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碳”目标下绿色发展的机制创新与路径选择

 

进入新发展阶段，以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既是中国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做出的全局性、引领性战略调整，更是推动经济社会迈向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步骤。中国渐进式开放道路已然走过40余年，由点到面、增量推进、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开放模式虽然显著降低了经济社会变革的整体成本，却在各个领域累积了体制机制改革的“难点堵点”。可以肯定的是，中国高质量发展要在更加开放的制度环境中推进。在新工业革命、贸易政策环境变化和新冠肺炎疫情三因素叠加的影响下，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将开放大门越开越大，无疑需要持久的战略定力，同时也必须深刻认识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带来的新矛盾、新挑战。

双碳，即碳达峰与碳中和的简称。“双碳”战略倡导绿色、环保、低碳的生活方式。加快降低碳排放步伐，有利于引导绿色技术创新，提高产业和经济的全球竞争力。新冠肺炎疫情下主要经济体相继确立的“碳中和”目标是影响世界经济复苏和中长期增长的重大事件，将为开启新型全球化树立更高的道义性标杆。各国“碳中和”的目标分解和行业路线为中国新一轮绿色转型树立了对标方向，也给深入落实新发展理念带来了新的挑战。中国将持续推进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调整，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在沙漠、戈壁、荒漠地区加快规划建设大型风电光伏基地项目，努力兼顾经济发展和绿色转型同步进行。

一、全球化演进的方向与驱动因素

（一）全球价值链收缩的动因与机制

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作为全球化载体和分工深化的主要成果，全球价值链（GVC）部分环节发生断裂，全球化进程面临“停摆”的困境。新冠肺炎疫情被视为全球化陷入停滞的“导火索”或“加速器”。然而，深入观察全球化发展的动力机制便可发现，全球价值链扩张放缓的势头已经持续了相当一段时间。2019年，中国、美国、德国、日本、韩国等主要工业品出口国全球价值链参与度都未能恢复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时的水平，且均已表现出不同程度的逆向演进特征。

实际上，过去十余年来，世界经济一直处于深度调整之中。主要发达国家通过实施“再工业化”战略对经济过度虚拟化进行纠偏，但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结构性矛盾。从宏观层面看，后危机时期各国货币政策在较长时期内处于“超宽松”状态，美联储量化宽松政策的力度更是一再突破市场预期，推动“美元约束”进入单向的松弛通道，大大刺激了各国央行的货币创造。从某种意义上讲，凭借完善的金融市场和强势货币，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美国似乎重演了20世纪80年代里根政府启动的供给侧变革，而“蒙代尔”式的美元国际化配置强化了中长期国债对美国政府融资的支撑，相对充裕的货币供给降低了发达国家国内融资的整体成本，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海外投资偏好。新冠肺炎疫情则对发达国家实体部门投资进一步“回流”起到了“推手”的作用，由于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世界各国普遍遭遇医疗用品和生活物资供应不稳定的困扰，倒逼发达国家加快恢复国内产能，各国推出的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大力度刺激政策为产业链供应链的内向化布局提供了较为充足的信贷支持。尤其需要警惕的是，近期一些国家和地区针对产业链供应链“去中国化”的财政资金和信贷投放因掺杂了政治因素而有可能被非理性地放大，进而产生负面外溢效应。

再从产业和贸易层面看，在现有技术路线和贸易规则下，基于全球价值链的生产组织和交易成本的边界越来越接近技术和制度的“天花板”，这意味着拥有垂直一体化的技术优势和市场势力、处在全球价值链“链主”地位的跨国公司对价值链进行纵向分解的潜力受限，细化链条式分工可能面临更大的成本。现实的情况印证了这一趋势，包括最为典型的全球性产业——汽车业在内的多条全球价值链的参与国家和地区已有十余年没再扩容，分工深化及其带来的成本效应和风险压力开始显化。可见，以往驱动全球化正向发展的技术进步与梯度转移、劳动力优势、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等因素，其作用力度逐渐减弱，导致不同技术含量、各种类型的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在前向和后向两个维度上几乎都出现了下降，并由2000-2007年较为突出的扩张导向逆转为2007-2017年的普遍收缩态势。这种局面蕴含的基本逻辑在于：一方面，基于传统比较优势的全球化演进在深度和宽度上趋于式微；另一方面，尽管全球化动机机制正在加快由资本和成本驱动切换为知识和创新推动，但在新工业革命初期，由于颠覆性创新对经济增长的复杂影响及其“创造效应”尚未充分显现，世界范围内发展新动能迟迟难以释放到位，致使全球经济增长动力不足，而需求低迷、贸易投资环境收紧则令长期增长预期更加不明朗。

