牢固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

 

国家安全是国家生存发展的基本前提。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大背景下，我国面临着各种国家安全问题，而且随着经济高质量发展，对外开放的程度越高，我们面临的安全风险也越大，面临的安全挑战也更加复杂。那么，如何在全球化背景下维护我国的国家安全利益？2014年4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首次提出了“总体国家安全观”。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发展和安全，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个重大原则”。

一、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提出及内涵

安全是人类生存的首要前提，也是国家发展的基础性保障。我们知道，“安全”的内涵复杂，涵盖了从个人安全到国际安全的各个主客观维度。那么，什么是个人安全？一般来说，安全是指客观上没有或很少威胁、主观上没有或很少恐惧感。什么是国家安全？2015年7月1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新的国家安全法，对国家安全的基本内涵给予了明确界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第二条规定：国家安全是指国家政权、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人民福祉、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国家其他重大利益相对处于没有危险和不受内外威胁的状态，以及保障持续安全状态的能力。在这一界定中，国家安全的基本内涵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国家免受各种干扰、侵蚀、威胁和颠覆的状态，也就是客观上的、相对处于没有危险和不受内外威胁的状态；二是具备维护国家安全的能力，也就是主观上的、保障持续安全状态的能力。总的来说，任何时候，国家安全都是老百姓最“稳”的幸福。

（一）国家安全观的演进

关于国家安全观，从纵向来看，同一个国家在不同历史阶段会有不同的安全形势与任务，因而就会有不同的安全观。从横向来看，同一时期的不同国家都会根据本国国情、安全形势与任务而形成具有本国特点的安全观。比如，冷战时期，世界各国更关注传统安全，即军事安全以及一定程度上的政治安全；进入21世纪后，世界各国特别是西方大国越来越重视非传统安全问题，即暴力恐怖袭击、金融危机、气候变化、公共卫生安全等。与这种趋向相适应的“大安全观”“新安全观”“综合安全观”等概念应运而生。

中国的情况比较特殊。作为社会主义发展中大国，中国的安全环境、形势和任务与其他大国相比有着自己的突出特点。再加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直强调“居安思危、防患未然”，古代先贤也一直提醒人们要“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并主张当政者要有忧患意识。所以，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届中央领导集体根据不同时期中国面临的国家安全形势，以及维护国家安全的能力和安全诉求等，在优先重视国家主权安全和政治安全的前提下，形成了一脉相承又各有侧重的国家安全观。

第一阶段，从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70年代末，毛泽东同志把维护国家生存安全作为新中国一切安全活动的根本宗旨，形成了以军事安全为核心的国家安全观。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人民不仅站起来了，更要站得稳、站得住。然而，在美苏冷战的国际背景下，我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受到威胁，也就是说，这时候我们面临的主要威胁是传统安全的威胁。

因此，这一时期，毛泽东同志重视传统意义上的军事安全，提出了“积极防御”和“人民战争”的战略思想。一方面，运用军事手段来确保国家安全。最典型的就是抗美援朝战争，毛泽东同志曾说：“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这场战争捍卫了国家安全，使我们拥有了几十年的和平发展环境。另一方面，对内建设比较强大的国防，对外实行有效的外交，以此来维护国家安全。特别是大力发展国防力量，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研制出“两弹一星”，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1970年4月24日，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发射成功，都有效维护了国家主权和安全。

第二阶段，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形成了以综合安全为核心的国家安全观。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国际形势趋向缓和，各国人民要和平、求稳定、谋发展的呼声日益高涨。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邓小平同志创造性地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的科学论断，并提出“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是要靠自己的发展”。自此，中国开始逐步接受并采取综合安全战略思想，将经济发展作为中国当时的最大安全问题，实行改革开放，集中力量发展经济，以发展来促安全。这一时期，军事战略从“要准备打仗”的临战状态转到建设现代化国防上来，外交战略上则坚持“韬光养晦，有所作为”。

