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刚：千古风流看苏轼

 

朱刚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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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今天我们有幸邀请到了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朱刚老师。朱刚老师，跟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朱刚：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有这个机会，跟大家一起聊聊苏轼。

主持人：在准备这期节目时，我发现虽然今年并不是有关苏轼的特殊年份，但时下关于苏轼的内容特别多，比如有很多关于苏轼的讲座或是图书。这是不是可以说明大家对苏轼特别感兴趣？您认为，是什么原因让苏轼这样受人喜爱呢？

朱刚：苏轼吸引人的地方确实非常多，这里我主要谈两点。第一，他与其他诗人或是文人不太一样，他是罕见的“全才”。他是政治家、思想家，同时又是文学家。另外，苏轼在经学、医学，甚至农学方面均有所建树。单从文学方面看，苏轼对诗、词、文章的掌握可谓是样样擅长。在每个领域，他都能达到一流的水准。

第二，我们在阅读苏轼的诗词文章时能明显感受到他对于人生的自觉思考。在人生道路上，苏轼一边走，一边思考，读者很容易在人生观层面受其影响。这也是苏轼的表达特点。

综合来看，苏轼是士大夫文化成熟时期出现的典范人物。士大夫是以科举考试为门槛的国家官员与知识分子结合的产物。而北宋正是士大夫文化发展成熟的时期。

主持人：苏轼起到的典范作用，是您将苏轼称之为中国人的“灵魂工程师”的原因吗？

朱刚：是的。每个人都会思考自己的人生并主动塑造人生，在这个过程中难免会受到典范人物的影响。而苏轼对人的影响是能够到达人生塑造层面的。所以，我称之为“灵魂工程师”。

主持人：是值得我们学习仰望的代表性人物？

朱刚：在阅读时，除了学习和仰望以外，也能感受到他是一个很亲切的朋友。

主持人：之后的问题会围绕为什么苏轼如此受世人喜爱而展开。希望大家看完这期节目后，也能找到喜爱他的原因。

《苏轼十讲》中，朱刚老师有意选择了十个不同方面的内容串联起苏轼的一生。在书的开篇，您提到了苏轼用“飞鸿”这一意象隐喻自己。当我想到“飞鸿”时，感觉是自由、不羁，高高在上、遥不可及的意思。苏轼想表达的是这个意思吗？

朱刚：《苏轼十讲》原本是上课的讲义。第一课理应介绍苏轼的生平。如果只是简单地记叙，会略显枯燥。于是我从苏轼诗词中出现较为频繁的“飞鸿”讲起，以此串联苏轼的一生。飞鸿看似比人自由，但苏轼认为飞鸿不完全是自由的象征。鸿雁是候鸟，要随季节南来北往，从这一点来看，飞鸿是不自由的。苏轼在朝为官，自然也随着朝廷的调令四处奔波。所以，苏轼的处境与鸿雁颇为相似。苏轼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思考，像鸿雁一般飞过世界的人生留下了什么，于是有了“雪泥鸿爪”这样的思考。之后，苏轼对候鸟的习性有了一些感受，比如“人似秋鸿来有信，事如春梦了无痕”。后来，苏轼认为飞鸿也含有归来的意味，比如“春来何处不归鸿，非复羸牛踏旧踪”。所以，苏轼用“飞鸿”这一意象表达了更为复杂、内容更丰富、思考更深刻的人生思索。

 

主持人：您刚才提到苏轼作为官员，一生四处漂泊。我想请您为观众朋友们简单介绍一下苏轼的人生脉络。

朱刚：“飞鸿”第一层意思就是飘零。出仕为官，人是不可能完全自主的。一般而言，宋朝官员有三种状态。第一种，在朝为官。第二种，外任，即在地方上做官。同样是当官，为什么要把在朝与外任区分开来？

主持人：感觉离皇帝远一些，不太受重视。

朱刚：是的。宋朝官场有个不成文的规矩，虽允许官员与当朝宰相持不同政见，但持不同政见的官员就要到地方上出仕。外任虽不影响级别升迁，但不会调回京城担任要职。这种情况下，如果一个官员总在地方调来调去，大概就能说明他与主流政见不同。这就是在朝与外任的不同。第三种，贬谪，是针对一些犯了错误的官员。苏轼在黄州时期就是贬谪状态。

