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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光镐:北京城的起源与发展(一)

2022年03月29日 1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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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光镐 武汉大学考古专业原主任、北京艺术博物馆原馆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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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大多数的历史文化名城都有自己的建城时间,历史悠久的北京城也不例外。换成更通俗的话说,北京城究竟是什么时候诞生的?有没有其生日?这个终归不同于其他学术问题的探讨,因为它涉及我们共同家园的生日问题,应该得到广大北京市民的关注,只有得到全体市民的认可,我们这座城市的生日才会得到大家由衷的庆祝。

很长时间以来,我国考古工作者在探索中华文明起源的历史过程中,势必要涉及夏、商、周三代。夏接着是商,商接着是周,商纣王就是商代的最后一代王,在牧野之战中被周武王击败,周武王创建了周朝之后进行了一个影响相当深远的战略部署,就是分封诸侯

这就是《左传》里面讲的“封建亲戚,以藩屏周”,就是建立一些封国,像藩篱一样保护周天子的政权,来保护周的王室。但是,周武王分封的诸侯有性质不同的两类,一类就是所谓的“封建亲戚,以藩屏周”,另一类性质的分封叫“褒封”。“褒封”的对象是什么?是黄帝后人的国,在周武王灭掉商纣王的时候,黄帝后人建的一些藩国和邦国还存在,然后周武王对他们予以“褒封”。对于“褒封”,《公羊传·隐公元年》何休注云:“有土嘉之曰褒,无土建国曰封。”这一句话很清晰地把两种不同性质的封国区分开了:“有土嘉之”,就是你已经有了土地,然后对你予以嘉奖,这个称之为“褒”;“无土建国”,就是你没有土地,我专门给你一片土地,让你建立一个全新的诸侯国,这个称之为“封”。

这两种不同性质的藩国牵扯到我们北京地区的各有一例,一个就是封给自己的亲戚,召公奭的燕国,这是一个新封的诸侯国。另外一个被褒封的就是由黄帝后人建立的蓟国,这两个国各自性质不同,必须做严格的区分。

考古工作者在今天的房山琉璃河已经发现了周朝的燕国,初封的人是召公奭,他受封于周武王,而周武王又是因为灭掉了商纣王才有可能遍封天下诸侯,这就是召公奭琉璃河西周燕国的由来,产生于周武王的伐纣灭商。因为伐纣灭商,所以才分封诸侯,因为分封诸侯才有了今天的琉璃河燕国古都,这是我们认识上的三段论。

回到这个事情的根本,周武王伐纣灭商是在公元前1046年,然后他封召公奭于燕国是在公元前1045年,所以就有了今天我们看到的琉璃河燕都古城。因为有这样的一个认识过程,所以在1995年的时候,北京市就举行了纪念北京建城3040周年的大型活动,正式确认了公元前1045年为北京建城的时间。

说回蓟国,它是在周朝建立以前就存在了。我们能够接触到的最早的史料,也是最确凿的史料是什么?就是出土于安阳殷墟的甲骨文。古文字学家和考古学家把它们分了早晚的不同时期,其中最早的是殷墟甲骨一期,这是最早的甲骨文,相当于商朝的盘庚王到武丁王,时间是公元前1300年到公元前1200年。在这个年代的甲骨文中,古文字学家已经发现了有关蓟国的史料记载,所以我们以最保守的推算,蓟国到现在也已经有了3200年之久,这就是由黄帝后人建立的蓟国的建城史。

蓟国既然在北京是属于建国最早的一个邦国,那它的位置究竟在哪里?这个我们可以从不同的方面来做出考证。其中一个是文献记载,关于蓟城的所在最权威的文献记载来自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郦道元是北魏时期的人,在地理学、水文等领域有着重要的贡献,他撰写的《水经注》通俗地讲是一部游记,但专业地讲是一部历史地理的经典之作。

 

按照《水经注》的记载,这个蓟国的位置是在汉代广阳国的蓟县,汉代广阳国的蓟县也就是我们今天所在的北京城。郦道元在《水经注》中特别指出:“今城内西北隅有蓟邱,因邱以名邑也。”意思就是蓟城的得名来自城西北角有一个丘叫蓟丘。然后在文献的基础上,由原中科院院士侯仁之教授通过反复的考察和实地踏勘,最终确定汉代广阳国的蓟县不仅是在今天的北京城区,而且在今天北京外城(当时讲的外城指西便门那一带)的西北部。现在的白云观差不多正处于蓟城的西北域附近。我们以白云观为地理坐标,标明了蓟丘的所在,而蓟丘又是蓟城的西北角,那么蓟城在哪儿?这当然要从白云观开始向它的东边和南边去寻找,因为白云观是蓟丘的所在,是蓟城的西北角,那蓟城就一定在白云观的东南方位。由白云观向东、向南不断寻找,最后的结果就是蓟城位于今天的西城区。

