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晓勤：诗圣杜甫与诗史精神

 

杜晓勤  北京大学中文系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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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古代诗歌的发展史上，杜甫占有继往开来的重要地位，被后人称为“诗圣”。他在诗歌中体现出来的“民胞物与”的人文光环，以及对于现实政治的深刻关切，使他的诗歌能够反映出唐代由盛转衰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又称杜甫的诗歌是“诗史”。杜甫的崇高人格及其诗歌中体现出来的人文主义光辉，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一、杜甫儒家思想的来源

杜甫的思想博大精深，深受盛唐风气的影响。他年轻时曾修道求仙，对佛教经义也有领悟，然其仍以仁民爱物、“致君尧舜”的儒家思想为主。

（一）地域文化的熏陶

唐玄宗先天元年（公元712年），杜甫出生于河南巩县城东二里的瑶湾村，唐时属都畿道河南府，隋唐时期属于山东（崤山以东）文化。

隋唐时期，主要有江左文化、关陇文化和山东文化这三大地域文化。江左士子多为士族，门阀意识较强，具有较高的艺术修养，故较重文学艺术才华，多凭门资进身，安流知足，进取意识不强。关陇一代则多为胡汉杂糅之军事贵族，重军功，尚侠义，轻死生。山东士子则因多为礼乐传家的旧士族，在北朝又失去了政治特权，所以多以经术进身，“经世致用”思想较为强烈。

唐高祖依凭关陇军事贵族得天下，唐太宗治天下则主要用山东人士，其22名宰相中山东人占了一半，重臣魏徵、房玄龄、马周都是山东人。武则天时重臣狄仁杰、郭元振、魏元忠也都是骨鲠忠直的山东人。

随着开元前期儒学的复兴、君臣关系的重建，山东士子多走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道路。开元末年，诗坛上也崛起了一大批山东文士。据《全唐诗》小传统计，盛唐101位诗人中，出自山东地域的就有43名，高适、岑参、王维、崔颢、王湾、祖咏、李颀、王翰、刘长卿等一流大诗人也都是山东人。

在此地域文化的熏陶下，杜甫自小就希望以文学经术入仕，实现政治理想。

（二）家学传统的继承

杜甫认为，杜氏是陶唐氏的后人，具有源远流长的“士食旧德”的家族文化传统：“传之以仁义礼智信，列之以公侯伯子男。”（《唐故万年县君京兆杜氏墓志》）“仁义礼智信”既是儒家思想，又是杜氏家族文化传统；“公侯伯子男”既是当时社会实现“尧舜之道”的必由之路，也是杜氏家族中人“功业”的体现。

对杜甫影响最大的是杜氏家族中“奉儒守官”政治文化传统和“未坠素业”的家族责任感。其《进雕赋表》云：“自先君恕、预以降，奉儒守官，未坠素业矣。”“奉儒守官”就是要通过做官来推行儒家之道，其家族中杜预正是杜甫的榜样。杜预是晋代重臣，文武双全，功业卓著，对儒家经业也造诣颇深，有《春秋左传集解》。杜甫在祭奠杜预时告诫自己：“不敢忘本，不敢违仁。”（《祭远祖当阳君文》）所谓“本”就是自杜预以来“奉儒守官”的家族传统。杜甫也说：“臣之近代陵夷，公侯之贵磨灭，鼎铭之勋，不复照耀于明时。”（《进雕赋表》）唐初以来，杜氏家族所任官职越来越小，杜甫焉能没有危机感。所以他自小就树立了继承“奉儒守官”的家族传统，绍兴家业的人生理想。

（三）时代精神的影响

李唐王室虽然尊老子为先祖、道教为国教，然而初唐到盛唐的皇帝都在不同程度上尊崇儒家。贞观年间，唐太宗深明“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有较强的儒家“民本”意识，“以仁义为治”，而且能够虚心纳谏，闻过则改；魏徵、房玄龄等大臣也能直言进谏，做《荀子》所说“从道而不从君”的直臣、诤臣。唐玄宗在开元年间励精图治，先是重用姚崇、宋璟，推行仁政，后又依靠张说、张九龄，尊崇文儒，兴复礼乐，姚、宋、二张也都能尽心辅佐唐玄宗实行儒家教化，君明臣贤，迎来了“开元盛世”。

 

二、杜甫终身履践的“诗史精神”