近年来，一些机构的研究观察到全球价值链参与度下降与新兴经济体在全球价值链上角色的变化，特别是中国分工地位的上升存在一定的关联。其中，中国不断向全球价值链更高增值环节攀升在供求两侧都深刻影响着全球价值链的布局和延展方向。在供给层面，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发展中国家推行进口替代策略的初衷和效果形成鲜明反差的是，中国恰恰是通过坚持对外开放获得了更多资本积累和产能扩张的机会和能力，国际循环的扩大带动了国内配套体系日益完善，使得中国对进口原材料和零部件的替代富有成效且更可持续，这集中表现在中国贸易方式结构的变化上。2020年，加工贸易出口在中国出口总额中占比仅为27.1%，不足加入WTO初期水平的一半，显示出国内供给对外循环逐步增强的支撑。同时，随着中美经贸摩擦全面升级，越来越多产品转为在中国制造中国销售。因进出口体量庞大，中国供应链区域化、双向循环的调整有可能进一步拉低全球贸易强度，对全球价值链空间拓展产生一定的抑制作用。

再从需求层面看，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货物进口国，超大规模的国内需求对全球价值链特别是周边国家和地区的生产和出口正在产生不同程度的黏性，包括在华投资的跨国公司在内，越来越多的企业参与了中国经济的双循环，由多元化主体满足国内市场需求增强了中国产业链的弹性和韧度，但也对内外两个循环的效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此外，全球价值链收缩可能还有统计方面的原因。伴随着世界范围内产业升级不断推进，服务对全球价值链的增值效应显著增强。麦肯锡的数据显示，目前国际贸易中有大约1/3的价值是由服务创造的，研发、工程、销售和营销、金融和人力资源已成为全球价值链重要的推动环节。2007-2017年，全球服务贸易增速比商品贸易快60%，电信和IT服务、商业服务和知识产权使用费等行业的贸易增速甚至是商品贸易增速的2-3倍。现行产业划分标准及其统计方法显然难以精准反映服务跨境增值的程度，特别是制造业服务化的效果，结果导致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真实情况。

由以上分析可见，引发全球价值链发生阶段性收缩以及全球化进程出现波折和反复的原因相当复杂，其中一些驱动因素本身就有很强的不确定性。长远来看，基于分工深化和成本级差的全球价值链延展仍将持续，但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全球价值链和国际生产体系的挑战在于新工业革命、保护主义与大国竞争、新冠肺炎疫情相互交织导致全球价值链扩展和全球化进程的反作用力在特定时期内持续强化。进一步综合供求两侧的变化，一方面，中国实体经济受到更有技术实力的发达国家和更具成本优势的发展中国家的两端挤压；另一方面，在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两条“价值流”中，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将促使中国迈向国际生产体系枢纽的位置，而中国内外循环的互促共进有助于全球经济形成“共轭环流”系统。

（二）全球数字转型与中国的机遇

近年来，全球数字经济快速发展，企业加快自主转型与政府加大数字治理的投入为经济社会数字化发展提供了“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互促动的双向通道。笃信分工增进福利的学者乐观地认为数据要素投入和数字技术的应用将为突破现行分工的技术边界甚至是制度约束带来机遇，从而在更大范围内形成数字驱动的新型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然而，数字转型对传统分工方式以及全球化进程的影响是复杂多样的。在微观层面，供应链数字化以及更多环节上资产的轻质化将使价值链治理趋于松散，具有自决策、自配置和自治理等突出特点，但不同行业和规模的企业，其数字转型的路径和成本存在较大差异。尽管在外部环境压力和自身变革动力的双重作用下，数字转型已成为越来越多企业首要且必然的选择，但很多企业的数字化进程并不顺利。麦肯锡的调查发现，目前，约有80%的企业数字转型遭遇了挫折和失败。即使在传媒、电信等高科技行业，转型的成功率也不足30%，制约企业数字转型的主要原因有技术和人才不足、数据洞察力与集成能力薄弱、缺少适用的行业平台。

数字转型的另一个不确定性影响在于数字技术对各国经济长期增长的贡献。有别于此前工业革命孕育出的机械、电力等相对单一的通用技术，以数字技术为主体的新一代通用技术呈现出簇群式深度融合的特征。随着研发投入增加和技术迭代加快，通用技术不仅有可能比以往更“贵”，且较高的技术门槛使这类技术推广应用愈加困难。就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需要改造的对象——知识、产业和社会体系而言，其庞大和复杂程度远超历次工业革命，技术范式变迁的成本和难度随之增大，路径锁定会使企业和国家的产业升级受限，而兼具生产要素和消费需求主体的人的转型，则是更为严峻的挑战。

同时，当数据成为新型资产和要素，新的“数字鸿沟”会加剧发展中国家经济的结构性问题，这既是全球化发展不平衡的结果，又将进一步增加全球数字治理的困难。在数字经济发展及其国际规则确立过程中，中国有可能与发展中国家形成一定的立场分化。目前，中国在消费端积累了大量数据，已成为全球数字经济主要的参与者和竞争者。在人工智能领域，中国与发展中国家逐渐拉开了距离。即使与美国相比，中国的技术差距也并不明显，有些细分方向甚至略有超前。如中国人工智能专利申请数量快速增长，2018年达到94539件，五年内增长约10倍，超过美国位居全球第一。在电商和社交平台的海量数据支撑下，中国在图像识别和语言识别等应用层已走在世界前列，但在基础层的算法、高端传感器、智能芯片等方面与领先国家的差距还比较大。而在5G领域，据欧洲电信标准协会(ETSI)统计，截至2020年1月，中国企业声明的5G专利占比达32.97%，大幅高于美国14.13%的水平。全球数字转型的潜力和路径的不确定性为中国实现“弯道超车”带来了机遇。凭借完善的产业体系和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数字要素将为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提供新载体，加快引领中国从全球数字经济“同行者”向“领跑者”的角色转变。

