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三稳框架”应对“三重压力”

 

202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12月8日至10日在北京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总结2021年经济工作，分析当前经济形势，部署2022年经济工作。会议强调，2022年将召开党的二十大，这是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要保持平稳健康的经济环境、国泰民安的社会环境、风清气正的政治环境。越是关键之年，越要把“稳字当头、稳中求进”的要求落实到政策层面，以“稳”更好地求“进”，以“进”更好地促“稳”。

一、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三重压力

202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中国经济运行中存在的矛盾风险进行了高度概括，充分肯定我国经济发展成绩的同时，提炼出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

分析和探讨三重压力，就必须先分析滞胀问题。目前，我们在供给冲击端压力比较明显，另外，在需求收缩端也有一定的矛盾和压力。需求收缩与产出增长放缓有关联，供给冲击与产出增长放缓和成本推进通胀也有关联。在此背景下，市场就担心形成经济停滞和通货膨胀并存的局面。所以，市场的担心结合需求收缩和供给冲击，就让很多人认为出现了滞胀。

到底出没出现滞胀我们还要通过具体分析来看，供给冲击是因为受到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快速上涨的影响，从而导致了生产成本的快速上升。这种快速上升的确构成了成本推进通胀的供给冲击。在发生成本推进性通胀的条件下，一般都会伴随着PPI（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向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传导。但从当前的情况看，特别是2021年10月，从同比看，PPI上涨10.3%，但是CPI上涨只有1.5%。这说明，当前PPI向CPI的总体传导进程是比较弱的。为什么？一是我们的市场竞争比较激烈，企业很难传导价格；二是中国的产业结构不太合理，也就是说产品的同质化程度高；三是需求端活跃程度偏低。

那么，如果中国经济运行想向需求端进行传导，必将面临现实的阻碍和障碍，在此情况下，总体预计是没有条件形成滞胀的，因为需求端很难随着供给端的成本上行而表现出较高的消费品价格上涨的局面。所以，滞胀的现实压力尚未形成。

但是，当前我们没有滞胀问题，不代表中国的经济运行轻松。因为大量的成本上涨、价格上涨没有办法传导给消费者，大量的成本负担就滞留在我们的生产体系中，特别是由生产性企业来承担。在我们的产业链和供应链中，承担上述成本压力的企业有两种：第一类是生产制成品，特别是消费品的企业；第二类是产业链、供应链里的中小微企业。

当下，有很多人建议，推动消费品生产企业和中小微企业脱困，要去消费者端寻找答案。而我认为，成本快速上涨的部分压力由消费者来分担是良性经济运行结构和经济运行的表现，但不能将全部压力都传导给消费者，而是要让社会、企业、消费者共同承担。

有些时候，我们会把所谓的向消费者传导，进而推动形成滞胀，从而解决企业盈利问题、流动性压力问题、成本负担问题，看成企业脱困的重要方向。其实这个方向是有问题的，随着把问题向消费者端传导，就会使消费品价格大幅上涨，进而导致消费商品数量减少，消费者就会偏向于必需品的消费，非必需品的商品消费数量则会以更快的速度减少。这种情况下，相对于耐用性消费品，那些享受性、改善性需求的产品消费就会受到很大抑制。所以，滞胀既不是当前面临的现实压力，也不是政策的选择。

我们为什么还要提滞胀？很简单，它为我们理解问题提供了十分重要的角度。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第一是供给冲击，也就是成本上行，企业利润下行。第二是价格无法向消费者端来进行传导。因此，消费福利还可以稳得住，但是会导致我们的市场主体的盈利性与投资预期下滑，这种下滑又会导致居民收入预期下滑。供给冲击带来的成本上升，需求收缩带来的市场竞争加剧，预期转弱导致的市场投资预期转弱、居民收入预期转弱、企业盈利预期转弱，这三者是一个整体，不是说我们现在面临着三个压力，而是形成重叠和融合，构成了三重压力。