1965年的时候,在北京西郊的八宝山发现了一座西晋时期的幽州刺史王浚之妻华芳墓,墓志铭上面记载这个墓葬所在位置是在燕国蓟城西边的20里,用当时西晋时代的尺寸丈量下来,这个位置恰好直抵白云观西边的会城门,会城门离白云观很近,所以我们得出的结论就是侯仁之教授踏勘考察的结果是可信的。

讲蓟城的方位,我们已经用了一个文献依据和考古依据。那么对于考古工作来讲,蓟城给考古工作带来的一个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就是蓟城这个古址经过几千年的兴衰更迭,历朝历代都在这个位置上不断地建新城,历朝历代的城墙和城址,已经把这个由黄帝后人建立的蓟国层层叠叠地压在了最底下。所以从考古工作的角度来说,如果想寻找像燕国古都那样全面,乃至于完整揭示出一个西周时期的古城来,是完全做不到的。但是我国考古人锲而不舍,从上世纪50年代以来就不断地寻找蓟城的蛛丝马迹,而且也有一些新的发现。

1957年,在一次考古调查中发现了一处位于今天的广安门南的一个先秦时期的遗址,挖掘出两米多深的坑底下叠压着一个将近一米多厚的先秦时期的文化堆积,出土了先秦时期的陶器和饕餮纹半瓦当。当时在这个堆积里发现了丰富的先秦遗物,而这一米多厚的先秦文化堆积还没有到底,它的下面还有更早的文化堆积。

1957年的这次清理和发现,虽然不是科学严格的考古发掘,但是这些遗物都经过一位叫苏秉琦的考古学家鉴定,他认为这些先秦时期的堆积,最早的可以到西周,最晚的也不晚于战国。特别是这一次发掘清理出的燕国的饕餮纹半瓦当,这是先秦时期宫殿建筑的配件,用于装饰宫殿建筑的。它既然能够在这个灰坑里出土,那就说明在当年先秦时期的广安门南这个地点上曾经有过宫殿,也就是燕国的宫殿,因为当时燕国已经迁都到蓟城了。这个考古发现,说明了蓟城的方位确实就在今天西城区的南半部。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发现,就是自从上世纪的50年代以来,陆续在宣武门、和平门、白云观、琉璃厂、北线阁、广内大街、校场口、牛街、陶然亭、姚家井、白纸坊乃至西单大木仓等地发现的成片的古陶井,其中特别是白云观以西至宣武门豁口一带最为集中,仅通过一次考古探查就在白云观以西发现了130口水井,最密的地方在6平方米的范围内就分布着四口水井。它们的年代,据考古工作者根据地层学和类型学的分析证明,都是东周到西汉初期的,这也证明了蓟城的存在。

至于这个大面积的古陶井怎么会出现在这个位置?按说北京这个地方并不缺水,特别按照郦道元《水经注》的记载,当年的蓟城周围并不缺水。但是大家都知道一个词:市井。这样密集的水井存在,或者是为了居民饮用清洁水的需要,或者是有手工业作坊的用水需求,或者是有建筑工程需要汲取大量的地下水。总而言之,这些水井的存在一定说明这是人口聚集的地方,也就是蓟城的所在。

不仅于此,在这些古陶井密集区的南部,考古工作者还发现了数量众多的战国至汉代的墓葬,特别是1973年在法源寺附近,以及1974年在白纸坊以北接连发现了两处战国墓群,这也为先秦蓟城的定位提供了可靠的依据。此外,1977年在西单的白庙胡同也发现了一个西汉的墓群,这同样也为蓟城的所在提供了线索。从发现的战国墓群来看,蓟城的南墙可能在法源寺以北,而蓟城的西城墙在西长安街以南。综合古陶井和墓葬的发现,考古工作者就把蓟城的具体位置缩小到法源寺以北和西长安街以南。

总之,虽然考古发现很困难,但是考古工作者通过不懈的努力,从上世纪50年代以来就陆陆续续地发现了不少由黄帝后人建立的蓟城的蛛丝马迹,完全可以作为我们今天查询和考证蓟城地理位置的重要线索。

(根据宣讲家网报告整理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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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http://www.71.cn/2022/0329/1163345.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