 

（三）新型区域一体化、单边主义与全球治理碎片化

传统的国际经济理论认为，区域一体化是全球化的初级阶段，全球化则是区域一体化的终极目标。但由于全球化进程并不均衡，伴随着全球化演进，区域一体化程度高的超国家组织不仅形成了全球化的“团组状”高地，而且会在一体化组织内部不断强化网络状的内化性，进而使区域治理在不同程度上替代了对全球治理的需求。区域一体化升级的典型实例便是欧盟和亚太地区。进入数字时代，在亚太地区和欧盟内部，基于区域分工的供应链体系显现出较高的效率和活力。由于智能化和自动化在发展水平接近的区域内部更容易实现，因此创新型价值链的区域化倾向更为明显，意味着区域范围内的技术和制度驱动型FDI将部分替代全球范围的成本和效率驱动型跨国投资。在发达国家之间，以产业回流为导向的区域一体化主要发生在技术含量较高的产业中，致使这类行业的价值链更短更集中。

除了新地区主义之外，对现行多边机制和全球治理体系更具破坏力的是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全球贸易警报》的数据显示，2009-2020年，全球实施了28843项影响跨境贸易、投资、数据流动和劳务移民的公共政策，其中有20884项对国际贸易和投资产生了负面效应，这类政策措施占比高达72.4%。尤其是2017年以来，各国实行的歧视性政策相较于自由化政策明显增多，贸易和投资政策环境出现了严重的“开倒车”局面。以美国为首的一些国家和地区推行单边主义，正在引发一场“摆脱对中国的经济依赖，实现自给自足的竞赛”，而这场“竞赛”在疫情中进一步升级。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分析指出，2020年12月初之前全球贸易干预达到了阶段性高点，当年世界各国推出了近1800项新的限制性干预措施，是前两年每年的1.5倍以上，表明各国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意愿正在下降。

不可否认，全球化红利分配不平衡导致发达国家从现行全球治理体系中获得的收益相对下降。在这种情况下，发达国家势必寻求建立能够满足自身利益诉求的全球治理新机制，包括缔结新型高层级自由贸易协定、倡导新的谈判议题以及挑战WTO对发展中国家的差别化待遇原则等。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和重塑贸易规则体系的现实压力，以WTO为核心的多边体制与国际竞争格局的演变以及不同成员的多元化利益诉求之间不适应、不契合的矛盾不断凸显。在一波三折的多边体制改革进程中，国际规制合作的难度明显增大，致使全球治理赤字进一步攀升。

二、低碳发展与转型路径的国际经验

绿色发展是我们国家的五大发展理念之一。绿色发展理念以人与自然和谐为价值取向，以绿色低碳循环为主要原则，以生态文明建设为基本抓手。绿色发展是以效率、和谐、持续为目标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方式。

“绿色经济”既是指具体的一个微观单位经济，又是指一个国家的国民经济，甚至是全球范围的经济。绿色经济发展最重要的措施之一就是在实体部门中构建一个基于全产业链的绿色化的制造体系、销售体系和物流体系。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过程中，发达国家开始在绿色经济领域发力，推行“绿色新政”，挖掘绿色的新增长点，提供绿色的就业岗位，从而使人类的发展驶向更加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从绿色发展的概念来看，其内涵和外延都是动态的。绿色转型的重点在于实体部门，也就是说实体部门的绿色转型是实现绿色发展的重要步骤。进入21世纪后，实体部门的发展呈现出数字化、智能化、服务化的发展方向。产业之间的边界更加模糊，绿色技术在实体部门的应用潜力不断提升，绿色产品、绿色服务的市场空间在逐步扩大。同时，随着人类对生态环境认识的逐步加深，绿色发展的目标和任务在不断调整。在绿色发展过程中，我们一定要积极谋取经济增长与资源消耗、环境恶化的全面脱钩。绿色转型，特别是实体部门的绿色转型，是一个全产业链、全生命周期的绿色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生产者的绿色责任一定要延伸到整个产业链条、整个产品和服务的生命周期中。

回顾环境史或者说污染治理史，我们可以看出，尽管在19世纪中叶以来，工业化国家就已经开始认识到污染给环境带来的问题，并且开始了环境治理的立法。但是，人类对工业生产引发的影响的认识仍然经历了非常曲折的过程。20世纪50-60年代，人类历史经历了所谓的资本主义“黄金时期”，大规模的工业生产、快速的工业化，以及超前消费的模式和理念，使发达国家的物质财富极度膨胀，但由此也造成了环境公害事件的泛滥，使人类生产生活陷入了史无前例的环境危机中。