通过对滞胀的分析，一方面帮助我们理清了到底是三个压力还是三重压力；另一方面也找到了应对上述压力的脱困之路。脱困之路是什么？第一，我们不能依赖规模性的政策托底来实现有效脱困。也就是说，在面对三重压力的负担时，想通过大规模的经济刺激是不行的。美国的滞胀脱困经验告诉我们，一定要进行结构改革。虽然当前滞胀问题不是我们的现实矛盾和压力，但是现在确实表现出了带有某种意义上的滞胀特征，以此为基础，我们要开展结构改革，并且要坚持不懈地推进结构改革。

第二，在消费者端，我们不好将传导作为政策的突破口，但企业的成本又确实提高了，企业的盈利预期也确实转弱了，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提高效率。当然，效率的提高是多方面的，其中创新驱动是提高效率的重要载体，相关的产业形态重组也是效率提高的重要载体，不管哪个载体，只要我们能够切实提高效率，就可以有效承担和化解成本压力和成本冲击。这样就可以让产业在不转嫁成本压力的情况下，实现对成本压力的有效承担。

第三，市场端的总体需求在转弱，这与供给冲击是关联在一起的。刚才所说的结构改革和提高效率都是解决路径，但都必须立足于一段时间的积累才可以实现。换句话说，它是中长期政策，而不是立竿见影的短期政策。短期政策可以和中长期政策有效匹配、互补，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有效引入和借用外力，充分做好当前经济的支撑，利用外部资源对冲我们的需求收缩，来解决我们面临的问题。

总结一下，我们接下来的思路和方向就是推进结构改革，着力提高效率，做好外部统筹。第一，不加重国内债，又能形成有效投资；第二，不放松对内需的管理和促进，又能有效利用外需作为补充；第三，不形成转嫁成本的产业脱困方式和方法，立足点是提高效率。

 

二、中国经济运行要稳字当头

202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明年经济工作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各地区各部门要担负起稳定宏观经济的责任，各方面要积极推出有利于经济稳定的政策，政策发力适当靠前。”

一般来讲，我们强调四个稳：一是宏观政策要稳；二是经济运行要稳；三是动力转换要稳；四是改革推进要稳。有人认为，政策的设计是为经济运行稳定做基础的，因此怎么能够稳定经济，就怎样来实施和操作政策，这是不准确的。我们在宏观政策的设计上，强调的是稳健有效，稳字当头，关键在“政策发力适当靠前”。也就是说，在统一的政策下，还要根据各方的实际情况，从力度、角度、进度、强度方面进行落实。

要实现稳字当头，经济运行就要保持在合理区间。如果经济运行能保持在合理区间，我们最主要的精力还是要放在调结构、促改革上。稳增长的地位和重要性不言而喻，但并不是我们解决当前问题的主要抓手，它只是为当前问题的解决创造有利条件和环境的主要构成要素，因此，经济运行能否保持在合理区间是启不启动大规模经济刺激的重要判断。

我国的经济发展与调整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理解好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要从两个层面去理解。第一，以系统化眼光，按协调统一的总体思路，运用好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使各项资源能够有效匹配、有效协同发力，有效应对经济运行的三重压力和表现出来的各项风险矛盾；第二，发展是我国经济建设的第一要务。以前，当我国经济发展有所波动时，往往会采取扩大总需求和扩大投资的方式来进行应对。现在看来，以前的应对之策会累积风险，形成一种投资推动增长的理念，显然在这中间我们忽略了一个问题，就是预算约束的问题，也就是量力而行的问题。只要产出比投入更合算，就大量投入，在所谓更合算的结果推动下，大量投入所形成的债务形成速度过快，规模过大，化解起来就出现了过难的情况，从而形成了系统性风险。