杜甫一生命途多艰，身世国事，毕陈于诗，他用满腔的热忱和忧愤，履践了“国身通一”、“推见至隐”的“诗史精神”。

（一）读书万卷，壮游名山

1.早慧好学

杜甫自幼好学，“熟精文选理”，“读书破万卷”。六岁在郾城（今河南许州）观公孙大娘舞“剑器浑脱”，后来在东都歧王宅听李龟年唱歌，观赏过“草圣”张旭的书法，以及盛唐“四绝”之一裴旻的舞剑。多方面的艺术熏陶提高了杜甫的艺术修养。

2.漫游吴越

开元十九年（公元731年），杜甫19岁，开始长途漫游。20岁时，至吴越，游览了江南许多秀丽的山川。《壮游》诗：“东下姑苏台，已具浮海航。到今有遗恨，不得穷扶桑。”

3.洛阳赴考

开元二十三年（公元735年），杜甫由江南赶回东都洛阳参加科举考试。主考官孙逖善于选拔人才，杜甫自视甚高，却落第了。杜甫虽然感到懊恼，但少年气盛，考场得失并未在意。

4.放荡齐赵

第二年，杜甫又漫游齐、赵（今河南、山东、河北）。其间他还创作了《望岳》《登兖州城楼》等作品，写下了“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这样俯视一切、慷慨激昂的名句。

5.李杜相识

天宝三载（公元744年），杜甫在洛阳与李白相遇结识，二人一见如故，同游梁、宋。此次同游者还有高适，三人情趣相投，一起登高怀古，饮酒赋诗，郊游狩猎，访道寻幽。秋后，三人分手，高适游楚，李往任城探视家小，杜则往兖州省父。

（二）困顿长安，求仕十年

杜甫怀抱着“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政治理想，来到京都长安。但是，迎接他的是冷漠的社会现实。

1.一次“野无遗贤”的考试

天宝六载（公元747年），唐玄宗“欲广求天下之士，命通一艺以上皆诣京师。李林甫恐草野之士对策斥言其奸恶，建言：‘举人多卑贱愚聩，恐有俚言污浊圣听。’乃令郡县长官精加试练，灼然超绝者，具名送省，委尚书覆试，御史中丞监之，取名实相副者闻奏。既而至者皆试以诗、赋、论，遂无一人及第者。林甫乃上表贺野无遗贤。”（《资治通鉴》卷二一五）李林甫害怕举人们对策时会指斥他的奸恶，是出于极其现实的政治考虑，不可等闲视之。要知道，这次考试正是处于李林甫以莫须有的罪名，大量制造冤案，刚刚杖杀李邕、裴敦复，又奏分遣御史往贬所赐皇甫惟明、韦坚兄弟等死，并逼死李适之、王琚等不久，朝野震惊的时候。

杜甫于天宝四载（公元745年）在鲁郡石门与李白握别之后，第二年来到长安，就是为了参加由李林甫操纵的这场考试，结果同著名诗人元结等，无一例外，统统落选了，成为中国考试史上最滑稽和悲哀的一次考试的牺牲品。

2.“到处潜悲辛”

杜甫在长安求仕无门，生活落拓，“卖药都市，寄食友朋”，甚至屈辱到“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的地步。激愤之下，创作了《丽人行》《乐游园歌》等揭露贵族豪门腐朽奢靡的作品。

3.“词感帝王尊”

天宝十载（公元751年）正月，唐玄宗举行祭太清宫、太庙和祀南郊的大典。杜甫趁机写了三篇《大礼赋》投延恩匦，得到唐玄宗的赏识，令待制集贤院，命宰相试文章。杜甫以此引为莫大的光荣，但除了博得个“词感帝王尊”的虚名外，仍未获得一官半职。

4.官定八品下

天宝十四载十月，杜甫困守长安十年后，才被任命为河西（今陕西合阳县）尉，杜甫未受，旋改右卫率府兵曹参军（掌管兵甲器仗和门禁锁钥的正八品下的小官），与杜甫理想相差甚远。遂作《官定后戏赠》一诗以解嘲：“不作河西尉，凄凉为折腰。老夫怕趋走，率府且逍遥。耽酒须微禄，狂歌托圣朝。故山归兴尽，回首向风飙。”

5.“忧端齐终南”

天宝十四载岁末，杜甫去妻子寄居的奉先（今陕西蒲城）探亲。一路见饿殍遍野，经过骊山，又见唐玄宗正和杨贵妃在华清宫通宵饮酒作乐，回到家中幼子因冻饿而死。这一系列的刺激使杜甫悲愤满怀，写下了著名史诗《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