在这些环境危机的冲击和巨大的压力之下，发达国家加快了环境治理的立法进程。到20世纪70年代，大部分的工业化国家已经创立了环境政策的法律体系，设置了环境执法机构，推进了环境自治团体的改革。20世纪80年代，主要发达国家污染治理模式或是路径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开始由末端治理转变为清洁生活。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之后，世界各国更加积极地寻求清洁能源，抓住机遇，推动绿色技术创新，大力发展绿色新兴产业，创造绿色就业岗位。同时，加快与绿色发展相关的整个经济和社会的结构性变革，从而确保绿色增长不是短期的危机应对措施，而是能够成为社会变革的持久动力，并最终共建零排放的社会经济体系。

作为全球绿色转型的先行者，在欧洲经济陷入严重衰退的艰难时刻，欧盟率先推出了碳中和方案和实施路径，并为这一雄心勃勃的“绿色宏图”勾勒出清晰的行动路线图和政策框架，成为引领全球绿色经济发展新的风向标。力推绿色复苏充分彰显出欧盟摈弃传统增长方式的决心和能力，为强化在绿色低碳等相关优势领域的战略布局，欧盟于2020年5月通过为期7年1.1万亿欧元的中期预算提案和7500亿欧元的欧洲复苏计划。此举不仅巩固了《欧洲绿色协议》在未来欧洲经济发展战略中的核心地位，确保欧盟可持续发展之路不逆行、不脱轨，进而继续领航全球绿色经济，更是在疫情重创欧洲合作机制的困局下弥合分歧、重拾信心的关键举措。

我们再来看一下美国，要想实现2050年达到碳中和，作为一个消费大国，全球第一的经济体，美国需要采取什么样的路径？来自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Berkeley Lab）、旧金山大学（USF）和演进能源研究公司（Evolved Energy Research）的研究人员发布的研究论文《美国碳中和路径》中进行了规划，在未来10年中，美国需要将风电和光电装机容量增加3.5倍，达到500GW。美国要淘汰大多数燃煤电厂的同时还要保持目前的天然气发电能力，以确保整个美国电网和电力供给的可靠性和稳定性。增加零排放汽车的销量，使其占销售总量的比例达到50%。提升建筑热泵的使用，使其比例增至50%。所有新建筑物和家用电器要满足严格的能效目标，要投入更多碳捕集、碳固和碳中和燃料技术的研发，还要建立电力传输线路以及二氧化碳和氢气传输管道。

日本是一个能源极其匮乏的工业大国，其实现碳中和的基本路线是通过技术创新。比如，使用生物燃料、大力发展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另外，日本也非常重视建筑和交通的节能技术的研发和应用。

与发达国家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而发起的“绿色新政”相比，“碳中和”目标下的绿色复苏在技术支撑、资金投入、政策力度、法律依据、贸易环境等各个环节出现了新的变化。其中，注重数字化与绿色化协同推进成为产业绿色转型最具鲜明时代特色的实践路线。仍以欧盟为考察对象，在全球贸易政策趋于保守的大环境下，欧盟以“碳中和”和数字化统领绿色复苏有其深层次的背景和意图。一方面旨在构建更加安全的供应链体系，增强欧盟绿色经济的“内循环”；另一方面有利于巩固提升欧盟与中美两个大国差异化的战略优势，从而主导“绿色规则”制定的国际话语权，这也给大国竞争格局增添了变数。

从全球历年的二氧化碳排放情况来看，英国、美国、日本等主要发达国家在经历了碳排放的快速增长之后，在过去15到20年间相继实现了碳排放总量的达峰，而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后发大国，仍然处于排放增长比较快的阶段。中国树立的2030年总量达峰的目标，无论是从结构调整的角度上看，还是从经济增长的角度上看，都面临很大压力。

从现在的情况进展来看，北欧国家在碳中和的时间确立上是最为领先的。芬兰提出要在2035年实现碳中和，冰岛和奥地利提出的时间点是2040年。普遍而言，欧盟确立的2050年是世界范围内接受较广的目标，比如加拿大、英国、智利、哥斯达黎加、韩国、斐济、丹麦、匈牙利、爱尔兰、新西兰、南非、瑞士、西班牙等国家确立的碳中和的实现时间都是2050年。中国提出的是2060年达到碳中和的目标，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后发的工业大国，提出这一目标既是负责任的，也是非常艰巨的。

相对而言，新兴经济体的减排压力较大。原因在于，一是产业结构还处在巨大且激烈的变化之中。二是能源消费或是能源结构也存在较大问题。另外，从人均历史积累碳排放的角度来看，新兴经济体、发展中国家还未充分享受到工业化的成果。在这种情况下进行碳排放总量的达峰，进而实现碳中和，具有很大的挑战性。在所有减排路径中，重中之重的是能源转型。因为对于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来讲，能源领域的排放仍然是碳排放的主要组成部分。