现在我们要遵循经济的发展规律，按照提高经济增长的潜在增长率的方式来有效制定政策，有效选择和培育发展因子，发展因子发展得更好，我们就可以按照经济发展规律来实现发展目标。因为符合经济规律运行的发展，其结果对社会的需求，对人民的生活需要都是有现实帮助的，并且还能在发展的过程中有效考虑劳动者切身利益，从而使发展能够有效的转变成劳动者收入的提高和生活质量的有效改进。

要做好对全社会杠杆率的稳定管理。2022年，我们要加杠杆，还是去杠杆，还是稳杠杆？从现状来看，加杠杆显然有一定的难度和压力，因为当前市场主体端的债务负担相对较重，并且经济转型尚未全面有效完成，在需求端，在预期端都有转弱的相关迹象。如果大规模增加杠杆就需要更高的信用注入，不能注入更高信用的话，就会导致一系列系统性风险。更高的信用包括政府信用和央行信用，如果更多注入央行信用，结果极有可能导致通货膨胀。如果更多注入政府信用，那么政府信用压力就会比较大。

2022年，我们想要推动经济平稳有效增长，既要保稳定，也要推进结构改革，确实也不是去杠杆的有利时机。所以，我们要做的只能是稳杠杆。2021年的工作部署是去杠杆，从去杠杆到稳杠杆，显然宽松了，于是许多人认为，2022年我们将大幅增加相关的政府债券发行，特别是增加专项债发行。我认为，从现状来看，2021年依然有大量的专项债资金无法有效使用完，相应的这些专项债资金就要结转到2022年，那么2022年专项债的发行额度无需提高，甚至还可以有较为明显的降低，仍然可以保证2022年有较好的政府投资资源和政府对市场的调控能力，而不是以简单增加债务的方式来解决所谓的政府由去杠杆转为稳杠杆的问题。

2022年，去杠杆改为稳杠杆的逻辑点在于化解隐性债务。从政府端来看，化解隐性债务的压力是比较大的，地方政府也把主要的精力放到了如何化解隐性债务上。对于2022年的工作，我们希望地方政府的主要精力是做好对新增债务、新增项目的投入和管理。对于隐性债务，在推进的力度、节奏和进度上，可以将时度效考虑进去。那么，这种调节是不是意味着可以新增隐性债务？202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坚决遏制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就是不允许增加新的隐性债务。

从居民端来看，2021年是稳杠杆，2022年也是稳杠杆。但此“稳”非彼“稳”。2021年稳杠杆落点是投资不要太快。比如，北京、上海等地的房地产市场价格拐点都隐然若现，房地产市场交易的活跃程度在投资端也出现了较为明显的降低。所以，从居民端来讲，现在需要对杠杆的管理要有新的调整和变化。第一，保障消费杠杆。第二，全力推进创新创业杠杆。第三，坚决遏制房地产投资性需求，对居住性投资需求，对正常的租赁性住房需求，还有其他消费和生产性投资都要进一步鼓励。

企业端仍要以加杠杆作为方向，但是要注意加杠杆的结构、主体和方式。如果一个企业的创新能力更强，或者企业在原有金融融资中受到的抑制更强，其边际效果都很显著。也就是说，企业获得的融资转变成投资带来的收益情况会非常好。当前，我们要重视三方面：一是小微企业的融资；二是创新型企业的融资；三是符合国家产业发展方向的融资。这些融资我们要支持，要让它们能加上杠杆。

在加杠杆的过程中，如果能够直接形成债务，还是要鼓励债券市场的注册制改革，扩大相关的直接融资规模。除了直接融资外，以商业银行为代表的金融机构，我们要求它坚持实体经济是金融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以为实体经济服务的总体要求来进行部署布局。当然，从加杠杆的相关规模来看，也要重视杠杆的可持续性，避免通过杠杆来获得收益的情况，也就是刚性兑付和久期管理的泛滥的情况。我们的落点一定是增加值的创造，而不是杠杆产生溢价，杠杆产生的溢价决不能成为宏观层面的价值取向。此外，还要更好地吸引外资，并且避免在经济发展中采用运动式、冒进式、一刀切的政策。

