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之策：振兴·共富·向新

 

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解决地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内容。乡村振兴战略的实践，要置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要从高质量发展的视角下看待，克服难关，啃下硬骨头。本期报告，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党国英、中国农业科学院副院长梅旭荣、中国农业大学乡村振兴研究院副院长李小云，就乡村之策振兴、共富、向新展开深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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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同富裕为什么不能是平均主义

党国英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一、什么是共同富裕

扼要地讲，共同富裕是一个能够把效率、平等和社会稳定统一起来的社会福利分配状况。为什么要把这三者统一起来？因为没有效率，只瞄准分配问题，分配其实是做不好的。在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很多平均主义的政策，但最终都很难推进，平等分配也无法实现。因此，一定要把平等和效率结合起来，建立好平等和效率之间的适配关系，这样社会就会稳定；如果大家对平等状态不满意，且效率也很低，社会的稳定就难以实现。也就是说，共同富裕不只是分配问题，它包含了三个方面：平等，效率，以及大家对平等和效率的关系要有一定的认同。

认识社会福利的含义时，有两个方面要注意。一是可支配收入的分配，大家拿到手里的钱有多少？怎么花出去？这是可支配收入。二是公共服务，假如一个人，出门坐车不方便，道路不通、社会不安全，也就意味着公共服务的品质很差，事实上，人们所获得的社会福利也会降低。所以社会福利涉及两个方面，一个是可支配收入，另一个是可享受的公共服务。把这两方面工作做好，就能形成一个公正的社会状态，把效率、平等和社会稳定统一起来。

那么，平等和效率怎样体现？在不同的领域，应该有不同的考量标准。

其一，公共服务领域，一定要平等，不能有差异。这个社会不能有一部分人享有某种特权，享受到公共服务的很多好处，而另一部分人享受的水平却很低。要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其二，在可支配收入中，要有一定差异。如果没有差异，就容易失去效率。人的劳动能力、工作能力是有差异的，有人勤于工作，有人更愿意在工作之余享受闲暇。因此，在可支配收入方面，不能绝对平均。

其三，共同富裕并不意味着否认区域之间的差异，但区域的差异，并不意味着劳动者的收入也同样有差异。事实上，我们不可能要求每一个区域的经济总量是一样的，但是我们可以要求每个行政区域的人均收入基本相同。比如，假设广东、江苏的人均年收入是十万元，而甘肃、青海的人均年收入是两三万元，这是不行的。因为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下，劳动力的转移等现象，会压低发达地区的劳动成本，而提升低收入地区劳动力的竞争力，最终形成较为平均的收入状况。

二、资本为什么要获得报酬

在社会分配中，掌握资本的人，更容易获得更高的收入，而一般劳动者，则往往收入较低。那么，是否可以降低资本掌握者和劳动者之间的收入差距？怎样理解这个问题？要认识到，资本具有稀缺性，资本的掌握者，比如企业家必须有收入，如果没有，资本就不会进入生产中。那么有人会问，劳动者难道不稀缺吗？劳动者同样具有稀缺性，缺乏劳动者，生产同样无法进行，但要区分二者的稀缺性是不同性质的，不能简单类比。

三、企业家才能为什么能够获得高额报酬

在经济活动中，资本及经营资本的企业家，经济风险更大，如果投资失误，投入就可能“打了水漂”。企业家也是如此，如果让企业家不经营企业，而是做其他工作，其效率也不一定高。并且，企业家要获得的专业才能，是需要付出巨大努力的，同时也要承担巨大的风险，因为一旦判断失误，原来为获得专业才能而付出的努力就可能付之东流。劳动者当然也需要专业才能，但从专业性程度上看，企业家才能比劳动者的专业才能要高。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企业家面临的风险也更大。

四、资本为什么不能平均占有

资本为什么不能平均占有？社会分工造就了不同的职业，也影响着职业收入的高低。这种分工，本身对社会进步有好处，不必过于追求每个人平等掌握资本。在社会实践中，提高劳动者地位需要采用其他方法。那么，怎样提高劳动者收入？