（三）避乱陷贼，忧国忠君

天宝十一载（公元752年）十一月，安史之乱爆发，杜甫又陷于动乱之中。安史之乱是唐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中原一带生灵涂炭。

1.举家逃难

乱起之后，杜甫带着家小由奉先往白水、又由白水向陕北流亡。“野果充糇粮，卑枝成屋椽。”诗人和流亡的人民一起忍受了国破家亡的痛苦。次年七月十三日，太子李亨在灵武（今属宁夏）继位，改元至德。杜甫此时已逃到鄜州（今陕西富县一带），八月间得知这一消息，便把家小安置在羌村，只身离开鄜州，北上延州（今陕西延安），想出芦子关（陕西横山县附近），去投奔灵武。

2.身陷长安

途中杜甫为叛军所获，被押到长安。幸亏杜甫当时地位不高，名声不大，未被叛军严加看管，更未像高官被逼迫投降，行动比较自由。

当时的长安在叛军野蛮蹂躏之下，繁华不再，他因此写下了《哀江头》《春望》等伤心至极的诗篇。他身在长安，心系家国，十分关切战事时局。当唐军大败于陈陶斜和青坂时，杜甫沉痛不已，作《悲陈陶》《悲青坂》，哀悼为国捐躯的将士，并对唐军的仓促用兵提出批评。《塞芦子》诗则表明了他对芦子关边防空虚的担心，希望朝廷立即派兵加强防务，以免被叛军钻了空子。

3.奔赴行在

至德二载（公元757年）夏，杜甫在提前侦察好地形、情势之后，偷偷地从长安外郭城西面的金光门逃出。一路上他提心吊胆，昼伏夜行，巧加隐蔽，终于穿过官军与叛军对峙的防线，投奔风翔肃宗行在。杜甫逃到凤翔行在时，是“麻鞋见天子，衣袖露两肘”，唐肃宗感其忠诚，很快任命他为左拾遗。

（四）为官直谏，廷争忤旨

1.因疏救房琯而遭贬

天宝十五载（公元756年）十月，房琯在统兵收复两京时，因拘泥于古兵法而招致陈陶、青坂之败。当时就惹得唐肃宗大怒，幸亏李泌代为陈情，唐肃宗方宥之，待之如初。房琯自此多称病不朝谒，不以职事为意，每天与庶子刘秩、谏议大夫李揖等高谈释、老，或听门客董庭兰鼓琴。董庭兰又往往收受贿赂，作为朝官与房琯会面的媒介。

房琯系唐玄宗朝老臣，随唐玄宗奔蜀。唐肃宗听信当时浊流官员贺兰进明的谗言，以为房琯等清流不忠于己，遂罢房琯宰相职，贬为太子少师。杜甫与房琯为布衣交，认为房琯为人忠直，用兵素非其所长，兵败情有可原，而且不应因门客之累而罢相，故上疏言：“罪细，不宜免大臣”。唐肃宗怒，诏韦陟、崔光远、颜真卿三司推问。韦陟于推问后建言：杜甫虽词涉激烈，然末失谏臣体。唐肃宗怒不已，且不满于韦陟。宰相张镐复言：“甫若抵罪，绝言者路。”帝意乃解，于至德二载(公元757年)六月一日仍使杜甫就朝列，杜甫上表谢罪，虽本经大臣救免，但还是重申前说，毫不避嫌，为房琯辩护，也为自己辩护。可见杜甫倔强得很，捅了这么大的一个娄子，差一点“抵罪”了，到最后还是心不服口也不服。

杜甫疏救房琯这件事，虽经宰相张镐力救而得释，但毕竟深深地惹恼了唐肃宗，“帝自是不甚省录”，至德二载(公元757年)闰八月初一日，杜甫便被放还鄜州省家。

2.创作《北征》

闰八月，唐肃宗特许杜甫回家探亲，实为有意疏远。一路上，杜甫又看到战争给社会带来的破坏，给人民带来的苦难，不由得五内俱焚，写下了长篇史诗《北征》和《羌村三首》。

3.“三吏”、“三别”