第三阶段，从20世纪90年代初到2012年党的十八大前，形成了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冷战结束后，世界爆发战争的可能性降低，但是一系列非传统安全威胁开始凸显，并与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相互作用，国际安全威胁呈现多元化和复杂化的特点。在此形势下，江泽民同志倡导建立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新安全观的实质是超越单方面安全范畴,以互利合作寻求共同安全。

进入21世纪后，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全球性问题不断涌现，各国相互依存程度加深，国家安全日益带有国际乃至全球安全的色彩，国家安全问题的综合性、多样性进一步增强。据此，胡锦涛同志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的理念。在这一理念指引下，我们主张参与多边安全合作，促进人类共同安全，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从以上三个阶段来看，在站起来的历史时期，我国国家安全观以军事安全为主；在富起来的历史时期，我国国家安全观以综合安全、平等合作为主。

（二）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提出

这也是我国国家安全观演进的第四阶段。这一阶段是从2012年党的十八大至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总体国家安全观。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类面临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层出不穷。那么，奔向“强起来”的中国该如何维护国家安全利益呢？

2013年11月12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完善国家安全体制和国家安全战略。2014年4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首次明确提出了“总体国家安全观”。2017年召开的党的十九大，把总体国家安全观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进行了阐释，并由此勾画出维护国家安全的总体布局。

为什么会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因为当今中国的安全形势与过去相比呈现出非常明显的新特点和新趋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前我国国家安全内涵和外延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丰富，时空领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宽广，内外因素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杂，必须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由此可见，面对如此“丰富”“宽广”“复杂”的现实，已有的“大安全观”“综合安全观”等概念难以准确地概括、体现，总体国家安全观才能更好适应我国国家安全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

 

（三）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内涵

总体国家安全观的“五位一体”的逻辑架构，为我们理解和把握其内涵提供了基本遵循。

第一，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一切为了人民，是我们党和政府各项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我们党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体现在总体国家安全观上，就是保障人民安全。人民安全是国家安全最核心的构成要素，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以民为本、以人为本，坚持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真正夯实国家安全的群众基础。

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是检验国家安全的根本标准。近年来，党和国家在各项大政方针的制定中，在国内外安全事件处置中，都充分体现出“以人民安全为宗旨”的价值取向。比如，2015年3月，中国海军护航编队赴也门撤离中国公民，在最短时间内完成首批撤离任务，这充分展现了强大的祖国是每个国民最坚强的后盾。再比如，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党和国家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疫情防控过程中，人民至上是实实在在的行动，我们绝不放弃任何一个生命，无论男女老幼，全部医疗费用都由国家承担。

第二，以政治安全为根本。可以说，没有政治安全，其他安全都是空谈。因为我们知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道理。政治安全，主要是指一个国家由政权、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为要素组成的政治体系，相对处于没有危险和不受威胁的状态，以及面对风险和挑战时能够及时有效防范、应对，从而确保国家良好政治秩序的能力。政治安全攸关党和国家安危，是国家安全的根本，核心是政权安全和制度安全，最根本的就是维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执政地位、维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第三，以经济安全为基础。经济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基础，如果没有经济安全，文化、教育、社会等其他领域的安全也就无从谈起。维护国家安全，根本上是为了发展经济，更好地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也就是说，安全是发展的底线，只有在安全的前提下才能更好发展；也只有发展起来后，才能更好地维护国家安全，两者相互作用。

弱国无外交的道理大家都明白。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各战胜国纷纷到法国巴黎聚齐，商讨战后世界秩序，史称“巴黎和会”。当时，中国作为战胜国，也派代表团参加了这次和会，并在会上为收回山东权益据理力争，但结果呢，公理最终没有战胜强权。我们看，一百年前，中国尚处弱国，没有话语权，而一百年后，我们正大步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