 

三、中国经济运行要稳健有效

面向2022年，我们的政策框架依然是积极的财政政策加上稳健的货币政策。202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要协调联动，跨周期和逆周期宏观调控政策要有机结合。在跨周期和逆周期宏观调控政策有机结合的过程中，既要做到不去激化三重压力，又能够有效抑制和缓解三重压力。

从逆周期来看，主要是加大政策发力力度、支撑力度，补充市场总需求的不足，努力协助市场打通瓶颈，弥补短板。从跨周期来看，在下行周期中，政策的运用要着眼上升周期的形成和拐点，通过相关宏观政策应用，尽快解决下行周期的矛盾和风险，并培养新的驱动能力以及新的增长基础和条件，促成上升周期的早日到来。逆周期端的落点是宏观政策的力量扩张；跨周期的落点是积极推进结构调整。我们要在宏观经济政策扩张和结构调整与改革中，尽可能增加政策资源，降低政策成本，保障政策可持续性。

以此为基础，我们要对政策建立跨期运用机制。比如，2021年的专项债资金用不完，不要紧，结转到2022年，政府还可以在2022年少发些债务。相应的，政府的债务负担累积就会降低，推动政府对于可用资源的利用效率就会有所提高，进而完成有效调整和架构方面的突破与创新。在这个过程中，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是积极财政政策的构建。202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提升效能，更加注重精准、可持续。换句话说，从政策的安排来看，没有要大幅度增加政策规模和政策刺激力度的相关安排和部署，而是要在提高相关的政策效能的情况下，提高政策的针对性和精确性，进而实现政策可持续性的、有序的推进。另外，我们还要保证财政支出强度，加快支出进度。大家要注意是保证不是增加、扩大、提高，这说明2022年的主要工作是优化政策体系，提高政策效率，完善政策措施，有效发挥政策效能，保证财政支出强度，实现总体目标安排。

我们还要加快支出进度。2020年和2021年，我们的支出进度也没有达到预定，原因都与专项债券的支出有关。2019年5月，我们对专项债的管理制度进行了变革，变革之后，专项债管理从资金管理转向项目管理。换句话说，原来管的是专项债的发行限额、期限结构、时间频率频点和单次发行的相关规模和发行成本，这是原来做专项债管理的核心内容，反倒是专项债到底投给了怎样的项目没有成为核心，在某种程度上出现了专项债投资项目和一般债的投资项目都是公益性项目，难以开展市场化运营，更不用说取得市场化运营收入。到了2019年，面对这样的难题，我们在总结矛盾和风险的基础上，将专项债管理调整成以项目管理作为主要管理因素。项目管理强调的是项目一定要合格，主要包含三个大特征：第一大特征，项目要具有公益性的属性；第二大特征，项目要能开展市场化运营；第三大特征，项目要能基于运营取得市场化的收入。

这样一来，项目和资金之间再建立逻辑联系，资金就要跟着项目走，项目是核心，资金是跟进的因素。那么就会出现一个问题，专项债的支出速度原则上要看项目入库速度和培育速度，如果没有项目，原则上就不能安排资金，不能安排资金，也就难以形成预算支出，支出进度自然就会放缓。2020年，由于新冠肺炎疫情暴发，许多项目的开工都或多或少受到了影响，也影响到了这些专项债的合理投资，包括预算所安排的投资起始点。2021年，我们出现了专项债相关项目培育速度慢、入库慢，合格项目资源缺乏的情况。所以，2022年就显得尤为关键。不能一年又一年的向下结转资金，这种结转除了增加资金成本，还会增加央行在基础货币端的管控难度，也没有任何其他的现实价值和必要性。所以，2022年要做的核心工作就是要把项目库建设好、管理好，有效的入库，也有效的出库。当前，我们将项目库建设的主体责任明确给省级政府，由省级政府来负责本级项目库和市县两级项目库的建设和推进责任，以此来提供更好的项目资源和项目服务，当然也能提供更好的项目人才和项目创新能力和拓展能力。这样一来，我们的合格项目就会更多，覆盖领域就会更广，项目质量也会更高，而且形成的资源统筹效率也会提高。