首先，要强调公共服务均等化。无论是企业家还是劳动者，在公共领域享受的公共服务应该是均等的。其次，通过技术进步来降低生活成本，提升生活资料的保障水平。比如，通过完善住房制度、改善居住形态，让大部分老百姓在居住形态上和富人没有太大区别。实际上，居住形态对劳动力主动提高劳动技能特别有帮助，同时，也有助于改善劳动者和企业主关系。简单来讲，就是要通过社会技术的进步，让生活资料变得廉价，从而达到让多数劳动者满意的水平。

五、实现共同富裕的重点政策

实现共同富裕的政策目标是什么？我认为可以从四个方面深入思考。

在国家层面上，应该形成多层次的保障和激励体系。第一次分配的时候，还是要有差异，激励人多劳多得、多投入多得。第二次分配的时候，要通过财政、税收形成公共领域的支出，给低收入人群更多的帮助，同时也使所有人享受到平等的社会福利和保障。

在社会层面上，要鼓励和推动慈善事业的发展。对低收入人群的帮助，全部依靠政府，可能没有那么周全，也没有那么大的力量，或者存在监管成本等问题，因此一些工作如果由社会慈善组织去做，效果会更好。

在家庭层面上，要巩固家庭伦理。收入的高低，和人力资本水平、受教育水平等关系密切。对一个人来说，学校教育是一方面，创新意识的培育则主要在家庭中完成。因此，良好的家庭环境对一个人的成长至关重要。阻断贫困代际传递，也需要更好的家庭伦理和家庭环境。家庭伦理的巩固有很多方面，其中居住形态就非常重要。好的居住形态会帮助人建立好的家庭关系。

在观念层面上，更要强调实际生活福利的差异，基尼系数应主要用来衡量实际消费的差异，而不是去衡量社会财富的分配。用于生产活动的资本的分配，有的高有的低，不能等同于分配不公正。

                                   

 

                                  乡村产业振兴：从怎么看到怎么干

梅旭荣 中国农业科学院副院长

一、农业产业发展：怎么看

从2017年数据来看，农业以7.9%的GDP贡献率，占了27%的就业比重。同样在2017年，农业-食物系统GDP占比达到23.3%，对就业的贡献超过1/3，达到36.7%。农村一二产业增加值每增加1个单位，GDP将增长3.32个单位。这就是农业一二产业增长的乘数效应。农村一二产业增加值每增长1%，可以释放0.14%的农业-食物系统劳动力。也就是说，农业-食物系统劳动力向第三产业转移的路径是非常畅通的。这也是为什么把农业的基础地位，称为蓄水池、压舱石和战略后院的原因。尤其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及2020年以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城市就业下降，农民返乡不离土，为国家创造就业提供了极大的缓冲空间。

从竞争力角度看，主要农产品竞争力总体呈下降趋势，特别是2005年以来，从西方经济学的角度看更是如此，我们的谷物粮油等曾经具有较强竞争力的产品，目前已经普遍缺乏竞争力，只有园艺产品还具备国际竞争力。

那么，竞争力下降的主要原因是什么？通过分析可以看出，2005年以来，主要农产品生产成本快速增长，而人工和土地成本是推高生产成本的最主要原因。

从包容性增长的角度看，我们的农业政策中，为何要让劳动力、土地等要素成本上升？因为通过这样的方式，可以使上升的成本转化为农民收入，包括粮食生产补贴、农村土地“三权分置”等，都是增加农民收入的手段。所以，牺牲部分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换取农民增收和社会稳定，是我国农业政策中的重要选项。

那么，农产品丧失国际市场竞争力，是不是就失去了对市场的控制？其实并非如此。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也是谷物生产大国。中国农业竞争力目标是立足国内口粮的绝对安全，实现谷物基本自给的目标，即保障国内主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和粮食安全，而不是去抢占国际市场，这是由我国人口与资源禀赋决定的。