是年九月，长安收复。十一月杜甫回到长安，仍任左拾遗，虽忠于职守，但终因受房琯案牵连，于乾元元年（公元758年）六月被贬为华州司功参军。是年冬，杜甫从华州去洛阳办事，一路上亲身感受到人民所受战争之苦及其对安史叛军的痛恨。他认识到安史之乱主要是祸起内廷腐败，人民却承受着巨大的痛苦和牺牲，所以他满怀对叛军的憎恨，对国家的热爱，歌颂人民的牺牲精神，写下了光照千古的“三吏”、“三别”。

4.毅然离职

华州司功参军给杜甫带来的只是烦躁和苦恼，加上对唐肃宗已经完全失望，于是就在乾元二年秋，毅然离职，开始了辗转漂泊的生活。

 

（五）漂泊西南，心系中原

1.成都草堂

杜甫弃官之后，先后到秦州、同谷一带逃荒。 乾元二年末，杜甫到达成都。次年，在亲友的帮助下，在成都西郊盖了一所草堂，有了一个安家之处。《卜居》一诗中说：“浣花溪水水西头，主人为卜林塘幽，已知出郭少尘事，更有澄江销客愁。”“舍南舍北皆春水，但见群鸥日日来”（《客至》）。这里环境优美，诗人和邻居建立了深厚的友谊，生活相对地平静。宝应元年（公元762年），好友严武镇蜀，杜甫得到资助，草堂所扩大。他养鸡、养鸭、养鹅，种药、种菜、种竹、种松、种桃，生活较为愉快，有《春夜喜雨》等清新、喜悦之作。

2.颠沛蜀中

然好景不长，公元762年四月，玄宗父子相继死去，代宗即位，严武被召还朝。严武走后，徐知道在成都作乱，杜甫由绵州漂泊到梓州、阆州（四川阆中），直到广德二年（公元760年）春，严武再镇蜀，才又回到草堂。此时严武表荐杜甫为检校工部员外郎，做了严武的参谋，但幕府约束不自由，不久杜甫就辞了职。广德年四月严武死，杜甫离开成都。

这五六年间，杜甫寄人篱下，生活依然很苦：“厚禄故人书断绝，恒饥稚子色凄凉”，“痴儿不知父子礼，叫怒索饭啼东门”。至秋风暴雨之中，茅屋破败，饥儿老妻，彻夜难眠，作《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推己及人，体现了崇高的仁爱情怀。

3.诗歌创作的高峰

杜甫离开成都后，经嘉州、戎州（宜宾）、渝州（重庆）、忠州（忠县）、云安（云阳），于大历元年到达夔州（奉节）。由于夔州都督柏茂林的照顾，杜甫在此暂住，为公家代管东屯公田一百顷，自己也租了一些公田，买了四十亩果园，雇了几个雇工，自己和家人也参加了一些劳动。这一时期，杜甫创作达到了高潮，不到两年，作诗四百三十多首，几乎占现存作品的百分之三十。其中多有忧怀时世的沉郁之作，如《登高》《秋兴八首》等。

（六）辗转湖湘，赍志而殁

大历三年（公元768年），杜甫思乡心切，乘舟出峡，先到江陵，又转公安，年底又漂泊到湖南岳阳，一直住在船上。由于生活困难，不但不能北归，还被迫往南行。大历四年正月，由岳阳到潭州（长沙），又由潭州到衡州，复折回潭州。大历五年，臧玠在潭州作乱，杜甫又逃往衡州，原打算再往郴州投靠舅父崔湋，但行到耒阳，遇江水暴涨，只得停泊方田驿，五天没吃到东西，幸亏县令聂某派人送来酒肉，算是没饿死。由耒阳到郴州，需逆流而上二百多里，大水又未退，杜甫原一心要北归，这时便改变计划，顺流而下，折回潭州。

就在这一年冬天，杜甫死在由潭州往岳阳的一条小船上。今存最后一首诗为《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奉呈湖南亲友》，诗人怀着忧国忧民莫大的悲痛，抛下了他那些旅泊异乡、谋生乏术的弱男幼女，走完了他艰难苦恨的人生历程。

三、杜甫诗歌的艺术成就

（一）沉郁顿挫的总体面貌，千汇万状的多样风格

“沉郁顿挫”是杜甫在《进雕赋表》中自述创作甘苦之语，自宋代严羽之后成为杜诗艺术风格定评。它包括以下几层涵义：1.它表现了杜诗思想内容的博大深厚，生活体验的真切丰富，感情的饱满有力；2.它经过了较长时期的积累、酝酿、消化、触发的过程；3.它以深厚完整的意境，锤炼精确的语言，铿锵浏亮的音调，顿挫变化的节奏表现出来。