202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实施新的减税降费政策，强化对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制造业、风险化解等的支持力度，适度超前开展基础设施投资。在这句话中，我重点强调一下“适度超前开展基础设施投资”的概念。“适度超前开展基础设施投资”包括三个适度超前：第一，投资规模适度超前；第二，基础设施的功能建设适度超前；第三，基础设施的支撑能力适度超前。

投资规模适度超前。首先在规模水平上可以略有提高。换句话说，从我们专项债的项目建设和设计情况看，专项债的投资可以在资金限制和投入产出比的基础上，相应放松指标，以有效兼顾投资规模的适度超前。其次，适度超前而不是投资浪费，更不是导致大规模的投资依赖，投资规模的适度超前是结合本地区的区域发展战略和相关领域的未来发展态势，形成的适度超前的总体判断。比如北京亦庄未来是北京市高精尖产业的聚集地，总体预计相关的交通流量在未来十年还将有进一步的提升，因此，交通基础设施不能只满足于眼前的需要，还要立足于未来一段时间的需求，以及相应的弹性化改造和利用。

基础设施的功能建设适度超前。比如城市里车辆越来越多，停车也越来越难，平面停车已经日趋紧张，新的停车必然走向立体停车，而立体停车当中停车的智能化和停车场的智能化就很关键。我们可以着力于超前建设一些智能化停车场，开展智能停车服务。适度超前的基础设施建设能够匹配和满足在未来城市管理、居民生活、经济生产等方面的需求。

基础设施的支撑能力适度超前。基础设施对经济形态、生产组织模式和消费业态都具备有效的支撑能力，新型的基础设施能够提供新的场景，新的场景能够匹配新的经济属性、消费业态和生产运营方式。现在大家已经能够很明显地看到，在未来成长较快的一类基础设施就是传统基础设施与智能化、信息化、数字化相融合的融合型基础设施。

在积极财政政策提高政策效能上，我们也要着力依托政策的效能来进行相关的突破。形成合力，有效实施，找出政策管理效能、政策安全效能和政策协同效能的具体特点，找到关键的突破口，去解决问题，增强市场主体的体验感、获得感，以及在化解风险当中所获得的安全感，明确责任，明晰对象，明确化解路径和相关方法。

 

202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适度，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2022年的货币政策最核心的指标就是货币数量的指标，而对于货币数量的要求是流动性的合理充裕。我们一般对流动性的合理充裕表述成要让M2（广义货币供应量）的增速与名义GDP的增速保持基本同步。但考虑到2022年的特点，从逆周期的角度来讲，2022年的政策力度要比市场的需求更强一些。从跨周期的角度来看，2021年预计M2的增速也就在8.5%左右，而我们的经济增速特别是名义GDP增速很有可能会突破10%。这种情况下，我们的M2的增速和名义GDP增速之间就会有两个百分点左右的差额。这两个百分点左右的差额，可以统筹到明年来做一些平衡。注意，这不代表把两个百分点都拿过去。假如，2022年的名义GDP的增速在6.5%到7%之间，那我们就可以考虑让M2的增速在8%左右。这样，2022年的市场环境就会更加宽裕，更加富有空间流动性的支持。