2018年4月9日，联合国安理会就叙利亚化学武器问题召开紧急会议，叙利亚驻联合国代表贾法里在会议上为国家据理力争，怒斥英美干涉其内政，用谎言欺骗世界发动侵略战争。但是，这些“绅士”的西方代表纷纷离场，听都不听一句。会议结束后，贾法里落寞地坐在沙发上，这一幕还被记者拍摄记录了下来，弱国无外交仍在当今的叙利亚上演。

第四，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一是军事安全。军事安全以武装力量为手段，为国家安全提供军事保障。就目前来看，我国军事安全的主要威胁来自美国及美日同盟。虽有风险，但还未见有威胁中国军事安全的行为。对此，我们要树立底线思维，必须通过不断增强国防力量来维护国家安全。二是文化安全。文化安全是指一国的观念形态的文化（如民族精神、政治价值理念、信仰追求等）生存和发展不受威胁的客观状态。在文化安全方面，我们有忧但无患，所以要提高警惕，一方面要警惕和抵制历史虚无主义，另一方面要警惕由文化冲突引发的恐怖事件，因为近年来，国际上这类事件不断增多，风险加剧。美国哈佛大学政治学者亨廷顿提出了“文明冲突论”，并预言：今后国际间的冲突将主要在各大文明之间展开，这种异质文明的集团之间的社会暴力冲突不但持久而且难以调和。当时，并非所有人都认可他的观点。但是，在2001年“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之后，立刻就有人将之与文明冲突论联系起来，并将之视为一个不祥的预言。三是社会安全。社会安全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关系最为密切，是国家安全的“晴雨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平安是老百姓解决温饱后的第一需求，是极重要的民生”。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期和结构调整期，也是社会矛盾多发期，社会安全形势趋于复杂。特别是随着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人民群众对过上美好生活有了更高的期待，对社会安全有了更高的要求。具体来说，人民群众不仅关注人身安全，而且关注吃得放心、住得安心、出行平安；不仅关注打击犯罪、维护稳定，而且关注社会治理、公共服务；不仅关注自身合法权益能不能得到有效保障，而且关注执法司法的公平正义。

第五，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当前，国内安全和国际安全紧密联系，只有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以国际安全为依托，才能有效维护国内安全。同时，国际社会也在关注我们会如何与其他国家相处。我们在国际安全方面提出了很多新的理念，比如：在亚洲，强调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在大国关系上，提出构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在处理周边外交关系上，倡导亲诚惠荣的理念；在中非关系上倡导真实亲诚理念和正确义利观。这些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重要体现，是对国际社会关于“一个发展起来的中国如何与世界相处”的最好回应。总的来说，发展起来的中国不会威胁其他国家，只会更好地维护世界和平。

大家注意，“五位一体”的基本内涵中提及八种安全，但事实上，总体国家安全观不只这八种，它涵盖的安全是方方面面的。特别是要高度重视非传统安全。什么是非传统安全？就是除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之外的其他安全，我们都称之为非传统安全，如文化安全、生态安全、信息安全等。进入21世纪，虽然局部冲突不断，但大规模战争不再发生，而全世界每年死于非传统安全的人数却在不断增加，非传统安全问题越来越受到关注。澳大利亚智库“经济与和平研究所”(IEP)发表报告，指2014年恐怖袭击导致全球超过3.2万人被杀。国际专家发表研究报告指出，2015年全球多达九百万人死于污染，远多于战争死者，尤以空气污染的“杀伤力”最大，这份报告刊载于著名医学期刊《刺针》，由47名科学家、公共卫生专家和政治决策者等共同发表，首度把各种污染导致的患病和死亡数字一并研究。世卫组织网站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北京时间2022年5月17日0时，全球确诊病例达到519105112例，死亡病例达到6266324例。

二、当前我国国家安全面临的风险与挑战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世界面临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突出，世界经济增长动能不足，贫富分化日益严重，地区热点问题此起彼伏，恐怖主义、网络安全、重大传染性疾病、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持续蔓延，人类面临许多共同挑战。可以说，来自传统安全领域和非传统安全领域的风险和挑战，将是前所未有的。