作为一个浑涵汪茫、千汇万状的诗人，杜诗的风格除“沉郁顿挫”之外，诸如清新、秀丽、明快、俊逸等无不兼备。王安石曾云：“（李）白之歌诗，豪放飘逸，人固莫及，然其格止于此而已，不知变也。至于（杜）甫，则悲欢穷泰，发敛抑扬，疾徐纵横，无施不可。故其诗有平淡简易者，有绵丽精确者，有严重威武若三军之帅者，有奋迅驰骤若泛驾之马者，有淡泊闲静若山谷隐士者，有风流酝藉若贵介公子者。盖其诗绪密而思深，观者苟不能臻其阃奥，未易识其妙处，夫岂浅近者所能窥哉！此甫所以光掩前人，而后来无继也。 ”（《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六引）这段话非常形象地说明了杜诗风格的多样性。

杜诗风格之所以如此多样，一是因为其诗表现内容丰富、领域广阔。他除了忧国忧民的反映战争、军旅、政治、社会生活的篇章外，其他题材如描写行旅奔波、田园风光、天伦之乐、异乡风俗，以及赠别怀人、咏物题画、评诗论文之作，都各具特色。二是诗人一生辗转大半个中国、自少至老心境不同，风格自别。秦观云：“杜子美之于诗，实积众家之长，适其时而已。”（《淮海集·韩愈论》）

（二）大气磅礴的艺术概括，细致入微的写实本领

杜甫是伟大的写实诗人，他的作品中既有深刻的现实生活的内容，大气磅礴地反映了唐朝由盛转衰的历史过程和社会面貌，同时也以大量的抒情诗塑造了一个忧国忧民、深沉执著、百折不回的积极入世的老儒形象。但他不是迂阔的腐儒，而是具有多面的性格。以其长安时期的作品为例，“冯陵大叫呼五白，袒跣不肯成枭卢”（《今夕行》），赤膊光脚，绕床大呼，这是杜甫狂赌的形象；“儒术于我有何哉，孔丘盗跖俱尘埃”（《醉时歌》），这是杜甫酒后狂言的形象；“头白眼暗坐有胝，肉黄皮皱命如线”（《病后遇王倚饮赠歌》），这是贫病交加、几成饿殍的杜甫形象；“高标跨苍穹，烈风无时休。自非旷士怀，登兹翻百忧”（《同诸公登慈恩寺塔》），这是杜甫登高临远忧国忧民的形象。通读杜甫全部诗作后，我们更能感受到一个有性格、有感情、血肉丰满的杜甫形象。

杜甫诗歌擅长于叙事，常常通过富有个性的细节描写和人物对话的客观叙述，展示诗人的感情取向，因而其效果往往使人感到“峻夺人魄”，力透纸背。如《羌村三首》中的“妻孥怪我在，惊定还拭泪”；“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邻人满墙头，感叹亦唏嘘”；《北征》中的“平生所骄儿，颜色白胜雪。见耶背而啼，垢腻脚不袜”；“学母无不为，晓妆随手抹，移时施朱铅，狼籍画眉阔”等等，都是以细节描写见长的传神之笔。

（三）兴象浑融的诗歌意境，议论风生的感慨胸臆

杜甫的抒情诗往往寄情于景，融景入情，使情景交融，兴象浑融。这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情景同时出现，如他的名句：“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春望》），“江山如有待，花柳更无私” (《后游》) 。另一种是只见景，不见情，如“秦山忽破碎，泾渭不可求。俯视但一气，焉能辨皇州”（《同诸公登慈恩寺塔》），其中蕴含着诗人忧国忧民的心情。再如，“五更鼓角声悲壮，三峡星河影动摇”（《阁夜》），“高江急峡雷霆斗，古木苍藤日月昏”（《白帝》），其中也同样有着诗人跳动的激情和那个混乱时代的阴影。最为典型的是《登高》：“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首句如狂飙来天外，使全诗为悲哀激荡的气氛所笼罩，“渚清”一句语势平缓，仿佛闲笔，实际上借写望中所见而逼出第三四句。“无边”一句，给人以万景纷驰、百感交集之感。可是紧接着就是“不尽长江滚滚来”一句，不仅展现出开阔辽远，无比壮观的境界，而且突出了诗人壮心不已的激情。