在这种情况下，工业大国都在加紧推进能源转型。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手段就是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实现能源供给和消费的多元化。但是目前发展清洁能源，面临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比较贵，尤其是与传统的化石能源相比，但是随着政策的推进以及技术的进步，发电成本在下降，清洁能源变得越来越有竞争性了。第二个问题是清洁能源发电的稳定性不足，特别是风能、太阳能，因其自身发电规律和技术特点不稳定，容易对电网造成一定冲击。现在这些技术在慢慢成熟，问题也在逐步解决，我们可以预见，未来清洁能源占所有能源供给的比重会越来越大。

尽管绿色发展是自带包容性的国际议题，成为全球化逆流中为数不多能够凝聚国际共识和开展技术合作的领域之一，中美应对气候变化声明的发布更是令国际社会对低碳合作在缓和两个大国之间激烈博弈之中所扮演的积极角色产生了期待。然而，建立一个净零排放的社会经济体系无疑需要更加专注、有效的国际行动，同时也有可能进一步加剧全球竞争，引发相关领域发展水平和政策立场的分化。毕竟现阶段明确“碳中和”时间表和技术路径的只有少数国家和地区，在“碳中和”倒逼实体部门低碳转型的现实压力下，世界范围内绿色竞争不再局限于自然资源和能源矿产领域，围绕绿色产品、低碳技术、生态系统、排放标准、环境规制、消费方式的竞争全面铺开。在已确立“碳中和”目标的国家和地区之间整合低碳发展资源，进而形成统一的碳市场和交易机制，会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产业链的区域化倾向，并引发绿色标准体系主导权之争。

虽然发达国家已经基本上达成了应对气候变化下加速推动碳中和目标实现、加大绿色投资、推动绿色发展的基本共识，但是实现起来却面临着很多困难和障碍。第一，从近期全球实践的进展来看，落实“碳中和”目标的难度似乎超出了政府和产业界的预期，现在的资金缺口和技术缺口都非常大。从短期来看，各国政府为了应对疫情都面临着较大的财政压力，激增的财政支出挤占了各国的绿色投入。尽管企业界对绿色转型的共识在不断增强，但目前各国的政策力度显然没能消除市场主体因为低碳技术研发前期投入大和投资回报不确定而产生的对绿色项目的顾虑。现在普遍的现象是，绿色研发也好，绿色产品服务的市场化也好，都需要巨大的投入，而政府无法提供足够的关于绿色金融的支持力度，企业融资面临着很大压力。第二，全球绿色复苏步履维艰。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和牛津大学经济复苏计划共同发布报告，指出目前世界主要经济体用于经济复苏的支出中，仅约18%属于绿色项目。目前在绿色复苏方面领先的经济体主要是欧洲发达国家，包括芬兰、德国、法国等。其他发达经济体中，美国、韩国、西班牙、瑞典等国绿色复苏支出占复苏支出总量不足30%，澳大利亚、荷兰等国不足5%。大部分发展中经济体的绿色复苏支出占比低于10%。报告称，目前全球绿色支出总体上与气候变化、自然破坏和污染等“持续发生的环境危机”规模不相称，将给社会效益和长期的经济利益带来重大损失。这样的力度和进展很难支撑在世界范围内实现碳中和的目标。虽然可以肯定的是绿色会成为新型全球化的主基调，但是全球低碳治理仍然很难摆脱机制性的障碍，因为各国都会考虑自己的目标、路径以及困难。建立一个零排放的社会经济体系，需要更加有效的国际行动。同时，也可能进一步加剧全球竞争，引发相关领域发展水平和政策立场的分化。各国都是站在自己的立场上，既要考虑到自己国家的现实需求，又要考虑到自己国家未来发展的方向和目标。发达国家、新兴经济体、最不发达国家，在利益和目标上都有较大分歧。在这种情况下，明确碳中和的时间表仅仅是迈出了第一步。第三，在已经明确了碳中和目标的国家和地区之间整合低碳发展资源，形成统一的碳市场和交易机制，可能会强化产业链的区域化倾向。近十来年，我们观察到全球价值链出现了区域化和多样化的倾向，而碳交易市场或碳排放交易机制的确立，可能会强化这一倾向，并且引发绿色标准体系主导权的竞争。第四，在产业层面，不断细化的减排目标将拉大不同行业价值链的“绿色级差”。汽车等行业的制造范式和产品结构将发生颠覆性转型，随着各国对燃油车的限制增多，很多汽车企业都面临着转型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又涌现出了造车新势力。这些造车新势力加入之后，会对产业链的绿色化起到什么样的作用，仍然有一定的不确定性。我们不能单纯地只在现有的基础路径下就断定纯电车是节能减排的，还要在全生命周期、全产业链条中进行科学评估。一些燃油车也正在接近现有技术路径下排放的极值，它们的减排空间还有待进一步评估。化工、建材等传统高碳部门在世界范围内寻求“排放洼地”的动机增强。“排放洼地”就是一些欠发达的还没有确立碳排放强制性标准的以及没有树立碳中和目标的国家和地区，可能会对一些传统的高碳部门有一定的包容性，会有一定的引资需求。这些行业在那些国家和地区还可以生存一段时间，但是大的方向和趋势仍然是必须进行转型。可以肯定的是，没有这些传统高碳行业的转型，任何一个国家都很难实现碳中和的目标。第五，全球范围内一些环境规制体系比较薄弱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被迫充当了全球分工体系下的“污染天堂”。在碳中和目标确立之后，在全球绿色竞争加剧的背景下，这些国家和地区有可能被进一步锁定在全球价值链的“黑色或褐色”的环节中。这些“黑色或褐色”的环节本身就是高污染、高耗能、高排放的环节，而这些“污染天堂”的存在则不利于全球气候治理和产业链的均衡发展。在碳中和目标下，国际绿色竞争会加剧，但合作也会出现新的方向和领域，而国际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制度建设、技术水平、资金投放等，都会存在分化的局面。