苏轼的仕途正好经历了“在朝、外任、贬谪”两轮大循环。第一次在朝是在熙宁初年，即宋神宗在位时期，苏轼因反对王安石变法，开始了外任生活。苏轼先后到杭州、密州、徐州、湖州为官。湖州任上，苏轼被捕，经历了著名的乌台诗案。之后，苏轼被贬谪到了黄州。这是第一轮循环。宋哲宗即位、高太后临朝听政时，苏轼被调回京城，在朝担任官职。后因党争等原因，苏轼再次请求外任，二度到了杭州，又辗转到过颍州、扬州、定州。宋哲宗执政后，启用新党，苏轼被贬到广东的惠州，之后被送到海南岛。这是第二轮循环。宋徽宗即位后，苏轼得以北归，走到常州时去世。

主持人：这样听来，苏轼的一生真是跌宕起伏、命运多舛，但苏轼的文章却极少表露抑郁苦闷之情。看来，这种随遇而安、乐观豁达的精神也是苏轼过人的一面。

朱刚：是的。虽然苏轼在朝或外任时都留下过一些政绩，但他晚年自我评价时认为贬谪时期获得的成就最高。苏轼曾说：“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主持人：可能公务繁忙的时候，创作会进入低谷期，反而贬谪时才更能花时间反思自己的人生。苏轼有很多作品流传于世。我大概统计了一下，现存2700多首诗，300多首词，各类文章达4800余篇。在宋代文人中，苏轼的作品属于保存比较完整的吗？

朱刚：你说的这些数字可能还在继续扩大，因为我们还在不断发现他的作品。

主持人：我听说，宋徽宗时期，曾禁毁过苏轼的作品。为什么在禁毁后还能留下这么多作品？

朱刚：宋徽宗时期，新党执政。苏轼属于旧党。当时的党争问题已经发展到党禁的局面。不只是苏轼，司马光等著名的旧党人物的作品也遭到禁毁。不过，我们要对北宋时期的禁毁有一个比较明确的认识。当时，雕版印刷术快速普及，信息传播方面有了革命性进步。我曾经考察过苏轼在乌台诗案中被审讯的作品，这些作品有一个共同特点，它们都是苏轼抄写、唱和、赠送的作品，都是具有一定的传播影响力的作品。如果他只是写完放在家中，不对外分享，只作为内心独白，则不在乌台诗案审讯的范围内。有没有一定的传播力度是当时较为关注的问题。禁毁苏轼的作品，现在看来，主要是禁止传播。当时很多人还可以收藏，且朝廷的禁毁在一定程度上也提升了收藏热度。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很多苏轼的作品得以保留。

主持人：而且苏轼本身也是书法家，大家也会为了字而收藏。

朱刚：是的。这里还有一个小故事。当时朝廷下令要毁掉一处刻有苏轼作品的石碑。地方官在打碎石碑前先拓印了几百本。打碎后，拓本的价格上涨，这位官员因此发了一笔财。

 

主持人：是的。石碑受物理空间的限制，传播范围有限。传拓后，能使更多人看见。苏轼一生有很多成就。比如，他是北宋书法四大家之首，也是他首先提出文人画的理论。在朱教授心中，苏轼在诗词书画这些方面的成就如何排序呢？

朱刚：苏轼的成就是多方面的。我们现在考察的关键是他的创造能力，而他的创造能力体现在各个方面。给这几个体裁排序是很难的。一般来说，宋代比较有特色的体裁是词。苏词也确实获得了很高的评价。但从内容层面看，词表达的内容肯定没有文或诗那么丰富。研究苏轼的生平，对诗和文的阅读显得更为重要。我个人比较喜欢读诗。

主持人：关于苏轼的词，有一个典故。有人将柳永的词与苏轼的词作对比，认为柳永的词适合十七八岁的小姑娘执红牙板唱“杨柳岸晓风残月”，而苏轼的词需要的是一个关西大汉执铁板铜琶唱“大江东去”。于是有了婉约词与豪放词的说法，这是文字风格的区别吗？

朱刚：一些典型作品确实包含了风格豪放的意味。但从词的发展历史来看，豪放不仅指写作风格，也指一种创作态度的变化。词本来就是流行歌曲的歌词，写完后，本来就是交给女孩子唱的。即便填词的人是男性，也大都以女性口吻，这叫做代言体。所以，大部分的词与女性的演唱风格相贴合，即代女性立言。而苏轼的词却明确表达自我，即所谓的“以诗为词”。而且他明确意识到自己的词与柳七郎不同。《全宋词》中，苏轼之前的作品，凡提到第一人称“我”，通常为一个女性形象。而苏轼作品中大部分的第一人称都是指苏轼自己。