要想实现上述目标是很不容易的。其中一个原因来自我们货币乘数运行环境的变化。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我们通过稳增长的相关政策，保住了中小微企业的资产负债表，使得市场的运行秩序良好，企业的风险相对较小。又通过积极的金融政策、货币政策来促进了相关流动性的投放，稳住了中小微企业的基本盘。在2020年，我们形成了对于货币乘数的有效促进和提高。从2020年起，央行的基础货币投放量几乎没有增加，基本上是在一个水平线上进行震荡的总体局面。如果说央行的基础货币总量保持在这样的情况下，市场上的流动性供给主要靠货币乘数的提高来进行满足，这种满足对于央行来讲，留下了足够的货币政策空间。另外，如果依托货币乘数来满足市场流动性需要，在流动性上，存款和贷款的快速转换，也可以形成货币乘数的有效提高。可以说，在2020年和2021年，我们主要的基础货币增长是依托货币乘数的提高。那么，货币乘数的提高带来了一个问题，就是利率水平相对偏高。因为存转贷，贷转存的速度快，又能形成相关的叠加，于是利率被市场小幅度推高。这种小幅推高，使我们当前的利率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处于中等偏上水平。

在这个背景下，我们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就是在货币乘数趋于稳定的情况下，考虑增加M2的供给。货币乘数趋于稳定一方面受到房地产调控的影响。2022年，我们预计房地产的活跃端是居住性投资和居住性消费，而不是投资性的投资。居住性投资的运转时间非常长，一线城市的家庭房贷动辄就二十年、三十年。在这期间，有房贷的家庭原则上是持续偿还贷款，而储蓄的增加也是循序渐进的，这种情况是不能快速存转贷、贷转存的，因此货币乘数会受影响。另外一方面，当前市场风险空间不够，因为我们给风险做了部分的政策干预，接下来我们肯定要有序矫正，在这个过程中，风险因素也开始向市场回归，风险因素的回归当然会压低货币乘数。在货币乘数趋于稳定的情况下，要满足市场流动性的供给，就只能由央行来增加基础货币的方式予以匹配和满足。央行相应的加大基础货币的投放，在现行的货币乘数条件下，能有效转变成M2的增量，来满足保持流动性的合理充裕。从基础货币的适当增长来看，对央行来说不见得是一件坏事，理由很简单，第一，央行通过基础货币操作，可以使央行取得更多的政策资源。第二，如果央行想调控利率，特别是引导利率适度下行的话，加大货币政策操作力度，加快频次就是非常好的调节和操控手段。

同时，我国的基础货币增长还将会遇到一些外部环境的阻力，比如美国，2021年11月美联储正式宣布启动Taper，从11月份开始，印钞速度将从原本每月“印刷”1200亿美元，逐月递减150亿美元。所谓的Taper就是美联储减少购买国债、政府债和其他高品质资产，我们知道，美联储印钞的方式，无非是通过购买资产——主要是购买国债和住房抵押贷款支持证券（MBS）——来实现的。它买的资产越多，资产负债表越大，对应印出来的钱就越多。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美联储基本保持着每月购买1200亿美元资产的规模。但现在随着通胀加剧和经济数据改善，开始把减少购债提上日程。Taper单词的本义是“逐步变窄”，在金融领域特指“印钞量逐步收缩”。Taper的持续时期预计不会太长，从现状来看，美国的居民资产覆盖表没有受到大的伤害，经济的基本盘还在，从美国的角度来讲，尽快修复产业链和供应链，才是要解决的问题。因此美国很有可能在2022年的年中，进一步调整Taper的措施，从减少购买新增债务，转变成对利率端的相关调控，以及全面停止对新增债务的购买。在此情况下，就有可能形成中美两国在基础货币投放端的逆向操作，虽然说这种逆向操作并不利于任何一方，但是考虑到中美两国的经济体量和金融规模，放眼全球，也很难形成一个利益的均衡。

因此，我们不能在美联储大规模缩表加息的同时，也大规模扩大基础货币，尽管我们要以我为主，但是也要兼顾国际市场和主要的投资贸易伙伴。国内的相关政策调整要尽可能降低我们自身的风险和政策成本，增加政策资源。在增加基础货币难度相对较大的情况下，我们可以考虑存款准备金的运用，总体的方向是降准，因为存款准备金不改变基础货币的规模，但是能够改变货币乘数的上限，从而对货币乘数进行稳定和支撑，匹配流动性的投放需要。换句话说，降准的好处就是不增加基础货币，但是可以增加流动性。