 

三、中国绿色发展的机制创新

中华文明历来崇尚天人合一、道法自然，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中国将生态文明理念和生态文明建设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中国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贯彻新发展理念，以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为引领，以能源绿色低碳发展为关键，坚持走生态优先、绿色低碳的发展道路。

“中国将持续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坚定不移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建设美丽中国。”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领导人峰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郑重宣布中国将持续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务实举措，充分展示了中国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坚定决心和务实行动，为共同构建地球生命共同体注入了强大正能量。

2020年9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宣布：中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中国承诺实现从碳达峰到碳中和的时间，远远短于发达国家所用时间，这意味着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将完成全球最高碳排放强度降幅，用全球历史上最短的时间实现从碳达峰到碳中和。这无疑需要付出艰苦卓绝的努力。

2021年4月22日，在“领导人气候峰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这是全新的理念，也是全新的目标。

2021年9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七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指出：“完善全球环境治理，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加快绿色低碳转型，实现绿色复苏发展。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这需要付出艰苦努力，但我们会全力以赴。中国将大力支持发展中国家能源绿色低碳发展，不再新建境外煤电项目。”在“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中，以往很重要的一个方向就是电力的建设。但是在未来，为了实现碳中和的目标，我们将不再新建境外煤电项目，而是要向沿线国家投放中国新能源建设的技术和项目。

中国作为人口大国、经济大国，落实和贯彻绿色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党的十八大提出，“全面落实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将生态文明建设上升到国家总体布局的高度。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绿色发展理念，要求“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推动低碳循环发展，建设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现代能源体系”，明确了生态文明建设的主攻方向。党的十九大进一步指出：“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必须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坚定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建设美丽中国，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为全球生态安全作出贡献。”

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根本要求，是推动工业大国迈向工业强国的必由之路。经过改革开放以来近40年的快速工业化，中国已经毫无争议地成为了工业大国，然而，尽管整体技术水平和国际分工地位不断提高，“大而不强”却是中国工业必须面对的基本事实。近年来，虽然单位产出资源消耗和污染排放强度呈下降趋势，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工业能源消耗、资源消耗、污染排放的总体水平仍然偏高，环境污染和资源浪费仍是普遍存在的突出矛盾。要突破中国工业由大转强的资源环境约束，必须依靠全新的模式和机制，而绿色发展正是对工业技术创新、资源利用、要素配置、生产方式、组织管理、体制机制的一次全面、深刻的变革，必将有效提高资源和能源利用效率，减少工业生产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改善工业的整体素质和质量，为更加强劲更可持续的产业体系提供有力支撑。同时，工业部门作为国际竞争力最强、对外开放程度最高的领域，率先实现绿色发展，不仅更具有可操作性，而且可以促进中国经济社会的低碳转型，为其他领域转型起到积极的示范作用。

绿色发展是加快结构调整、转变发展方式的根本途径。从其他工业化国家走过的道路以及国内比较发达的东部地区的经验来看，在传统工业化模式下，“重化工业化”的发展阶段是很难逾越的，我们也的确走出了这样的发展轨迹。但是中国的重化工业化的推进方式具有明显的粗放型、外延式和压缩式的特点。由此造成的结果是，一方面产能快速扩张，整个产业体系快速成长和完善，另一方面重化工业所造成的资源消耗高、环境破坏严重的负面影响也在迅速积累和放大。无论从国际环境还是国内资源条件来看，结构调整都不可能在传统的技术和机制下实现，只有走数字化、绿色化的道路，才能彻底摒弃粗放式的发展方式。可以肯定的是，绿色发展有助于产业间的融合，特别是工业与服务业的融合，从而带动绿色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加快整体的产业转型升级。

绿色发展是应对全球低碳竞争的重要举措。随着要素跨国界流动和全球配置，能源、资源、环境问题成为更加国际化的问题。低碳经济逐步进入各国产业领域，从而引发的实质性的竞争，成为未来国家竞争力和产业竞争力的重要体现。美国、欧盟、日本等主要经济体都纷纷加大财政支持力度，鼓励本国企业探索绿色转型和低碳发展的新方向，发掘绿色经济的新增长点。