主持人：苏洵、苏轼、苏辙不仅在文学方面被合称为“三苏”，在家庭内部，三个人也很亲近，尤其是苏轼和苏辙还有“对床夜雨”的约定。在诗词研究上，看苏洵和苏辙的作品能否帮助我们了解苏轼呢？

朱刚：这个是肯定的。唐宋八大家中，“三苏”均在其中。评列八大家，主要是肯定其在古文方面的成就。而苏洵的成就主要是在古文方面。苏轼和苏辙两兄弟以父为师，继承苏洵的古文创作风格。但苏洵与苏轼、苏辙是两代人，所处时代不同，关注的话题自然不同。兄弟两人之间的作品还是有很多可以参照的内容，因表达方式较为相近，甚至有时候可以看作是一个人写的。

主持人：您是不是还考证过，有一些被传为苏轼的文章，其实是苏辙写的？

朱刚：对，这种情况主要集中于早期的几篇“五经论”。

主持人：除文学成就外，苏轼的爱好也是相当广泛。我觉得，正是这些爱好让大家对苏轼感到非常亲切。因为他的爱好也是我们普通人所喜欢的，比如，他喜欢旅游、聚会、美食、养生。

朱刚：这也是苏轼和苏辙的不同之处。虽然，有时候两个人的文章可以看成是一个人所作，但两人的性格差异明显。苏轼的兴趣更为广泛，除文学作品外，苏轼也有书画的爱好，但苏辙不作画。苏辙可以长时间地独处，但苏轼则恰恰相反，他喜欢与人交谈。据记载，苏轼在贬谪期间，实在找不到与之学问相当的人可以交谈，便在街上与一位老妇人对话。老妇人说，我没有学问，没什么话可讲。苏轼说，你也可以讲一讲鬼故事。这就是所谓的“强人说鬼”。

元祐年间，苏轼和其他几位主考官在贡院阅卷。苏轼阅卷速度很快，全部看完后，他就一间一间地与人交谈。其他几人对此颇有意见，认为苏轼打扰他们工作。这就是苏轼的性格特点。

主持人：这么听来，感觉苏轼是一个同时拥有诗和远方，以及有趣灵魂的人。这样的性格，遇到正襟危坐的人，会不会引起他们的反感呢？

朱刚：苏轼确实遇到过这种很刻板、很严肃的人，比如程颐以及程颐的弟子。苏轼也曾试图与他们沟通，但这些人是不会听的。

 

主持人：苏轼在官场上的时间很长，他的政治才能怎么样？

朱刚：苏轼是一个特定的政治党派的领袖。历史上称之为“蜀党”或是“川党”。但这只是其他政敌攻击他们时的称呼。

主持人：所以不是按照地域属性来划分的。

朱刚：对。从为官的级别上看，这个特定的政治党派的领袖应该是苏辙。但自宋以来，大家都把苏轼看作领袖。这个党派在北宋后期确实起到一定作用。它敢于坚持自己独到的政见，即使与当朝宰相意见不合也能坚持自己的看法。后来很多人，包括苏轼的政敌，都承认苏轼有立朝大节。比如，苏轼与王安石之间、与司马光之间都存在意见不合的情况，但苏轼仍能坚持自己的政见。这就是立朝大节的具体体现。

宋朝将处理具体事务的行政才能称为吏能。吏能方面，与北宋其他知名文学家相比，苏轼获得了较高的评价。苏轼在杭州、颍州、徐州做的几件事都可以证明，比如建苏堤、疏浚颍州西湖、治理黄河。所以，苏轼的吏能较强。

主持人：而且是一位很有群众基础，深得民心的好官。

朱刚：对。某种意义上来说，苏轼还创建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公立医院，他在杭州创办了一个医坊。

主持人：苏轼在第一次外任的时候，经历了人生中的大事件——乌台诗案，您能为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吗？