伴随着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世界大变局加速深刻演变，全球动荡源和风险点增多，“颜色革命”的新动向新特点进一步增加了我国面临的政治安全和意识形态风险，对国家安全和政权安全带来严峻考验和重大挑战。

 

（一）国家政治安全形势最具挑战性

立足于“两个大局”，即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我们所面临的各种各样的风险考验和挑战中，最具挑战性的就是政治安全。2013年6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强调，如果哪天在我们眼前发生“颜色革命”那样的复杂局面，我们的干部是不是都能毅然决然站出来捍卫党的领导、捍卫社会主义制度？我相信，绝大多数党员、干部是能够做到的。

“颜色革命”是20世纪末以来美国等西方国家对其他国家民主输出、更迭政权、实现战略目标的重要手段。它不仅仅是政权的改朝换代，更是对一国政治制度进行重大改造和重塑，以此实现西方化、美国化。对中国而言，在经济下行压力增大、社会矛盾多样多发的情况下，西方敌对势力更是极力插手，利用由社会热点问题引发的各类群体性事件，从中挑起对立，激化矛盾，推动这些事件向组织化、政治化、暴力化方向发展，竭力策动“街头政治”。因此，我们要高度重视防范来自外部的“颜色革命”风险。

除此之外，我们还要警惕来自内部的风险，就是我们党面临的“四大危险”：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习近平总书记曾深刻指出，我们党作为世界第一大党，没有什么外力能够打倒我们，能够打倒我们的只有我们自己。那么，面对“四大危险”，我们必须不断加强党的自身建设。1945年7月，黄炎培到延安考察，称历朝历代都没有能跳出兴亡周期律。毛泽东表示：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由此留下了党史上著名的“窑洞对”。2021年11月11日，在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又一次提到了“窑洞对”：我们党历史这么长、规模这么大、执政这么久，如何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的窑洞里给出了第一个答案，这就是“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经过百年奋斗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新的实践，我们党又给出了第二个答案，这就是自我革命。让人民来监督政府，体现的是他律；我们刀刃向内，自我革命，体现的是自律。在我们党百年奋斗历程中，自我革命是一条重要经验，也是破解“历史周期率”，应对政治安全风险的一个重要方面。

（二）国土安全形势趋于复杂化

我国的国土安全，既有来自内部的民族分裂势力的压力，也有来自外部的特别是周边国家的压力。我国周边安全形势复杂，主要呈现以下三个特点。第一，邻国多。中国有14个陆上邻国，8个海上邻国，其中朝鲜和越南既是我国的陆上邻国，又是海上邻国。第二，与邻国的关系复杂。我们的邻国国家大小不一样，社会制度不一样，意识形态也不一样。第三，与周边国家存在诸多历史遗留问题，特别是陆上领土问题、海域争端问题等。这都给我们协调周边关系带来较大挑战。

在国际学界有这样一个观点：在国际竞争中，邻国越多，特别是接壤邻国越多就越不利。我们看美国的周边安全形势，东西两大洋，周边无强邻，是一种最理想的状态。而中国的周边安全形势就比较复杂，与邻国既有陆地接壤的，也有隔海相望的，而且历史遗留的领土、领海争端较多，部分国家处于美国遏制中国的第一岛链上，也使得我们捍卫国家领土、领海主权的压力增大。

（三）经济安全形势有忧无患

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要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从内部看，可能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风险点主要有：房地产泡沫风险、杠杆率过高风险、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互联网金融风险等。从外部看，新冠肺炎疫情、单边主义是外部环境中重大的不确定因素。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广泛深远，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权主义对世界和平与发展构成威胁。