从全要素生产率角度看，改革开放以来，技术进步是我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主要驱动因素。从1978年到2018年，中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3.26%，其中体现技术进步的技术变化指数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贡献约为78%。也就是说，40年来中国农业产业发展得益于技术的进步，而技术进步的主要推力是技术变化带来的，也就是新技术在农业生产中的不断应用。同时还要注意的是，从2005年到2018年，全要素生产率的年均增长速率下降，而体现技术进步的技术变化指数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贡献下降到了10.5%。

二、乡村产业振兴：怎么干

2021年，联合国粮食系统峰会聚焦食物系统转型话题。2021年全球范围内的食物系统，正在向健康、高效、可持续、包容性和可抗力几个方向转型。也就是说，我们希望农业-食物系统能够向营养健康、具有包容性、低碳绿色、有技术创新和系统价值链的角度转型。

在中国，食物转型的现象同样明显。2020年，中国人平均每人每天的食物能量供给为3950千卡，其中2952千卡来自国内生产的粮食，1000千卡来自进口粮食。在食物消费中，人均每天摄入能量为2248千卡，而国内生产供给的能量为2900千卡，这意味着，国内生产的食物能量，足以供给国内人均所需。

既然国内生产的食物，足以供给国内所需，那么进口的食物又去了哪里？因为我国食物结构发生了变化。从2020年中国居民人均能量来源结构来看，居民人均摄入碳水化合物的量接近推荐值下限，而蛋白质的消费量则接近推荐值上限，这意味着，我们吃主食越来越少，而对蛋白质和脂肪的需求越来越高。食物结构的变化必然导致能量需求也发生变化，这也是我国每年进口那么多食物的原因。事实上，我国进口的主要是饲料和蛋白，尤其是大豆的进口。也就是说，我国的食物进口主要是解决结构不平衡的问题。

在产业振兴中，要注意“三个融合”：产城融合、产村融合、产业融合。其一，产城融合。2021年，全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64.72%。农业生产主要是满足城市需求，产业布局、市场等主要在城市，因此，推进产城融合非常重要。其二，产村融合。乡村发展与产业振兴密切相关，产业“空心村”是很难得到发展的。其三，产业融合。要实现产前、产中、产后的全产业链的融合发展。

关于县域经济和乡村再工业化问题，也是我们近些年非常关注的。城市消费中的碳足迹值得注意，尤其是大城市，如果主食、副食都通过调入的方式满足消费，碳足迹的问题就必须引起重视。为什么要关注县域经济？县域是未来我国城镇化建设的重点；县域经济是衔接乡村产业和城市产业的一个纽带，是城乡融合的纽带。从这一角度看，未来县域经济是非常有活力的，在此情况下，就有必要推进乡村再工业化。

三、科技赋能乡村产业振兴

信息技术的发展，及其与农业农村经济的融合，给农业农村的产业发展带来了很大想象空间。未来，“用手机种地，享城市生活”是农业农村现代化可能的情景。

科技也在改变着人们的食物结构。当前，中国人的饮食习惯中，盐多、油脂多、劣质动物蛋白也多，而干果少、水果少、乳制品少，这和当前慢病高发的现状是有关系的。未来，以健康膳食为目标的功能性食品的培育和研发，有非常广阔的空间。

在绿色碳科技发展中，一是要做好地方农产品，在标准、品牌、规模、效益、监管等方面做好统筹；二是要发挥农业的生态功能，让农业为固碳减排作出贡献；三是发展低碳绿色循环农业，通过农业发展方式的转变，使绿色成为农业的本色，为今后的经济增长作出贡献。

                                     

 