朱刚：乌台诗案是我这几年一直研究的课题，研究的结果可能与之前的表述有一些差别，很高兴借此平台，向观众朋友们分享我的成果。

中国古代，因写诗或文章，得罪君主或宰相，从而受到责罚的现象不在少数。大家普遍将乌台诗案视为其中之一，忽略了乌台诗案的特殊性。首先，乌台诗案是一起法律案件，且当时的档案资料基本保留下来。作为法律案件，我们关心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立案。立案与当时社会传播环境改变有一定关系。北宋是一个印刷传媒流行的时代，这一点有别于前朝。一个人在诗词中表达与朝廷不同意见而被立案调查，这种做法在过去不符合儒家原则。儒家经典指出，面对不同意见，“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或是“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这是传统儒家的论述。这与其所在的传播环境有关。当时，一个人说出与皇帝或宰相不同观点时，很可能已经失去权力。这种话只不过是几句牢骚，无法产生更大的影响，自然不会受到惩罚。

苏轼所处的时代与前朝相比，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苏轼与主流政见不同的言论，发表在多次出版的诗集中，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苏轼是历史上第一位在生前就出版文集的作家。杭州的出版商反复出版的《钱塘集》，是乌台诗案中的罪证之一。乌台诗案虽不是历史上第一次文字狱，却是第一次以出版印刷的文集作为罪证的文字狱。

 

传播环境的改变使皇帝看到舆论的力量。对于帝王来说，这种现象必须加以处理，必须以行之有效的办法替代传统儒家的做法。虽然是否有必要将其上升为一起司法事件还有待商榷，但乌台诗案的立案与传播环境的改变确实有一定关系。

作为法律案件，我们关心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如何审判。我们可能在戏剧舞台上看过，先审讯，再判决，最后执行。这种情节只发生在戏剧中，不是真实的宋代的司法实践。宋代司法制度的特点是鞫谳分司。“鞫”是审讯，“谳”是判决，二者分属于两个独立的机构。负责审讯的人不会介入判决，同样，负责判决的人也不会提前介入审讯。就乌台诗案而言，审讯由御史台负责。御史台成立专案组，称为御史台根勘所。审讯得到的结果称为供状，现存约40篇苏轼的供状。到此，审讯工作完成。

判决由大理寺负责，称为检法，即从现行有效的法律条文中筛选出适合苏轼罪状的条目，并根据条目进行判决。当时的法律条文包含三类内容：一是律，即从唐代留下的法律；二是敕，即历代帝王出台的命令；三是《宋刑统》。判决的结果是“当徒二年，会赦当原”，即原本要判两年徒刑，但依据一些赦令，苏轼可以免罪。这是大理寺的判决结果。结果一出，御史台的几位御史连续上书，请求严惩苏轼，但他们也无法明确指出大理寺的判决在法理上的错误。他们只是认为这样的结果起不到惩戒作用。

在审讯机关和判决机关意见无法统一的情况下，这个案件被移交至审刑院。审刑院负责案件复核。我们现在依然能够看到以审刑院判决文书为基础做成的文本。审刑院的判决有两个特点：一是简化了御史台提供的供状，将苏轼在与他人交往中提到的关于讽刺朝政的内容删除了，尤其是与苏辙之间的交流，都不算是罪证了；二是它不仅支持了大理寺的判决，还罗列了更多敕令以证明苏轼是可以被赦免的。审刑院的结论是“原免释放”。

这时要由皇帝作最后的判决，皇帝首先承认大理寺和审刑院在法理上的判决是正确的，但或许是考虑到御史台，又或许是考虑到政治影响的问题，皇帝将苏轼贬到黄州，并用了一个词叫“特责”，也就是在法律之上的皇权所作出的责罚。乌台诗案中，皇帝的特权并不是一开始便介入的，而是在司法程序走完后作出的裁断。遭遇乌台诗案是苏轼的不幸，但从审理过程看，它体现着传统中国法治的高度。

主持人：乌台诗案前，北宋的风气还是比较自由的。在此之后，会不会产生一些不好的影响？

朱刚：肯定产生了不好的影响。制度保证是言论自由的前提。御史台、谏院的官员虽级别不高，但却有权力与更高级别的官员争论。在宋代，这种情况被称为台谏。台谏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保证言路畅通。然而乌台诗案属于另一种情况。我想，以他人所作诗篇作为罪证的人，并不是真正替皇帝抱不平的人，而是借此机会攻击政敌罢了。也就是说，这只是这些政客为攻击政敌而找到的一种方法。此后便延续了这种不良风气，从对手的文字中找出攻击的内容，作为政治打击的一种手段。长此以往，很容易变为互相报复。实际上，这种事情也确实在旧党和新党之间发生了。