在这一背景下，既要打好疫情阻击战又要打好经济保卫战，我们提出了“六稳”“六保”。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加剧，为稳住经济形势，中央提出“六稳”，即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其中，一头一尾的稳就业、稳预期是“稳”的目的，中间的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则是“稳”的手段。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中央又提出了“六保”，分别是：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保粮食能源安全、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保基层运转。那么，“六稳”“六保”是什么关系？“六保”是“六稳”的细化、是核心、是底线。也就是说，在疫情防控的非常时期，我们一定要守住底线，并在此基础上谋求更大发展。

2020年，中国GDP增长为2.2%，但也是全球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2021年，面对复杂国际环境、疫情和极端天气等多重挑战，我国国民经济持续恢复，GDP增长8.1%，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名列前茅。由此可见，正是中央对当前形势的科学、准确研判，制定出一系列应对经济安全风险的政策，稳住经济基本面，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四）社会安全：国内改革步入深水区，社会矛盾多发易发

改革步入深水区，社会风险和矛盾会导致一些社会热点问题，同时，“中等收入陷阱”也带来一系列安全风险。“中等收入陷阱”是很多发展中国家都会遇到的问题。那么，什么是“中等收入陷阱”？世界银行按照人均国民收入（GNI）标准，将世界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分为四种类型：低收入国家、中等收入国家、高收入国家，其中中等收入国家又划分为中低等收入国家、中高等收入国家。按照世界银行在2021年7月份公布的最新标准，人均GNI低于1046美元的经济体都属于低收入国家（或地区），凡是人均GNI在1046-4095美元的经济体都属于中低等收入国家（或地区），凡是人均GNI在4096-12695美元的经济体都属于中高等收入国家（或地区），凡是人均GNI高于12695美元的经济体，都属于高收入国家（或地区）。

“中等收入陷阱”会引发一些社会问题，很多国家深陷其中，难以自拔。这些社会问题主要表现在：经济增长回落或停滞、民主乱象、贫富分化、腐败多发、过度城市化、社会公共服务短缺、就业困难、社会动荡、信仰缺失、金融体系脆弱，巴西和阿根廷是典型的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研究发现，在1960年的101个中等收入经济体中，到2008年只有13个成为高收入经济体，而且这13个经济体大多是体量相对较小的国家，如日本、韩国，可见大部分经济体无法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我国2021年人均GNI为12441万美元，已处于中等偏上收入国家水平，正向高收入国家迈进。但是，我们不能机械地理解为只要跨过高收入国家门槛就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要知道，经济发展有一定周期性，在这个周期内会有波动。也就是说，要想真正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人均GNI不仅要高出高收入国家标准的20%，还要稳定持续一段时间，才能说真正成功跨越。

（五）网络信息安全问题日益突出

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带来了日益突出的信息安全问题。2013年斯诺登揭露的“棱镜门事件”以及随后引发的一系列美国监听丑闻，暴露了美国在网络上拥有的绝对霸权。一些西方国家通过网络信息战来威胁其他国家的政治安全，这里就体现出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其实是相互交织的。

中国是一个网络大国，更要成为网络强国。2022年2月发布的第49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1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突破10亿，达10.32亿，其中通过手机上网的网民占99.7%，足见我国网络规模之大。但再看一组数据，全球13台根域名服务器中9台被美国掌握，中国为0台。这说明我们在全球网络上没有话语权，是一个网络弱国，是网络攻击的主要受害国。2021年5月26日，国家互联网应急中心（CNCERT）编写的《2020年我国互联网网络安全态势综述》报告正式发布。报告数据显示，来自美国的网络攻击数量最多，且呈愈演愈烈之势。在木马和僵尸网络方面，2020年位于美国的1.9万余台木马或僵尸网络控制服务器，控制了中国境内446万余台主机。

网络安全已经成为我国面临的最复杂、最现实、最严峻的非传统安全问题之一。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互联网核心技术是我们最大的“命门”，核心技术受制于人是我们最大的隐患。因此，要掌握我国互联网发展的主动权，保障互联网安全、国家安全，必须突破互联网核心技术难题这个“命门”。否则，就好比在别人的墙基上砌房子，再大再漂亮也可能经不起风雨，甚至会不堪一击。