中国正处在快速工业化和城镇化阶段，虽然人均排放水平仍然低于发达国家，但是排放总量却增长得非常快。所以，在全球低碳竞争的大背景下，减排的全球行动和国家战略在一定程度上会挤压中国工业，特别是传统高耗能工业的发展空间。同时，随着综合国力的增强和排放总量的扩大，国际上对我国在应对气候变化、节能减排方面提出了更多期待，“双碳”目标也成为我们的大国担当和时代使命。由于工业节能减排的相对潜力较大，技术和市场的条件相对较好，能够产生比较明显的示范、带动效果，所以加快绿色发展不仅有利于掌握减排和结构调整的主动权，而且有利于协调国家利益与全球利益、经济可持续发展与应对气候变化之间的关系。

绿色发展是保障能源和资源安全的有力手段。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提速，中国能源和矿产的需求在快速上升，并且表现为非常强韧的刚性需求，石油、煤炭、铁矿石、铝土、铜矿等大宗矿产和能源的进口依存度不断提高。另外，由于中国出口大量的制成品，而且这些制成品是以中低端的产品为主，所以导致了在出口规模扩张的同时，我们也产生了大量的生态逆差。因此在严峻的能源和矿产资源供求形势下，中国必须加快绿色转型，通过新能源开发和绿色技术的推广，推动能源多样化发展，构建更加稳定、清洁的能源矿产供给体系，从而以较低的单位产出和资源消耗水平实现经济强国的目标，有力维护国家资源和能源安全。

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工作，要坚持问题导向，深入研究重大问题。当前要围绕推动产业结构优化、推进能源结构调整、支持绿色低碳技术研发推广、完善绿色低碳政策体系、健全法律法规和标准体系等，研究提出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政策举措。中国各地方之间的资源禀赋、产业结构、人口规模、发展水平存在很大差异，不能做统一要求。所以，地方政府、企业界、学术界都有很大创新空间，但我们也要正视创新带来的压力。

从实体部门的绿色发展进程来看，在强制性节能减排方面，我们已经取得了实质性的成效。从制度建设的角度来看，我们的政策法规在不断完善，绿色发展的理念也在逐步确立。2020年污染防治攻坚战取得了决定性成就，主要污染物的治理取得了重大成效。碳交易市场和交易机制在建立完善之中，各地污染治理投资也在稳步提高，但是东中西部污染治理的投入力度还存在很大差距。

从能源角度来看，矿产能源消费规模快速增长的势头有所放缓，为2030年实现碳达峰创造了比较有利的条件。能源转型已经开始发力，电力行业也朝着既定的目标在加快转型，相对而言，新能源发展的势头非常猛，有一些甚至超出了预期。另外，绿色制造体系也在逐步完善。

虽然我们已经取得了一些重大进展，但是在具体实施“双控”过程中仍然面临着一系列制约因素和障碍。发展阶段放缓之后，绿色发展的资金和技术投入压力逐步凸显。产业发展的不均衡局面未得到根本扭转，新能源开发也出现了阶段性的过剩，比如弃风弃光现象。一些传统行业，在经过几轮强制性减排后，后续减排空间有所缩小，难度有所增加，后续减排压力会比较大。我们面对的是各部门、各地区发展阶段和能力建设都存在较大差异的情况。怎样基于“双碳”目标来构建绿色发展的政策体系、加快机制创新，是问题的关键。

我们现在主要的瓶颈，一是结构性的矛盾很突出，产能过剩制约实体部门的绿色发展；二是技术层面上还没有形成群体性的绿色技术的突破。绿色装备和再制造的市场空间也仍然有待进一步拓展，资金的瓶颈和成本的压力还在阻碍企业的自主转型，绿色低碳项目的预期收益不够明朗，绿色的标准体系不健全，绿色的消费氛围还不足，正向激励的政策手段还不到位。

四、中国绿色发展的路径选择

面向未来，我们要采取与强制性约束不同的，正向激励为主的政策思路，要尽量避免财政直补的政策手段。从理念层面上来讲，创新是实现“双碳”目标的根本路径。创新既要包括理念的创新，也要包括技术的创新和制度的创新。

要以理念创新为先导。我们要认识到世界经济和人类社会发展在经历了工业化、信息化之后，正在迈向数字化和绿色化，正在加快实现从化石燃料为特征的工业文明转向绿色生态文明的大跨越。这是人类社会必须迈出的重大一步，这一步势必要改变工业发展的传统模式，使工业生产不再单纯地追求规模扩张，而是更加注重发展的质量。技术创新是关键。绿色的技术涉及很多学科，不仅包括新兴学科，而且要涉及物理、化学、工程等传统学科，是人类知识体系的绿色化集成。绿色技术研发投入大，需要政府加强规划，为企业和科研院所提供更好的技术和资金支持。制度创新是保障。保障绿色技术与传统技术获得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强化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法治化导向。