杜甫和其他盛唐诗人最大的不同，就是他在诗歌中好发议论。杜诗议论的特点是抒情性强。它往往通过议论来抒情，正如沈德潜所说“带情韵以行”（《说诗晬语》卷下）。如“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蜀相》），成为千古传诵的史论警句。《醉时歌》中的“德尊一代常坎坷，名垂万古知何用”；“但觉高歌有鬼神，焉知饿死填沟壑”，对统治者糟踏人才的悲愤喷薄而出。

（四）严谨整栗的诗律之美，屈折拗救的兀傲之气

杜诗众体俱佳，都有创新发展，五七言律成就尤高。现存杜甫一千四百多首诗中，五言律有六百三十余首，五排一百二十余首，七律一百五十一首。杜甫律诗不仅数量多，而且在思想与艺术上都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地。

盛唐及其以前，七律一般都用于“奉和”“应制”等场合，杜甫却用来感叹时事。杜甫还常用组诗的形式写律诗，来表达更丰富的思想与内容。如五律中有《秦州杂诗二十首》，七律中有《咏怀古迹五首》《诸将五首》《秋兴八首》。尤其是《秋兴八首》，堪称杜甫七律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杜甫更能根据内容表达的需要，突破近体格律的束缚，在声律句法上加以变化。他创造了五言、七言拗律，用“失粘”、“失对”的拗句和拗律表现艰难苦恨、牢骚悲愤等执拗不平之情。如《晓发公安》：“邻鸡野哭如昨日，物色生态能几时”。上句“哭” “昨”都是仄声，下句“色”“态”“几”亦均为仄声，仄多平少，完全不合律，但和作者苦涩酸楚的心境甚为吻合。王嗣奭《杜臆》云：“愁起于心，真有一段郁戾不平之气，而因以拗语发之。公之拗体，大都如是。”另外，他还尝试运古入律，在律诗中用散文句式，具有奇崛兀傲的音律感和气骨美。如《白帝城最高楼》：“城尖径昃旌旆愁，独立缥缈之飞楼。峡坼云霾龙虎卧，江清日抱鼋鼍游。扶桑西枝对断石，弱水东影随长流。杖藜叹世者谁子，泣血迸空回白头。”此诗各家都认为是拗体，称为歌行变格。“独立缥缈之飞楼”是上二下五句法，“杖藜叹世者谁子”是上五下二句法，都与一般律诗中上四下三者不同。只有这样突兀生挺的句法，配以城尖径昃的描写，合以泣血的心情，才更显得生挺奇横。

四、杜甫在中国诗歌史上的崇高地位和深远影响

“天意君须会，人间要好诗！”（《读李杜诗集因题卷后》）白居易说得对，人民的确是要好诗的，杜甫也确实没有辜负人民的期望，留下了许多好诗。他的诗是我国最宝贵的文学遗产。

在我国古典诗歌发展过程中，杜甫占有继往开来的重要地位。他继承了自《诗经》、汉魏乐府以来诗歌注重反映现实的创作传统，并使之更为高超和成熟。他没有遵循建安以来沿袭乐府古题的创作旧习，而是本着汉乐府“缘事而发”的精神，自创新题，“即事名篇”。中唐诗坛的新乐府创作风气，正是由杜甫直接开导而产生的。

杜甫诗歌中高度的爱国精神，在文学史上乃至中国历史上都起着积极的教育作用。爱国诗人陆游深受杜甫影响，从杜诗领会到“诗出于人”的道理，所谓“工夫在诗外”，纠正了他早年学诗“但欲工藻绘”（《示子遹》）的偏差，创作出许多可歌可泣的爱国诗篇。民族英雄文天祥，一生酷爱杜诗，在燕京坐牢三年间，更是专读杜诗，并集杜诗为五言绝句二百首。

为了全面地反映现实，杜甫利用了当时所有诗体，并创造性地发挥了各种诗体的功能，为各种诗体树立了典范，泽被后人甚为深广。为了生动而真实地反映社会生活，在表现手法上杜甫也为后人开示不少法门。比如，学习民歌运用白话和口语，大大提高了诗的表现力和俗语在诗中的地位，使诗歌更接近生活，接近人民群众。

韩愈曾说：“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调张籍》）我们应该为中国文学史上同时出现的这两位伟大诗人而感到由衷的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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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刘宇同

文章来源：http://www.71.cn/2022/0602/1169162.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