 

三、构建中国特色国家安全战略

当前，各种安全问题相互交织，面对风险挑战，我们要运用总体国家安全观，构建中国特色国家安全战略。

（一）前提：明确自身定位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握国际形势要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大局观、角色观”。“所谓正确角色观，就是不仅要冷静分析各种国际现象，而且要把自己摆进去，在我国同世界的关系中看问题，弄清楚在世界格局演变中我国的地位和作用，科学制定我国对外方针政策”。因此，我们构建中国特色国家安全战略，也要树立正确角色观，这是前提。

第一，历史发展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两个没有变”，即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

第二，经济定位：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虽然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2021年人均GDP达到1.25万美元，超过世界平均水平。但要清楚认识到，我们目前仍是中等收入国家，还未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而且距离发达国家的人均收入标准还有一定差距。

第三，政治定位：社会主义国家。我国是世界上少数坚持共产党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由此可见，我们在政治安全尤其是意识形态方面的风险、考验相较其他国家是更为巨大的。

第四，地缘政治定位：向世界大国迈进。随着我们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中国从有一定世界影响的东亚地区大国向世界大国迈进。

第五，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这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是中华民族根本利益所在。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我们有坚定的意志、充分的信心、足够的能力挫败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图谋，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实现祖国完全统一。

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要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应对中国面临的各种安全挑战和威胁，维护国家安全，并且需要内外兼修，统筹把握国内与国际问题，对内不断提升维护安全的能力，对外不断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二）中国特色国家安全战略的内容

构建中国特色国家安全战略，主要体现在以下七个方面。

第一，坚持党的领导，加强顶层设计，奉行底线思维。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本质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也是国家安全战略的最大特色。坚持党的领导，加强顶层设计，要充分发挥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作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于2013年11月12日决定成立，由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任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克强、张德江任副主席。这说明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是兼顾外交安全、国内安全的统领层级机构，更加注重顶层设计。

风风雨雨百年来，面对各种风险、考验和挑战，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始终是中国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2020年9月8日，在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抗疫斗争伟大实践再次证明，中国共产党所具有的无比坚强的领导力，是风雨来袭时中国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这一重要论断，既是对这次中国人民伟大抗疫实践的科学总结，也是对我们党百年历史的深刻总结，再次表明党的领导是做好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根本保证，也是战胜一切困难和风险的压舱石。

加强顶层设计，要正确评估我国发展内外部环境，对未来可能的安全威胁做出科学研判。从内部环境来讲，我国已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制度优势显著，治理效能提升，经济长期向好，物质基础雄厚，人力资源丰富，市场空间广阔，发展韧性强劲，社会大局稳定，继续发展具有多方面优势和条件。同时，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改革任务仍然艰巨，创新能力不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农业基础还不稳固，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生态环保任重道远，民生保障存在短板，社会治理还有弱项。从外部环境来讲，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深入人心。同时，国际环境日趋复杂，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加。这种不稳定性不确定性，主要表现在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权主义加剧，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变。

危机，就是在危险中孕育新的机会。因此，我们要正确认识“危”和“机”的辩证关系，要善于在危险中把握新的机遇。怎么把握？坚持党的领导，加强顶层设计，树立底线思维。我国古代重要兵书之一《司马法》说，“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平，忘战必危”。这段话是说，国家虽然强大，但总是对外发动战争，那最后一定会自取灭亡；天下虽然太平了，但如果忘记战争的危险，则国家也一定会陷入一种危险的状态。因此，我们要树立底线思维，居安思危，抓住和平发展的战略机遇期，提升维护国家安全的能力。