对于信贷管理，一方面要有效降低风险，另外一方面要有效提供资金，并且要兼顾宏观需要。一般来讲，信贷政策要考虑宏观需要，但信贷管理则很少考虑宏观需要。信贷管理要符合宏观需要的要求，无外乎就是信贷管理能影响存款结构和货币乘数的相关结构，以此为基础，解决好信贷管理的相应政策安排，在措施设计上统筹考虑。

四、中国经济运行要稳中求进

202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在应对风险挑战的实践中，我们进一步积累了对做好经济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必须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沉着应对重大挑战，步调一致向前进。必须坚持高质量发展，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党的基本路线的要求，全党都要聚精会神贯彻执行，推动经济实现质的稳步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必须坚持稳中求进，调整政策和推动改革要把握好时度效，坚持先立后破、稳扎稳打。必须加强统筹协调，坚持系统观念。

基于经济工作的规律来谈系统，我们在系统观念上要强调经济工作的相关内容，这个内容包括五点：第一，科学预见；第二，辩证认识；第三，统筹考虑；第四，做好应对；第五，协同一致。

从经济规律来讲，我们探索了改革发展的基本环境和逻辑，而这个逻辑在当前最主要的表现就是结构改革。我们应对三重压力的第一个要求就是结构改革，在结构改革的基础上提高效率，在提高效率的条件下推进外部统筹。结构改革要放在主线地位、优先地位、核心地位。当然在做结构改革的同时，还要重视稳增长和改革之间的关系协同。

结构改革到底怎么做？202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结构政策要着力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现在的结构改革最主要的载体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在畅通国内大循环，重在突破供给约束堵点，重在打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从三个“重在”的角度出发，第一个“重在”要畅通国内大循环。做好需求对供给的牵引和供给对需求的创造两件事，从而带动产业升级、产品创新、产能优化，形成以国内最终需求为关键支撑的供给侧改革和新产业体系培育。要通过供给侧改革有效保障居民收入，在居民收入得以稳定的情况下，形成供给和收入之间的平衡。

第二个“重在”要突破供给约束堵点。供给约束包括直接约束和间接约束。直接约束指管制的约束、垄断的约束，就是基于约束而形成的权力。间接的供给约束有政府因素，也有市场因素。高额的税赋成本和金融成本、融资成本就是政府端的主要因素；此外，在市场端还有其他因素存在，比如，上涨过快的人力资源成本、原材料价格成本变动等。突破供给约束堵点就是打破不合理的垄断，着力应对好上涨过快的商品成本和生产成本，突破关键堵点。

第三个“重在”是打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生产是产出创造的过程，分配是对产出创造出来的价值进行分配，有一些分配给居民消费，有一些留给企业再投资，有一些交给政府作为政府投资，维持政府的正常运转。生产和分配的关键就是能不能通过有效的分配更好地促进市场发展。分配和生产是统一的，不是相互隔离的，更不是对立的。商品进入到批发环节、零售环节称之为流通。流通如果能够发生销售，那就是消费。必须着力推进和完善的关键市场，一是流通市场的建设与发展；二是要素市场的建设与完善；三是消费市场的鼓励与促进。建设好这三个市场才能有效满足打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个环节的总体要求。

之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是“三去一降一补”，在当前依然有它的适用性，但是“三去一降一补”的总体落脚点在政府端。从市场端该怎么做？市场端的做法是三个“重在”。因为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从而形成更高水平的动态平衡，以此为基础完成我们的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进而支撑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达到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实现中国经济平稳、有序、现代化的发展和提升。

（据宣讲家网站报告录音整理

责任编辑：婧雅）

责任编辑：李贤博

文章来源：http://www.71.cn/2022/0201/1159683.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