在这方面，苏轼确实受到较深迫害。他曾自述，多年来受到的政治攻击，对手几乎都用同一种手段，即从文字中找材料。“前后相似，专用此术”。从党争的角度看，党争的形势改变必然引起政策的改变，政策改变后，挑出之前文章的错误则非常容易。北宋中后期，官场上逐渐形成这种不良风气。不过，这种不良风气的形成与传播环境改变也有一定关系。我认为，宋人对这一问题并没有想出有效对策。对待乌台诗案，有人表示同情苏轼，也有人觉得苏轼咎由自取，大家都各执己见，未有统一结论。

 

主持人：乌台诗案后，苏轼被贬至黄州。《寒食帖》就是苏轼在黄州的作品，也是在黄州，苏轼变成了苏东坡。

朱刚：“苏东坡”这一名号，源自黄州地方政府对苏轼的照顾，在州城东面给了苏轼一片荒坡。苏轼在荒坡上种了草药，也种了粮食。因为这时候的苏轼，经济上并不宽裕，需要依靠一部分农业的收入。苏轼还在此建了房子，冬日落成，他还在墙壁上画了一些雪景，命名雪堂。住在东坡的雪堂里，便自号“东坡居士”。这可能是他更为家喻户晓的一个名字，在中国，大概苏东坡比苏轼的名声更大。

现在去黄州旅游，依然可以看到很多有关苏轼的遗迹。南宋陆游在前往四川的路上路过黄州，在黄州停留时期特意浏览了有关苏轼的遗迹。苏轼的学生张耒也曾被贬到黄州。张耒一来到黄州就感觉自己行走在东坡的眠食之地。

虽然现在我们对在黄州的苏轼有很多浪漫的想象，但被贬到黄州的苏轼所遭遇的困境几乎是毁灭性的。苏轼属于旧党，而宰相属于新党，与主流政见不同的苏轼认为自己的政治生涯很可能就这么结束了，因为当时的宋神宗还很年轻。作为读书人，这个打击是毁灭性的。苏轼认为，他不得不在黄州与曾经的人生告别，自己的政治抱负再也无法施展了。所以，苏轼在黄州开始了另一种人生，在今天看来，是一种蜕变。这中间想必经历了很多痛苦，但从结果上看，重新开始的人生很成功。苏轼为《周易》注释，写作《东坡易传》，为论语注释，写作《论语说》，也开始起稿《东坡书传》。这些著作使苏轼成为北宋最为重要的思想家之一。他还创作了大量文学作品，比如著名的“三咏赤壁”。苏轼在文艺方面的成就，在黄州达到高峰。黄州时期也是苏轼自己较为满意的阶段，所以他才会说出“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将黄州放在第一位。

主持人：我发现苏东坡还有一个与众不同的魅力，大量围绕他的民间故事流传于世。有一些有一定的真实性，有一些则是明显的杜撰，比如苏小妹的故事。这是一个很特殊的现象吗？

朱刚：对，有关苏轼的故事非常多。这些故事很难考证其真实性，需要视具体情况而定。总的来说，一个人身上有这么多故事，确实是苏轼的一大特点。我认为，东坡文化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他的实绩，另一部分则是他的形象史。东坡身后有那么多故事，足以说明他的吸引力。有关他的故事最初出现在同代人的笔记之中。这些内容有一部分是真实的，也有想象的成分。每个人在书写关于东坡的故事时都极力想向世人展现自己对苏轼的了解之深，而不愿承认自己只了解一点。所以，这些故事一开始就带有想象的成分，之后衍生出的戏曲、小说就是完全虚构的故事了。苏东坡形象史的演变过程也是研究东坡文化的重要部分。

主持人：感谢朱教授，让我们重新看到了那位既鲜活又亲切的苏轼。人人都爱苏轼，或是爱他“日啖荔枝三百颗”的烟火气，或是爱他“鬓微霜，又何妨”的豪气，或是爱他“不思量，自难忘”的深情，又或是爱他“竹杖芒鞋轻胜马，一蓑烟雨任平生”的豁达。或许我们有着“恨不能同时”的遗憾，但我相信，仰望这样的人，也会让我们觉得十分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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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范璧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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