《德国工业战略2030》，基本导向是增强德国工业的整体竞争力，牢牢掌握工业主权和技术主导力，其中提出到2030年，逐步将制造业增加值在德国和欧盟的增加值总额（GVA）中所占的比重分别扩大到25%和20%。在我国，上海市从“十三五”规划开始，多次提出制造业占比保持25%的底线，同时到2020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全市生产总值比重达到20%左右。2019年，上海提出要加快构建以现代服务业为主体、战略性新兴产业为引领、先进制造业为支撑的现代产业体系，并明确提出先进制造业比重不能低于25%。深圳市提出工业占GDP比重在2020年应守住34%，制造业占GDP的比重守住31%。对于上海、深圳这样经济发达地区制造业比重尚需要保持25%以上，工业化水平相对较低的中西部地区制造业比重应该更高一些。综合考虑，我们认为，“十四五”期间我国制造业比重应保持在28%—32%的区间范围内。

除了把握制造业比重的合理区间这一数量指标，还应与制造业质的提升结合起来。首先，应把握产业结构演进的趋势，促进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随着技术进步和产业分工的细化，制造业与服务业之间呈现出融合发展趋势，制造业服务化和服务型制造作为新型制造业生产模式越来越普遍。特别是伴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兴起，新一代信息技术作用的日渐深入，进一步推进和深化了制造业与服务业的融合。从产业价值链微笑曲线看，产业升级表现为价值链“微笑曲线”的底端向两个方向上延伸，使制造过程的研发、设计、营销、售后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环节得到进一步强化，制造业升级与现代服务业发展同步实现。在这种情况下，关注制造业比重应进一步关注制造业中服务性环节即生产性服务的比重。制造业的价值分布从制造环节向服务环节不断转移，服务正在成为制造企业利润的重要来源。以苹果公司为例，虽然它并不直接生产手机，但却凭借核心技术、工艺设计和品牌运营等，获得手机硬件价值的一半以上。在发达国家，普遍存在“两个70%”现象，即服务业产值占GDP比重的70%，制造服务业占整个服务业比重的70%。2019年美国服务业占经济总量的81%，但其中60%以上都是为制造业服务的。近年来，我国服务业占比迅速提升，但在服务业比重迅速上升的同时，我国以制造业为主体的实体经济却出现了许多困难，效率提升缓慢，产业升级困难，一个重要原因是制造业服务化发展不足，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两个70%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脱节，这直接或间接地与制造业比重下降过快、服务业比重上升过快有关。为此，确定制造业整体比重，也有必要同时确定制造业服务化水平或生产性服务业占服务业比重的大小，并将二者相结合、相协调。

其次，要注重传统制造业与先进制造业及高端制造的比重。确定制造业的合理比重区间，只是一种量的要求，而对制造业发展，更重要的是质量、效率和竞争力指标，为此需要优化制造业内部结构。从技术先进性上制造业划分为传统制造业与先进制造业，在总体上保持制造业的一定比重的同时，还应注重提升其中先进制造业所占的比重。即使制造业总体比重不是太高，但如果其中的先进制造业占到一定比重，仍可保持一定的制造业竞争力。同样，如果传统制造业升级缓慢，所占比重过大，即使制造业比重较高，制造业的整体竞争力也不会太高。因此，应该将制造业的比重区间与其内部结构结合起来进行综合考虑。

需要注意的是，近年来制造业比重过快下降也与人们对传统制造业的不合理认知有关，如将传统制造业等同于产能过剩、低端产业或夕阳产业，有的直接进行关停并转或作为落后产能而关闭。实际上，制造业的传统与先进、中低端与高端之间都是相对而言的，是动态的。当今面临以新一代信息技术广泛应用赋能为主要内容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包括传统制造业在内的传统产业正在发生脱胎换骨式的变化，如传统汽车经过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升级，成为智能网联电动汽车，传统汽车产业将升级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德国将振兴纺织业作为工业4.0的首要产业，其基本认知便是纺织已不再是一个传统的行业，而是基于新材料、节能环保、智能产品等创造出的全新的行业、产品和服务。因此，保持制造业一定比重，应同时注重运用新一代信息技术改造提升传统制造业，促进产业数字化、网络化升级。当然，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面临着较为沉重的就业压力，劳动力的素质和技术水平存在较大差异，为此保持一定比重的传统制造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是必要的。这就意味着保持制造业的合理比重区间，还应考虑经济因素，有利于实现共享发展的新理念。

最后，不同区域之间制造业比重应体现出一定差异。对工业化水平较低的中西部地区，制造业的比重需适当高一些，而对于东部发达地区特别是像北京、上海这样的几乎媲美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区，制造业比重应适当降低。但这些地区制造业比重降低，也需要有相应的下限，这些地区也面临着进一步增强产业创新能力、迎接新产业革命等历史任务，因而需要保持一定比重的制造业水平。考虑到“十四五”期间，我国经济将进入以内循环为主、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阶段，不同区域制造业的比重、结构应形成一定的协调关系，不同区域的制造业比重之间应体现出一定差异。

将制造业比重控制在合理区间需要采取的措施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制造业所占GDP的比重，主要还是一个市场机制调节的过程，而不应是一个政府人为确定的过程，是要素流动、技术创新等因素作用的过程。在此基础上，应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主要通过产业政策等的制定实施，引导产业结构包括制造业比重的变动。

一是实现消费与投资的共同驱动。要形成消费与投资协同配合的驱动经济增长的强力动力机制。要进一步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增加制造业中长期融资，更好缓解民营和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积极引导资金投向供需共同受益、具有乘数效应的先进制造领域。

二是进一步优化制造业结构。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加强对传统制造业技术改造和优化升级，支持加大设备更新和技改投入，推进传统制造业优化升级；另一方面重点支持战略性产业发展，进一步推进去产能，落实减税降费政策，降低企业用电、用气、物流等成本，有序推进“僵尸企业”处置。

三是大力发展智能制造。面对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深刻变革，智能制造成为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主攻方向，也是制造业比重提升的主要部分。促进大数据、云计算、人工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为此，要加大对工业互联网、工业数据中心、5G等新基建的投资建设，夯实智能制造的发展基础。与此同时，加快制造企业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改造升级。

四是打造区域先进制造业集群。制造业的发展日趋集聚化、集群化，提升制造业比重必须加快制造业集群发展。在制造业相对发达的地区或园区，注重培育发展先进制造业集群，实现制造业集聚化、集群式发展。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及成渝经济区等制造业发达经济圈和都市群，加快培育发展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集群，提升制造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现代化水平。

五是切实降低制造业成本负担。首先，融资成本方面，既要完善现有融资渠道对产业的支持，又要开辟新的融资渠道和创造新的融资工具，继续完善制造业企业的融资环境，增强小微企业融资的能力和技巧及获得贷款的能力和机会；其次，在用地成本方面，考虑引入分期、分阶段等更为灵活的土地出让方式，让企业能够支付较少资金而获得土地使用权，有利于降低土地使用成本；最后，要大力降低各项制度性交易成本，为制造业发展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

（作者为南开大学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院、南开大学企业研究中心教授）

【参考文献】

①郭克莎：《我国工业应对国际竞争挑战的对策》，《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

责任编辑：王梓辰

文章来源：http://www.71.cn/2021/1009/1144622.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