现在是一个数字化的时代，绿色发展要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一个关键路径就是要实现绿色化和数字化的深度融合。比如，依托云服务的低碳功能，重构用户和供应链体系；将企业的基础架构和应用程序迁移到云服务中，以提高效能，并减少环境影响；开发云服务强大的生态系统，利用数字工具实现碳排放的量化分解。同时，要让数字产品赋能交通工具，打造智能化的绿色出行，开发数字地图，以更好地监测地球资源的变化，取得综合性的碳中和的数据，并以此作为分析决策的基础。在建筑领域，要设置一些建筑排放的检测器，用数字技术来推动绿色建筑的构建和传统建筑的减排工作。现在使用社交平台的人越来越多了，在社交平台上倡导绿色低碳生活，推广普及绿色消费理念是一个重要的机制，要将其充分开发好、利用好。

在构建面向高质量发展的绿色低碳政策体系中，有九个方面需要格外重视。一是要加快关键绿色低碳技术的研发，实现技术的群体性突破。二是要深入推进结构性调整，加大绿色投资力度，构建绿色产业体系。三是要完善绿色制造的技术标准和管理规范。四是要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绿色发展的信贷支持。五是要打造绿色物流和绿色供应链体系。六是要启动政府的绿色采购工程，引导绿色消费行为。七是要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促进企业的零碳管理创新。八是要加强人才培养体系的建设，为绿色发展提供人才保障。这个要特别强调一下，高校未来应该加快开展面向碳中和的绿色发展的学科建设的探讨，设置一些相关专业，比如碳的测算和分析、绿色物流、绿色设计等。同时，企业也要加快对在职员工的再培训，树立碳中和的理念，明确绿色发展的目标方向，把绿色发展理念贯穿到生产销售的各个环节和过程中。九是要凝聚共识，创造开展国际交流和合作的条件。在大国竞争全面升级的情况下，很多领域的国际交流都面临空间、机会、渠道被挤压和中断的局面，相对而言，在应对气候变化、实现碳中和目标、推动绿色发展、实行节能减排等相关领域中，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虽然有利益的差别，但是达成了基本共识。所以，这个领域也是未来推进和开展国际交流，实现绿色相关合作的重要方向。

最后，我们来做一个总结和展望。新工业革命带来了一系列重大变化，影响范围波及整个人类社会，推动了发展主导力量的变化、组织载体的变化、空间响应机制的变化。资源基础出现新的变化，智能技术赋予新的生产生活方式和新的生态循环方式，从而为我们突破资源环境桎梏提供终极解决方案。在新的科技支撑下，人类的寿命有望延长并且突破现在的极限，新的科技、新的产业、新的业态、新的模式，都在赋能个人、家庭、企业和各种社会组织，使我们的生产组织方式产生重大变化。新的一些理念，可能会带来前所未有的超级创造力，引领人类社会进入崭新的时代。从世界范围来看，“碳中和”是热度很高的词，也是未来发展的关键词。虽然很多人通过预测或评估，对实现碳中和持质疑态度，但我们只要抓住关键的一点，在世界范围内实现能源转型，实现碳中和的目标就指日可待了。

中国经济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实体经济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下保持了强大的韧性，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到，实体经济在转型升级中，出现了一些分化的迹象，南北方之间的经济差距有所拉大，传统行业转型的压力在不断凸显。中国确立碳中和目标，既有内在的动力，也有外部的压力。从外部的压力或者外部的条件来看，我们面临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工业革命引发的体制机制的变化。比如，生产生活数字化和绿色化的融合。从国内来看，要建立一个绿色可持续的产业体系，建立一座又一座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的，更加宜居的城市，一个很重要的约束条件是中国的人均资源水平偏低。另外，我们在大规模的快速压缩型的工业化过程中，对环境容量的占用已经快达到临界点，留给我们的环境容量不多了。所以，如果不实现绿色转型，不迈向“双碳”目标，环境容量也不能再支撑我们以往粗放型的发展了。不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及消费升级的压力和动力是同时存在的。

中国提出“30•60”方案之后，我们自己也反复强调是有难度的，要做出很大努力，但是，国际社会仍然有一些质疑的声音。我们要对这些质疑进行合理回应。应充分把握主要大国达成“碳中和”基本共识的难得机遇，不断深化绿色低碳领域的技术、资本、人员交流，推动重大国际合作项目设立和开展。需要强调的是，做出2030年实现总量达峰、2060年实现“碳中和”的承诺，意味着中国将以全球最大的排放强度降幅、用历史上最短的时间将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带入零排放的崭新发展阶段，这不仅是中国对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强有力的支持，更是对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巨大贡献。对于中国主动践行这一历史使命的意义和影响，应做好顶层设计，保持与世界各国的良好协调沟通，分步骤安排国内重点地区、行业和企业减排路线及其阶段性进展的对外宣介，提高中国“碳中和”政策措施的透明度以及实践效果的可视性。同时，探索建设绿色“一带一路”，促进中国生态文明和绿色发展成果经验的国际共享，为沿线国家探索确立“碳中和”方案提供技术和资金帮助。我们现在要聚焦于怎样实现“双碳”目标，怎样在不同行业和地区、家庭和个人的实践中，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双向发力，共同努力，扎扎实实地推进绿色低碳发展。

（据宣讲家网站报告录音整理

责任编辑：婧雅）

责任编辑：李贤博

文章来源：http://www.71.cn/2022/0501/1167480.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