                                     乡村振兴为何需要自己的CEO

李小云 中国农业大学乡村振兴研究院副院长

“乡村CEO”是一个比喻，指的是懂乡村产业管理和经营服务的职业经理人。2015年，我和同事们在云南省勐腊县河边村开展扶贫工作，对如何将村庄的自然资源、文化资源等优势挖掘出来展开研究。在这里，我们打造出了以“瑶族妈妈客房”为核心的乡村产业新业态。2017年，“瑶族妈妈客房”以及相应的配套设施全部建成。与此同时，我们又发现了一个新的问题：乡村里缺乏具有管理技能和经营能力的人。而这不仅仅是河边村面临的问题，也是很多乡村都具有的普遍问题。也就是说，乡村产业发展起来以后，谁来帮助乡村经营这些产业成为摆在大家面前的一个难题。河边村遇到的难题，不过是更大范围乡村人才匮乏的缩影。村庄内部产业开发和运营、品牌打造和推广、市场对接与开拓，都需要懂管理和运营的人才，但大部分村庄都没有这样的人才。乡村振兴、产业兴旺，真正缺的是可以经营乡村产业的人才。

我们发现，大部分富裕的乡村都有一个致富带头人，这个人可能是村干部，也可能是农民企业家。然而大多数贫穷的村庄都没有这样的人，而这些村庄的发展也是更需要带头人的。

农民合作社是乡村产业常见的组织形式，尤其是近年来，农民合作社已经逐渐成为乡村产业的经营主体。通过将农民组织起来，农民合作社盘活了乡村资源，使得乡村资源变成资产，为村民带来收益。农民合作社是一个市场化的乡村经营路径，一个让乡村资产产生收益的组织形态。但需要注意的是，所有的组织形态，都需要专业化的人去经营，那么这些专业人才从哪里来呢？实际上，农民合作社的负责人多数由村干部兼任，而村干部事务繁多，且不一定懂得经营。同时，一些农民自发组织的各种合作社、公司，同样也会面临不懂经营的问题。从经营乡村产业的角度看，乡村存在一个非常明显的管理经营人才断层问题。

为解决经营管理人才匮乏的问题，借助外部的力量，成为许多地方共同的选择。比如引进外部公司，来打造和经营乡村产业。外部的公司有人才、掌握市场渠道，也有一定的经济实力，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村里引入公司，签一个协议，公司给村集体交一个转让金，然后把产业交给他们经营。这样的形态，我们叫借用外部管理资源，来弥补乡村的不足。这种形式固然可以解一时之急，但也有很大弊端。最大的弊端是农民的利益无法得到保障。农民原本是产业的主人，但在这样的情况下却变成了雇工，他们能够得到的只有一些流转费，除此之外就是一些打工收入，农民的主体利益流失了。从这个角度讲，由于农民不懂管理、不了解市场，其资源虽然变成了资产，却不能为自己创造财富，反而使得自己成为了产业的雇工，只能获得很少的收益。随着乡村振兴的不断推进，我们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人回到乡村创业，能够有更多帮助农村经营乡村资源的职业经理人出现。

2020年，我和团队成员在云南省昆明市的六个村庄，开始了一项名为“都市驱动型乡村振兴”的实验，实验的内容之一就是引入和培育“乡村CEO”。这是我们从2015年在河边村工作以来，就开始认识到的问题，后来想法逐渐成熟，要让农民成为乡村振兴的主体，就要有他们自己的职业经理人，就要有为他们自己的利益服务的专业团队。

在昆明市雁塔村，我们的思路是依托古村落本身的房屋、空间、传统文化等，把村子打造成一个花巷，就像欧洲的小镇一样，吸引都市里的旅游者。人流进来后，我们又在村里打造各种业态，比如餐饮、文创、各种休闲场所、农耕文明体验、亲子活动等，并开始了以农民为主体的经营活动实验。

推进乡村振兴，需要培养一批职业经理人。职业经理人为乡村服务、为农民服务，这是一个可行性的路径。

关于乡村职业经理人的待遇问题，对年轻人来说，回到乡村，当然需要有理想和情怀，要热爱乡村，但同时，又不能只靠情怀，不能否认他们的基本待遇。要提供足够吸引人才的待遇，创造年轻人回乡回村的环境。近些年，通过“乡村CEO”的人才培养以及在岗试验，我们也在不断摸索如何更好解决乡村振兴过程中人才短板的问题。

责任编辑：张一博

文章来源：http://www.71.cn/2022/0707/1172591.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