第二，完善国家安全制度体系。自总体国家安全观提出以来，我国出台了一系列法律法规。比如：2015年1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国家安全战略纲要》；2015年7月1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2017年6月27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情报法》；2017年9月1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核安全法》；2020年6月30日，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加上此前通过的《国家安全法》《反间谍法》《反恐怖主义法》等一系列重要法律，国家安全领域的法律制度框架日趋完善。

第三，处理好五对重要关系。一是安全和发展。既要善于运用发展成果夯实国家安全的实力基础，又要善于塑造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安全环境。安全与发展相辅相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动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前提都是国家安全、社会稳定。没有安全和稳定，一切都无从谈起。可见，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二是外部安全和内部安全。外部安全是条件，内部安全是根本。因此，面对各种风险挑战，我们要统筹考虑国家安全和国际安全。三是国土安全和国民安全。国土安全是基本任务，国民安全强调以人民为中心，是根本目的。四是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当今世界，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相互交织、相互融合、相互依赖、相互影响。很多国家安全要素，如国民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资源安全等，其本身就兼有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两个方面，是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的融合。五是自身安全和共同安全。“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中国在发展的同时也要为世界作出更大的贡献，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第四，加强国际安全合作。党的十九大指出，中国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不断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加强国际安全合作，一是要坚持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二是要推进军事、防务、执法等领域的务实合作；三是要引导国际安全领域的议题设置和产品供给。比如，中国警察与意大利警察在罗马展开联合警务巡逻，中老缅泰在湄公河进行联合巡逻执法行动。中国追求的是共同发展，我们既要让自己过得好，也要让别人过得好。我们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世界各国一起发展，不惹事也不怕事，宣示底线赢得世界尊敬，同时在政治包容的基础上促进不同制度模式交流互鉴。

第五，理性应对西方的意识形态攻势。意识形态安全与政治安全息息相关。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一个政权的瓦解往往是从思想领域开始的，政治动荡、政权更迭可能在一夜之间发生，但思想演化是个长期过程。思想防线被攻破了，其他防线也就很难守住。我们必须把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中，任何时候都不能旁落，否则就要犯无可挽回的历史性错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对加强宣传思想工作，加强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提出了一系列要求。

第六，处理好大国关系及周边关系。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军事安全的主要潜在威胁来自于大国，主要诱发因素是边海问题。处理好大国关系及周边关系对维护中国军事安全极为重要。

在处理大国与周边关系上，我们的一些原则底线是不能触碰的。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所指出的，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有一个共同信念，这就是：我们伟大祖国的每一寸领土都绝对不能也绝对不可能从中国分割出去！因此，在对外交往中，我们既协和万邦又坚守核心利益。比如，我们坚决反对韩国引入“萨德”系统，竭力促进朝鲜半岛和平，积极协调与印度、日本的关系。为稳定周边关系，我们展开一系列积极对话。比如，2018年4月27日至28日，国家主席习近平与印度总理莫迪在武汉东湖宾馆举行了非正式会晤。2018年10月26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2022年1月17日，第五届“中国—菲律宾马尼拉论坛”在线上举办，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发表题为《坚持中菲友好，共创美好未来》的视频致辞。2022年1月25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国同中亚五国建交三十周年视频峰会上发表题为《携手共命运一起向未来》的重要讲话。习近平主席强调，要携手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另外，在周边关系中，习近平主席曾用三个“好”字道出中俄两国间的邻里之道，即中俄两国是山水相连的好邻居、守望相助的好朋友、精诚协作的好伙伴。在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俄并肩前行是时代的需求。

第七，加强维护国家安全能力建设。国家安全是否能得到维护，最为根本的因素是自己的能力。国家安全能力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顶层设计能力、各领域安全战略与实施能力、各子系统之间的协调能力、各方面软硬实力、各领域安全体制机制的完善程度，以及国民的安全意识等诸多方面。在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下，各子系统之间的协调能力尤为重要。

（据宣讲家网站报告录音整理）   责任编辑：婧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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